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高丽王朝实纪

沈阳老张

高丽王朝（西元918-1392年）是中世纪东亚一个重要的政权，可以说是首次实现朝鲜半岛民族与文化彻底融合统一的朝代。高丽王朝的文化元素，在现代朝鲜半岛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其象征意义更大大影响着现代朝鲜民族的思维。今天韩国国名的英文“Korea”，正是“高丽”的音译。



上篇 王朝的宿命



高句丽、高丽
——太祖开国的历史定位


西元9世纪，千年古国新罗王朝政散人离、日趋没落，终于在世纪的末年重新陷入三国鼎立的状态，史称“后三国时代”。

在统一的新罗王朝之前，朝鲜半岛存在着三个分庭抗礼的国家，称为高句丽、百济、新罗——新罗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唐朝次第蚕食高句丽与百济的国土，在高句丽与百济灭亡之后，新罗成为半岛上唯一一个统一国家。

然而，统一只维持了一百多年。之后，不满新罗王朝统治的群雄纷纷揭竿而起，消亡的高句丽、百济亦趁此机会借尸还魂。

率先复兴的是“后百济”。农民出身的甄萱以百济王国的故地完山州（即今全州）为据点，声称为百济王室报仇雪耻，建立了后百济。以复兴百济为口号，甄萱的部队声势大振，甚至一度攻入新罗的首都、杀死了国君景哀王。

另一位豪杰也热衷于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在新罗内部权术争斗中失败的新罗王子弓裔，则在松岳（即今开城）打着“后高句丽”的旗号，发起对故国新罗的疯狂报复。这兴许只是他一时冲动使之然。不久之后，弓裔就将后高句丽的国号改成“震摩”，随后又改成“泰封”。不过他对新罗人的极端仇恨却丝毫没有改变。（《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于是，各人为着发泄世间的大不平，纷纷打着“消灭新罗、恢复故国”的大义名分，在朝鲜半岛上斗个你死我活。

然而沸腾的热血与杀戮的快感无益于构筑万世基业。弓裔虽然建立了霸业，可是他的性格暴虐古怪。他对自己在新罗遭受的耻辱耿耿于怀，为此他对新罗人实施灭绝种族的政策。虽无菩萨心肠，但是弓裔却喜欢自称弥勒佛，终日神经兮兮、沉迷于各种迷信仪式。他肆意屠杀部下甚至妻子儿女，一时间人心惶惶。

于是，更具政治抱负和战略眼光的部将王建将之推翻。

王建出身于松岳的海上商人家庭，因为家族与个人的声望而被弓裔任命为松岳的守将，并统领水军。此后，王建屡立战功，受到弓裔的赏识，官居百僚之首。（《高丽史?卷第一》）

王建并非一般武夫可比，他对形势具有高瞻远瞩的见解。在夺得权柄之后，他一边谋划着一统半岛的事业，一边巧妙处理涉及立国方略的原则问题。面对势力强大的后百济，王建采取步步为营的谨慎对策，而对新罗小朝廷则报以忠顺的拥戴者姿态、暗地里却不忘不断施加压力。

最后，机会终于来临。苟延残喘的新罗朝廷终于不得不向王建出降，接着后百济发生王位争夺的内乱。后百济王子神剑发动政变，软禁父亲甄萱而自立。甄萱九死一生逃出重围，被迫接受王建的保护。在甄萱的引导下，以新罗正统继承者自居的王建发兵攻灭后百济，后三国时代再度归于一统。

收拾三国的混乱局面之后，王建自命为高句丽的正统化身，因而代替新罗王朝获得合法的理由。追本溯源，高句丽王室出自夫余国王族，而百济王室则出自高句丽王族。考虑到这种千丝万缕的高贵血统，古代朝鲜民族对高句丽的执著可想而知。然而对于自身无缘于高句丽王族血统的王建而言，退而求其次采取“精神继承”，亦不失为巩固其支配权象征的有效方式。而这种自后三国时代以来“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一直延续到高丽王朝的灭亡之日，由此在政治、外交产生的种种深远影响，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世系

第一代、高丽太祖应运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圣大王 王建（西元918-943年在位）

豪族的骚动
——惠宗、定宗、光宗、成宗历代的王权


王氏之所以可以统一半岛，依靠的是豪族们的力量。

自新罗末年中央失权，地方上的豪杰自筑城寨统治地方。在高丽统一半岛之前，王建在其霸主的道路上得到其他豪族的支持。没有这些经济、军事实力雄厚的豪族的支持，单凭王建的韬略不足以成就他的功业。在平定各国之后，王建继续笼络新旧豪族，极力统合地方色彩浓厚的大小豪族势力。据说王建的后宫嫔妃在二十九人以上，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于各豪族的家庭。王建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王建收服地方豪族的构思只在当代产生效果，却无力为后世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与豪族联姻的结果，大量权门外戚产生。类似势力的崛起，围绕王位争夺的争斗随之而来，王建一旦死亡，这些潜在矛盾再也无人能够驾驭。“王规之乱”即是典型的事件。王规是两朝外戚，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王建，另外还有一女嫁给了王建的儿子惠宗王武。即便如此，王规对自己的权势还不满足，他意图将自己的外孙、王建的儿子广州院君扶立为国王。为达到目的，王规屡次派杀手试图暗杀惠宗，但是均被惠宗察觉。时刻防备暗害的惠宗惶惶不可终日，在位不过两年便不明不白地死去。

之后惠宗的弟弟定宗继位，王规的威胁仍然存在，可见权门豪族势力的强大。定宗乃借助王姓宗亲的力量，依靠京外的军力一举铲平王规的势力。松岳世族的势力让定宗不寒而栗，在王规之乱后，定宗立即以风水地理为借口、意图将都城迁移到西京平壤。（《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实际上松岳已经被豪强世族所占据，其势力盘根错节伸延到全国各地。因此定宗并未能逃脱豪族的控制，在位的第四年，定宗也步了他哥哥的后尘、在松岳死亡。

此时距离太祖王建开国时代不足十年，而高丽王室却陷入动荡的险境之中，两代国王为强臣所*纵、王权大受威胁。强化王权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这项历史性重任落在第四代国王光宗肩上。

光宗上台，对豪族的残酷整肃开始。但是暴力手段纵然能起一时的威慑作用，却无法令朝廷达至长治久安。为了彻底消弭威胁王权的不安定因素，光宗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根本的措施。

当时一位名叫双冀的中国人，为光宗带来了重要的启发。双冀的建议并无什么可圈可点的特别之处，他只是将祖国的中央集权模式引入新生的高丽。其理论的基础，则是引入科举制度。科举即选拔官吏的考试，虽然高丽的科举面向的人群比中国要窄，只局限于贵族与“良人”，但是表面公平的考试制度，起码起到打破豪族垄断仕途的作用。

双冀打压豪族、抬高王室的方针不断被延伸到各个领域。在官僚制度方面，光宗申明了等级制度的严肃性，制定了百官官服的样式，从名分上杜绝豪族任意践踏等级制度的机会。为抬高王室的威严，光宗甚至自命为皇，都城被称为“皇都”，君主的命令称为“诏”，并建立了“光德”与“峻丰”的年号，三省六部的僚属名号也一遵皇帝朝廷的规范，几乎全盘与中原皇帝看齐。（《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光宗的施政可以用独裁与镇压来概括，而他巩固王权的改革仅仅是个开端。

继光宗之后，他的侄子成宗将改革深化。在成宗时代，一改光宗朝的暴戾，转而引入儒学治国。在当时的大儒崔承老主导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制加强了集权倾向，流官被任命到全国各地，豪族的气焰大减。

然而，高丽王朝的性质注定改革只能停留在某处瓶颈而止步不前。成宗在建立地方官吏制度的同时，不忘将地方豪族的子弟吸纳到中央——名为集中培养，实为索取人质。这批豪族人质在京城经过朝廷的培养，又形成新的贵族。这些贵族以其出生地为背景，形成新的贵族政治。另一方面，虽然王室极力抑制京内外的权门兼并土地，然而事实上兼并行为越演越烈。王室巩固王权的政策进行到这里，只能与豪门世族达成妥协。权门受到一时的打压之后，不久又再度抬头。以豪族势力为政治基础的高丽王朝，始终无法将豪族压制下去。

世系

第二代 高丽惠宗义恭大王 王武（西元944-945年在位）
第三代 高丽定宗文明大王 王尧（西元946-949年在位）
第四代 高丽光宗大成大王 王昭（西元950- 975年在位）
第五代 高丽景宗献和大王 王伷（西元976 -981年在位）
第六代 高丽成宗文懿大王 王治（西元982-997年在位）

北面的疾风
——穆宗、显宗以来与游牧民族的和战


中国宋、辽（契丹）对峙时期，高丽周边的形势不断变化。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灭亡渤海国之后，高丽与契丹的边境接壤。不过以高句丽继承者自居的高丽王朝，对占据高句丽旧地的契丹颇有不屑，称之为“无道之国”，甚至凌辱契丹修好的使臣、拒绝与之交好。后来，契丹为全力攻击宋朝，而试图制服高丽。西元993年，契丹大将萧逊宁首次率八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略高丽的西北边境。（《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契丹第一次入侵有惊无险地渡过，但是高丽权贵之间却爆发内斗。康兆发动了宫廷政变，弑害了穆宗，拥立显宗。以此事为导火索，辽圣宗借口讨伐乱臣贼子、亲自率军四十万侵入高丽，占领松岳。

显宗出逃求和，于是辽军以国王亲朝为条件撤军。不过，显宗并未兑现承诺、拒绝朝见辽国皇帝，并且拒绝让出鸭绿江东岸的六州土地。为此，辽军十万再度大举入侵。

此时，高丽朝廷出现和战的争议。主和派主张依照辽国的要求割让土地，以此换取和平。而姜邯赞等主战派则坚持武力抵抗，并在龟州战役中获得胜利。据记载，十万契丹大军在龟州折戟，只剩下数千人得以回国。（《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　朱寰）

契丹的入侵到此为止。事后，心有余悸的高丽在北部边境修筑了千里长城，以防范契丹军。

显宗年间的边患不独契丹入侵，女真也逐渐由疥癣之疾、发展成心腹之患。

在中古时代，女真族散布在长白山附近与鸭绿江江东的日本海西岸地带。朝鲜半岛的东北角一带，当时是女真长白山部的聚居地。据《金史》记载，金国完颜皇室的始祖，也是来自于此地。女真族聚居地距离高丽的西京平壤不远。自西元十世纪以来，作为游牧狩猎民族的女真部落屡屡劫掠高丽的东海岸，俘虏高丽人为奴隶。到了西元十一世纪，女真族的社会面貌进入全新的局面，这种情况无疑引起高丽朝廷的警觉。

显宗初年，为对付日益崛起的女真，高丽大将尹瓘领兵十七万扫荡女真聚落，占领了东北边境附近的咸兴一带，为永久占据计，还设置了九座城垒驻兵防守。不过，后来尹瓘在朝廷中失势，他开拓的边疆显得可有可无，被朝廷慷慨地赐予女真，以换取女真部族定期的朝贡。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高丽朝廷与辽国、女真部落保持大致的和平。高丽被迫臣附辽国，但是仍然不愿断绝与宋朝的臣贡关系。而女真部落未能凝聚成统一的力量，而尊高丽为上国。高丽与女真进行边境的交易，有时也对女真归化者采取抚育的政策。东北亚诸势力的状况一直持续，直到后来满洲的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建立金国为止。纵观历史，朝鲜半岛无法避免与游牧民族的接触，而显宗时代高丽朝廷对北方边境的经略，对现代朝鲜半岛南北的版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世系

第七代、高丽穆宗宣让大王 王诵（西元998-1009年在位）
第八代、高丽显宗元文大王 王询（西元1010-1031年在位）
第九代、高丽德宗敬康大王 王钦（西元1032-1034年在位）
第十代、高丽靖宗容惠大王 王亨（西元1035-1046年在位）
第十一代、高丽文宗仁孝大王 王徽/绪（西元1047-1083年在位）
第十二代、高丽顺宗宣惠大王 王勋（西元1083年在位）
第十三代、高丽宣宗思孝大王 王运/蒸/祈（西元1084-1094年在位）
第十四代、高丽献宗恭殇大王 王昱（西元1095年在位）
第十五代、高丽肃宗明孝大王 王颙/熙（西元1095-1105年在位）

不甘寂寞的和尚
——仁宗朝的乱局


在高丽太祖王建心中，王氏之所以能够夺取江山，少不了佛祖的保佑。

王建崇信佛教，这应该与其家庭背景有关。传说，曾有有一位高僧道诜对王建的父亲透露：王氏宅邸是风水宝地，将来必出圣人。这位和尚进一步建议，将来如果生育男孩，应该将他命名为“建”。王建的父亲对此深信不疑、一一照办，从此家运兴旺。附会之说不足采信，不过由此可知，王建有崇信佛教的家庭传统。

而当王建君临一方之后，这种对神佛的敬畏之心不再只是个人信仰。王建为祈求王氏宗庙社稷的安泰，任用僧侣为国师、积极支持各种佛教活动。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开始对国家政治产生莫大的影响：王室施舍土地与奴婢给寺社，上层僧侣得以过问国家政务。国家对佛教过分的推崇在后来终于显露其恶果，寺社卷入世俗的纷乱中，经营高利贷、私养僧兵参与政治斗争也成了寺院僧侣的重要业务之一。由于佛教势力过于庞大，高丽王朝的文化由始至终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由于佛教的兴起，高级僧侣步入政坛。在某些场合，他们已经与权门豪族没有分别，而且与权贵们相互抗争。

高丽第十七代国王仁宗宠信僧侣妙清，妙清的权势很大，有的说法认为这是他使用旁门左道趋炎附势的结果。当时，松岳贵族李资谦势力坐大，对王室形成极大的威胁。

李资谦出身于仁州李氏家族，是世代的外戚。他的门阀以外戚的身份把持朝政。而李资谦本人既是仁宗的外公又是他的岳父，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睿宗，另外还有一位女儿嫁给了仁宗。因为这样显赫的身份，李资谦垄断了大权，在朝廷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比拟。

李资谦不但拥有崇高的爵禄，并且有武将为后援。武将拓俊京作为李资谦门阀的人物，是李资谦的坚强后盾。因为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资谦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甚至认为“十八子（李）为王”，企图废黜仁宗自立。仁宗不甘坐以待毙，暗中与近臣密谋铲除李资谦，但是遭到拓俊京的武力镇压，仁宗本人也被幽禁。李资谦与拓俊京之间本身存有矛盾，在以下克上的风潮中，李资谦也被拓俊京所推翻。（《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李资谦的暴政被意外地粉碎，遏制贵族巩固王权又重新成为政坛上的潮流。和尚妙清，就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

当时人们对松岳贵族的所作所为极度不满，朝野的有识之士要求革新朝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妙清因应世俗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认为，若要革新朝廷政治，必须彻底脱离松岳权门的影响。因此，头等要务乃是将京城迁移到西京平壤。这是老生常谈，不过倒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平壤是高丽王朝的陪都，其政治建制与松岳几乎无异。每当松岳贵族气焰高涨之际，高丽王室总是试图将重心转移到西京平壤、以消弭松岳贵族政治的影响。由于陪都制度的建制，平壤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常常与松岳贵族针锋相对。

大概与其宗教背景有关，妙清将自己的政见作宗教的形式解释。他声称松岳的地德已经衰败，因此影响高丽的国运，而西京平壤的地德兴旺，迁都才能使国家复兴。妙清是高僧，他的说法受到仁宗的赞同。但是，朝中也不乏反对其主张者。一位儒家大学问家、编撰《三国史记》的金富轼即为妙清的主要反对者。在反对者看来，妙清的佛教背景固然是儒家信奉者们所非议，而妙清作为平壤人，与留守平壤的西京派政治势力过从甚密，更加让人揣测他的主张有不纯的动机。

反对的声浪很大，眼看自己的主张无法实现，妙清铤而走险、采取武力夺取政权的方式。一介僧侣居然可以动员兵力与朝廷抗衡，由此可见高丽时代寺院势力的庞大。虽然起事极其仓猝，但妙清不忘以拥立仁宗为名分。他在平壤建造了宫殿、使用“天开”的年号，准备将仁宗迎入之后登基称帝。

由于计划太过草率，妙清手上没有任何可以凭恃的招牌，虽然起事部队冠以“天遣忠义”的军号，不过这场军事行动随即被松岳贵族们定义为“叛乱”。话虽如此，金富轼率领的官军还是花费一年的时间才将妙清的部队荡平，再次证明高丽时代的佛教势力确实不容小觑。（《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造反不成的妙清和尚被称为“妖僧”。在高丽王朝因为政治风波而蒙受污名的不止妙清一人，然而寺院势力压榨庶民、插手政治的行为，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世系

第十六代、高丽睿宗文孝大王 王俣（西元1106年-1122年在位）
第十七代、高丽仁宗恭孝大王 王楷/构（西元1123-1146年在位）

中篇 武人天下



武臣之乱
——毅宗、明宗时代的武将风云录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东亚诸国君臣关系的经典总结，高丽王朝亦未能免俗。在干戈相寻的高丽初年，武将与文官的地位差别不大。但是后来承平日久，文治的倾向日益明显。

这一点，从观察高丽官僚制度的沿革就可以一目了然。与同时代许多中国周边政权一样，高丽王朝的官制为唐式的三省六部结构之下的文武官吏编制。太祖王建开国之初，为了打破新罗王朝只以血统贵贱任免官吏的骨品制，不分文武起用豪族中的人才。到景宗时代随着新土地分配制度的颁定，文武两班的分流才最终确立。在朝廷上，君主南面而坐，面向君主立于殿东的文臣称为“东班”，而立于殿西的武臣则称为“西班”。虽然表面上文臣武臣平起平坐，但是实际上两班的地位并不平等。高级文官主持的最高决议机关，称为“都堂会议”，而武臣也有其独立的决议机关，称为“重房”。重房的长官为上将军、大将军，但是权力却远远不如文臣的都堂。（《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随着王权旁落、松岳门阀贵族势力的增长，文臣身份的门阀贵族们日益骄奢。文臣鄙视武将不懂政治，并且还越厨代庖地代理武将的职责。在平定妙清之乱时，文臣巨头金富轼越过职业军人，亲自指挥军队对垒叛乱军。而无所事事的武人们，只能从事守卫文臣或宴会中表演武艺之类低三下四的工作。

更加令武臣们无法忍受的是文臣对武臣的人格侮辱。武臣犹如宠物一般被文臣们玩弄，然而国王毅宗居然不加制止。曾经发生过武臣被文臣烧掉胡子的事情，文官以此类恶作剧取乐，之后还屡见不鲜。

毅宗二十四年（西元1170年），文官针对武臣的又一次恶作剧终于令武人们忍无可忍。毅宗与文臣们饮酒取乐，命令武将们上前表演武术。事实上，毅宗对武将的不满情绪略有所闻，于是想趁此机会奖赏表演的武将、以安抚武人的情绪。不过事与愿违。一位官居重房次官的大将军因为年事已高，在搏击中体力不支而屡屡堕地。文臣们戏谑不止，一位年轻的文官甚至带着醉意，上前一个耳光将老将军打落台阶，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在场目睹文官贱待武将的将军郑仲夫，无法忍受这般奇耻大辱，当天晚上就一举发动兵变、控制住局势。在兵变中，杀红了眼的郑仲夫将身着文官服饰的文臣们、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诛杀。与文臣们沉湎于宴乐毅宗，也被武臣们流放到海岛，武臣们转而拥立毅宗的弟弟明宗为王。

之后，曾经有多次拥立毅宗复辟的运动，可是都以失败告终。一次处决复辟者时，受刑者呐喊“所有文官都是共谋！”，结果连累幸存的文臣们再遭杀身之祸。文臣几乎被杀戮干净，政权完全掌握在武臣的手中。

武臣推翻文臣的风潮，同时也引发武臣内部的夺权之争。武将之间不断发生谋杀事件，掌权的武将如走马灯一样变幻。最后，靠屠杀同僚坐拥权柄的郑仲夫没几年又被其手下庆大升谋害。庆大升终日畏惧同样的下场也降临到自己身上，于是招募了一百名士兵建立“都房”，作为自己的私人保镖。（《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庆大升忧惧成疾，没掌权几年就病死。在他死后，局势又再混乱。武人之间的厮杀又持续了十多年，最后终于被脱颖而出的崔忠献所弭平。时为西元1196年。

武臣之乱实际上是武人试图扭转身份地位与命运的斗争，武人们开创了下尅上的风潮。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全国受压迫的阶层趁着旧统治者威信扫地之际、纷纷仿效武人的做法揭竿而起。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亡伊、亡所伊两个贱民发动的解放运动，以及僧侣金沙弥与孝心主导的叛乱。

武臣之乱，看似文武官僚积怨的结果，实则却是先代各种内外矛盾的爆发。虽然高丽门阀贵族滋长，却难掩其虚弱本质；同时，武人部队的力量因为与契丹、女真征战的需要而被得到加强，然而社会地位却不见提高。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上层社会的分裂进而导致文人政权被武人推翻，是早晚会实现的事情。

世系

第十八代、高丽毅宗庄孝大王 王晛/徹（西元1147-1170年在位）
第十九代、高丽明宗光孝大王 王皓/昕（西元1171-1197年在位）

崔家的都房
——摆布神宗、熙宗、康宗的崔忠献


崔忠献通过谋杀掌权的武将，为二十多年的武将混战画上句号，从而奠定了崔氏武人政权的基础。

崔忠献为巩固自身的权力，大开杀戒诛除异己，对敢于抗命的人绝不手软。他心狠手辣、忠诚于自己建立起来的权力，为此甚至不惜杀害亲弟崔忠粹。与此同时，崔忠献注意到寺院武装力量对自己的威胁。寺院势力与王室紧密结合，许多僧侣都是王子出身，以寺院为倚靠干预政治。崔忠献干脆将此类政教合一的人物全部驱逐，以防寺院势力威胁崔氏专权。

把所有敌对势力斩除之后，崔忠献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独裁政治，其权力之大，乃至于可以随意决定国王的废立。

崔忠献稳住了阵脚之后，立即废黜了明宗，改而拥立神宗即位。神宗在崔忠献的翼卵之下比较安分，这位国君在位六年，和崔忠献几乎没有冲突。崔忠献日益擅作威福，任意任免官职甚至杀害不合己意的同僚。

这类坏事做得太多，崔忠献开始担心招来受害者的报复。为防不测，崔忠献从军队、农民、商人中选拔孔武有力者，组成私人卫队“都房”轮番守卫他的宅邸，人数达数千之众。如此崔氏一门还是觉得安全感不足，又另外组织了名为“马别抄”的骑兵部队。崔忠献出行时，这些堪比王家禁卫军的随从浩浩荡荡跟随左右，场面恍如军队出征。（《高丽史节要?卷之十四》）

崔氏拥有为数众多的田庄与奴婢，庞大的经济基础供养着维护崔氏权势的私人军队。因此，崔氏政权的安全根本不需要假借他人之手，崔家在国内几乎无人可以与之匹敌。从此时开始，崔氏只手遮天、控制朝政长达六十年，都房的军事支持作用十分重要。

崔氏有架空王权的条件，王室只需作为号令天下的象征存在，国政一律由崔氏一族代理。早在神宗时代，包揽六部清要之职的崔忠献已经为每日前往衙门视事而不耐烦，他干脆与党羽在私邸中处理政务，最后仅仅将处理完毕的公文传达公家作象征性确认。

这种传统一路沿袭，并最终由崔忠献的儿子崔瑀将之实质化、从朝廷职能部门分离出专门处理国政的“政房”。设置在崔家私邸的政房，意味着武人政权的最终形成，王室的势力萎缩到最低点、最终与权柄隔离。这是因为，政房的重点在于对人事权的控制，从而使朝廷成为崔氏私人参政的场所。

武人政权的最高政厅为“教定都监”，其崔氏首领以“教定别监”的身份掌管高丽全国的庶政。在教定都监之下，政房执掌人事诠选、文人组成的书房充当顾问机构，而都房则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着崔氏行政机关的运作。（《东亚史?第八章》，杨军　张乃和）

继承神宗王位的是他的长子熙宗，这位国君不像父王一样臣服于崔氏的强权，而是千方百计想恢复失落的王权。他的行为无疑是飞蛾扑火，同时让世人明白到崔氏的力量。在熙宗继位的第七年，崔忠献被召入宫中，内侍将他的侍从引开、召僧兵追杀崔忠献。当崔忠献逃到熙宗殿前乞救时，熙宗居然关上窗户置之不理。崔忠献命不该绝，他的都房私兵及时赶到、平息了骚乱。而此时熙宗也在劫难逃，被恼羞成怒的崔忠献流放海岛、另外拥立废王明宗的长子康宗为王，然而康宗在位不足两年即病死。（《高丽史节要?卷之十四》）

国君换了五代，崔氏家门却依然四平八稳，崔忠献最后安然地得以善终。而他后世三代子孙，则继续强化崔氏的政治与军事机关，稳稳地压制住文臣与王室。国内的反对者始终对强大的崔氏专制独裁束手无策，最终导致崔家倒台的是纵横欧亚大陆的世界征服者——蒙古帝国。

世系

第二十代、高丽神宗靖孝大王 王晫/旼（西元1198-1204年在位）
第二十一代、高丽熙宗成孝大王 王韺/惪（西元1204-1211年在位）
第二十二代、高丽康宗元孝大王 王祦（西元1212-1213年在位）

政权的回归
——高宗、元宗的反扑


崔氏的专制用人唯亲，异己人士的境况十分压抑。崔家四代包揽朝政的时代，历史上常常出现崔家首领肆意杀戮、流放高层武将的记录。在崔氏执政中期，崔家的私家军事势力更趋庞大，以“夜别抄”为名目的私兵队伍登场。在极权的军事统治下，王室、文臣与武臣动弹不得。

王室、文臣无法反抗，但是他们与崔氏武人政权的矛盾依然存在。他们始终想方设法试图推翻崔氏的世袭专制。此时，外部的力量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席卷世界的征服者蒙古帝国兴起，高丽王朝面临比契丹、女真更加可怕的对手。

高丽与蒙古的最初接触，并非武装冲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之后，其势力逐渐南移，金国则丢失了北部的领土、被迫步步南撤。金国的势力撤出之后，过去受到女真人压制的契丹人纷纷趁机复国。这其中的部分契丹政权不肯臣服于蒙古帝国，遭到蒙古军的攻击而逃入高丽境内。

高丽的武人政权无力驱逐这帮不速之客，最后依靠蒙古军队的帮助，才得以将契丹人一举平定。此后，蒙古与高丽遂结下不解之缘，蒙古人认为有恩于高丽，要求高丽进贡称臣。高丽与蒙古之间的裂痕由此产生。（《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　朱寰）

在蒙古势力尚未在东亚全面勃兴之际，高丽还得以用进贡方物等敷衍性手段维持双方的关系。但是当蒙古的势力深入华北、确定征服中国全土的方针之后，蒙古对于高丽若即若离的态度大感不满。于是在高宗十八年（西元1231年）就发生了第一次蒙古入侵事件。

蒙古军在撒礼塔的指挥下侵入高丽，在龟州遭遇高丽将领朴犀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并没有恋战，而是绕道进攻松岳，最后迫使高丽朝廷乞和。蒙古军队留下监守官达鲁花赤之后，才解散了包围撤回。

崔氏虽然迫于形势与蒙古媾和，但是内心对蒙古有着强烈的抗拒感。在此后，掌握大权的崔氏杀死蒙古设置的达鲁花赤、将王室迁移到江华岛，同时命令半岛陆地上的居民坚壁清野、准备作长期的抵抗。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崔氏的抵抗决心，面对前后六、七次蒙古大举入侵，小岛江华居然巍然不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江华岛是海岸一个小岛，与半岛隔着狭窄的海峡。不谙水性的蒙古军队，往往在横扫半岛上的城池之后在此望洋兴叹、裹足不前。崔氏首领深知蒙古军的弱项，因此在岛上安营扎寨、大兴土木，其专横政治与奢华生活几乎与陆上无异。

但是蒙古的屡次入侵在暗中助长着国内反对势力。一方面，民间由于战乱而惨遭蹂躏，百姓遭受蒙古军队的掳掠与崔氏集团的掠夺而穷困潦倒，农民对崔氏的反抗心理日益严重。同时，文臣也在朝廷内部趁机发难。文臣反对抵抗蒙古，他们极力推动对蒙古的议和。议和具有双重的意义，不仅可以保全朝廷以及贵族的身家性命，并且可以趁机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压制崔氏的武人政权。

人心不稳、财政紧张，崔氏武人政权陷入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连武人政权也产生内讧，三别抄（夜别抄分离出的左、右别抄、神义军）发动兵变、崔氏集团最后的首领崔竩被杀死。崔氏集团崩溃后，高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向蒙古出降。

虽然江华岛上各个阶层都普遍不满崔氏的腐败，但是武人对蒙古的抵抗意识却异常强烈，高宗的妥协政策并未得到武人的普遍认同。发动兵变的三别抄拒绝高宗的领导、转而出走海岛另立宗室子弟坚持抗战。而留在朝廷中的武臣也三番四次发起反扑，武将林衍一度罢黜对蒙古极尽献媚之能事的元宗。

不过武臣的势力终究没能恢复，臣服于蒙古之后的高丽王室终于有能力消灭武臣势力。元宗十一年（西元1270年）林衍的儿子林惟茂被元宗所杀。而在翌年，三别抄据守的珍岛也最终被蒙古与高丽的联军攻破。（《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至此，武人时代落下帷幕，而高丽则完全沦为蒙古帝国的属国。

世系

第二十三代、高丽高宗忠宪安孝大王 王瞮/瞋/晊（西元1213-1259年在位）
第二十四代、高丽元宗忠敬顺孝大王 王禃/倎（西元1260-1274年在位）

下篇 大汗的属土



征东行省
——忠烈王时代的东征闹剧


蒙古帝国的降临，犹如暴风骤雨一般横扫欧亚大陆，同时也吹散了东亚地区固有的政治传统。

与传统的东亚礼仪相悖，蒙古帝国依靠强暴武力、迫使各国臣服，然后通过强制设置监领官（达鲁花赤）、索取子质、掠夺贡品的手段建立实质性而非礼仪性的从属关系。蒙古帝国试图将这一套模式，逐一强加在被征服民族的身上。高丽也不例外，在高宗时代出臣服蒙古之后，蒙古即要求高丽岁输贡赋、接受达鲁花赤的监护。高丽不堪蒙古帝国的奴役，于是就出现了崔氏武人政权降而复叛、各地零星抵抗运动不断的情形。

蒙古帝国正式吞并高丽，是在蒙古削平高丽武人抵抗、帮助元宗复位之后。高丽王承诺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户、出军役、输纳赋税、设置达鲁花赤等一系列奴役性条款，高丽最终沦为臣仆、成为蒙古帝国征服东亚的马前卒。

蒙古帝国（元朝）与高丽的宗藩关系逐渐实质化，高丽的相对独立性日渐减弱。继元宗之后，忠烈王继位。新君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夫婿，并且远赴元廷长期作为质子，其亲元色彩非常浓厚。纵然如此，忽必烈仍旧没有放松对高丽的压迫。元廷要求高丽将省、部、爵位、国王庙号等僭越上国的官号全部更正，更在西元1283年将高丽全境设为“征东行省”，忠烈王与元朝官员一并位列征东行省左、右丞相，身为一国君长的同时、却身兼元朝朝廷的地方命官。

此后，高丽王朝的地位显得十分尴尬。忠肃王拥有征东行省左丞相、高丽王等头衔。作为元朝的藩王，忠烈王的待遇与其他元朝宗室截然不同，他供奉本国的宗庙，在高丽有完整的百官僚属，其号令通行高丽、亦即征东行省全境。而另一方面，忠烈王的同僚、征东行省右丞相则是纯粹的元朝命官，其职能与达鲁花赤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历代高丽王的驸马身份更使征东行省的行政远离一般规范。元成宗之后，元朝廷召回征东行省的命官，之后行省的架构渐渐名存实亡。（《元代史?第十五章》，周良霄 顾菊英）

无论征东行省的性质如何，蒙古元朝对高丽的征调却是毫不含糊。元廷在重大对外征伐时，往往直接调遣高丽的兵马。高丽征东行省的建制，主要是针对用兵日本而言。高丽成为对日用兵的主要军事基地。

忽必烈五次遣使招谕日本，均被日本扣留使节或者拒而不答，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此后，元朝在高丽屯兵积粮，筹备东征日本。期间，驻扎在高丽的元朝军队对高丽横加索取，其索要对象包罗万有，包括人力、军器、军饷等等，甚至出现过一次性强征米粮七万石的情况。（《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一章》，白新良）

在忠烈王即位元年（西元1274年），2万元军渡海攻打日本，在日本海岸遭遇飓风而败归，第一次征日失败。忽必烈恼羞成怒，于七年后又拼凑蒙古、高丽、汉人十余万大举进犯日本。远征部队民族成分复杂，将帅之间矛盾重重、号令不相统一而贻误战机，适逢季候飓风大作，十余万东征军全军覆没。

忽必烈穷兵黩武，高丽成为最大的牺牲品。两次东征失败，忽必烈为着征服日本的梦想而陷入疯狂的执著。他固执地下令继续整军备战，准备发动第三次对日远征。此时，元朝对安南的战事又遭惨败，国内因为累年征发的缘故而蜂起反抗。现实促使忽必烈放弃不切实际的野心、下诏罢征日本，高丽终于从战争的泥潭中得以解脱。

征服日本的计划搁置之后，元朝与日本的镰仓幕府终究没能建立任何正式官方关系，而高丽征东行省也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元朝无力再向东方大举扩张，转而意图将高丽作为防御日本侵扰大陆的前哨。于是以此为分界线，高丽对日关系的主要内涵，从仆从元朝征讨日本转而成为对倭寇骚扰的防御。

世系

第二十五代、高丽忠烈王 王谌/昛（西元1274-1298年在位）

不屈的驸马
——忠宣王、忠肃王父子的抗争


高丽以臣服蒙古元朝为条件，在垂死的边缘起死回生、赢得和平。

但是，高丽亦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输纳贡赋、提供军事支持的同时，高丽国内无形的文化、血统也受到蒙古的全盘干涉。蒙古干涉时期对朝鲜半岛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到了朝鲜王朝时期依然能觅得其踪迹。据载，忠烈王为讨好其宗主国，不惜改变高丽长久相沿的民风习俗、改变右衽蓄发的服饰，转而模仿蒙古人辫发胡服。自忠宣王开始，高丽王也开始使用蒙古名字，由此可见蒙古文化渗透的威力。

有一种说法指，高丽王室在蒙古干涉时期得以保存，得益于女人的庇护。这个结论未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不过却说出了一个事实：元朝皇室与高丽王室之间的联姻关系，某程度上为高丽王室提供过有力的保护以及支持。元世祖忽必烈之女齐国公主下嫁忠烈王，揭开了元朝皇室与高丽王室联姻的序幕。此后，至少有六位以上的元朝宗室公主下嫁高丽王，其中有三代高丽王为元朝公主所生。（《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一章》，白新良）

显而易见，元朝皇帝的联姻政策是出于对高丽王室的控制，以及干涉高丽王室血统的意图。元朝公主嫁到高丽，常常凭借元朝皇室的威势飞扬跋扈，历史不乏她们凌辱丈夫、迫害后宫嫔妃的记载。元朝公主在高丽王室有着特殊的地位，无论高丽王是否有正室，她们都一律自动正位中宫。她们的儿孙，是继承高丽王位的首选。面对蒙古悍妇，历代高丽王均敢怒而不敢言。（《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第46节》，汪高鑫 程仁桃）

由于政治联姻，元廷对高丽国内的政治起伏异常敏感。但凡在政治上作风高调的高丽王，很快就会在元朝廷中建立专擅的不良印象。忠烈王之子忠宣王，曾经被他的蒙古王妃上告元朝廷，最后他以宠爱侧室、不爱蒙古公主的名义被废位。

然而深究其中缘由，忠宣王雷厉风行的作风恐怕早已引起元朝廷的不安。忠宣王个性刚烈、嫉恶如仇，当年他的母妃——一位蒙古公主病死后，忠宣王认为这是父亲忠烈王的宠姬的阴谋杀害，而将这名宠姬连带牵连的人士处死，并迫使忠烈王退位。（《高丽史节要?卷之二十一》）

即位后，忠宣王一改忠烈王的弊政，标榜自主、重用高丽本土官员。元廷对此无法容忍，忠宣王即位不足一年便被勒令退位、忠烈王复位。（《元史?高丽列传》）

退位后的忠宣王被命令入充宿卫于元廷，这位废王在元廷没有受到歧视。相反，他与元武宗、元仁宗私下交情甚笃，在他们先后登上帝位之后，忠宣王位列定策功臣之一，后来受封为沈王。（《元代史?第十五章》，周良霄 顾菊英）

由于与元朝皇帝的关系，忠宣王虽然远在异国，但是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大增。身在大都的忠宣王，常常通过各类名目的使节传达政令，遥控着高丽朝廷。即使在他父亲忠烈王病死之后，忠宣王也无意长久居留高丽，而是将高丽王位禅让儿子忠肃王、自行返回大都。

表面上，忠宣王在大都与儒士、高僧过从甚密、享受着优雅的风花雪月。暗地里，忠宣王积极参与元朝宫廷的政治，忠宣王与元廷政治派系的较量一直进行着。敌对的派系轻易地抓住忠宣王的痛脚，他们主张将高丽彻底变成元朝内地行省一样的政治单位。

为达到扰乱高丽的目的，政敌处心积虑扶植忠宣王之侄王暠，并籍辞将忠宣王流放吐蕃，而不久忠肃王也被召入大都受到拘留，高丽国内一时群龙无首。千钧一发之际，元廷发生南坡之变，元英宗偕其亲信大臣为叛军杀害，高丽王朝之社稷得以逃过灭顶之灾。（《高丽忠宣王西谪吐蕃事件再析》，王颋　倪尚明）

忠宣王与忠肃王的命运有着意想不到的结局。元朝的新帝泰定帝权衡再三，将忠肃王释放回国，而忠宣王不久亦病死于元。元廷维持高丽现状的舆论占据上风，复立行省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高丽史节要?卷之二十四》）

蒙元历史跨越了种族与文化的界限，与蒙元关系有着特殊关系的高丽王朝在元朝政治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在高丽王不可避免地卷入元朝政治漩涡的同时，高丽国内的仁人志士也不得不为保存高丽社稷的一丝命脉而殚精竭虑。承受蒙古元朝巨大的军事、政治、文化压迫，高丽国内的自主意识却没有被消磨殆尽、始终在潜滋暗长，这股能量的爆发实际上已经为期不远。

世系

第二十六代、高丽忠宣王 王璋/謜 蒙古名益智礼普化（西元1298年，1309-1313年在位）
第二十七代、高丽忠肃王 王焘 蒙古名阿剌讷忒失里（西元1314-1330年在位）

最后的变革
——恭愍王的努力


在蒙古干涉时期，高丽王位的更替如同儿戏。宗主国元朝的政治情势，往往左右着高丽王的政治命运。由于元朝的干预，高丽王位屡屡非正常传承。忠肃王又被迫让位于忠惠王，而忠惠王后来又被废位、被元廷流放，最后在流放的路上死去。

高丽王朝悄无声息地走上衰亡之路，继多代走马灯君主之后，忠惠王两个年幼的儿子忠穆王、忠定王先后冲龄继位，但是在位均不足数年即夭折。此时，蒙古元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接近尾声。（《高丽史节要?卷之二十五》、《高丽史节要?卷之二十六》）

正当元朝的影响力日渐衰颓之际，恭愍王结束了在元廷的人质生涯，重新回到故国继承王位。史料形容恭愍王稳重仁厚颇得众心，然而晚年的荒唐作为诱发了祸患。联系恭愍王在位期间虎头蛇尾的施政，可知这个盖棺定论十分恰如其分。（《高丽史节要?卷之二十六》）

虽然恭愍王如历代先王一样迎娶蒙古王妃、与元朝渊源深厚，然而出于巩固高丽王权的目的，恭愍王对元廷始终持疏远政策。归根究底，恭愍王行为的归依是削弱权门世族对王权的限制。这一长久以来困扰高丽王室的痼疾，在蒙古干涉时期又与元廷政治势力相勾连。为此，去除其靠山元朝的影响是势在必行。

元朝的衰微为恭愍王提供了大好机会。元朝末年，中国大陆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以红巾军影响最为深远。元廷在镇压红巾军中调动大量兵力，高丽的军队亦因此被征调参加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

通过援助元军镇压中国大陆的起义，恭愍王看清元朝国内的形势。他认定元朝已经濒临崩溃，
对江河日下的元朝阳奉阴违。在明朝军队攻破大都之后，恭愍王趁着元朝对高丽军事压力减弱之际，以武力收复被元朝侵占的北部边境以及耽罗（今济州岛）等旧有领土，并向明朝通款。（《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二章》，白新良）

恭愍王通过种种举措压制亲元朝的权门世族，他起用贫寒的僧侣辛旽主导政治改革，试图将出身权门的贵族政客赶出朝廷。辛旽接受恭愍王的委任，着手铲除权门世族的根基。他剥夺权门家族经营的土地以及蓄养的奴隶人口，试图采用弱化贵族实力的手段争取民心、提升王室的地位。然而，这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权门世族的反弹。

辛旽成为权门政客口诛笔伐的对象，他被指证为不学无德的妖僧，恣意声色、擅作威福的指证层出不穷——这其中既有可能是政敌无中生有的诬陷，而辛旽不知检点的行迹似乎并非全然空穴来风。

元朝这条百足蜈蚣死而不僵，蒙古的势力依旧盘踞漠北以及辽东，他们磨刀霍霍时刻图谋元朝的复兴。高丽国内亲元的贵族势力基础太过稳固，元朝残余的影响依然足以左右着朝政。恭愍王对元、明的此消彼长估计略有失误，辛旽最后被亲元派大臣安上谋反的罪名处决。

失去左右手的恭愍王，处境日益孤立。高丽朝廷的权门贵族暗中与北元互通信息，高丽外交的天平又再向亲元倾斜，最后亲明的恭愍王也被臣下弑害。

恭愍王的改革尝试完全失败，他晚年的荒唐行径为后世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传闻恭愍王一生无子，而认养了辛旽的私生子为儿子。恭愍王死后，这个名叫辛禑的孩子继承了王位。一直以来，人们对其出身颇有怀疑。而正是这个关乎王室血统的疑点，导致日后的高丽政坛陷入名分危机，从而加速了高丽王朝的灭亡。

世系

第二十八代、高丽忠惠王 王祯 蒙古名普塔失里（西元1331 -1342年在位）
第二十九代、高丽忠穆王 王昕 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西元1343-1348年在位）
第三十代、高丽忠定王 王眡 蒙古名迷思监朵儿只（西元1349-1351年在位）
第三十一代、高丽恭愍王 王颛/祺 蒙古名伯颜帖木儿（西元1352-1374年在位）

新时代的前夜
——三代废王与高丽王朝的灭亡


高丽末年的纷乱，为新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此时，从中国大陆传来的程朱理学，开始在高丽国内得到弘扬。

高丽王朝后期的文化，佛教的式微与朱子学的兴起为主要特征。高丽王朝中期以来，佛教持续衰退，僧侣的堕落以及佛教本身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的上层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精神理念，以否定佛教思想倡导的社会秩序。朱子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高丽社会登场。

朱子学是由宋朝的程颢、程颐兄弟以及朱熹系统化的一种哲学性儒家思想。朱子学倡导的忠孝与人伦，逐渐成为高丽的一种政治哲学，在忠宣王时代普及、而后经过李崇仁、李穑等大儒发扬光大。（《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朱立熙）

秉承朱子学的学者，逐渐以一种新姿态进入士大夫行列，他们在高丽王朝末年的政坛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这些新进士大夫中不乏过去属于地方豪贵的人士，在他们带着新信仰蜕变成为新的官僚阶层之后，导致高丽王朝政治的系列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部分武人势力因为对外战争的缘故而抬头。他们在收复元朝侵占的失地、抵抗中国红巾军入侵，以及平定倭寇等战役中建立战功，从而跃升到政坛的显赫位置。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武将，则是收复济州岛的崔莹以及对元军、倭寇、红巾军作战的李成桂。

恭愍王死后，权臣李仁任拥立辛禑继承王位，他将女儿嫁给辛禑、以外戚的身份把持朝政。李仁任推行亲近元朝的政策，高丽王朝又再度臣服于已经退居大漠的元朝。这种方针受到李成桂与新进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

辛禑后期掌握大权的崔莹也坚持亲元的方针，他盘算着夺取明军占据的高丽旧地，甚至声言要打过鸭绿江攻击辽东。在崔莹的怂恿之下，高丽征伐明朝的军队向鸭绿江进发，领兵出征的李成桂趁机发动了兵变，回师开京（松岳）将崔莹以及辛禑一举赶下台。

兵变成功的李成桂掌握了大权，他与新进士大夫们合作，以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强制推行剥夺权门贵族土地的田制改革。旧的权门贵族因为失去了经济基础而消亡，新进士大夫阶层取而代之主导着朝廷。旧贵族崩溃，辛禑的儿子辛昌在位不足一年便被李成桂废黜。

李成桂将辛禑的血统疑团大肆上纲，借此打击拥立辛氏父子的旧贵族。之后他又选择了神宗的一位子孙为王，以再造王氏社稷的第一功臣自居。

新立的君主即恭让王，他是李成桂夺取江山的最后一级台阶。李成桂一伙暗示王氏王统早已中断十多年，恭让王的登基全赖李成桂的功绩，借此渲染王氏王室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提高李成桂的威望、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

将军政经济大权独揽手中的李成桂，取代王氏君临高丽只是名分的问题。而恭愍王任意妄为的恶果，终于在此时被人故事重提并借题发挥。恭让王的王位坐了四年，朝廷的百官便以上面所述的种种理由向李成桂劝进。李成桂一度推辞再三，在看到朝廷公论一致而名正言顺之后，才放心地接受王位。而恭让王则被流放出京，在严密的监视下了结余生。

高丽王朝至此灭亡，辛氏父子在之前已被杀害，而其他王氏宗室则集中安置在江华、巨济等海岛,并勒令改姓。但是，许多王氏宗室最后还是难逃一死的命运。据说李成桂曾梦见高丽太祖王建穿着国王冠服来到跟前，指责他夺人社稷、害人子孙的暴行。李成桂梦醒之后颇有悔疚之心，这才赦免了前朝王氏的宗亲。（《纪年东史约?本朝纪》）

世系

第三十二代、高丽前废王 王禑/辛禑（西元1375-1388年在位）
第三十三代、高丽后废王 王昌/辛昌（西元1388年在位）
第三十四代、高丽恭让王 王瑶（西元1389-1392年在位）



以上国王姓名、庙号、谥号、在位年代出自《高丽史》或《高丽史节要》，部分生僻字为自造字，以形近字代替，新王即位之翌年为新王元年。

高天流云

学习，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