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文化品牌

高天流云

华夏之根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人杰地灵。山西作为中华文明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留存有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并以“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三大特征组成了“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深厚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全省现已查明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余处，山西有157处，占3/4,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厊河文化为代表。1961－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32件石器以及带切刮痕的鹿角和火烧过的骨、角、牙等，地磁测定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用火的实证。芮城厊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研究认为其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早期文化较晚阶段，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厊河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有60处，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丁村人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静乐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广泛，因此有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文化遗物中的3万余件石制品，类型繁多，制作精细，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约27500—30000年，在这里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古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广泛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们惊喜的是，在柿子滩遗址上，发现了两处表现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的岩画。
    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遍布全省，有上千处之多，原始社会大型石器制造场我国发现了6处，有3处在山西。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展示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临汾、永济、夏县，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映证了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墓葬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磐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周初，叔虞封唐，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叔虞封唐，下至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遂成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表明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晋侯墓地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1980—1990年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山西始终发挥着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了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戎狄蛮夷逐渐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融合于华夏族。西汉一朝，通过武力打击、和亲通商等政策，促进了与匈奴的民族融合。东汉时，北方草原大旱，匈奴分为两支，南匈奴依附汉朝，南移入山西汾河流域。建安初，曹*分匈奴为五部，分居山西，合计约20万人。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匈奴四次大规模内附，移民部落多达19种，特别是太原地区成为移民的集中地。与此同时，杂居于山西的还有羯人、鲜卑人、羌人、氐人等。十六国时期，山西是当时矛盾集中的地区，各族迭相称雄，战乱相因不断，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亦加剧。三晋文化因民族融合充实了新鲜血液，各族人民在汉化过程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明时期的大槐移民是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爱国念祖的精神象征。据学者考证，南宋时即有从山西移民事，但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移民规模大、次数多，达20余次，长达50年之久。明廷在洪洞大槐树下设局驻员，为移民登记造册，发放川资凭证，住户部循入里籍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兵押解赴各省州县定居。移民不仅来自洪洞，还遍及山西全省。去向则尤为广远，遍布国内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大槐树成为移民聚散地的标志，各地后代移民共认大槐树为其祖先故地所在。
    元末明初，中原江淮间战乱不已，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人民死伤无数，城郭为墟，农村残破，兼以水旱蝗灾，两淮、山东、河北、河南、湖北之民，十亡七八，“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而山西由于地形险要，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省内大部分地区，又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明廷为了巩固政权，恢复生产，采取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举措，将洪洞县广济寺定为移民之地。大槐树移民在各地力披荆棘，除草莱，立街市，渐至人烟繁多，百货骈阗，野有余粮，民无菜色，在各地经济发展、民生振兴中贡献颇巨。后世移民子孙，又外出奔走，近代颇多赴海外谋生者，故海内外华人后代均有以大槐树为祖籍，追念先人辛勤创辟，寄托爱国爱乡之情。广济寺门前汉植大槐树便同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移民之根，成为根祖的代名词，也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渊源。

高天流云

黄河之魂

    滔滔黄河华夏水，铮铮中华民族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由北向南在山西境内一泻千里、呼啸奔腾而过，呈现着最具代表的黄河自然景观，孕育了最具民族魂魄的黄河人文精神，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黄河民风民俗。山西“黄河文化”以其厚重的历史底蕴为依托，以“黄土风情”、“黄土风貌”为核心，以“粗犷豪放，原始淳朴，坚忍不拔”的精神共核为内涵，具有浓烈的、史诗般的、独具地域风格的特色民俗文化特色，充满了黄河泥土的韵味，民歌、民乐、民间舞蹈、民间剪纸、面塑直至诸多的鼓乐，无不放射着黄土地、黄河流域文化的芬芳，成为中华文化中的奇葩。
    壶口瀑布所展现的黄河精神最具民族魂魄。黄河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源，不绝之泉。平时她默默灌溉两岸阡陌良田，遇到困阻和厄运时，他会奋勇向前，肆意汪洋，直到大海。这种精神，在壶口得到了诗意的体现。黄河巨流一路奔腾，到山西吉县一带，被两岸苍山挟持，由300多米宽骤然收束为50余米。这时河水奔腾怒啸，山鸣谷应，形如巨壶沸腾，最后跌落深槽，形成落差达50米的壶口大瀑布。壶口瀑布气势壮观，周围自然景观奇特，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面值50元人民币的画面上那翻江倒海，奔腾跌泄，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就是黄河壶口瀑布。壶口黄河大瀑的磅礴气势，向来被视作黄河之魂。他雄强无比，威重难匹，遇坎坷而不沮，临绝境而益强，浩气亘千古，豪情满河山。中华无数英雄儿女，正是怀着一腔豪气与豪情，在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黄河大合唱》由壶口瀑布引发创作灵感，歌颂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和抗日的英雄气概。它具有崇高伟岸的民族号召力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壶口瀑布所展现的黄河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通过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展现着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和丰富全面的规范，如法家“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儒家“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生生不息”的变革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精神，“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卧薪尝胆”、“悬梁刺股”的艰苦奋斗精神，“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求实精神等等。
    黄土文化所纷呈的民俗风情最具黄河神韵。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又有黄河母亲的哺育，从神农氏尝百草，后稷教民稼穑，嫘祖养蚕缫丝起，数千年来，黄河水滋润哺育了这方水土这方人，并在这片黄土上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具有黄河、黄土文化特色的山西民俗风情文化。
    山西民情民风淳朴，民俗文化斑斓夺目，享有“中国戏曲摇篮”、“民歌海洋”、“民间舞蹈之乡”的盛名。山西戏曲起源于汉代，现仍有54个剧种，占全国剧种总量的六分之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了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山西现存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为全国仅存，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山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已收集的达2万余首，有很多经典民歌如《走西口》、《绣荷包》、《想亲亲》、《桃花红杏花白》等广为流传。山西民歌曲调优美，易于传唱，情真意切，歌词生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河曲、保德一带的民歌高亢、嘹亮、舒展，左权民歌清新、柔媚，祁县、太谷民歌载歌载舞、调式丰富、优美动听。山西民间舞蹈达200余种，其中，山西民间锣鼓被誉为“中国第一鼓”，有“花鼓”、“转身鼓”、“腰鼓”等近二十余种，万荣县被称为“花鼓之乡”，新绛县的“威风锣鼓”驰名中外。秧歌舞更是遍及三晋。此外，还有“狮子舞”、“龙舞”、“高跷”、“旱船”、“背棍”、“抬阁”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黄土高原特征。山西的民间工艺品种类繁多，有剪纸、孝义皮影、晋南年画、大同绢人、平遥推光漆器及各地的面塑、泥塑、砖雕等，都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美术价值，受到国内外人士推崇。
    中国民居建筑，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山西民居中有独具特色的黄土窑洞“地窨院”，这是一种院子和居室都在深lOm左右的地下窑洞，地方特色颇为鲜明，具有很大的观赏性和返朴归真的自然魅力。“院落地下藏，平地起炊烟；车从屋顶过，声由地下来”就是对这一特有窑洞的真实写照。山西民居的又一特色是青砖灰瓦四合院，尤以晋中一带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等最为著名，被誉为“明清时代北方民居建筑明珠”。山西的各类民俗博物馆如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祁县民俗博物馆及定襄民俗博物馆等，再现了晋西南、晋中和晋北民间传统的生活习俗、婚丧风俗、礼仪民俗、节庆活动以及民间工艺、文化娱乐等黄河、黄土风情。

快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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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流云

佛教圣地

    山西是历史悠久的“佛教之国”，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圣地，不仅有世界佛教五大圣地之一的五台山，还有日本净土宗的祖庭玄中寺；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云冈石窟，还有全国最早的寺庙彩塑唐建南禅寺彩塑；不仅保存了自唐以来历代的佛教建筑、彩塑、壁画、雕刻、碑幢、古塔和汉藏乐器等古迹，还珍藏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典籍历代经书十万册。五台山佛教早在唐代时就立为中国佛教的榜样，清代以前就有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僧人至山西五台山巡礼求法，瞻谒圣地。
    汉藏并存、诸宗竞秀的“中国佛教缩影”。山西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之一，是唯一与印度灵鹫山争俊的灵山胜景，是各民族佛教徒心中的圣地，是“中国佛教首府”、“国际佛教文化中心”。五台山的佛教发展，对后世影响甚巨，它是中国佛教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五台山佛教不属一宗一派，其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文殊信仰，包容了几乎所有的汉地佛教各宗派与藏传佛教的各大宗派，可谓显密并存、诸宗竞秀，是佛教华严、净土两大派别的中心或发祥地，是我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场。北魏孝文帝、隋炀帝、宋太宗、元英宗、清圣祖、清高宗等都曾驾幸五台山，至于历朝历代皇帝、皇后遣使札礼五台山者，更是自北魏到清朝，从未间断，翻开五台山各大寺的“庙史”，第一页几乎全是“敕建”二字。五台山佛教文化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特色，与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均有文化交流，并在我国具有“中华卫藏”的重大作用，是中国汉、藏、蒙、满、土等多民族共同遵奉的佛教圣地，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五台山因与佛经《宝藏陀罗尼经》描述的文殊菩萨住处相符，被奉为文殊道场。东汉永平十一年天竺国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来五台山朝拜，奏请汉明帝修建了大孚寺，其与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即今日显通寺的前身。东晋初年，文殊信仰随着佛教传入五台山，北魏孝文帝时，五台山成了中国北方研习《华严经》重镇，唐龙朔二年，被正式确定为文殊菩萨道场。元初，元世祖帝帅八思巴和胆巴国师、意希仁钦国师相继至五台山，瞻礼文殊，弘法布道，五台山成了汉地唯一的“汉藏佛教圣地”；明永乐年间，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至五台山兴建黄庙，形成青黄二庙并存的格局；明万历年间，创立了十方净土禅院，形成了子孙庙和十方庙共存的形式，五台山成为汉藏并存、诸宗竞秀的“中国佛教缩影”。
    五台山名僧高僧辈出，成为佛教文化史上的丰碑。他们或译经著说，或授徒传戒，苦心孤诣，成为一代宗师。唐代法师澄观在显通寺研究佛法，注疏《华严经》，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华严宗高僧，得“清凉国师”之号。驻锡金阁寺的不空法师，是佛教密宗的创始人之一。昊鸾大师14岁入五台山落发修行，遍览佛籍，在玄中寺创建净土道场，被日本净土真宗尊为本师。现代高僧能海法师、法尊法师都曾几次入藏求法，弘扬佛教文化。
    久远精美、汇集大成的宗教建筑瑰宝。山西是中国宗教建筑的稀世宝库，文物荟萃，珍品云集。目前有宗教寺庙4100处，石窟300多处，彩塑12500余尊，壁画2700余平方米，各种型制的古塔1000余座，历代碑幢5000余通。其中有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的木构建筑五台山南禅寺大佛殿，有荟萃魏、齐、唐、宋、金、明、清各代多种建筑于一身的五台山佛光寺，有我国现存最古最高木构塔式建筑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五台山的佛教建筑规模宏大，年代久远，数量众多，形成了庞大的寺庙建筑群。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寺塔、庙宇、楼台集中了我国佛教艺术的精华。我国保存下来的木结构建筑，最早的是唐代遗物，全国仅有两座，皆在五台山。唐代以后，宋、辽、金、元、明、清，直到民国，均在五台山中留下了典型的木结构大型建筑。唐代建筑庄重朴实，宋代建筑柔和绚丽，辽金建筑大胆减柱，元代建筑粗犷自然，明代建筑规矩谨严，清代建筑豪华精巧，民国时期的建筑细腻繁杂。五台山的木结构古建筑，历史沿革连续性强，建筑宏伟，细部精细，样式繁多，手法典型，完全可以说，五台山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建筑，本身就是一部篇幅繁大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五台山，还有众多的宝塔佛刹。这种诞生于古印度的高台建筑，传到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手法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塔，为中国建筑宝库增添了新的品种。五台山的塔，从历史沿革看，自北魏到新中国，均可找到实物；从使用材料看，有砖塔、石塔、琉璃塔、木塔、铜塔、银塔、铁塔、玉塔、水晶塔；从建筑形制上看，有卒堵波式塔、密檐式塔、楼阁式塔、亭阁式塔、金刚宝座式塔、组合式塔；从规模上看，大者高56.4米，刺破苍穹，欲与天公试比高；小者0.05米高，精巧玲珑，足令鲁班折腰；从性质上看，又可以划分为佛塔与墓塔两种，而佛塔中又可以分为舍利塔、灵迹塔及一般的供奉塔，墓塔中也可以分为高僧墓塔与一般性纪念塔。五台山的塔，沿革之久、数量之多、用材之广、形制之全、性质之繁，都是全国同类地区罕见的。
    五台山的寺庙建筑布局，有的对称规范，庄严肃穆，有的迥廊曲折，宛然园林。众多的寺院中，一切建筑物皆是雕、镂、彩、绘，各呈奇异。除大型建筑物以外，寺内寺外保存下来的钟、鼓、钵、碑、碣、匾、牌、联，无一不是珍贵的文物，引无数游人赞叹不已。
    雕刻艺术以大同云冈石窟为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是一座石窟艺术的宝库，集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为一体，是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瑰宝和人类古代文明结晶，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颠峰之作，代表了5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1000多个佛龛，石雕造像5.1万余尊。佛像至高者17米，最小的仅2厘米，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云冈石窟与和它齐名传世的莫高石窟、龙门石窟相比，在艺术的整体性上表现出了鲜明感人的文化品质与审美特点。一是国家工程——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艺术精湛。云冈石窟是北魏立国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影响最广泛的一项国家政治性、宗教性的文化工程。它是北魏倾其财力、物力、人力，集聚了当时最先进的工程技术水平和北方地区、西北地区以及其他内陆省区最优秀的佛教艺术雕刻家，甚至还有来自佛教信仰发达地区印度、中亚和西域等地的“胡僧”，参与构建的浩大文化工程。二是一朝完工——理念相同、形神和谐、风格统一。云冈石窟建凿工程始于北魏、完于北魏，历经一个朝代就结束了。远不像莫高窟那样跨越千年之久，也不像龙门石窟那样经历了四百多年。云冈石窟的艺术创作全过程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的“昙曜五窟”呈现着浑厚、淳朴的西域情调，中期呈现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太和格调，晚期则呈现出一派洒脱俊逸的“秀骨清像”新风格，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了前后相袭相续的主旨和理念，表现出围绕一个主线发展延续的整体性，共同构成了云冈石窟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三是帝佛合一——人格精神、历史回望、民族情怀。云冈造像的帝佛合一是其做为人类文化创造最大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品质，也是它与莫高窟和龙门石窟的洞窟造像在精神文化内涵上的最大不同。云冈石窟在早期的五帝、中期的孝文帝和冯太后、晚期的普通官员的人格展示中，尽显出北魏国家工程和艺术创作中人格精神烛照下的历史态度、民族精神和艺术创造的文化品质与审美特点。
    特色浓郁、丰富多彩的佛教音乐和神话传说。五台山佛教音乐源渊于印度佛教音乐，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的成份，是北方佛教音乐的典型代表。五台山佛教音乐分青庙和黄庙两个派别，青庙音乐风格高雅、静谧；黄庙音乐曲调明朗，富有民间色彩。五台山佛乐，内容多以佛教故事为主，具有清远、虚淡、静幽的特色，增强了佛事活动隆重庄严的气氛，使宗教文化色彩更加浓郁。
    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各种宗教传说历代相传并不断丰富发展，与景色秀丽的自然风光相互结合，共筑佛景。这里的神话传说数不胜数，可以说一山一水、一寺一庙，乃至一尊塑像、一件文物，几乎都有一段神奇美丽的神话传说。如般若泉的传说、文殊发塔的传说、文殊菩萨东海化缘巧取歇龙石、东海龙王削五峰的传说、无舌狮的传说等与五台山齐名于世。

高天流云

晋商家园

    “晋人善贾”，古已有之，明清时及至巅峰，声名远扬，纵横商界500载，在我国商业史、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晋商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从内地贸易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蒙古、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晋商开办的“山西票号”使商业经营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为金融领域开辟了一条安全、便捷的流通方式，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了最高峰。
    自强创业，开辟了路上欧亚商路。晋商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并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西伯利亚，又达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无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晋商遗迹至今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北京大栅栏的晋阳会馆、沈阳的太原街、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等等都是晋商创建的。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这些以晋商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晋商所到之处，设庄贸易，使之成为商品集散地，并逐渐拓展为城市，流传于东北的“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的“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的“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等民谚生动说明了晋商在这些城市和居民点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及其活动舞台之广阔。
    汇通天下，开创了金融业之先河。道光之后，晋商为适应大流通、大吞吐的商资活动，创立了“山西票号”，使得商业经营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为金融领域开辟了一条安全、便捷的流通方式，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随着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创立，山西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票号集团，晋商的雄厚资本几乎垄断了当时的中国金融业，并影响了中国金融近一个世纪。在中国票号史上51家票号中，晋商占43家，山西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更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其业务涉及到异地汇兑、资金自由存放、凭证式结算、跨国金融运作等现代金融活动中最基本的运作方式，有些类似的管理方法和结算方式甚至在近百年后才在美国华尔街出现。虽然，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历史的变迁，晋商从辉煌走向了衰落，但其严密的组织、周全的制度、完善的管理、以人为本的经营特色、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给后人留下了重要启示。
    诚信义利，构筑了晋商精神的灵魂。晋商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逐渐形成了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等的“晋商精神”，诚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
    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晋商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晋商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创新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晋商齐名的徽商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晋商在这一时期却登上了事业的顶峰，根本原因在于其敢于开拓，能与时俱进。晋商和徽商都以盐业起家，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垄断被打破时，徽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而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后逐渐失去在盐业中的优势后，却能及时调整方向，首先转向多元化经营，然后又转向票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晋商的敬业精神，常为人所称道。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是晋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发挥群体力量，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商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会馆是其标志。晋商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三是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股份制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惟有晋商。
    在晋商精神中，诚信是其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晋商的辉煌业绩。晋商的诚信经营，一是维护商誉，信誉第一。梁启超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二是诚信义利的价值观。晋商在义利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所到之处，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是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要求商人恪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甚至舍利取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晋商身入财利场而不污，守信耐劳，以诚取胜，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三是注重人和。晋商十分注重人际关系，特别强调“人和”，笃信“和气生财”，主张人与人应当和睦相处、友善团结、和衷共济。晋商在“朋和友利”、“东伙”经营方式基础上所创设的股份制便是其“人和”精神的体现。四是倡导良贾、善贾、诚贾的晋商文化。晋商各号均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条例，上至掌柜、管账，下至伙友、学徒，均受其节制。无论是谁，只要忠于职守，有功于商号，均予奖酬，或提拔重用。对贪污挪用、嫖赌吸毒、营私舞弊、打架斗殴的，立即开除出号，其它商号也永不会录用。因此商号的人一旦失足，遂为同行所耻，乡亲所卑，亲人所指，从此失却营生，再业无门，更无颜回归故里。故作弊即等于自毙，人人戎戒之。在这一氛围长期熏陶之下，晋商逐步形成了人人洁身自好、努力任事、争做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

高天流云

边塞风情

    山西东以太行为天然屏障，西和南以黄河为自然疆界，北边横亘长城天堑，境内太行、恒山、五台、太岳、中条、吕梁六大山脉纵横起伏，丘陵、盆地遍布期间，山地、高原回互相连，地势险峻，关隘众多，形势天成，表里山河，据之则居高临下，东出可取冀豫平原，南下可逐鹿中原，西进可窥视关中，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民族交融之所，文化激荡之处，呈现着独特的边塞风情。
    古今战争的前沿。山西是中国古代战争和现代革命战争的集中之所，古今历史上有名的战争和战场在山西留下丰富的遗址遗物和史料；山西是现存古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战国以来历代所建长城东起娘子关，北到雁门关，西至偏关，绵延3400余公里，仅大同境内就有明内、外长城800多华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5000多年前，河东解州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黄帝族先后战胜了炎帝族、九黎族，形成了华夏民族。古代战争遗址，有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战役“长平之战”古遗址，有闻名遐迩富有历史传奇色彩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有曾经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金沙滩古战场，有荒冢累累葬有万千汉代戍边将士遗骨的山阴汉墓群以及至今仍然较好保存的代县杨家将祠堂、宁武宋建宁化古城、新广武城与旧广武城等。古代众多名将如战国的廉颇、李牧；汉代的卫青、霍去病、李广；三国时的关羽、张辽；唐代的尉迟恭、薛仁贵；宋代的杨业及杨家将、狄青等，皆出自山西，他们与长城一道演绎着民族的历史，铸造着民族的精魂，是山西乃至长城文化的不尽源泉。
    近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也在山西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旧址，如武乡县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平型关战役旧址、五台县松岩口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黎城黄崖洞保卫战旧址、左权将军牺牲纪念地、武乡八路军纪念馆、刘胡兰烈士纪念馆、抗日华侨女关雄李林纪念馆、长治太行太岳烈士陵园、毛泽东故居等，都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记录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史绩。这些革命圣地和革命文物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民族融合的舞台。山西位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三个地域单元的结合部，南傍中原地区，是华夏民族的核心地带；北邻草原大漠，与塞外游牧民族相接。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山西在多民族融会中的特殊地位。山西是历代沟通中原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北方古老民族相联系的枢纽，这里既保留着农耕文化的基本特色，也深受游牧文化影响，形成了两种文化融合的民俗特色。山西的很多民俗中还保留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痕迹，受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尚武精神。山西“人性劲悍、习于戎马”，“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摔跤本为蒙古人之习俗，但在忻州一带摔跤却非常盛行，摔跤赛以一只肥羊作为胜者奖品，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尚武好胜的民风。婚嫁习俗、民间艺术、节日风俗、饮食服饰的细节中也都能体现出两种文化融和的特点。晋南有些山区的妇女穿衣实行左袵，源自古来西域的习俗；忻县北金山乡十都，有东呼延都、南延都，可见北朝民族之同化。
    文化交流的通道。山西是华夏民族和少数民族、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的主通道，也是传输各民族极具魅力的灿烂文化的主通道，从而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使得山西“黄河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山西独具魅力的特色地域文化。山西文化中尤其突出的民俗文化、姓氏文化、方言文化、根祖文化等，无一不是多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兼容并蓄的结果。
    山西是历代改革创新、思想进步的思想库。不同政治思想以及思想意识流派在此相互兼容，使得山西文化既包含了儒家思想成分，又闪烁着法家、道家和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光辉。异域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在山西的传播以及佛教同儒教的融合在山西表现得极为明显。佛、道、儒的融合是文化深层次发展的集中反映，由此可见山西晋文化的固有品格。

高天流云

关圣故里

    关羽（160—219年），字云长，今山西运城解州常平村人，喜读《春秋》，忠义仁勇，被后世尊为“武圣”。关羽故乡解州所建关帝庙，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后屡次扩建，现占地7.3万平方米，是海内外最大的关帝庙，其内悬挂有乾隆、咸丰手书牌匾。
    关公封圣。关羽是一位被世人尊封的神，他被统治阶级、多种教派、平民百姓所崇敬；既高高在天上，又时时在人间，“庙祀遍天下”，“崇祀历千年’，享受着绵绵不断的人间香火，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关羽的崇拜之盛，使其俨然成为群神之首，与山东的文圣人孔子相齐并肩，被尊为武圣，民间各行各业对其顶礼膜拜之程度又远甚于孔子。关公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大陆，在一切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崇拜关公的香火都十分兴旺。据不完全统计，仅台湾省就有关帝宫庙千余座，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4万多座关帝庙宇。关公文化精神财富不仅属中国独有，它是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的。这种现象，在中国民间诸人神之中是极为罕见的。
    关公崇拜之所以如此盛行，同统治者的提倡褒扬有极大关系，关羽死时被追谥为壮缪侯，宋代以后，历朝有16位皇帝23次为其御旨加封，使其由侯而王、而帝、而圣、而神。佛道两家也竞相罗织关羽为本门弟子，编织种种神道已大张其验。明清两代，对关帝之信仰已不是某教之范围，而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又是民间供奉的对象。
    关羽的崇拜价值在于，他的行为构成了统治者所提倡的伦理价值的楷模，忠孝节烈，神勇武威，为国捐躯、生之人杰，死亦鬼雄。因此自孔孟以后“扶名教而植纲常者，赖有圣帝也。”对于百姓而言，关公之崇拜价值，首先在于他是义气之神，他的义气干云，他的坚贞不二，使得拜金兰者都要在关羽圣像前，学习桃园结义。青红帮也好，哥老会也罢，走江湖者结拜把兄弟，都要顶礼膜拜。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关羽的崇拜与信仰，不仅求雨有赖于关帝，百姓乞求生育，消灾除病、家庭和睦等方面都有求于关帝。特别是关羽还被人们奉之为发财、致富、招财进宝的保护神。关羽与文财神对列，被称作武财神，他不爱财，对曹*所赠金银一律封留，不受不义之财，所以商家皆供他为财神。
    关公文化。关公文化以“忠、义、仁、勇”为核心，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融合体现了中国儒释道的伦理道德精神，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凝聚力和融合力。
    从北宋初年到清朝末叶的这一千余年间，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想和观念，如走马灯般频频出现。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到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从张载、陈亮、叶适，再到王廷相、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无一不在绞尽脑汁，为宋元以后的社会，寻找新的思想方案和精神药方。然而，这些思想家们所阐述的思想和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元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在为宋元以后的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构造一个统一的道德文化规范或原则方面，却又显得苍白无力。这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宋元以来的这些思想家本来就各持己见，且又彼此攻讦，相互批判，难以统一；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们的学说又过于繁琐、艰深和晦涩，很难为一般民众所理解接受。当时社会迫切需要重塑或创造一个能为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楷模，并将其升华为社会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偶像，以此来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就犹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及其学说提升为百代楷模、万世师表那样，产生了一个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浪潮，形成了以“忠、义、仁、勇”为核心内容的、丰富而持久的文化传统，以及一系列相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关公由此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精神信仰的中心，万民争相效仿的最高道德偶像。
    关公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崇拜。关公的“忠、义、仁、勇”融合体现了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传承的道德成果的总和，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崇拜，因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海外侨胞和华人后裔中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人们把兴建关庙、敬崇关公，作为凝聚民族合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维护和承继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
    关公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影响极深。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关公的“忠、义、仁、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伦理道德精神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关公文化因而成为连结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一条纽带，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关圣与晋商。关公崇拜是晋商和票号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其他商帮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起码不像晋商那样，把关公作为惟一崇拜对象)。这固然与关公是山西人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关公身上有晋商所需要的精神，关公就是晋商企业文化的载体或符号。
    晋商企业文化的核心是诚信。诚信在晋商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核心作用。在整个社会商业并不发达，没有建立普遍的、由制度保证的诚信体系之前，诚信主要是作为一种道德约束在发生作用。“诚信”二字包含了两个内容，“诚”是在企业内员工对东家、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诚的根本；“信”是商家对客户的重合同、守信用，所谓“一诺千斤”，这是信的中心。对晋商来说，这种诚信是成功的关键，也成为晋商成功的生命线。晋商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这种结构的中心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在这种体制下，防止企业内部出现贪污等问题，除靠制度外，更主要的是靠大掌柜对东家的“忠”。用“忠”这种企业文化来约束管理者的行为，是票号经营近百年而没有发生贪污等问题，且经营良好的重要原因。晋商讲究对客户的“诚”，重合同，重承诺，是商业成功的关键。尤其是在汇通天下的票号中，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取一张作为凭证的银票。当时这种银票并没有法律上的保证，如果不讲“诚”，做不到见票即付，票号哪会有业务？在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的社会动荡中，晋商票号受到严重损失，但仍然坚持见票即付，即使用老本也不能让客户吃亏，这才使票号在动荡之后有极大的发展。企业文化可以为利润最大化服务。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价值观就要溶化在员工的血液中，成为行为准则。这就需要某种符号来代表这种企业文化，使文化外在化。晋商就是把关公作为诚信的代表，通过对关公的崇拜和许多祭祀关公的活动来弘扬和加深诚信的企业文化，于是，关公就这样成为了晋商企业文化的符号。

高天流云

古建瑰宝

    山西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宝库”和“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现存的古建筑无论从数量从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看，在全国都首屈一指。山西遗存了我国古代从北魏至明清各个朝代各种类型的建筑典范，辽金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总计达540余处，占全国现存同类建筑的70%以上；唐代木结构建筑在我国有5处，4处在山西；宋、辽、金代在山西有近百处著名建筑，元代以后的建筑则更多。现存古代彩塑12712尊，古代壁画24000多平方米，在全国均位居榜首。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3400余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现存古戏台2888座，其中元代戏台和元代戏曲壁画山西独有。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平遥古城、云冈石窟)，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5座(大同、平遥、代县、祁县、新绛)，全国历史文化名镇2个(灵石县静升镇、临县碛口镇)，历史文化名村4个(临县西湾村、阳城县皇城村、沁水县西文兴村、介休市张壁村)。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考察，才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宋代遗传的《营造法式》这部建筑学“天书”的解读。
    以大同云冈石窟为代表的石窟造像。山西境内共有51处石窟，以云冈石窟为最，太原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长治羊头山石窟、平定开河寺石窟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中国10大石窟之一。25个石窟分布于东西两峰，开凿时间跨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前后经历400年左右。造像大小不一，风格各异。西峰第9窟外罩漫山阁，精妙超绝的雕刻艺术堪称我国佛教石窟造像的典范。龙山石窟是我国最大的道教石窟，40余尊造像大都保存完好。清徐县都沟村北山有岩香寺石窟，造像为五代至宋时风格。左权井沟村石佛寺石窟，一寺二窟，同处一地而风格不同。榆社响堂寺石窟千佛洞，内有北魏至唐代雕刻的大佛6座，周围是1090尊小佛。窟顶绘着精美图画。平顺玉峡关金灯寺石窟，被称为石刻艺术官殿。石塔林得名自塔身雕刻着神态各异的佛像一千尊，相传这是金灯寺创始人芋禅师的安葬处。羊头山石窟为北魏所凿。
    以五台山为代表的宗教建筑。山西是中国宗教建筑的稀世宝库，文物荟萃，珍品云集。目前有宗教寺庙4100余处，各种型制的古塔1000余座，历代碑幢5000余通。其中有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五台山南禅寺大佛殿，有荟萃魏、齐、唐、宋、金、明、清各代多种建筑于一身的五台山佛光寺，有我国现存最古最高木构塔式建筑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有全国最大的佛殿大同华严寺。晋祠圣母殿首“鱼沼飞梁”，为古建中仅存的故例。芮城永乐宫是道教圣地，解州关帝庙是全国最大的关庙，广胜寺飞虹塔是全国现存始建最早、最完整的琉璃古塔，是琉璃塔的代表作。浑源悬空寺，于悬崖峭壁间筑殿，以设计精巧、建筑奇特堪称世界一绝。
    以芮城永乐宫壁画为代表的壁画艺术。山西现存寺观和墓葬壁画24000多平方米，居全国第一位。早至汉唐，晚迄明清，连绵不断，代有佳品。高平开化寺壁画是全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壁画，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和芮城永乐宫、稷山青龙寺元代壁画，鸿篇巨制，绚丽多彩，是我国古代壁画艺术的上乘之作。太原南郊娄睿墓的墓葬壁画，填补了我国北齐绘画的空白。位于芮城县的永乐宫内存元代壁画960平方米，题材丰富，笔法高妙，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布局疏朗，殿阁巍峨，气势雄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是我国古代绘画的杰作之一。
    以晋祠圣母殿侍女像为代表的彩塑艺术。山西现存唐代以来彩塑12712尊，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均居全国首位，被誉为“彩塑艺术博物馆”。晋祠圣母殿中保存完好的43尊彩塑，如真人般大小，栩栩如生，情态逼真，堪称我国古代彩塑艺术的杰作。唐代的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彩塑，宋辽金时期的太原晋祠圣母殿、长子法兴寺、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菩萨彩塑，元代的晋城玉皇庙彩塑，以及明代的平遥双林寺、隰县小西天彩塑等，造型殊异，显示了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不同姿态，惟妙惟肖，均为我国现存历代彩塑中的代表作品。
    以平遥古城为代表的古城建筑。山西有着众多的古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就有大同、平遥、祁县、代县、新绛等五处。平遥还以“一城、两寺”的人文建筑优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以城市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目前基本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县城原型，有“龟”城之称。街道格局为“土”字形，建筑布局则遵从八卦的方位，体现了明清时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形制分布。城内外有各类遗址、古建筑300多处，有保存完整的明清民宅近4000座，街道商铺都体现历史原貌，被称作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活样本。平遥城墙建于明洪武三年，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现存有6座城门瓮城、4座角楼和72座敌楼，是中国现存规模较大、历史较早、保存较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亦是世界遗产平遥古城的核心组成部分。
    以祁县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晋商大院建筑。中国民居建筑，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在山西，元明清时期的民居现存尚有近1300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数集中分布在晋中一带的被誉为“明清时代北方民居建筑明珠”的晋商豪宅大院。晋商大院以四合院为主要布局形式；与此同时，在空间布局上又呈现出了富于变化、绝少雷同的特征，这些变化又和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结在一起，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时代性。其中，常家庄园被称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私家园林，属于山水园林派的一种，融儒道文化与一炉，是结合了江南建筑风格的北方民居；阳城皇城相府，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筑群，分为内城、外城，依山就势，随形生变，护城保庄，抵御外侵。山西民居的装饰艺术在明清时期已发展到高峰时期，装饰在斗拱、门窗、雀替、挂落、照壁、帘架、柱础石、门枕石等上的砖雕、木雕、石雕等，雕刻技法十分精湛，是民居装饰艺术的集中体现。山西民居中伦理学、民俗学的缩影无处不在，大院封闭的整体结构，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识形态的礼制、等级、纲常中找到对应。

星天外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的发源地.

晋京

　　
　　感谢大篇幅全方位的弘扬山西文化，恭候各路朋友前来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