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渔业纠纷的台前幕后

雪舞西风

　韩联社（2011年）12月12日报道，“一名韩国海洋警察特攻队警长在黄海扣押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时，被中国船员刺死。另一名海警腹部受伤，目前正在舰艇上接受治疗。报道称，被扣押的中国渔船和9名船员正被押往仁川途中。”
　　该事件发生于当日（12月12日）早7时，地点位于韩国仁川市瓮津郡小青岛西南85公里海域。属于朝韩北方限界线（NLL）韩方实际控制区。当日晨05:30分左右，仁川海警3005舰发现该批中国渔船，遂分乘两艘快艇靠近一艘66吨级的中国渔船。负责搜查驾驶舱的李姓警长（41岁）等2名海警在制服中国船长后，船长突然打碎玻璃窗，并抓起玻璃碎片刺中了李警长的左肋部（韩海警已穿着防刺背心，但刺伤处于背心保护之外）。后李姓警长被送医院救治但不治身亡。而另一名李姓警员（33岁）的腹部也被刺，属轻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围绕着中韩之间的渔业纠纷的愈演愈烈，实质却是在于中国近海近十年来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和鱼种“绝迹”。
　　而更深层次的矛盾还在于中国北方渔民愈发突出的民生保障形势——近海无鱼可打，回家无地可种，以及中国渔业和海洋资源管理体制上的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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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中国渔民去韩方海域打鱼，而且发生激烈冲突，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这样的“猫鼠游戏”在韩方海域已经发生有十几年之久，而且各方出现伤亡也不是第一次。
从背景上说，首先客观上必须交待的是：黄海“北方限界线”（NLL）韩方附近海域是优良渔场，该渔场品种丰富，盛产梭子蟹、比目鱼和贝类。该渔场也曾一直是中国、韩国、日本等国渔民的传统捕渔作业区。
　　但至少在2000年前，中国渔民并没有大规模的“组团”去该渔场作业，传统作业也未与韩国民间与官方发生冲突。
　　大规模赴韩捕渔，始于2000年左右，至2003年10月24日首次升级到“矛盾激化”。
以韩国《朝鲜日报》2003年的报道为例，
　　“初步估计约有600多艘渔船在北方界线附近排成了一列。中国渔船从日落时分的下午7时开始直到第二天黎明，越过北方界线围着延坪岛挑灯彻夜进行捕捞，使这里形成了一个不夜城。本月（10月）22日，由于开灯的中国渔船包围着大延坪岛进行非法捕捞，当地居民难以入睡。”“进入今年来，因中国渔船的非法捕捞行为达到极点，以捕捞梭子蟹为主的延坪岛渔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每天晚上，中国渔船都利用水底拖网不分大小捕捞梭子蟹、比目鱼、贝类等。”
　　如此规模的捕捞，首先威胁到了韩国渔民的生计。
　　据瓮津水产业协同组表示，2003年9月份延坪面梭子（韩国渔民）蟹捕捞量仅为255吨，与2001年和2002年同期的630吨和555吨相比，还不到一半。
　　当时的韩国渔民开始纷纷向韩政府致信，要求处理中国渔民的捕捞行为。甚至有渔民发出极端威胁，“既然国家不闻不问，那我们自己解决，利用私制炸弹炸毁中国渔船”。
　　2003年10月23日，韩国延坪船主协会向仁川海洋警察署、海军陆战队延坪部队、海军第2舰队送去公文，“为了保卫渔场和我们生活的土地，我们已决心誓死守卫。如果今天中国渔船再次侵犯我国领海，22个小时后我们将出海迎战中国渔船，望周知。”
　　此民间请战直接导致2003年10月24日的延坪岛海上事件，60余艘韩国渔船集体在24日上午6:20分出港，追逐攻击中国渔船。此事件逼迫韩国海军第二舰队急紧出动多艘军舰，直到向韩国渔船鸣炮示警后，才制止住韩国渔民的过激行为。
而根据韩国仁川海洋警察署的信息，“2003年以‘非法捕捞’为由扣押的中国渔船达97艘，在2000年、2001年、2002年分别仅为29艘、39艘和25艘。”“中国渔船随着渔群的流向，沿着北方界线在白翎岛和大青岛进行了大规模的捕捞作业。”
　　从2003年延坪岛海上事件后，韩国官方的态度也开始趋于转变，韩海警执法也越趋强力。中国渔船在该海域被扣，以及被扣后的处罚（罚款）力度不断攀升。从刚开始的8万～10万／船，到现在的近30万／船。而执法中的冲突和双方的伤亡，也在不断升级——
　　·2008年9月，1名韩海警在强行登船时被中国船员用钝器击中落水身亡；
　　·2008年12月14日，韩海警在登船检查时遭船员铁棍袭击；
　　·2010年12月18日，韩海警执法船冲撞中国渔船，致船上10名船员落水，其中2名中国船员营救不力身亡；
　　·2011年3月3日，韩海警在执法中首次开枪，击伤一名中国船员腿部；
　　·2011年10月22日，韩海警在执法中动用直升机向中国渔船发射催泪弹和照明弹，1名中国船员还被橡皮子弹击中头部。而中国船员则用铁锹回击登船的韩海警；
　　·2011年11月16日，多艘中国渔船以相互捆绑方式抵抗韩海警；
　　·2011年11月19日，韩海警在扣押一中国渔船时，遭周围25艘中国渔船“围攻”，5名海警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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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之前早在2000年11月20日就签署了《中韩渔业协定》，相关渔场的管辖权双方并无异议。为何中国渔船在不断强力的韩国海上执法形势下，远渡韩国渔场作业的规模还不断升温？
　　上述这段不断升级的中韩渔业“猫鼠游戏”背后，直接驱动因素便是中国（北方）近海渔场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再加上传统习惯的破坏性、不可持续性的捕捞作业方式，中国近海渔场实际早以“无鱼可捕”！

■围海造地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大陆的围海造地规模达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的3～4%，占大陆沿海省（区、市）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的13～15%之多。
　　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对此曾说过，“由于围填海新建设用地游离于全国宏观调控体系之外，尚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客观上助长了沿海地方政府的围填海冲动，不仅造成了海域资源的浪费，而且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出于体制和发展观念上的狭隘，围海造地的势头还在势不可挡。
　　虽然围海造地有力的刺激了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GDP业绩，但大规模且（基本）不受控的围海造地，不断加剧中国近海的海洋污染，同时打破海洋生态平衡。
　　一方面，围海造地活动大多在浅海滩涂进行，这些区域也是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河口等重要的生态系统。大规模的围海造地使得这些重要的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
　　另一方面，近岸海域是很多海洋生物栖息、繁衍的重要场所。大规模的围海造地工程改变水文特征，影响了鱼类的洄游规律，破坏了原有鱼群的栖息、产卵，很多鱼类生存的关键生境遭到破坏；
　　同时，围海造地工程还大多采用海岸向海延伸、海湾截湾取直等围填方式。导致自然海岸线缩减、海湾消失或面积减少，进而直接降低海水自净能力，导致近海海域的水质严重恶化；
　　这些围海造地的直接负面效应，对中国近海渔场的破坏是起致命性作用的。

■ 化工污染

　　在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当中，低端生产链中的加工和低技术手段所带来的化工污染也是重要祸害。沿海又是经济发达地区，大量的落后技术的化工企业，每年直接或间接排向海洋的污染，不计其数。
■ 破坏性捕捞

　　迄今为止，中国（北方）渔民还在使用小眼渔网的拖网作业方式。这种小眼渔网拖网作业，在韩日等发达国家早以立法的形式，明令禁止。
　　小眼渔网一网撒下去，不管大鱼小鱼，统统捞上。很多小鱼便在还未长大之前，就惨遭捕杀。
　　更甚的还有，虽然中国大陆早以立法规定每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为近海休渔期，以便为鱼种产卵和孵化留出休养期。渔政部门也在休渔期被要求“严格执法”，但事实上却漏洞百出。
　　据这些不得不冒险远赴韩国打鱼的船主反映，“有时渔业部门还告知船主，只要缴纳2000元罚款，就可以在休渔期继续捕捞”。
　　这种掠夺式开发导致的渔业资源枯竭的恶果，现在早已体现。
　　老渔民张家向记者回忆，“上世纪80年代近海捕捞上来的海蜇这么大——1只三四十斤”“（现在）海蜇却越来越小，20斤的都少见了”。对打上来的鱼同样也是，连“手指般粗细的小鱼”现在大家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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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涸泽而渔”的（负面）道理，对于靠海吃海的渔民并非不知。
　　那么为何北方渔民还要这样休渔期也打渔，连“手指般粗细的小鱼”也不放过呢？这便是渔业和海洋管理体制上的严重落后，导致市场经济无序环境下的“劣币逐良币”效应发生。

■ 北方渔民在中国

　　主管这些去韩国“偷鱼”渔民的，辽宁省盖州市团山街道的街道办书记孔垂令，向采访的记者表示。“（他）特别理解渔民的痛苦”“渔民希望政府管住污染，希望政府严打违法捕鱼，该休渔的时候休渔。”“可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执法权在地市一级，除了宣传再宣传，我们什么手段也没有。”
　　“只要缴纳2000元罚款，就可以在休渔期继续捕捞”
　　“（守法的渔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手指般粗细的小鱼一船一船地运走”，老老实实地独善其身又会是什么感受？
　　近海环境和生态的日益破坏，使得渔民必须更多的捕鱼。而渔政管理部门的执法问题，又让不守法者有漏洞可钻。再加上传统的小眼渔网的落后方式，怎能不助长这种破坏性、掠夺性的渔业生产。而这种破坏性、掠夺性的渔业生产反过来更加剧了北方近海渔场的资源枯楬。
　　——这便是中国北方近海的“劣币逐良币”。

■ 北方渔民在韩国

　　而类似的恶性游戏规则，不仅在中国近海，在韩国渔场也是这样。
　　韩国其实并非不允许中国渔民前往韩国渔场作业。按《中韩渔业协定》，“两国渔船可申请配额进入对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捕鱼”。韩国对于通过正式途径申请的中国渔船，颁发授权合法越界捕鱼许可证，渔民俗称“黑牌照”。
　　据渔民反映，这个“黑牌照”最初只要十多万元即可申报，整个北海村有28艘船拥有这一合法牌照。
　　但是前去韩国渔场打渔的渔民们，有更省钱的招数——成立联合组，共同平摊韩国的巨额罚款。
　　这样算下来，即使被韩国海警查扣，大家平摊罚款，还比申报“黑牌照”要划算。以今年10月份事件中被扣的三艘中国渔船为例，三船所在的联合组有29家，每家凑4万元，便把船赎了回来。
　　反过来韩国又针对不断扩大规模的中国北方渔民越界捕渔，采取的“抗议”措施，除了加大罚款外，还降低渔船配额和捕捞量，不断升高“黑牌照”的申报费用。
　　据中韩2011年10月20日的“韩中渔业联合委员会会议”协议，“2012年度在韩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捕捞的中国渔船数量定为1650艘，捕捞量为62500万吨，分别比今年减少了50艘和2500吨。”
　　而“黑牌照”的费用据渔民反映，现在也升高到了“几十万元”。
　　这样一来，北方渔民便更是不愿走正规合法途径，而更选择“偷鱼”大冒险。
　　——这便是韩国渔场及中韩渔业谈判中，游戏规则促成的“劣币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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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北方近海的环境和生态破坏，中国渔民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中国近海早已无鱼可捞。
　　而到韩国渔场捕鱼，合法持证不如冒险“偷鱼”。
　　但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源性的，最根源性的还在于中国北方渔民日趋严峻的民生保障问题——无鱼可捞而且无地可种！
　58岁的船主刘会生向记者反映，“上世纪80年代时集体财产分线，农业村的农民分到了土地，渔业村的渔民们则自己出资购买了村集体的渔船，从事出海捕捞，以渔为生。”“（现在）年纪大了，出不了海了，跑不动船了，回到村里没有地种，不知道该干什么，不知道以何为生。”
　　中国大陆迄今为止仍然在实行严格的户藉管理制度，渔民属于农民的身份范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农民有土地，至少饿不死。
　　那么现在近海无鱼可打，回村无地可种，你说怎么办？
　　这对于北方渔村那些子承父业的渔民来说，只能冒险去韩国捕鱼，碰到韩国海警只能拼死抵抗。侥幸可逃过一劫，不幸便是认命认栽。
　　所以从根源上来说，解决这些北方渔民的民生保障问题，便是根源性的。哪怕无关中韩渔业纠纷，只是从保障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角度，渔民的民生保障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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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方渔民在“北方限界线”（NLL）附近与韩国的渔业纠纷，并不涉及海洋主权及专属经济区问题。民众不必硬性添加上“民族感情”去解读。
　　实际上渔民远海作业与外国发生矛盾冲突，国际间时有发生。而且越是海洋大国，此类事件越多。东亚最典型的便有日本的“捕鲸船”问题。
　　中韩渔业纠纷的原因与根源也非常清晰，当前日益恶化的中国近海环境生态破坏，本身比这种两国渔业纠纷还要“悲剧”、还要“恶劣”。这是关系到国人子孙后代的近海海洋资源枯楬，是长期粗放式发展给中国不断敲响的警钟。
　　在2011年12月12日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回答记者关于此次冲突时表示：“希望韩方能充分保障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并给予应有的人道主义待遇。中方愿与韩方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渔业合作继续健康发展。”

中韩渔业纠纷本身只是简单的外交事件。但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最大矛盾冲突并不在中韩之间，而是中国近海已经恶化到“令人发指”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是中国北方渔民的生计保障问题。
　　——是关系到国人生存，以及如何给子孙负责的核心问题。
　　无论中韩纠纷在实务操作层面如何操作，国民更需要的是“有鱼可吃”、千百万的渔民有日子可活。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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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韩海洋争端

　　实际上中韩官方之间确存有一定的海洋主权争端，并以此伴随相关专属经济区之争。但地点并不在中韩渔业纠纷的“北方限界线”附近。
　　中韩官方之间海洋主权争端（只有一处），地点位于中国东海舟山群岛至韩国济州岛之间的“苏岩礁（是岛是礁的属性之争）”。
　　1963年4月30日，中国大陆第一艘国产万吨远洋轮“跃进”号，载有1.3万吨玉米从青岛港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进行首航。5月1日中午，“跃进”号就是途径苏岩礁时触礁沉没的。该事件曾在当年引起过不小的国际关注，险引发国际争端。
　　现“苏岩礁”由韩国实际控制，韩国在该礁上建立了高76米（水下40米，水上36米）的“韩国离于岛（苏岩礁的韩国名称）综合海洋科学基地”，并配有8名常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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