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承金制--四等人制度的始祖：金朝“五等人”

沈阳老张

八十年代初,有人根据赵子砥《燕云录》的记载，首次提出金朝存在着五个民族等级，即女真、渤海、契丹及奚、汉人、南人。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但我以为，以上五个民族等级并不能正确地反映金代民族政策的全部内容，对金代各民族的不平等地位需要加以具体的分析。与元代相参照，金代的民族等级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并非法定的。在元代文献中虽然也找不到划分民族等级的明确记载，但从《元典章》、《通制条格》等书中所载有关敕旨条令来看，当时对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可以认为元代的四等人制是法定的。而金代的情形则大不相同，金代文献中并没有相关的法令性规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代民族等级的情况乃是由南宋人总结出来的。

第二，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只能代表一个时期内的民族政策。我们知道，元代的四等人制是始终存在的，从元初至元末，各个民族的地位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则只是反映了金初的情况，前引两条史料都是如此。金代的民族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太祖至熙宗时代，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最为明显，海陵王以后，民族畛域逐渐淡化，五个民族等级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民族间的不平等现象并未从此消失，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1 女真人

金代前期的民族歧视主要表现为女真、渤海、契丹（奚）、汉人、南人五个民族等级的不平等地位~海陵王至世宗时期，金的民族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人地位的上升与汉人、契丹及奚人地位的下降，使得各个被统治民族的等级界限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了，然而表现在女真人与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却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

女真是金代的统治民族，金朝统治者历来强调女真本位意识，强调金的正统地位，尤其忌讳汉族人民将女真视为外来民族。章宗时，“禁称本朝人及本朝言语为“蕃”，违者杖之”。明昌六年，章宗对宰执们说：“凡言女直进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女直进士” 即策论进士，章宗主张去掉“女直”二字，是为了突出女真的主体民族意识。“本户”的提法也是同样的用意，金朝习称女真人为女真户，汉人为汉户，契丹人为契丹户等，而章宗主张以本户代替女真户的称呼，其他如汉户、契丹户等仍旧，这样就将女真族与其他被统治民族的主次轻重区别开来了。

金代女真贵族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民族偏见。熙宗皇统五年，朝廷将大赦天下，女真臣僚均主张“覃恩止及女直人”，唯尚书左丞宗宪表示反对，于是才修改赦文，使各族人均沾。《金史》卷四《熙宗纪》载，皇统八年十一月，“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上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所谓“本国人”即指女真人，宗贤等人主张连地方官都只用清一色的女真人，可见女真权贵对其他民族的猜忌和成见何其深。民族偏狭心理的另一面表现为对女真人的纵容和偏袒。大定二十六年，世宗对大臣们说：“亲军虽不识字，亦令依例出职，若涉赃贿，必痛绳之。”太尉、左丞相徒单克宁答以“依法则可”，世宗听出了克宁的弦外之音，于是又说：“朕于女直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


2 渤海人

渤海族在金代的民族关系中享有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根据宋人所总结的金代民族等级的状况，渤海仅次于金朝的统治民族女真族，其地位优于其他各个被统治民族。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渤海与女真族源相同，他们都同为靺鞨人的后裔，渤海源于粟末靺鞨，女真出自黑水靺鞨。金朝统治者对两族间的这种同源关系非常看重，视为怀柔渤海人的一个天然机缘。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初就宣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以此号召渤海人加入女真的反辽同盟。渤海在辽朝深受民族歧视，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也是他们与女真人易于投合的一个原因，所以女真建国后，渤海人便纷纷前来归附。宋人对渤海在金朝所得到的优遇是这样解释的：“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故此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

为了巩固女真-渤海政治联盟，金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选取辽阳渤海望族女子作为宗室诸王的侧室，《金史》卷＊＊《后妃传下》云：“天辅间，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0 与女真皇室联姻的主要是辽阳大氏、李氏、张氏三支渤海右姓，从太祖至世宗朝，他们与宗室累世通婚，以致在金朝的九位皇帝中有三位都是由渤海人所生，这就是海陵王、金世宗、卫绍王。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政治联姻密切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使渤海人在金代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得以长期保持。但金朝对渤海的政策在各个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金代前期，渤海人尚未能够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层，在政治上影响不大。海陵、世宗两朝是渤海人的鼎盛时期，大 、张浩在海陵朝都官至宰相，其中张浩从贞元三年至正隆六年独任首相七年，为金代所仅见~而世宗朝共四位尚书令，其中有两位都是渤海人。大定后期，渤海人集团卷入了皇室内部的继承权之争，结果陷于失败，章宗即位后，遂一反海陵、世宗重用渤海人的政策，逐步清除宗室内的渤海人势力，从而致使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间长期形成的联姻关系陷于破裂。金朝后期，渤海人在政治上遭到女真统治者的排斥，其政治影响已经十分有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上层人物与女真统治集团的矛盾并未使这两个民族交恶，金朝治下的渤海人始终是驯服的，从来没有任何反抗行为，因此其民族地位也就相对比较稳定。

3 契丹人和奚人

契丹与女真的关系是金代民族关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契丹是辽的统治民族，驾驭这些前朝遗民对女真统治者来说绝非易事，金朝的契丹人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他们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抗，金对契丹的政策也随着两族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金朝灭辽之后，紧接着便南下攻宋，金宋矛盾上升为当时主要的民族矛盾。出于对宋廷联结女真攻灭辽朝的宿怨，许多降金的契丹人都积极参与了对宋战争，在宋金的对立和斗争中，契丹人变成了女真坚定的同盟者。因此，从金初民族关系的总格局来看，契丹人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汉人”和南人。宋人关于五个民族等级的总结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契丹与女真关系的恶化，是由正隆、大定间发生的契丹人的大起义造成的。正隆间，海陵王为准备南征，在全国各地强制签军，这一措施遭到了契丹人的强烈抵制，并成为这次起义的导火索。正隆＊＊月，起义首先在西北路爆发，并很快蔓延到西京、北京、咸平府、上京等路，“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直到大定二年九月，历时一年半的起义才被金世宗镇压下去。

由于这次起义参与人数众多，涉及范围很广，从而导致金朝对契丹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世宗平叛之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废罢参与叛乱的契丹猛安谋克，而将“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后来发生的一起偶然事件，促使世宗对契丹人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手段。大定十七年，遣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巡边，随行的契丹押剌四人趁机越界逃奔西辽。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存在了80年之久，对金朝及其治下的亡辽遗民来说，西辽始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此事对世宗震动很大，为防止西北路的契丹人与西辽交通，世宗决定把他们迁往辽东。是年，“徙西北路契丹人尝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路安置” …。然而契丹人的东迁却为金末耶律留哥之乱埋下了祸根。世宗对契丹人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段对话中看得很清楚：一次，世宗对朝廷臣僚谈及契丹人时说道：“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 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回答说：“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 世宗又曰：“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随着金朝民族政策的变化，契丹人的民族地位明显下降了。如果说金代前期民族矛盾的焦点是女真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金代中期女真与契丹的矛盾则显得更为尖锐。

卫绍王即位以后，蒙古的崛起对金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北方的契丹人也渐有不稳定的迹象，为防患于未然，金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契丹的控制。《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云：“元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 这种严密的防范措施更坚定了契丹人的叛意。大安三年，蒙古南下攻金，契丹千户耶律留哥趁机在隆州举兵反金，契丹人闻讯纷纷前来归附，很快就众至十余万。世宗的预言终于应验了。耶律留哥的抗金斗争一直持续到兴定四年才告结束。

奚族与契丹同出于东胡，“异种同类”，因此奚人在辽享有“拟于国族”的优遇。奚王族与宗室耶律氏累世通婚，史称“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自辽以来，奚与契丹间的民族融合十分明显，以致到了金代，人们已难以确定某些奚人的族属，即使明知其为奚人，也往往以契丹人视之。如《金史》卷九一《萧怀忠传》称“海陵意谓怀忠与萧裕皆契丹人，本同谋”，而萧怀忠与萧裕却都是奚人，这在《金史》里有明确的记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金朝对于奚和契丹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为同一个民族等级。

金代前期，奚人与女真统治者的关系比较融洽，在政治上也较易受到重用。海陵朝是奚人政治势力最强盛的时期，有两位奚人官至宰相，一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萧玉，一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萧裕。但贞元元年的萧裕谋反事件导致了与女真关系的危机。萧裕曾协助海陵王夺取皇位，后又为海陵清除政敌，设计杀太宗、宗翰子孙，因此深得海陵信任，被任命为右丞相。“裕弟萧祚为左副点检，妹夫耶律离剌为左卫将军，势位相凭藉”，一时权倾朝廷。萧裕因看到海陵王性好猜疑而感到十分不安，于是暗中联络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五院节度使耶律朗等进行谋反活动，这些人都是奚人或契丹人。这一叛乱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就被粉碎了，预其反谋者均被处死，牵连者甚众。奚人的政治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正隆末至大定初，许多奚人部族卷入了契丹人的大起义，这使奚与女真的关系更加紧张。世宗以后，奚人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去金朝统治者的信任，因此再也无法跻身于高层官僚，大定三十年间，奚人职位最高者是两名正五品官员。奚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从此衰落了。

4 汉人：指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金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即有意识地对“汉人” 和南人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在科举制度上实行“南北选” 。太宗天会六年，初创南北选，北人（汉人）试诗赋，只试一场，南人试经义，依南朝法试三场，“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人，取五百七十一人” …，两者的比例表明是时在科举取士上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又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载，熙宗天眷二年，北选进士200人，南选150人~皇统二年，北选100人，南选150人。单从录取人数看，南选与北选彼此约略相当，但如果考虑到南人的应试人数大大多于“汉人” 的因素，其中的倾向也就很清楚了。从下面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女真权贵在科举上对南人的歧视。

在金初之所以能享有高于南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女真统治者对他们的信任和倚重是分不开的。由于“汉人” 长期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他们比起南人来更容易接受女真人的政权~加上燕云地区自唐末以来数易其主，人们的政治态度一般都较为灵活。金代辽后，他们便转而效忠于女真统治者，并积极支持金朝南下灭宋，在金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定十四年，诏定开国功臣21人、亚次功臣22人，其中的非女真人只有5名，一为渤海人，一为契丹人，其他3人都是“汉人”，刘彦宗列开国功臣第18位，韩企先列开国功臣第21位，韩常列亚次功臣第
21位，而南人则一个也没有。这表明金朝统治者对“汉人” 在金初的政治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韩企先本不在开国功臣之列，世宗特意提出将他增补进去：“衍庆宫图画功臣，已命增为二十人。如丞相韩企先，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关决大政，但与大臣谋议，终不使外人知觉。汉人宰相，前后无比，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慎无遗之。”“汉人”在金初的政治地位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但金朝统治者对“汉人” 也并非一概予以信任和重用。宋宣和五年至靖康元年，燕京六州之地曾一度归宋，在此期间，不少“汉人” 有过仕宋的经历，金朝对这些人就在政治上进行压制，太宗天会十年创立的磨勘法便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据宋人记载说：“是春，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谕枢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迁秩冒滥，命西京留守高庆裔参主之，夺官爵者甚众。” …从这条史料中看不出立磨勘法的底蕴所在，但《金史》 里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其一是涿州人赵元，赵曾从郭药师降宋，为药师掌机宜文字，后又降金，天会间，同知蓟州事，“其后朝廷立磨勘格，凡尝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 ~其二是易州人张通古，张本为辽进士，宣和间入宋，后又归金，仕为工部侍郎，“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通古亦免去”。

金代“汉人” 与南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差异最明显的时期是太祖、太宗、熙宗三朝，熙宗皇统七年发生的田党狱，成为“汉人” 政治势力式微的一个转折点。田 是广宁人，皇统间为吏部侍郎，时韩企先为相，所援引者多为燕人，且有意荐举田 继任丞相，田既典铨选，朝中燕人势力益盛，颇有朋党之嫌，以此遭致女真统治者的疑忌。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等俗与田 通好，遭其拒绝，于是心怀怨望，借机向女真大臣宗弼诋毁田 。及韩企先病卒，熙宗遂以专擅朝政的罪名将田 、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效、赵益兴、龚夷鉴等人处死，又将孟浩等34人放逐遐荒。此案对燕人政治集团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史称“田党事起，台省一空” ，可见牵涉面之广。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认为这次事变“意味着以燕人为中心的旧辽官僚集团在金廷的衰落”，这是一个切中肯綮的结论。

“汉人” 势力一旦衰微，南人势力必然会起而代之，海陵王贞元二年合并南北选之举是南人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南北选是在金初多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性措施。至海陵王时，金朝对中原的统治已经巩固，国内的民族矛盾也已有所缓和，科举制度上的抑宋扬辽、重北轻南的倾向开始发生变化。合并南北选后，南人在科举入仕之途上逐渐取得了优势。南人政治势力的消长盛衰大势。海陵到世宗朝是“汉人” 衰落、南人地位上升的关键时期。从世宗关于“汉人”、南人的如下两段评语中，可以看出女真统治者对南人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世宗曾对贺扬庭说：“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又大定二十三年，世宗在比较“汉人”巨构和南人段时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从世宗朝开始，活跃在金朝政治舞台上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由金初的以“汉人” 为主变为以南人为主。“汉人” 和南人在原有的五个民族等级中的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之间的界限也就渐渐趋于模糊了。

5 南人：即金灭了北宋后，长江以北生活的汉人

在金初的五个民族等级中，南人处于最低一等，是女真统治者进行民族压迫的主要对象。太宗时，女真初入中原，在战争中普遍采取烧杀抢掠的野蛮手段，由于遭到北宋遗民的激烈反抗，太祖弟谙班勃极烈斜也曾计划将南人斩尽杀绝。这个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从中可以窥见金初女真贵族对南人的敌视程度。

金初对南人进行民族压迫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强制南人剔发左衽。早在太宗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金朝就发布了第一个改俗令，这纸改俗令主要是针对河北、河东两路百姓的。天会七年，宋室南渡，淮河以北地区均被纳入金朝统治之下，于是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强制汉族百姓改从女真之俗，而且措施也更为严厉，乃至有“不如式者死” 的记载。

海陵王即位之后，对太宗以来强迫南人改俗的政策做了某些调整。天德二年，“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 …。这一让步不是无缘无故的。在天会七年普遍推行改俗令之后不久，金朝扶植刘豫建立了齐国。而齐国在其领有的河南、陕西地区是否继续强迫百姓发左衽，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大金国志》中的一条材料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天眷二年金废伪齐后，任命齐国旧臣李邺为翰林学士承旨，冯长宁为东京户部使，“命下日，各髡发、左衽赴任” 。这表明连齐国臣僚都一仍汉俗之旧，遑论庶民百姓。由于这个原因，金朝在河南地区重新推行改俗政策倍加困难，海陵王审时度势，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

东北老虎

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