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残本为何曾下落不明？

沈阳老张

■沈尹默题笺

叶恭绰（1881－1968）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之前，曾赴欧洲考察实业。即将归国赴任的1920年某日，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闲逛的他，意外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的零本。他随手翻阅，这可不是一册普通的古籍，姑且不说《永乐大典》本身的价值与难得，这册零本竟还是专门的“戏字本”，其中辑录的戏文均是闻所未闻的古本。博闻广见，本身也是收藏家的叶氏，凭借多年的阅历，感到事关重大。他迅即购买了这一册古籍，不久就将它带回了北平。

■叶氏发现，北平图书馆里留存的这一卷《永乐大典》是专门派人抄录的副本

回到北平之后，叶氏到北平图书馆对这本标明为《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古籍进行了查证。结果惊奇地发现，北平图书馆里也没有收藏这一卷《永乐大典》，图书馆曾专门派人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他为之感慨道：“此仅存之本，诚考吾国戏剧者之瑰宝也。”

十年后，1930年春，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的马隅卿（1893－1935），听闻了关于这本古籍的神奇传闻，立刻赶往北平图书馆一窥究竟。马氏此行，并非普通藏书家搜奇探宝式的一饱眼福而已，他是代表“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来寻访可资校印流通、学术研究的珍罕古籍。就在一年前，1929年，他与友人发起“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刚影印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清平山堂话本》。经过一番考察，马氏认为此书的发现意义重大，迅即表示，将以北平图书馆的抄本为底本，校印出一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来。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再造本，成为中国衍生出来的第一部可资学者们方便利用的优良底本

1931年5月，由沈尹默封面题笺，钱玄同扉页题笺；钤有“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版权章的，一册大十六开精白纸线装铅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翩然面世。

这本书的印制之精良，是远远超过此前的《清平山堂话本》影印本的。即使是用于刊印的铅字字模，也选用了由印书、藏书名家董康主持的百宋印书局专用字模。这套字模是以董康收藏的宋版《龙龛手镜》中的字体摹刻翻制，其制作之精可想而知。这套字模分“北宋聚珍版”与“南宋聚珍版”两种，而《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印制，恰如其分地选用了“南宋聚珍版”字模，无论是字体本身的清秀疏朗、精致悦目，还是字体风格正好符合书中所辑南宋戏文的风范，这样的印制水准多少还是有点再造“善本”的意味了。此外，无论从纸张、开本以及名士题笺的郑重其事来看，这都是继叶氏在英国发现原本之后，在中国衍生出来的第一部可资学者们方便利用的优良底本。
■后人猜测，未能影印原本是为控制成本、便于校正，对普通学者更具使用价值

据说，叶恭绰从英国带回《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之后，因其珍贵难得，不久便将其存入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秘藏。

有一种猜测认为，之所以未能影印原本，是马隅卿等人可能根本未能联络到叶氏本人，或者直接被叶氏拒之门外。但这种猜测也随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印行不攻自破，因为在书后的跋文中，叶氏明确提到了他“亟愿此书流通”，“影印姑待他日”。

那么，马氏等人未能影印原本，而代以铅字排印的校印本，则只可能是一方面限于资金有限，且原本篇幅较大，全部用珂罗版影印实施困难；另一方面采用铅字排印的方式，成本相对较低，也便于校正，对普通学者而言更具使用价值。在这种情势下，尽可能使用好的纸张、采用大的开本、选用优美的字体，还是可以让后世读者颇感赞赏的。就这样，一部旷世孤本结束了在海外的多年漂泊，在众人的合力推动与精心筹划之下，终于在其发现之后十年，以铅字排印的方式，飞入普通学者与读者的视野之中。

■对此书价值的再发现与重新定位，使得一批“南戏”学术新人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屡发新论、屡开新风

此书印制后不久，迅即引来众多学者购藏与研究。傅惜华（1907－1970）就曾购进过一批，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他还不忘四处赠送师友。凡经他赠送的，均在正文页首下角，郑重钤上“傅惜华持赠”的专用印章。其中一册赠予词学大家唐圭璋（1901－1990），唐氏读后大加赞叹，在书间题跋曰：“昔瞿安师曾云，剧曲之兴，由来已久。而词变为曲，其间迁嬗之迹，皆在有宋一代。今惜华持赠此册，谓皆宋元间剧文，颇难得一见也。灯下展读，始悟瞿安师之语。观剧文三本，见宋词笔法、元人精神，或又可为吴歌先声，诚宝贵之资料，曲词之奇葩矣。”

傅惜华与唐圭璋的重视与赞叹，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即将开启的学术时代之来临。这样一本“奇书”，如此精良的印制，如此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与重视，也必然亟须学者们对其价值的再发现与重新定位。诚如叶氏在此书跋文中所说，“至此书内容一可考传奇乐府嬗变之迹，二可考其时习用语言。是在专家探索引申，无待赘述。”又如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名义所作的附识中所称，“它的内容，在戏曲史上的地位，是不亚于董解元《西厢》和无名氏《刘知远》的。现在已经有人作精密的研究，不久就可以见到论文。这里不提了。”

叶氏提到的“嬗变之迹”与“习用语言”之探索，印行会所称的“有人作精密的研究”等等，虽语焉不详，但似乎已经提前预告，这本书的面世，将在学术界引发新的思潮与新的研究方向。的确，之后不久，一场“南戏大发现”的学术新潮就汹涌而来，一批因“南戏”而涌现出来的学术新人，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屡发新论、屡开新风。

■抗战胜利，叶氏曾秘藏于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的孤本不知下落，时隔数十年孤本却惊现台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现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这册叶恭绰曾秘藏于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的孤本，因抗战爆发、时局混乱而不知下落。抗战胜利后，这册孤本再也没有露面，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已经佚失。时隔数十年后，这册孤本却神奇般再次发现于台湾。这发现之后的再发现，于海峡两岸的“南戏”研究者们而言，无疑是天降奇缘，其中的惊喜与振奋，无不让人心潮澎湃、感动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