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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21 09: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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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
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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