胡耀邦传奇

沈阳老张

第一节　毛***的小老乡

　　1927年毛***领导秋收起义后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少年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的演讲，第一次见到毛***。

　　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县时文乡（现在的中和乡）人，从小聪明过人，会读书，在乡里的胡氏族小学读初小，后转到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胡耀邦与杨勇是同学但不同班，他们是姨表兄弟。胡耀邦的母亲与杨勇的母亲是姊妹，他俩从小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后来又追随毛***，一同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胡耀邦的性格较沉静，善思索，杨勇活跃好动，喜好在屋后山头玩占山打仗的游戏，而胡则喜好读书，成绩一直优于杨勇。

　　胡耀邦还是5岁孩童时，就已显示出他超群的聪慧。

　　胡耀邦的父亲是普通的农民，只是粗通一点文墨，对于这个第二个出生的男孩，没有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培养， 3岁就跟着哥哥上山打柴，分担家庭生活的艰辛。可是他不同一般孩子的记忆力，是他一个当私塾先生的堂叔父发现的。他一次注意到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能准确记忆下书中的生字，并且写出来。堂叔破格将5岁的胡耀邦收进他的“种桃树屋”发蒙（好比今天的学前预备班），并起字号“国光”，一年后，启蒙结束考试时，站起来只有别人肩膀高的胡耀邦却考了全班第一。

　　因为胡耀邦天资好，6岁就进入了小学读书。从此开始了严格的求学生涯。

　　胡耀邦10岁从初小毕业，他破格由胡家祠堂保送进了当地最高学府文家市立人高小部，这时正是1925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学校里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等课程，这对胡耀邦早早接受革命理论打下了基础。

　　当时他和他的表兄杨勇都在一个学校读书，积极跟随校长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年仅11岁，胡耀邦就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表现了他天才的组织能力和严格律己的品质。

　　1927年9月9日，毛***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了，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指挥下，由江西抵达浏阳，随后一、二、三团会师文家市，当晚，毛***在胡耀邦读书的学校里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在这里毛***提出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开始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学校的草坪上，1000多红军战士倾听了毛***的演讲，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墙头上，观看了这一有着历史意义的场面。

　　毛***气宇轩昂的演讲给年幼的胡耀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特别当毛***讲道“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碎大水缸”时，他仿佛汲取到一种力量。

　　毛***这番讲话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才12岁，红军不带他，那次他差点就跟着红军走了。

　　1929年冬天，刚满14岁的胡耀邦正式加人了祖国万岁。开始了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

　　15岁的他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尽管大家都叫他红小鬼。而他学涯时的“国光”名，渐渐被人们淡忘。

　　长征时期，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表扬了胡耀邦，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胡耀邦在浏阳县中学只读了一年、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黄公略率红军占领了浏阳城，学校停学。学生各自回家。胡耀邦与一个同学赶到正在被红军攻打的长沙，被一位堂叔碰见，这位堂叔见长沙战况紧张，第二天就把胡耀邦送回了浏阳。这是1930年夏天，浏阳的文乡是红军的根据地，乡里成立了

　　苏维埃政府。当时农村的中学生很少，胡耀邦有文化，苏维埃政府要他负责儿童团，他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乡苏堆埃召开的大会，由于乡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很多时候便由胡来讲话，他喜欢演讲，也讲得有声有色，感染力强。

　　随着局面的展开，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干部，就在特委所属的浏阳、茶陵等十一县选拔，由乡苏维埃政府选送。初露头角的胡耀邦被选派去湘东特委工作。途中几经波折。第一次他一人单行，走到江西芦溪一条河边，遭敌设防拦截而返回。第二次由特委派人护送才到达目的地。在湘东特委，胡耀邦从事少共工作，当过少共书记。湘东特委撤消后成立湘赣省，胡仍是负责少共工作，直到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纵队。

　　长征经过四川、贵州时，红军部队严重缺粮，派人四处筹粮。胡耀邦是所在部队筹粮的负责人，他待人热情，会讲话，会作群众工作，所在的团往往筹粮很多。在贵州一个彝族部落，胡耀邦想向部落头领筹集一些粮食，头领声称没有粮，胡在与头领谈话时，发现他的眼睛老盯着一个方向，便估计肯定有粮食，而且就藏在他盯着的地方。胡耀邦反复耐心地与头领作工作，终于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

　　粮食是部队长征中生死相关的大事。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毛***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的总结大会上，毛***表扬了胡耀邦，这是毛***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20多岁的干部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初中还没念完，14岁就参加了红军。前半生戎马倥偬，他善于自修，酷爱读书。他在马背上、战壕

　　里， 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1937年9月毛***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他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常要强记、背诵一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

　　胡耀邦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的书，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尼赫鲁的巨著《印度的发现》，兴奋地对客人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期就很有事业心。”

　　有一次胡耀邦说：“要读马、思、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 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1937年5月，胡耀邦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并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耀邦于1946年1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7月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 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8月，他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他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底，他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88年12月，胡耀邦在长沙深居简出，回忆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回忆毛***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1988年12月，湖南长沙九所，室外北风呼呼，大雪纷飞，松柏迎风斗雪，依然挺立。

　　室内温暖如春，繁花盛开。胡耀邦兴致勃勃回到家乡湖南，居住在九所一号楼。也许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故乡的情给了他喜悦和宽心，婉留住这位伟人一住就是二个多月。

　　两个来月，知道的人不太多。他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特别约请了和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袁学之、穰明德等人亲切交谈。他回忆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岁月，两眼闪灼着光芒。他说：人生过得真快，一晃眼过去了七十多年。回顾自己的过去也是广种乐趣，有些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他向老同志恳切地谈了自己对毛***的崇敬心情。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毛***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在延安，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毛***当时平易近人，倾听群众意见的精神令人叹服。有一次，毛主席到延安抗大召开一次座谈会。开会时，毛主席问：抗大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座谈会么？主持人回答，没有通知。毛主席立即布置说，快找几个支书来，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会上，我提出办好教育的三点意见，毛主席很赞赏，并采纳我的意见。毛主席说，应该发挥党支部的模范作用，抗大有几个支部，可以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可以从在座的支书中推选。仕总支书记，学要有一定的党总支书记，又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我当时25岁，还当上了十八集团军留守部组织部长。解放时，毛主席又把我从香港调到北京做

　　青年工作，以后，我又当上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感慨地说，我的成长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主席丰功盖世，万古长存。只是毛主席到了73岁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一向待人诚恳，胸无城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

　　1988年12月底，曾经饱经风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胡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正住在省委“九所”，离文联只有几分钟路。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胡耀邦就近在咫尺，想起他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努力，张扬不禁怦然心动。

　　12月30日深夜，他给他的恩人写了一封短信，请胡耀邦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告知他，是否收到了早先寄给胡耀邦的作品《金箔》一书；如果没有收到，他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 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往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推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

　　1989年1月4日下午， 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九所”。5日上午，便从“九所”打来电话，但张扬不在；夜里又来了电话，约6日下午去“九所”。

　　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他就在呈环状摆列的多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闭目小憩，女服务员为他沏来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吧？”

　　张扬睁开眼，站了起来。胡耀邦微笑着走了过去。胡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听说您病了？”张扬关切地问。

　　“感冒了……”胡耀邦回答得很轻松。

　　胡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劝他戒烟。彼此谈得亲切、随便，好像他们是经常会面的老朋友，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

　　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所以张扬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一面交谈，一面观察着胡耀邦。

　　他觉得胡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楚，思想活跃，待人诚恳，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胡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樵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胡耀邦告诉张扬，收到了他的《金箔》，还收到了王蒙、魏巍、朱仲丽等人的书。当听到社会风气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难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胡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而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张扬向胡耀邦伸出了右乎。一字一顿地说：

　　“请您相信：人民是爱您的！！”
      胡耀邦传奇--第二节　挂帅团中央



第二节　挂帅团中央

　　“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胡耀邦经常把周恩来的这句话说给身边的人听。胡耀邦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提出“背靠党委，面向青年”的口号，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从此以后，胡耀邦的一生就和青年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建国初期，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在没有直接可供借鉴的经验情况下，“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开辟了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

　　1952年，胡耀邦来到团中央主持工作，当时正值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前夕，但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刚刚三年，面对经济建设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没有直接可供借鉴的经验可循，所以，开展青年团工作的困难很大。

　　胡耀邦经过慎重思考，针对青年团工作

　　“战线长，配合多”的特点，果断提出了“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的工作指导思想，这一方面表现了一个青年干部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一种积极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

　　随后，胡耀邦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工作方针，统一了全团的认识，带领全团开始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工作。

　　他要求广大青年团干部，不要只关心本部门的工作，而要关心整个工作的全局，要认真领会和理解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遇到一些重要的问题，还要召开团中央全会，进行讨论，作出相应决议后，加以贯彻执行。这样，保证了党对团的领导，使团的工作紧紧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去进行。

　　在胡耀邦出色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青年团干部都自觉地去把握全局，了解青年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团的独立活动。

　　由于工作方针与措施得力，所以，在五六十年代，青年团的工作相当活跃，团的独立活动多种多样，成绩巨大：在工业战线，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青年团发动和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活动。极大激发了青年人的生产热情；在农业战线，为发展农业生产，配合党和政府提出的“开展移民恳荒”任务，青年团适时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志愿恳荒队”活动，既开垦了荒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在青年中倡导了一种“垦荒精神”和“向困难进军”的精神；在林业战线，青年团发动亿万青少年开展绿化祖国、植树造林活动，使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从而改善了生态环境，保持了水土；在文教科技战线，青年团则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和“向科学进军”的活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作出了贡献。

　　对此，在他逝世后，中共中央有如下评价：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 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很强的吸弓I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胡耀邦十分关注《中国青年报》，他领导《中国青年报》，既放手，又不丢手，既有强有力的领导，又无得手得脚之处。

　　在青年工作中，舆论引导与教育极为重要。

　　1952年秋，刚刚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向《中国青年报》的几个负责人谈起了办好团报的问题。

　　胡耀邦认为，团中央之所以要办《中国青年报》，就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运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

　　同时，他又指出，《中国青年报》区别于“党报和其他报纸之处，在于它具有青年特点，因此，今后应当使这个特点更加突出。”

　　如何办好团报？胡耀邦说，办报不像上课，也不像编杂志，而是必须提出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他认为对青年讲道理是很必要的，因为青年对于很多事情是非观念不明确，需要对他们比较系统地讲些道理。但最深刻、最能感动青年，影响青年的，还是具体的事例，这是办报注意的一个方面。

　　胡耀邦还谈及了加强报纸的战斗性问题。

　　他说，报纸是个号角，要吹着人们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宏亮，力量微弱，战斗性便不强，就不能很好地起引导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他指出，以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要有声音，有言论，采取每期有一篇社论。同时，要拿出好榜样，让青年学习，也要把坏人坏事公布出来，让青年不要学，并鞭策有这样那样错误和缺点的人改正。

　　胡耀邦走马上任之初，为什么主动过问《中国青年报》宣传工作？这是因为，“要把整个青年工作由为革命战争服务转到为建设祖国服务，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下功夫。”这一点，与他解决执政党条件下的青年工作的战略思想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他亲自掌握了这个武器，并在办好《中国青年报》的事情上，不遗余力。

　　他领导中国青年报，既放手，又不丢手。让人感到，既有强有力的领导，又无碍手碍脚之处。他的领导注意从青年学新闻理论到青年报纸业务（比如宣传重点、社论写作、新闻采访、版面安排、标题编制等）都悉心研究，提出真知灼见。

　　有时，他也直接指挥采访新闻。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贵宾一行已由北京去上海访问，他亲自写介绍信，拟定了问答题目，派总编辑连夜飞往上海采访。

　　在领导方法方面，他注重面对面的交流意见，亲自和编委会、总编辑、编辑、记者开座谈会，交流办好报纸的思想心得。从大家反映的情况和现实矛盾中，他再抽出题目，提笔示范，亲自作标题。

　　每次《中国青年报》记者会议，胡耀邦都要讲话，这样积累下来，报社特意印了一个小册子，用以指导报社的工作。

　　除了《中国青年报》，胡耀邦也非常重视其他机关报刊的建设，他经常召开不定期的务虚会，邀请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同志议论宣传工作。

　　胡耀邦认识到，这些团中央机关刊物的读者对象是青年人和青年团的干部，它们把中国祖国万岁的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迅速传达给各级团组织的干部和广大青年群众，作为青年团的喉舌，根据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向广大青年开展宣传与教育工作，勿庸置疑，是十分重要的。

　　与青年人交朋友，成为胡耀邦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常说：

　　“年轻人腼腆，你不主动去结交他，他才不会理你呢。”

　　“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是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提出的青年工作口号。这个口号不仅体现了青年团的性质，而且反映了青年团的工作特点和任务。

　　胡耀邦认为，青年团干部应当主动到群众中去，面向广大青年，开展团的工作，他常说，“年轻人腼腆，你不主动去结交他，他才不会理你呢。”因此，他要求团的干部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在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时，团中央机关有这样的制度：每一位书记要直接联系几个基层支部，作为了解情况的渠道和开展工作的试点。

　　他本人就曾深入北京大学，与中文系59级汉语专业团支部建立了联系。

　　五六十年代搞团的工作的人都记得，那个时候，北京团组织搞什么活动，胡耀邦几乎每请必到。有时候他连续二十几天泡在北京基层搞调研，倾听青年的心声。

　　与青年人交朋友，成为胡耀邦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天晚上，他叫来一位团干部，说：“走，到少年宫玩去。”于是，两个人从大甜水井团中央驻地步行走到少年宫大门，少先队员却把着大门不许进。他发表声明了：“让我们先进去看看，不动手，不吵闹。”这时，出来一位大同志，才认出是团中央的书记光临，喜笑颜开地带他俩进去了。

　　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广东，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满载大学生的车厢，和大学生们聊上了，彼此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了个把钟头，大家才知道交谈对手是团中央书记，一下欢叫起来。

　　胡耀邦身体不行，带动了从团中央到地方的团于部，改变了过去某些“面向党委，背对青年”的不正确作法。

　　IN＃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九大工作报告中总结道：密切联系青年群众，对于共青团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团的干部，每个共青团员，都必须关心青年，接近青年。一了解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青年团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要了解青年的特殊要求，从青年特点出发，开展各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

　　胡耀邦主持团中央期间，特别是50年代，将青年工作搞得十分活跃，成绩很大，直至今天许多团的干部仍然津津乐道，加以称赞。其中原因何在？关键是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基础上，按照青年的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和团员。

　　早在1953年，胡耀邦就指出：“在工作中不少干部不善于领导团员正确地发挥作用，不善于按照青年的特点，采用青年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方法来进行工作，不懂得青年团的作风应当是既严肃而又活泼，既反对轻浮而又反对沉闷枯燥，如果我们要求青年和要求成年老年一样，就一定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他认为，青年有旺盛的精力，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而且青年时期又是思想上矛盾最多的时期，少年没有出现的问题，他们已经出现，成年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解决。正因这样，青年团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要创造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去发挥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满足青年的各种进步要求，并且使青年干部在干的当中增长才能。总之，要开展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又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

　　胡耀邦深刻地认识到，青年团的独立活动能否适合青年的特点，这关系到独立活动的成败。因而，他带领团中央积极深入基层，了解青年的特殊要求，从青年特点出发，开展各种各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

　　青年思想活跃，好奇，喜欢翻新花样，团组织就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不断提出新口号，采取新形式，使得活动变化多样，生动活泼；青年求知欲强，当时的文化水平又低，团组织就协同有关部门建立各种技术夜校、技术培训站、文化补习班， 进行业余教育，帮助他们学习文化技术。仅1956年一年，在农村就有530万青年脱盲；青年朝气蓬勃，进取心和上进心强，团组织就在活动中通过可比性强的各种竞赛，通过宣传树立先进人物来激发青年的积极性。1955年，团中央召开“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由此在青年中掀起了”立功”‘的热潮。会前，各级团组织广泛发动；会议期间，内外结合，扩大影响。通过这一活动，极大鼓舞了全国青年的斗志，出现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性热潮。

　　胡耀邦在党的八大上说：我们还只解决了一个半问题，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工作的方法。

　　1956年，胡耀邦在党的人大上作了《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的发言。他说，回顾过去的八年，全国青年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就青年团的领导来说，我们还只解决了一个半问题。一个问题是指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青年团，半个问题是指我们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工作的方法。

　　胡耀邦认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了“青年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这一正确的建团路线，团的发展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团员的思想是进步的， 工作是有朝气的。他举例说，到1956年6月底，全国已有2000万团员，差不多占全国青年的百分之十七。因此，他认为，青年团已成为党的一支可靠的后备队，成为吸引全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巨大力量。“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并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完全符合广大青年愿望的。”

　　在肯定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胡耀邦也指出，我们才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进行工作的方法，在青年的独立活动中，仍然有不少问题和缺点：由于我们有些活动没有注意同有关部门多加商量，取得它们的支持，有时就和这些部门的步调不够一致；由于我们有时提出的要求过高过急，到了下面又层层附加任务，就使得某些；情不太行得通，甚至发生一些强迫现象；由于我们有时过分强调青年打先锋，“包下来”，就使得一部分青年过分劳累。使得青年和中老年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这些就是青年团工作中还没有解决的半个问题。

　　胡耀邦还指出，我们有些同志，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正视自己的缺点，这是不对的；另有一些同志，一听批评，不管对与不对，就赶紧“收兵回朝”，关门检讨，甚至得出这样一条“经验”’，叫做“少做工作，少犯错误”。这同样是错误的。

　　他强调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一样，都是我们党在过渡时期带有根本性的任务，而且是密切相关的任务。我们相信，全党一定会更好地关注我们这未来的一代，引导他们朝着最伟大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胡耀邦在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这一重要关头，及时总结了青年团工作的成绩与不足，提出了未解决的“半个问题”，为青年团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深人探索与研究青年团的工作方法，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在青年团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文革”开始后，许多青年蒙受冤屈，胡耀邦在精神上鼓励他们，告诫他们要经得起挫折。毛***同志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这样。

　　但是，青年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青年期的消极因素，他们思想较为单纯，缺少政治经验，往往经受不起困难与挫折的考验。

　　胡耀邦长期从事青年团工作，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加强锻炼，提高修养，经得起一切考验，不为困难所吓倒。

　　1963年，胡耀帮带职下放到湖南湘潭，担任地委书记，他来到响塘区南谷多公社视察，他看到公社年轻干部龚国仁的宿舍里贴着一副对联：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翱翔。胡耀邦问龚国仁：“你知道这两句的出处在哪里吗？你懂它的意思吗？”

　　龚国仁面带愧色：“我不知道，我是看了《湖南日报》上的，觉得有意思，才抄了下来。”

　　胡耀邦告诉他，这两句话出自《史记·陈涉世家》，并且说：“一个人要有志向，要树立远大的革命志向。这是鸿鹄之志。但是光有志向，没有实际行动，不能脚踏实地；也是不行的。作为基层干部。工作条件较差，工作比较辛苦，你要安心，要经受起磨炼；作为一个革命同志，更要经得起一切考验，要不为困难所吓倒，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下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接着，胡耀邦讲了一个故事：长征的时候，我们那个连指导员因为经不起考验，受不了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皮带的苦，就悲观失望，最后自杀了。

　　他告诉龚国仁，我们一切革命同志要不怕困难，不管东南西北风，一心一意往前冲。

　　接着，他对公社秘书说：“我跑了30多个公社，这些秘书都很年轻，确实不错，不过缺乏经验，应该加强锻炼，提高修养。”

　　“文革”开始后，许多青年蒙受冤屈。胡耀邦对于他们，总是极力安慰，鼓舞他们的士气，告诫他们要经受得起挫折。

　　1972年，一位叫武如春的同志，被怀疑受审查，他觉得很委屈，有些沉不住气，便去找同在干校劳动的胡耀邦。

　　胡耀邦安慰他说，不要因此泄气，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也不怕坐牢、杀头。

　　他还提笔写了《后汉书》里孔稚圭的一段话来勉励他：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

　　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这位青年人视为珍宝地将它收藏起来，并久久思考着坐冷板凳的话，心情惭惭开朗起来。后来，他的问题也查清了。

　　“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胡耀邦这一青年工作思想耐人寻味。现在，报纸上经常提到对于青少年要进行“挫折教育”，这岂不与“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有异曲同工之妙P

　　在“左”的风气盛行时，胡耀邦兴读书之风，他归结12个字：

　　“埋头钻研业务，抬头了望政治”。

　　1956年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在题为《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报告中就提出了青年人要读书学习的问题。

　　他分析说，当时我国青年大部分人还没有摆脱文盲状态，团中央要带领青年实实在在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使我国青年不单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而且还要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科学知识水平。他还特别指出，青年团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学习。

　　胡耀邦在报告中说，共青团应当担负起教育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扫除文盲的重任。

　　他认为，青年团的同志虽然有热情，工作积极，也听党的话，但年纪轻，锻炼少，经验缺乏，思想往往存在着片面性，这是青年工作中经常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熟悉同本行有关的科学知识，加强自己的学习。

　　他深刻指出，“我们还没有深刻了解，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革命胜利以后青年最迫切的要求。现在这一代青年，是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中坚力量，如果现在不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那时便要遇到极大的困难。”

　　站在这样一种高度，胡耀邦身体力行，大力在全团和广大青年中提倡读书学习之风。

　　大家常常看到他紧张地工作，不倦地学习，办公桌上放着书，从早到晚，手不释卷。

　　在他的影响下，团中央机关的同志，刻苦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1957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左” 的风气。胡耀邦Z一次讲话中说，有人说现在许多青年埋头钻研业务，不间政治。我说这句话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一般地批判。现在国内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更长的时期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自然科学，需要钻研业务。怎么办呢？他风趣地归结两句话，12个字：“埋头钻研业务，抬头了望政治。”他又说，这样做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1959年，他针对读书之风被反掉的情况，在一次讲话中说，从1956年起，读书之风兴了一下，但有缺点。如目的有问题，方法不对，没同实际结合，要求过高。这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的问题，提倡读书之风是正确的，后来一反，就连缺点带读书之风都给反掉了，必须再来大兴读书之风。

　　关于读书学习，有一次他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书1万字。 整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传奇--第三节　史转折的前夜



第三节　史转折的前夜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把胡耀邦一次又一次地硬拽到批斗台上坐“喷气式”。“小将”们厉声责问：“你和刘、邓是怎样往来的？”胡耀邦答道：“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胡耀邦当众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

　　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不过林彪怕水。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胡耀邦也重新“出山”，不料不到一年又“反击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又被“揪”了出来。

　　“四人帮”倒台，胡耀邦要时选宁告诉他父亲叶剑英：“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象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祖国万岁修正主义”的黑牌，游街批斗，并对胡耀邦说：“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胡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思想相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祖国万岁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浆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胡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充军到河南的胡耀邦，被军代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反分子”。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胡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于，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朦，雨声渐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胡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历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兼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一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河、《成都晚报》总编辑陈伯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踞《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胡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邦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2年4月， 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

　　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覆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胡耀邦敢于当众嘲笑林彪：

　　“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怀坦白，大义凛然坚持与林彪。

　　江青两个祖国万岁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 1966年8月3l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可那天晚上，胡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胡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汪东兴找他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曾对人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在l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lop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对林彪的问题有所察觉。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想到林彪会反党叛国，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同时对别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条意见，说：‘洪湖苏共没有中央委员’。二是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发迹之时，就对此有所觉察。他曾对林彪鼓吹的许多唯心主义、实用主义谬论表示过轻蔑与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说时，胡耀邦就敢于当众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导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怀疑”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审期间。 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l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批木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胡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宁著作，指着一段划红杠的地方——

　　“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的危机之一。”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多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象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你想用什么。他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

　　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胡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

　　随邓小平复出，胡耀邦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随着邓小平再次下台，胡耀邦也再次受到冲击。

　　l974年邓小平复出， 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l957年3月， 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胡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了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胡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胡耀邦认为知识分

　　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l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人学人托难）、票子（工资大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啥》的正确论断。   

大连红箭

胡耀邦传奇，学习。 感谢版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