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王推崇，书法也是教化
上述事迹及理由，都不能成就王羲之成为千古书圣。帝王的喜好和推崇是王羲之独坐头把交椅的机枢，因为在那个年代，书法是渗透到精英阶层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有着极强的教化功能。
东晋帝王，差不多是傀儡，皇室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否则不会王家造反最终也从轻发落。史书未有记载他们针对王羲之书法有何评论，只要有当时的几大家族的推崇就够了。那时书法作为精英阶层的日常工具才刚刚形成，官方的书法与王羲之的书法完全不是一路，《爨宝子碑》等众多出土东晋文物即为明证。甚至，为公家写个东西成为文人不齿的的事情。（故，中国书法史从来都是两条线，一是官方书，一是民间书；另，一是手札，一是碑刻。实际上，字体之演变，也是如此，间或有杂陈渗透之处，但两条线路彼此较为清晰，有另文阐发。另，郭沫若以《爨宝子碑》为论据证伪王书兰亭，显然贻笑大方，尽管笔者认为《兰亭序》很可能不是王羲之所书）。晋亡，南朝四代仅100多年，但尊王是主线，梁武帝竟因为要集王羲之字样而命周兴嗣作《千字文》，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篇四字一句、千字不重的韵文，从天文地理到人间历史，从物类人文到常识格言，号称“微型百科全书”，竟然是作为书法的附庸而存在。后世，几乎所有习字之人，都绕不开《千字文》这个槛，比《兰亭序》的影响力还要大，与《三字经》、《百家姓》合称“三百千”，成为启蒙读物范本。梁武帝尊王可见一斑。
李世民书屏风帖
到了唐太宗，王羲之被推上“书圣”宝座，谓其书“尽善尽美”，以致王字真迹宝藏内府，拓赠名臣，最后又将真迹一同殉葬。其后，宋、元、明、清，无不推崇王字，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为什么呢？伦常教化上的原因更有说服力：
1，王字和王羲之的为人，都不出格，所以堪为文人楷模。中国具有独立性的非主流知识分子往往生于江湖或退隐江湖。因为不讲政治，就无法跻身主流，因为行政需要立场，而做真学问则需要自由和创造力。再比如唐以后，颜真卿的影响力自是不小，但他的为人处世的特征，是不适合效仿的，自然不会成为帝王推崇的主流。事实上，颜真卿倒是在北宋，因为有了欧阳修的极力推崇才成为万世之表。
2，帝王的审美心理特征。这一点尤为重要，值得阐述。一朝开国之帝王及其近嗣，皆举干戈于沙场，制规章于朝野，定乾坤，谋万世，他们需要一种东西来冲和他们曾经疆场的杀伐气，从暴力回归儒雅，从动荡回归安宁，这种东西又必须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为朝中精英所接受至少不抵触。书法于是入选，因为当官必须为文，为文必须写字。唐诠选六品以下文官，原则为“四才”：身，言，书，判。流外官，也须兼擅书、计、时务。书法作为政治由此彰显，尽管不见得是统治者的主动选择，但事实上起到了政治的作用。王羲之的风格，妍润，精良，不出格，有一定技术含量，又不至于望字生畏，有贵气，不凋疏，有趣味，不张扬，当然得唐太宗提拔。唐太宗亲自撰写了《晋书·王羲之传赞》。他对比了多家善书者，最终选择了王羲之，虽然没有太多阐述王羲之好在哪里（其中仅有“点曳之工”，“裁成之妙”，“势如斜反而正”三句到位的话，这三句话的核心就是“写得妙但不出格”，只有不出格才能起到教化的作用），但却阐述了别人不好在哪里（说上古文不足观，说张芝等罕有遗迹，说钟繇古而不今，说王献之如枯树饿隶，说萧子云无丈夫气，无筋骨，等等），其中有很深的个人喜好，不讲理，不谈艺，但清楚地流露出帝王之审美心理特征。我们在以后可以经常看到，即使是马背横戈的开国帝王，一旦让他们写起汉字来，无不温润闲雅，而恰恰是养在深宫、不识干戈的帝王，喜欢张狂。这真是一件很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附图，唐太宗《屏风帖》）。如果唐太宗是个小人物，那他的推崇也不会得到延续（当然，首先王羲之是个人物），关键是，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能力最强、贡献最大的帝王之一，“书圣”的头衔是来自于这位帝王的推崇，因此，很稳当。
宋人对王羲之的崇拜有退潮，因为宋人不以书法作为当官的家当，有了苏轼、黄庭坚这些大文人大书家，特别是有宋徽宗这样的大艺术家帝王，尊王不太容易成气候，但我们看看宋太宗、宋高宗的字，你会发现，王字的精神已经融入他们干净秀媚的书法中，即使徽宗的瘦金书也是如此。事实上，有宋一代，主流的书法标准还是王羲之标准，宋四家中，苏、黄学养过人，文助书名；蔡襄则是个好学生，其行草对王羲之的晋人风度很有心得；米芾字癫，是个专业书家，他的路线是典型的二王路线，他说过王羲之的坏话，似乎更喜欢王献之，但应该看到，这是他的说话行文风格，不说难听的就不是米芾了。
元人入主中原，迅速将王的风格全盘接受下来，赵孟頫是王羲之的传人和代言人。明中，吴门书派祝王二人都是王字高手，只是祝允明在尝试着突破。晚明，当王羲之受到挑战时，又有董其昌承其衣钵。到清王朝，康乾二帝，尊董崇赵，无大区别，本质上是尊王。元、清两代帝王，皆为外族，他们对汉民族文化的理解，只能从最有影响力的、最浅表最通俗的地方入手，我们看一部《三希堂法帖》，就似乎可以领会到，所选入的法帖，如同出于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王羲之。
实际上，对于这种套路，早就有人受不了了。尽管尊王一路中有不少颇具才能的书家一直在体制内进行改造，但终究不能让人满意。于是，在元末杨维桢、明人祝允明、徐渭，晚明王铎、傅山等人书法实践的基础上，清中期开始，终于爆发出强烈的叛逆思潮，碑学由此大兴，尽管其立意不高，论据不足，逻辑上也未能自洽，事实上也未能生成令人满意的潮流或者传统，但其合理性在于，对摆脱千年正统书风（王羲之书风）的精神需求。这种逆流本身，正是艺术的精神本质之所在。正因此，我们依旧对碑学风潮报以极高的尊重，对其中涌现出的风流人物报以关注。本书有邓石如、康有为二人评传。
【附，王羲之集评】
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唐·李世民《王羲之传赞》：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孙过庭《书谱》：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止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
唐·李嗣真《书后品》：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既离方以遁圆，亦非丝而异帛，趣长笔短，差难缕陈。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故谢安石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而正书、行书如田野学士越参朝列，非不稽古宪章，乃时有失体处。
唐·张怀瓘《书议》：或问曰，(草书) 此品之中，诸子岂能悉过于逸少?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长短。诸子于草，各有性识，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举世莫之能晓，悉以为真、草一概……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
唐·张怀瓘《书断》：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王羲之，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草，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然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颂》得所。观夫开襟应务，若养由之术，百发百中，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风靡云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隶、行、草隶、章草、飞白俱入神，八分入妙。 | 
发表于 2012-3-18 1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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