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1

沈阳老张

第一章 保守的革命者

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允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

蒋介石对希特勒纳粹及法西斯主义发生了极大兴趣，于是派次子蒋纬国赴德国深造，受希特勒两次召见，并组建一个法西斯机构“蓝衣社”…

蒋介石长得两眼炯炯有神，他经常剃着光头，蓄着短须，带有一股军人的风度。

但是，他的神情却不可思议——这并非因为他不擅言辞，而是因为他总是挂着一脸中国人特有的谦恭的微笑。

他演讲时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声音高亢，语调急促。这使得他有别于来自外省的大多数僚属和追随者。

蒋介石从不费心思去学习北京活——标准的汉语，更不用说外语了，他掌权之后每月要向规模宏大的孙中山纪念会致词。虽然他的方言刺耳难懂，但与会者却不得不洗耳恭听。此时的蒋，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

蒋介石不接受外国的影响，但却娶了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她受过美国教育，后来一直担任蒋的随身翻译。蒋介石不懂外文，他的官方传记作家董显光，20年代后期曾给他作过数月英文教师。

董后来披露说：“蒋公因政务繁忙，很快放弃了英语。”蒋介石后来教育其子蒋经国吸取他的教训，要学好外语。

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引用了1922年和1923年他父亲的几封信。这些信要求他必须掌握英语。1943年，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他父亲还致信要求他每周花六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老蒋乐观他说：“吾儿俄文基础良好，学习英文必易”。

蒋夫人宋美龄是举世闻名的美人，根据台湾的官方传记，她是蒋的第二个妻子，事实上如果把1912年蒋的一位侧室算上，她则可说是蒋的第三、甚至第四个妻子。

蒋委员长及其夫人的确在民众中树立了无懈可击的美满姻缘形象。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他的青春之火正熊熊燃烧。

但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个有名的风流人物，对上海的青楼了如指掌。他一方面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又遵循孔道，坚持克己自律。

他的确是一个意坚志强的孔道徒子。由于与基督徒结婚，他又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那个时代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中，此种怪诞的姻缘屡见不鲜。此外，其他许多事情同样是人们了解蒋的生平与性格的关键。他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信徒。他也因此自诩为一个革命家。

蒋介石以为，革命就是民族主义，对内推翻封建皇帝，对外结束民族屈辱，但是，在其他方面，在关于国家组织学说、社会行为方式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和森严的等级制度等方面，蒋介石却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反动分子。

尽管蒋介石参加过推翻清朝的革命，但是他无法理解革命的勇往直前与锐不可挡之势。

他徒劳地阻止革命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企图在军阀混战中夺取政权而黄袍加身。

蒋介石最后失败了，他被迫下野，并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而被迫逃至台湾，建立起他的避难所。

早期的葡萄牙探险家曾称台湾为“美丽的岛屿”。蒋介石晚年统治着一个微型的“大国”。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富饶繁荣的工业化台湾。

每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总统”都要主持双十节纪念民族主义革命。接之而来的是蒋家及其追随者于10月31日为蒋介石祝寿。

每年元旦，他总要向全民发布文告，宣扬“反攻大陆”。在他漫长生涯的最后两年里，他两腿瘫痪，从而不再会客。他的文告只好停而不发或由人代发。

1975年4月5日，星期六，八十七岁的蒋介石逝于心脏病，而大陆则依旧没有“光复”。

不仅如此，他拒不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进入了联合国，而他自己的“中华民国”则被赶了出去，屈辱与失败纷至沓来。

与一些军人政治家如戴高乐、佛朗哥以及其他独裁者一样，蒋介石与他的国家紧密相联。

他的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但他确实力实现他的野心奋斗了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蒋的名字并未被列入继承者的名单。然而，他已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是黄埔军校校长，黄埔毕业生被他塑造成自己的古罗马式禁卫军。他统率的国民军从广东出发，进行北伐，不到两年，终于在名义上征服并统一了中国。那些分省割据的军阀有的战败投降，有的改旗易帜，表示归附。

但是，胜利是暂时的，在后来的十年里，蒋一直只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领袖，但决不是中国无人挑战的统治者。

在蒋的早期生活中有两件事是不可忽视的，一是1923年底，蒋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回国之后他对俄国人很不信任，从而对共产主义仇恨万分。

但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意见则不同，他摒弃了蒋的建议，从而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使者鲍罗廷，让鲍罗廷当顾问，仿效苏联共产党改组国民党。

另一件事至今仍没有完全披露，即1912——1922年的十年间，蒋介石在上海做股票生意经纪人的经历。那时候，蒋介石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但在20年代初，上海的股票生意控制在上海黑社会青帮的手里，蒋与那些银行家和商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没有正式加入青帮），于是上海成了蒋介石的第二个权力基地。

蒋介石与他那些富有的保护者进行交易：他们资助他的革命，而他则防止左派分子进政府。蒋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是这种交易的产物。

1927年，蒋先后在上海与广东摧毁了共产党的地方政权。

七年之后，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毛泽东被迫率领农民军队进行传奇式的长征，抵至荒僻的延安窑洞。

毛在延安窑洞里向蒋发动挑战，并最终打败了这位国民党领袖。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又开始征服中国。在日本的挑战面前，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者；在他的军事战略中，摆在首位的敌人总是共产党，其次才是日本人。

他认为共产党是叛逆者，必须先征服他们；只有先安内，统一中国，才能抵御日本人。

结果这个做法导致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少帅张学良绑架了蒋，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西安的一些激进分子要求杀蒋谢罪。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九年前国民党在上海追捕的周恩来担保了蒋的获释，伺时蒋也答应抗日。然而，在蒋的心底，首位的敌人仍是共产党。

日本侵略中国之时，蒋介石的权力与地位正处于顶峰，他领导国民党已达十年之久。尽管他还没有完全统治全中国，但他的权力是其他对手无与伦比的。

1938年，董显光著的官方性的蒋介石传记出版时，把蒋吹捧为我们时代“亚洲大陆最伟大的军人政治家”。

然而，世界上的政治家没有一个象蒋介石那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威风扫地，名落千丈。

在董的蒋介石传记出版十一年之后，蒋家王朝被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国民党及其军队不得不逃至台湾避难。

上面所讲的两件事情是给蒋介石带来灭顶之灾的根本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蒋介石的秘史具有双重性。他是如何登上权力之峰的？又是如何从顶峰跌落下来的？最后又是如何在弹丸之地台湾岛上恢复统治并保持终生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蒋介石复杂的个性和非凡的特点入手。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

在决策时他虽然有时会瞻前顾后，但一旦作出决策，他就会毫无顾忌地以惊人的速度加以实施。那些向他挑战的人都一个个先后被处死或投入牢狱。

在军事谋略方面，蒋介石受过良好的训练，久经沙场，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观其一生，他总是使各个派系互相敌视，对自己的追随者也是疑心重重。按照儒家的传统，他是个脱离人民的人。

但有两个人对他来讲是例外——他的第三个妻子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蒋介石只信任他们二人。于是他的僚属及其助手们总是人心惶惶，不敢对他讲真话。

尽管他笑脸常开，但他的性情变化无常，令人难以捉摸。因此，他周围的人在他面前都畏惧三分，总是唯唯诺诺，点头称“好”。

据说，他年轻时经常欺凌原配妻子，后来也是喜怒无常。

有一次他在家看的一部电影冒犯了他，他马上喝斥放映师立即关掉放映机，每当这时，他都会暴跳如雷，掀翻茶几，摔烂茶杯。

蒋介石古板、暴戾、神秘的性格并非人们虚构。从1936年起，他与烟酒绝缘，外国来访者发现蒋已不饮中国烈酒，而换了白开水。战时，他的早点是牛奶和清茶。他不爱赌博，仅有的娱乐就是散步。平常他爱穿高领卡其内衣，也不佩军衔和徽章，显得整洁。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装束在老人看来是不体面的。那时他穿的是长袍马褂，戴的是室内便帽，象一个老书生。

蒋介石自己谦虚谨慎，两袖清风。但对于周围的腐化现象他却采取宽容态度。他对其夫人家族（指宋子文家族）及其亲属便是如此。对于下层军官的腐化，蒋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有时会大发雷霆，下令将有关人员处死。1934年，七名军官贪污国家财产，蒋立即命令把他们全部枪毙。在另一个案子中，几位师长向蒋求情，要求他赦免一名犯罪的军官，但这几位师长一走，他便下令枪毙了这个军官。

有人认为，1927年一1937年的十年是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十年，是国民党蒋介石建立自己专政的十年。在这期间，虽然工作中的贪污与低效现象不断出现，但多数官员都在努力工作。电报与长途电话已推广到各个地区，包括1937年才纳入全国统一范围的四川在内。中国与美国、德国的航线开通了。中国境内一些省份的航线也得以开通，国家修筑了七万五千英里的公路，1934年发行的以白银为储备的纸币得到稳定。三年后美国财政部通过《彼得曼法案》同意以白银交换黄金，从而帮助中国国民党政府进口武器。1932年，蒋夫人的哥哥，财政部长宋子文平衡预算，转换内债，废除厘金——这是太平天国以来被人痛恨的捐税。

学术研究得到复兴。中国过去没有的标点符号也被引入到现代文学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得到普遍的推广。

1912年，即孙中山革命的第二年，全国只有2793633名儿童上小学，而到1935年入学人数已达11667888人。高中入学人数也由52100上升到500000。1912年，全国只有四所学院，1933年全国有四十所大学，四十所学院和二十九所专科学校。

这一年，全国图书馆藏书达450万册。

但是，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所应该实行的民主却没有得到实行。1928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中华民国组织法》规定，在人民懂得民主之前，党对人民实行“监护”。事实上，“监护”就是专制，就是警察国家。

1925年至1929年，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建立了中央调查与统计局（中统）。占领上海后，一直到30年代中期，保安组织也在全国建立起来。

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事调查与统计局（军统）组织更严密，权力更大。军统头子戴笠被人称为中国的“希姆莱”。他以国家名义处理特务案件，实行恐怖政策。他的“耳目”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可以执行秘密逮捕与暗杀。

在国民党的警察国家里，出版要经审查，期刊要经许可。因此。有许多出版物都夭折了。有的刚出版几周或几月就被查禁了，但同时又有许多新出版物取而代之。

出于早期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和与上海黑社会的暧昧关系，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派遣两名军官赴德国考察纳粹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又派他的次子蒋纬国赴德国军事学院深造。蒋纬国受到希特勒的两次召见。据说他曾与德军一起开赴到奥地利。

蒋介石对纳粹发生兴趣的结果便是组建了一个法西斯式的机构——由10000名成员组织的“蓝衣社”，于是全国象一座兵营，连幼儿园与墓地也被军事化了。

蓝衣社的教育方针是“国家化、军事化与生产化”。

蓝衣社使用暴力打击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人，并清洗那些腐败的官员。他们从不关心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原则。蓝衣社的宗旨是集中控制。虽然蒋介石一直口说献身民主，但他无疑是一名蓝衣社分子。蓝衣社的许多成员都是蒋介石的黄埔骨干。

蓝衣社虽在国内外声名昭著，但他们只是从事秘密活动。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试图仿效法西斯主义，重振儒教，并以此作为团结全国的基础。此外，他和宋美龄还把基督教纳入到“新生活运动”之中。儒家的四大原则，“忠、诚、礼、信”构成了“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基础。基督教的清教主义也被推崇。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地投入运动之中。

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发挥了它的作用。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总是强迫人们成为清教徒与孔教徒。酒馆半夜被迫关门，跳舞也受到查禁，活跃分子被赶出舞厅与电影院；穿西眼的人们身上被洒上硫酸。蒋介石夫妇通过树立模范人物，试图恢复古代中国那种毫无生机的精神传统，然而，运动的结果令人沮丧：他的失败远不止于此。

蒋介石从不担心权力无法推行。但他的许多倡议都在官僚系统中被拖延耽误了。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有的文件要通过三十六道手续，才能有最后结果，常常一拖再拖，一项备忘录的答复有时拖延长达六个月之久。

这种官僚系统有两种官员，一种是负责具体事务的，一，种是负责全面工作的。蒋介石是属于第二种，一般不做具体事务。

在二战期间，据说他担任了不下八十二个职务。下面仅列出一部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全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行政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央计划局总主任、国民党政治工作审查委员会主席、新生活运动协会主任、宪政起草委员会主席、中央训练团上席、全国滑翔者协会会长等。

l937年，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的新制度无论成败与否，均被迫停顿下来。蒋介石在日本留过学，知道自己的军队虽然兵额百万，但装备极差，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无法相比。蒋介石打算抗日，但采取了大撤退战略。

放弃首都南京后，他在西部的长江三峡入口处的重庆建立了战时首都。此地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但是，在社会与政治方面，这里却是蒋介石未日的开始。广大的地区、众多的人口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

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后的十年里，毛泽东学到了很多东西。毛泽东善于动员农民，发挥农民的无穷力量，而蒋介石却视农民为群氓。威胁他们驯服于自己。

毛泽东善于诱导农民认清农村现状的实质。毛的人民军队不抓壮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农民收获庄稼。毛泽东还没收土豪的田地，重新分给农民。而国民党正好相反，他们违反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推行可怕的国有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蒋介石与美国的联盟，但也带来了新课题。罗斯福总统认为领导中国军队及中国战场的美军总司令，应该是热爱中国人民，性格内向，中文地道而沉默寡言的人。

“醋鬼”约瑟夫·史迪威，1942年抵达重庆，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两人从一开始就发生了矛盾，史迪威是位战将，希望他的中国同盟军赴前线作战，并主张整治军官腐败现象，直接从战时首都挑选人才。史迪威认为中国政府的全部机构象一个臭气熏大的“大粪池”，他还蔑称蒋介石为“花生米”。由于双方互相反感，1944年，美国总统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

此前一年，当蒋介石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以四巨头的身份出席开罗首脑会议时，他享有了世界性的威望，美国人的援助滚滚而来，资金。武器、医药等各种战备物资运到了蒋介石的后方。但是，大多数物资又流入了黑市，物价开始飞涨，其惊人程度在近代史上只有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可与之相比。

战争结束时，“蒋委员长”的统治已面临严重危机。内蒙古大部分与东北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战争最后几天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将缴获日本人的大量武器与军火移交给毛泽东。

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实现和平。双方政治上毫不妥协，注定了调解必然失败。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事实上，1946年内战就爆发了。

起初，国民党很快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然而，1948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攻势。蒋介石方面士气一片沮丧，华盛顿最终对蒋介石政府感到厌烦，不愿再将美元供给这个没有希望的政府。国民党全军崩溃。

蒋介石作出可怜的姿态，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辞去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重返浙江老家。蒋介石自年轻时起就表现过一系列的“辞职意向”，然而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暂时辞职让位。而每次辞职后，他总使继位者表现得无能为力，好让他东山再起，重掌政权。

共产党占领南京、广东、重庆之后，蒋介石带领几十个师的精锐部队逃离大陆，来到台湾。

他失去了中国。虽然他后来在台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无法弥补他在大陆失败的灾难性屈辱。

成年后的蒋介石爱写日记。这个在公开场合自负而顽固的人，在他的日记中常常深刻地批评自己。每天，他与夫人一起双膝长跪，祈祷上帝保佑。

1975年3月29日，他的遗愿表达了他至死不泯的梦想：

“吾之同仁及同乡、正值国家渐渐强大之际，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却国家之悲哀与希望。吾之天灵将永远与吾之同仁及同乡一起实现三民主义、光复大陆、恢复吾之民族文化。”

他还以谦虚和自傲相混杂的口吻说道：“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那稣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

蒋介石死了，他那不可思议的梦想也被带进了坟墓。

沈阳老张

第二章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是杰出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用来描绘非洲革命形势时的名言。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正是革命者鼓动革命的好时机。孙逸仙博士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政治遗产发生了分歧，他们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是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用来描绘非洲革命形势时的名言。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清王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帝国的秩序动荡不安，这正是革命者鼓动革命的好时机。

孙逸仙博士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政治遗产发生了分歧，他们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几个世纪来，中华帝国体制稳定，国泰民安，但到清朝统治时期国势开始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爆炸。1778年统计时，全国人口已达到242，956，613人。人口增加了，但并没有新的土地开发出来。清廷更担忧祸从国外起，于是限制向海外移民。中国人滞留国内，人口不断增加。

本来工业革命能够解决人口问题，但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更为严重的是，洋人带来的贸易和工业品已深入内地，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手工业。中国人毫无出路，因为工业化国家通过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手工业品的出口。

接着，洋人进来了，在我们这个交通发达，通讯便利的时代，要理解洋人来到中国后对中国人及其统治者形成的变化与心理冲击，并非易事。与其他文明不同，中国在封闭中发展了自己的文明。沙漠、高山与大海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起来。

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比境外的“夷人”以及汉族周边的“南蛮”、“北胡”都要先进。在这种情形下，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概念，在中国是无法被理解的。

中国皇帝认为接受“夷人”来朝是屈尊大驾，和“夷人”没有进一步交往的必要。

中国还有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汉字复杂难懂，必然导致大量文盲。能够掌握汉字的人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那些家境贫寒、智商低下的人则被排除在外。然而，有发展前途的孩子即使家贫，如果得到地方慈善机构或富人的资助，也有受教育的机会，中科举，取功名，从而走上仕途。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并没有森严的等级界限。

但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中国社会有过森严的等级制度，最高等级享有至上的尊严。中国俗语“天无二日”意思是说，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是天下唯一的大国。在皇帝独裁之下，违抗皇帝命令是十分危险的，简直与背叛无异。

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法制不如其他国家发达，虽然有刑典制裁犯罪分子，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法典。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也不同一般，上帝的启示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作用，他们显得宽容大度。

中国人崇尚迷信，信仰佛教或道教。

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其实这是误解，事实上，儒教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是中国的国教。不断的动荡，改朝换代，都需要儒教来确保社会的稳定。

然而，长期的稳定也有副作用，它带来社会的僵化与停滞不前。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建立了举世无双的伟大文明，他们的聪明才智与发明创造都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农业技术领先于欧洲。皇帝大兴土木，把洪水泛滥的黄河流域及其他江河流域开发出来精耕细作。在农业、艺术、文学以及国家制度等方面，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此，点滴的变化均被视为异端，任何革命都得不到鼓励，似乎一切已达到完美的顶峰，不可再臻一步。

在这种秩序下，君主享有精神统治权，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不是永久的。人们认为君主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他不代表正义，就有可能被取而代之。

中国历史上的“犯上作乱”都因此而起。如果失败了，起义者就成为历史上的“叛逆”；如果胜利了，起义领袖就会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而被废黜的君主则失去其“天子”地位。

与绝大多数的外国人不同，中国人既不受讨厌的法律的桎梏，也不受基督教原罪概念的约束。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他们忠于自己的家乡、家庭和家族。在这种“家”的环境下，长者仲裁纠纷，一人得道，全家沾光，一人遭灾，全族救援。

当外国侵略中国时，中国社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中国统治者妄自尊大的思想被粉碎了。他们发现外国技术比中国先进，同时他们又自我安慰，说外国的哲学没有中国的发达。但是，这种观点经不住事实的考验。

英国人来到中国的大门口，因其要求被中国拒绝而向中国宣战，中国方面认为英国发动战争是强迫中国进口印度鸦片的帝国主义行径，因此这场战争被称为“鸦片战争”。英国毫不费力地打了胜仗，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南京条约》。广东失去了对海上贸易的垄断，中国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口岸，并赔偿2100万英磅。《南京条约》标志着“夷人”对中国皇帝的朝贡制度的结束。

外国的欺侮远没有了结，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

1844年、1858年、1879年、1881年、1883年、1885年和1895年，几十年间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丧权失地，民族屈辱日深，美国首先在中国获得了治外法权，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法庭，其他国家群起效尤，也取得了这种特权。如果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杀了一个中国人，中国法庭无权审判被告。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俄国人趁火打劫，掠夺阿穆尔河（黑龙江）与黑龙江省，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人比白种的西洋人更为险恶。东洋日本——后起的亚洲强国强迫中国割让了台湾。

1897年底，法国占领了胶州。于是，瓜分租借地的狂潮随之而来。外国侵略者随心所欲，中国已无主权可言。此外，国内接连发生民众造反，皇帝的权威受到挑战。

1851—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令人吃惊，在西方国家的内战史上，只有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内战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西班牙内战历时三年，损失50万人，美国内战历时四年，也损失50万人。

太平天国起义时间更长，损失更大。在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中，有2000万人丧失生命。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太平天国起义是近一个世纪后毛泽东农民革命的预演。

太平天国起义的伟大领袖洪秀全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主张人人平等，财产公有。他是一位天才的领袖，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规模宏大的军队，攻占了南京，统治了中国中部与南部。1853年，洪秀全及其信徒宣告“太平天国”诞生，此刻北京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安，洪秀全虽是一个勇敢的征服者，却不是一个英明的行政建设者。1855年他开始走下坡路，革命运动面临着分裂。

起义四起，全国混乱。1900年，一场独特的起义爆发（义和团起义——译注）。这场运动受到统治者的鼓励，目的不是灭“清”而是灭“洋”。起义者利用传统的中国拳术，进行自卫，故称“义和拳”。义和拳运动迅速蔓延，席卷中国北部乡村。他们烧毁洋教堂，处死成千上万的教民。7月13日，义和团冲进北京，包围了外国使馆。第二天，一支国际部队（即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进军北京，并于1个月后击败了义和团，救出了避难于使馆的外国人。此刻，这些人已惊恐万分，饥饿不堪。西太后则携员出逃。

八国联军洗劫了北京，强迫清朝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辛丑条约》。其条件极其苛刻，列强要求中国赔偿7．38亿美元，包括利息，分40年还清。清廷官员受到惩处，列强使馆得到加固与扩大。通往天津的铁路沿线允许列强驻兵。中国遭受了奇耻大辱。

在后来的20年里，有两个人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是将军出身的政治家袁世凯，另一个是YS出身的革命家孙中山。

袁世凯打赢了朝鲜战役并升为朝廷驻韩大臣。袁本该满足，但他野心勃勃，试图夺取最高权力。公开的起义代价太大，充满危险，因而他选择了阴谋背叛。慈禧太后变化无常，凶暴无情。她唯一的宗旨就是反对变革与改良。光绪皇帝思想进步，他企图囚禁西大后，推行他那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筹设京师大学堂，修建京汉铁路，使军队近代化。

袁世凯得知了光绪皇帝的计划，并向西太后告了密。起初，西大后感到震惊。1898年9月22日，她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

袁世凯估计他时运亨通，于是向西大后进言说：著欲保住帝国的天下，须建立新军，而他则是建立新军的最合适人选。创建新军需要资金和放手大干的自由，袁世凯都得到了。1905年，他已建立了六支训练有素的新军。然而，三年之后他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

西大后病卧床榻，于1908年11月15日，即光绪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天，命归西天。光绪皇帝临死之前，同意由他的兄弟醇亲王任摄政王，并让其设法处死袁，因为袁在10年前背叛了他的改革计划。

醇亲王并不象光绪那样主张杀袁以谢罪；1909年1月，他宣称袁患足疾告假回乡疗养，从而解除了袁的一切职务。新皇帝傅仪还是个小孩，摄政王则懦弱无能，宫内的大监与女人明争暗斗，皇位摇摇欲坠，1910年10月、资政院召开会议，主张实行议会制度，这虽然违反醇亲王的意愿，但他还是同意于1913年设立议会。然而，革命已经来临。1911年10月10日，革命终于爆发。袁世凯再次背叛清廷的机会到来了。

孙中山登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1866一1925）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与意志坚强的理想主义者。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后来的几年里，孙中山的敌人袁世凯自私自利，破坏了革命。

从某种角度讲，孙中山与袁世凯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孙是一个爱国者、在紧要关头把国家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而袁世凯却不同，”他把国家利益与私利混为一体。

孙中山个子不高，脸庞宽大，留着胡子，他的一生富有传奇与冒险色彩。据说早在1894年，他就于广东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指兴中会——译注）。此后他先后发动了十次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起义，但只有1911年的革命成功了。当时，他是在革命爆发后才得到消息的，他正在美国，直到圣诞节才抵达上海。1895年他首次遭到失败。第二年他在伦敦被绑架，关在中国驻英公使馆达十天之久。他将困境告诉了一位英国朋友。

由于这位朋友的斡旋，孙中山才被救出来。

后来孙中山到澳门、檀香山、美国、东京秘密活动，组织海外华人团体。10月10日爆发的革命本来计划晚一周起义。但是，10月9日一个炸弹在汉口俄租界突然爆炸，于是不得不提前起义。24岁的蒋介石是革命者之一。他率领一支由100名男人与两个女人组成的队伍向驻在杭州的浙江省都督官邪发动进攻。

摄政王吓得胆战心惊。他幸好没有听他兄弟光绪皇帝的话杀掉袁世凯。

现在只有袁世凯能够保佐帝位。然而，当醇亲王召袁回朝的信到达袁世凯手中时，他仍然称足疾未愈，迟迟不肯返京保卫朝廷。八天过后，当袁世凯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时，他才同意返回朝廷。袁世凯回到朝廷以后，受到重用，任朝廷军机大臣，只有摄政王才能罢黜他。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要职。袁率领他训练与装备起来的新军开始镇压革命者。

但袁世凯并非真心实意地想拯救清王朝。他与共和革命者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应该寿终正寝。但那时他的真实野心不是别的，而是要恢复帝制自任皇帝。

位居袁世凯之上的一位将军遭到刺杀，于是他便处于仅次于摄政王的要职上，1911年11月7日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一个新的临时议会，一周之后，袁世凯进入京城。

道路是曲折的，12月30日，临时革命议会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国联省大总统。此前十天，袁世凯的代表与孙中山的代表达成建立共和国的秘密协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应由使清帝退位的人来担任。袁世凯正好是处在这种地位上的人。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含泪接受了袁世凯监督制定的清廷让位令，并决定给予他组建临时共和政府的“全权”。可笑的是，清廷自己宣布共和。这个让位令对孙在南京的共和国只字不提，背叛清廷的袁世凯又准备背叛孙中山。他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醒他信守协议，支持迫使清廷退位的人。

如果是列宁接到这样的电报，他肯定会拒绝，但孙中山不是列宁。孙中山抗议由清廷宣布共和。同时，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而仅有的前提是定都南京。此外，他的政府必须工作至参议院选出新的临时大总统并宣誓就职为止。孙中山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孙中山派遣一个使团北上，迎接袁南下。老好巨滑的袁世凯在北京及其他三个城市发动兵变，诡称：北方未定，何以南下？

袁世凯又得手了。1912年3月10日，他在宫廷举行宣誓仪式，正式就任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虽然被夺了清王朝的皇位，但他却给退位的清官以优厚的待遇。并非袁偏爱清官，而是位居统治者宝座的袁希望保留清官的尊荣，小皇帝溥仪与宫廷侍从住在宫里，养尊处优，继续享受皇宫的生活。溥仪后来当了日本扶植的“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中共夺取政权后，他成了一个园丁。

袁世凯开馈了另一项工作。起初，他容忍了共和国的存在。

后来、他认为解散共和国的时机已成熟、尤其是必须解散对他有妨碍的革命组织——国民党（1912年8月、孙中山将同盟会改名为国民党，其意似乎是“公民的党”，但通常称为“民族主义的党”）。新政府正因贪污腐化，办事荒唐处于自我毁灭之中。

临时参议员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争吵不休，甚至拳脚相加。1912年底至1913年初，全国大选仍无结果。选票成了金钱交易，许多新议员归属不同的党派。每次议会开会，大多数时间都用来讨论议员津贴问题。

袁世凯象一个杀手，1912年他宴请国民党一位参加过武昌起义的将领，后来就把他谋杀了。

孙中山立即赶到北京，要求袁对此进行解释，为了使孙息怒，袁大总统任命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监。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因为铁道根本没有建设资金，袁世凯资金匾乏。清廷的国库所剩羌几，地方军阀横征暴敛，政府的税收难以实现。袁世凯向外国银行贷款，他以盐税担保，谈判“善后大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磅。1913年4月27日，贷款协定终于签订，但是，不久又出了一个小问题。宪法规定条约审批权在议会，虽然议员们已明确表示准备通过贷款协定，但袁世凯把议员们完全忘记了，于是，他指示他的总理与两名部长在贷款协定上签了字。外国银行实际上只支付了2100万英磅，袁世凯立即支付25万供清廷用，6万供总统与内阁支出。

国民党仍是袁世凯的眼中钉。在1912——1913年的大选中，国民党议员赢得了参众两院大多数席位。

1912年10月，孙中山离开北京，袁世凯立即颁令禁止国民党秘密结社活动。孙中山本可以继续留在国内指导革命的航程，但是，这年冬天，他去了日本，考察铁路系统。

孙中山任命年轻有为的宋教仁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主席。

1913年3月21日，宋在乘上海至北京的火车时被人枪击腹部而死，年仅31岁。袁世凯的刺客又开杀戒了。

面对如此暴行，孙中山再也不能容忍了。不久，他通电声讨袁世凯：“你背叛了国家，我必须像反对清王朝那样反对你”。

1913年5月5日，国民党在议会中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认为“善后大借款”属非法。7月10日，诸省国民党将领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发动武装起义，史称“第二次革命”。但它没有第一次革命组织严密。不到两个月，袁世凯的军队就打败了国民党的进攻。

10月6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11月4日，他下令把所有国民党议员驱逐出议会。1914年1月10日，他解散了国民党。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计划已快告成。1913年10月，袁世凯政府已获得世界列强的多数承认。次年5月1日，经过修改的临时宪法给袁世凯以巨大的统治权。

1915年8月，他公开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皇帝的龙座似乎垂手可得，由他一手*纵的全国大会推选他为皇帝。

12月9日，袁正式接受帝位，定于次年登基，并定为洪宪元年，同时发行有袁世凯头像的货币。

但是，上帝并不想把统治权交给这个背信弃义的独裁者。袁世凯很快出人意料地倒台了，而倒袁运动始于东京。

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孙中山重新组织力量，又建立了秘密组织，他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临时总部，设在日本。

1914年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不久，日本人破坏了中国的中立。1915年1月19日，日本向中国秘密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直到5月8日，袁世凯才迟迟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碟。日本人接收了德国人在山东的特权；日本人在满州的租借期延长到99年；日本公司享有在华商业与工业利益。这是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善后大借款”已花光了。袁世凯政府已日薄西山。在一片声讨与屈辱中，他不得不延迟复辟帝制的计划。

然而，1915年12月25日云南都督蔡愕在日本人资助下，宣布云南独立，讨代复辟帝制的人。其它诸省先后响应，陕西、四川、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孙中山回到上海，发表讨袁演说。

1916年6月6日，辱恨交加，重病缠身的袁世凯离开了人间。

在他死前三周，他企图再以暗杀阻挡革命的潮流——他派人刺杀了孙中山最优秀的追随者、蒋介石的革命导师陈其美，但这次暗杀也没能挽救他的命运，却给他的历史记上了可耻的一笔。

沈阳老张

第三章 求学日本

蒋介石从小就表现出自己的终身性格——“屡陷逆境”，但总能设法从逆境中脱身。

蒋介石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蒋介石的恩师长冈外史认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报才是蒋介石成功的秘密。

蒋介石的父亲出身于世代农家，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妇女，但是，这个世代务农的家族到了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这一代便开始改换职业了——他成了贩盐商人。

在后来的岁月里，蒋介石渐渐认为他是周朝一个大夫的后代，并为证实这一点而费尽周折。

溪口的村民们常常找蒋肃庵商量事情，因为他见多识广，被认为有头脑。蒋介石的母亲是蒋肃庵的第三任妻子，但她对蒋的前妻留下的孩子似乎都能一视同仁，给以慈母般的关怀。

她嫁到蒋家两年后，蒋介石出世了。据说他生性活泼顽皮，但体弱多病，从小就表现出自己的终身性格——屡陷逆境，但总能设法从逆境中脱身。

据说他三岁月才有一次将一双筷子插入自己的喉咙，看能杵多深，他发现杵进去不难，可要拔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弄坏嗓子了吧？”爷爷知道后焦急而又心痛地问他。“没事，我不还可以好好说话吗，我没哑。”他从床上一蹦而起冲爷爷大声叫道。

两年后的1892年冬天，幼小的蒋介石跳进一口大水缸，这水缸有成*那么高，中国人通常将它放在屋檐下用来装水。缸里的冰块引起了他的好奇，从那东西里他看见了自己的影像，便跳了进去。这一次兄长们都不在旁边，结果他浑身上下湿了个透，结成了冰，还吞了一肚子冰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出来。

他家屋前有一条湍急的山溪流过，他常常跳入溪水中洗澡，有时乐而忘返（“溪口”——他出生的地方——意思就是“小溪的出口”。这里又叫“武岭”，另外它还有一个诗一般的名字叫“锦溪”）。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历来忽视体育，但对蒋介石来说，由于经常在乡问的小溪中游泳和外出爬山，使他从小就很快摆脱了孱弱多病的体质而变得体魄健壮了，并在他那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到晚年。

他最喜欢的娱乐是玩打仗的游戏，和戴高乐将军小时候一样，“总司令”一律由他自己担任。据说他经常站在一块高地上，向小伙伴们训活或给他们说古道今，这样他很早就养成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习惯。后来他时常发表些没完没了的演说正是得力于这种早熟的演讲基础。

那时候，溪口人谈论的问题大多集中于中国的动乱，蒋介石七岁那年，中国被日本打败。1895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被迫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蒋介石常常可以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由清王朝带来的这一新的奇耻大辱（这与后来成为将军的佛朗哥一样，佛朗哥小时候也经常听到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西班牙在与美利坚的战斗中被打得一败涂地的耻辱）。这种谈论本身可能并不会缔造出民族领袖来，但它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意志。

就连清朝统治者此时也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倒霉的光绪帝在激进的改良派康有为的引导下发动了“百日维新”（1898年6月—9月），这使他得罪了官僚集团和令人畏惧的西太后，还没等他把事情办完，西太后就把他监禁起来了。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明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写了一本具有爆炸性的小册子《劝学篇》，该书出人意料地销售了一百万册，其主旨是要求人们勿忘中国所遭受的如土耳其一样的耻辱，勿忘要和日本一样革新。位于东亚的中国当时的确和位于欧洲东端的土耳其一样——是个病夫。

在溪口，识字的人不仅自己看《劝学篇》，而且还将它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眼看列强的劫掠接踵而至，义和团运动成了中国人对所面临的局势的绝望的回答。

所有这些对蒋介石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他只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回忆起这些往事罢了。由于他调皮捣蛋，经常惹事生非，他母亲很是担惊受怕，觉得他应该接触一下外面的规矩了。

在取得丈夫和公公同意后，她为年仅四岁的蒋介石请了一个塾师。关于他的学习才能说法不一，但由于他经常逃学去玩打仗的游戏，他的进步似乎很慢。好在当时正常情况下，四岁还不是勤学用功的年龄。既便这佯，他还是在不到九岁时就读完了法定的孔夫子的四部经典著作：夫子自己的《大学》、《中庸》、《论语》和他的信徒孟子的《孟子》，这四部书要求中国所有有志青年都得在不大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时就能句读背诵。

九至十六岁期间，蒋介石还学习了“五经”：《诗》、《书》、《易》、《礼》、《春秋》。

1895年，蒋介石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他就由母亲和祖父抚养。后来蒋介石对他们二人倍加颂扬。由于他难得给世人留下传记资料，有必要摘引他在一篇讲话中关于他母亲的一段话，这篇讲话是他在1936年10月30日，他“五十”岁生日（按中国人的算法，出生的那一年就已经一岁了）时向全国人发表的。他说：

“……对先母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她含辛茹苦地教育和哺养着我这遗孤。如今，她的陵墓上已草木丛生，我不能不痛感仍一事无成，我辜负了她老人家寄予我的希望。”

据他透露，在那段日子里，他家境艰难，母亲用铁一般的严规戒律管束他。她只要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严格标准，就会毫不犹豫地打他。她相信仆人的活儿对锻炼他的性格有好处，所以就要他每天干洗碟子、拖地板之类的活儿。

蒋介石曾感慨他说，要知道那时的清政权正处于最腐败的状况。腐朽的贪官污吏和堕落的显贵对欺压鱼肉百姓已习以为常。我家既无靠山又无权势、很快就成了他们欺凌的目标。苛捐杂税和不正当的劳役时不时地落在我们头上。有一次，他们在村公所前大庭广众之下欺负我们，我深感遗憾和痛心的是在场的亲友们一个个都见之而无动于衷。那时我家境悲惨，的确无以形容。我们家之所以能够免于倾家荡产，全亏了我母亲和她那善良而又坚韧不拔的品格。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对蒋介石的这段辛酸的回忆讲得比较清楚：溪口的一个村民由于付不起粮祖而出逃了，由于蒋家家主去肚，当地的官吏就将年幼的蒋介石抓起来，一直拖到村公所前，并威胁说要是他付不清那出逃的村民所欠的租子，就将他送进大牢，欠祖最终可能由他家付了，因他后来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这次借“皇上”的名义而使蒋母和她儿子蒙受的不白之冤和耻辱，对他俩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后来，蒋介石经常将这件事称为“点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

1901年，蒋介石年方十四，他的长辈就作主为他*办了婚事，让他和一位比他大三岁的姑娘——毛福梅结婚。要是蒋介石继承了他父亲贩盐的生意活，这桩婚姻本可以是圆满的，但没过几年，他在东京寻花问柳的风言风语就在他的家乡传开了。

蒋介石十七岁那年曾就学于一位叫顾清廉的人，此人在奉化镇办了一家名字很古怪的文学馆，馆内收藏了许多经史子集。其中有一部书可能要比别的任何一部都要重要得多，这就是中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对这本书的要旨远不如他的对手毛泽东掌握得透实）。馆内还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总督曾国藩的著作，有蒋介石深为敬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阳明的书，王阳明是明朝一位学者兼政治家。后来蒋介石流落到台湾，还将一座草山重新命名为阳明山，以示缅怀。

蒋介石从顾清廉的教育中获益匪浅，他被引向了更为正统的儒家学派——以宋朝朱熹为首的儒家学派。该派的信条是“存天理，遏人欲”，主张修身养德，自我约束。后来，蒋介石之所以经常到庐山去举行会议和开办训练班，是因为那儿正是当年朱熹经常讲学的地方。

对青年蒋介石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他的老师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孙逸仙和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私塾学堂满师后，蒋介石又去了这个镇上的一所学校——

龙津中学堂，不过他在那里只呆了三个月就突然决定去东京学习军事。

蒋介石的传记中都记有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怪癖：他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后就在卧室前的阳台上，笔笔直直地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双唇紧闭，双臂紧抱胸前。

传记作者们都想推测这时他的大脑在想什么。从他不久后的行动来看，当时的他正由于满怀着一种新的向往而心潮澎湃。

他投笔从戎是因为他觉得需要拿出实际行动，需要去冒险，需要去争取为国效力的机会。他选择东京作为开始学习的地方，是因为日本的首都是当时世界所公认的军事艺术中心。

更为吸引人的是在东京他最有可能去结识流落东洋的中国革命者。

1905年，蒋介石拿定主意东渡求学。这一年，日本仍在和沙俄争得不可开交，他的亲朋好友们都费尽心机劝他放弃这个傻念头。可他是个既已拿定主意就不轻易改变的人。他一声不响，不与他们争辩，而是*起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剪掉自己脑后的辫子，他认为这会让那些成天围着他团团转而纠缠不休的人大吃一惊。正如他猜想的那样，他这一招还真灵了。

在当时，任何青年只要剪了辫子，就会被别人拒之门外。

他只有远走他乡，离自己的故乡越远越好。他母亲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自己也想得开，便筹措了一笔钱给他做旅费。

1905年5月，蒋介石乘船东渡日本，可是这首次东渡却有点虎头蛇尾。帝国军官学校没有革命者的落脚之地，拒绝接纳他们。这些学校和中国的军机处有个协议：中国来的学生只有属于由清政府推荐的才准予注册入学。尽管如此，对蒋介石来说这次东渡并没有白费，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东京结识了后来成为他革命的良师益友的陈其美——人们通常把他看作孙逸仙的最有才华的早期追随者。蒋介石眼看着不久将不得不回国，他就去学日语。

但他母亲觉得既然他在东京求学未能如愿，他就不应该还呆在那里，于是她假称家中有件不可推托的事——姐姐出嫁——以此为借口催他回家。到底是个孝子，他于当年冬天返回了家乡。

然而，1908年蒋家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出世了。这是毛福梅对蒋家的巨大奉献。刚开始她和蒋介石的生活并不顺心，婆婆既苛刻又罗嗦，老是要她唯唯诺诺，恭敬顺从，官方的传记作者们都称赞毛福梅落落大方的性格，但她本人却经常向自己的朋友流露，她其实是过着一种对自己丈夫粗野性格的恐惧以及对自己常遭到的毒打提心吊胆的生活。

蒋介石开始接受军事教育了，但却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日本。1906年，尽管有段日子他曾抱病在身，但他还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考入了保定军官学校。

浙江报考者有1000多人，只考中了60人，他是这60人中的一个。但是有两件事对他不利：他是汉人而非满族人；另外他留着短发，在革命前的中国；这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对帝国传统的蔑视，招致叛逆的嫌疑——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物。

学校里的教员大多是日本人。由于他们国家刚刚打败沙皇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早些时候还战胜了中国军队，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显得趾高气扬，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蔑视。

有一次上卫生课，日本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它比作中国，看到学生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这个教员解释道：“中国有四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

看到这，蒋介石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不顾军纪走上前去，把那土块一下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块，两眼怒视着教员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

教员被问得哑口无言，可不一会儿，他用手指着蒋介石剪去了辫子的头威胁他说道：“你是个革命分子！”据说蒋答道：

“先回答我说的对不对，请别把问题岔开，”

在军校，是不允许学员这么做的。对蒋介石来说，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他可能因此而被军校赶出来；还有可能被秘密逮捕。

他被召到校长办公室，算他走运，校长觉得他这么干有他自己的理由，只严厉训斥了他一顿，并不深究，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

这年年终，有一批人数有限的学生被选送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蒋介石是其中之一。他懂得日本语，在选拨中派上了用场。

1907年春，他注册进入东京振武学堂。

在这段时间，他的同学们觉得他对人虽然彬彬有礼，但很冷淡，他对同学间的友谊并不大在意，常常对别人的友好表示无动于衷，这使他不大受人欢迎，他的同学们认为他傲慢。不过他对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张群——他是蒋介石当时的同学，并赢得了蒋介石的终生信赖。除了蒋夫人和蒋经国外，张群要算蒋介石最亲密的知己了。

当时的学习生活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艰苦，甚至超过他在母亲寡居时所受的困苦。一日三餐很简单：每顿一碗米饭，加上几小片鱼和一小盘萝卜，他强迫自己把分到的这点东西凑合着吃下，由此他渐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并终生如此。

每到漫长的暑假，蒋介石总要千里迢迢赶回家去看望母亲（看妻子倒是次要的），不过每次他总要在上海停留去看望那里的革命者，并帮助他们征募人员和筹集资金。他这时尚未加入任何革命组织，尽管他的卫生课老师曾对他产生过模糊的怀疑。

后来在东京，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第一次参加同盟会的大会时，孙逸仙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陈其美向孙逸仙引见了蒋介石。

关于这次后来被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会晤，既无文字记载，又无影像有声资料。按照喜欢臆想的传记作者所说，这位热血青年给孙中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对陈其美说：

“这个人将成为革命的中坚，我们的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

现在回顾一下，这句话的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要说得恰当一些，除非孙逸仙是个轻率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对陈其美这么说，因为陈其美那时有理由认为，要是革命确实需要个中坚的话，那么这个角色定是非他陈其美莫属。

不管蒋介石在与孙逸仙的第一次会晤中是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俩的会晤倒确有其事。那时的蒋介石正是一个渴求找到领袖的热情青年。

而今他终于找到了领袖，这正值孙逸仙活动的高潮，也是革命最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他感到欣喜若狂。

那时候，中国公民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就可以进入日本，不管他属于什么民族，也不管他的政治信仰如何，既不须护照也不必办登记。

然而要是清廷官方向日本指出有某个不良分子要去日本或已在那儿，日本方面就会禁止此人入境。如果已在日本，也会将其驱逐，以满足清廷的要求。

对孙逸仙，清廷正好向日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大概是在孙蒋会晤之后不久。毫无疑问，孙在日本已培植了一大批革命的迫随者。他过去是从上海被赶出来的，如今东京也呆不下去了，他就将革命总部移往香港。

当蒋介石还在军校学习时，孙逸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华南各地就进行了不少于七次的革命尝试，但都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被杀了头，清朝的统治依然如故。

蒋介石每次总是主动提出要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由于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被拒绝，孙逸仙说，他为革命为中华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他的军事学业。

1909年。11月底，蒋介石从军校毕业了，下一步是上正规的军事大学，但在此之前军校学员得去体验一下最低级的军事人员的生活，看看自己能否受得住这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1910年1月一个凛冽的早晨，蒋介石站到了驻扎在高田的野战炮兵第十九联队队长日奉大佐面前，“啪”一个立正，打了个敬礼，他俩的顶头上司是“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他统帅着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日奉大佐的联队就隶属于这个师团。

整个冬季，蒋介石每天天亮前三小时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喂自己的马，然后上早*，他整天都在户外，晚上日本士兵们通常要干奴仆般的苦活。

后来蒋介石对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生活只字不提。这些活是规定死了的，非干不可，他几乎没有时间和自己的中国同学往来，但一旦和他们聊起来，他总要说些“上战场比这要苦得多，没有人不可忍耐之事，习惯成自然嘛”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很奇怪，蒋介石似乎并没给他的日本长官们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绝没想到他会干成什么大事。几年以后的1929年，这时的蒋介石已出名了。

长冈外史冥思苦想试图找到蒋成功的秘密，他写了篇文章回忆说：1927年在东京，他邀请蒋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样，蒋穿戴得笔挺，“象个潇洒的影星”，谦恭有礼得有点儿过分，告别的时候，蒋献给长冈一个条幅，上书“不负师教”四个字。长冈外史认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报才是蒋介石成功的秘密。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便决定暂时放弃在日本的军事学业，马上回去参加革命。自那以后，尤其是参加杭州战斗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就开始同中国的现代史结合在一起了。

开始他并不引人注目，后来则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民党的史学家们都称蒋介石的部下为“敢死队”。在带领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之前，他给母亲写了封信，信中恳切地希望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从他母亲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刚强的母亲。她在给儿的回信中说：“献身与否均由你的事业决定。家中的事不必挂念。”

战斗胜利结束了，尽管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作用与重大得多的整个事业相比显得很有限——而且这场战斗的胜利充其量也只能算整个杭州起义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认为他于得挺不错。后来，一位将领写了本不长的书《浙江独立纪实》，书中把蒋介石当作英雄特写了一番。为表敬意，他献给蒋介石一本，并随书附信一封。按照儒家的风尚，蒋介石回信说，他无功受过奖，受之有愧，并希望此书再版时，作者也能公正地评价一下书中未曾提及的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其他人员。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记录了这次信件往来，但没说明日期。不过可以推断出这事可能发生在1912年8月。正是在这个月．国民党成立了。也正是在这个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一位民国将领。

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运动的状况：清政府被推翻了、但这种变化的结果只是仅仅让另一个清朝的官员上台，而他对孙逸仙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毫无兴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变化还有什么意义呢？蒋介石觉得幻想破灭了，他不甘谋职于袁世凯麾下。也就是在那一月——1912年8月，他决定返回东京继续学习他的军事。

他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经常由他自己撰槁。他的第一篇军事政治著作就是在1912年——

1913年这段时间写成的。他在《军声》杂志创刊号上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种族和睦相处，只需警察来维持秩序，没有战争，因而也无需军队。他更现实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势，指出俄国和日本最有可能与中国为敌，他排除了中国能经受得住俄国人进攻的可能性，指出实际上无论侵略来自何方，中国都不堪一击，并大声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万人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就中国的面积和当时庞大的人口而言，这已是相当小的兵力，但这也将花去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

他还强烈批评了把军权和民权集中于省总督一人之手的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要是不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因此，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

蒋介石发表这通狂论时是二十五、六岁。20和30年代，戴高乐就法国的国防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书籍，并引起了争论。这样看来，蒋介石发表类似文章时比戴高乐要年轻十岁。

尽管那时人们同样爱好争论，但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是否引起过类似的争论并无记载。不过，当时他还很年轻，又不太出名，而且文章还是在一个异邦的首都写出来的。

那时候在远东，任何一个想从事军事生活的年轻人学习军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日本，然后才能轮到另一个军事强国德国。蒋介石正打算去德国继续他的军事学习时，孙逸仙为推翻袁世凯而发动了“二次革命”。蒋介石立即赶往上海投奔陈其美，担任了陈的参谋长。

1913年7月23日，按照事先的计划，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但这次也和以前一样，革命者举事迅速，失败也迅速。他们攻打的制造局防守严密，战斗中蒋介石还被一名哨兵抓获，但他设法逃了出来。

蒋介石失败了，但并没因此而失宠，在孙逸仙眼里，他甚至变得更坚强了。要说孙中山是个成功的革命领袖，似乎不太恰当，但蒋介石对他身处逆境所表现出的勇气倍加钦佩。

御用的传记作者因此而认为他俩的亲密友谊即始于此时。

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俩同赴日本寻求避难（日本对孙博士的到来是不加禁止的）。

他们的党被背信弃义的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领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民国在遭到极度痛苦的挫折后土崩瓦解了。不错，他们革命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遍及全国各地，但绝大多数地区传来的报告都令人沮丧。

南方的局势尤其险恶。陈其美认为，不管怎么说南方受革命影响较大，而真正的革命目标其实应该是北京和北方。孙博士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便将他派往大连，在那里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但结果一无所获。

现实是无情的。在国民党和袁世凯的斗争中，国民党不论哪方面都要略胜一筹。但他们的组织涣散，情报不可靠，治安防卫漏洞百出。蒋介石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问题，1914年春他再一次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一年他被派往上海去执行一项任务，在那里组织一起暴动，他计划制订得十分完善，但方法有点欠缺，他打算一动手，就马上占领该城四周和海岸附近所有重要的战略点。但上海镇守使老奸巨猾，一年以前他曾遇到并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安全防范设施十分有效，5月30日，他派警察对蒋的总部突然袭击，进行搜查，部队和警察一下包围了蒋介石正打算去的一个朋友的家。

蒋差一点被抓了起来。当他从远处看到围着一群人时，就赶紧逃之夭夭了。

6月，孙博士派他和另一个同事去黑龙江省，调查一份安插在那里的一个国民党员写的报告，报告说那儿的条件已成熟，可以举行起义。蒋介石讲一口结结巴巴的北京官活，而且对那儿的情况缺乏了解，派他去干这种事并不适合。但调查了一些地方后，蒋介石报告说，在那里举行起义，成功的可能性精确他说只能等于零。后来才弄清楚，那位打了乐观报告的国民党员，原来是想借此等到资金，以饱私囊。这样的事例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历史中不胜枚举。

看来又得等很长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回到东京，开始整天钻研中国哲学和军事著作，并且开始每天晚上在日记己中记下白天所干的错事。

由于那时他没有多少事可做，所以有人猜想他并没多少东西可以往日记里写。但记日记的习惯已缠住了他。他一直将这个习惯保持到死。

然而革命行动并未销声匿迹。1915年夏，蒋介石又迎来了所谓的“第三次革命”。与前两次一样，这一次的结果仍无起色。

蒋介石第一次——但并非最后一次——效法袁世凯惯用的伎俩，策划了一起暗杀行动。因为上海守官两度挫败了蒋介石占领该城的企图，这一次蒋得将他干掉。于是两名国民党刺客——一个是神枪手，另一是怀揣炸弹，于11且10日找到了暗杀的目标，但关键时刻他俩却变节自首了。

12月5日，原定的海上援助攻城计划只得告吹，设在法租界内的革命总部也被法国巡捕捣毁，蒋介石爬到另一幢楼上才得以脱险。

这次失败使蒋深受打击、可能由于神经衰弱，也可能是由于得了一种身心病——心理情感的原因而引起的身体上病症——他开始卧床不起了。他仍隐匿在上海，他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长途跋涉赶来护理他，好让他恢复健康。

关于蒋介石的母亲对儿子那时过的生活是怎么想的，并无任何记载。

蒋介石的御用传记作者对蒋在上海期间的细节描写似乎太过分珍惜笔墨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蒋的朋友陈其美除了在革命方面是蒋的良师益友外，在别的一些事情上也是蒋的“师友”。他时常光顾妓院，蒋介石也每次同往。

1912年，在一次晚宴上蒋介石与一位姑娘眉来眼去，这姑娘叫姚怡诚，是为一个名妓做下手的女仆，双方的目光都很炽热。不久她就成了他的情妇，蒋介石还将她带回老家。姚氏自己没有生育，蒋纬国被从日本带回来后，她就将他视为己生（蒋纬国是蒋介石在东京时期的私生子）。

尽管蒋介石经常被通碟缉拿，但他似乎颇有逃遁之术，总能躲过袁世凯巡警的追捕。当时他在上海混迹于下流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是由冷酷无情而又臭名昭著的青帮统治的天下，它是黑手党在中国的变种。他们控制着鸦片、妓院，敲榨勒索，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城市中，他们干着各种污七八糟和伤天害理的事，谁要和他们作对，他们想把他干掉就可以把他干掉。为了哥儿们义气、他们可以采取暴力。这是一支可能连警察都自叹莫如的有组织的势力。

如果说蒋介石是受到了上海黑帮势力的保护的话，那么他是用什么来予以报答的呢？当时他不名一文，也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当时和黑帮狼狈为奸，共享赃物，但他和黑帮一起，共同对付袁世凯的警察，倒是真的。他落难之时黑帮拔刀相助，也实有其事。尽管有时他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充当经纪人来打发生活，但当时他常常还是处于危险之中的。

在袁世凯看来，蒋介石和陈其美已是他的眼中钉，必须将他俩除悼，1916年春，蒋介石恰好又给袁肚凯制造了个麻烦：

他占领了位于长江南岸介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后来他的部下纷纷离去，只剩他孤身一人守着要塞。这一次蒋介石又遭到了失败，不过他再一次逃脱了此时陈其美已接任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命蒋介石为其助手，这是耽于幻想的孙博士所实行的试图集中党的组织机构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如过去一样，经费还是少得可怜。

一天，有个人向陈其美提出要向革命组织献款，陈动了心。其实他应该谨慎一点，提出献款的人实际是一个身为国民党员而替袁世凯办事的特务。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前往预定的交款地点时，在途中被枪杀了。

陈其美的死使蒋介石深感悲痛，在为他这唯一的亲密朋友作的悼词中，蒋介石失声愉哭道：“悲哉！从今后象他那样知我爱我之人，何处可寻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既有情感的凄楚，又带有现实的悲衰。他昂首间苍天，陈的事业谁来继承？接替他的会不会是一位与自己有隙的人呢？

随着陈其美的死，蒋介石在领导层中的地位提高了，他成为孙博士的亲信。陈被刺不到三个星期，世人憎恶的袁世凯也在潦倒之中一命呜呼。

他的帝制复辟的梦想被带进了坟墓。

这时的蒋介石已29岁，性格已完全成熟了，在此值得多说几句，溪口的这个“顽皮小子”已成为一个好冲动和冒险的大人了。他勇敢得可以说到了莽撞的程度，他常常去冒些异常可怕的生命危险。但每次都安然无恙。

他为人严肃，结友不多但对他们都很忠诚。无论从他的一举一动，还是从他所受的教育来看，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孔教徒，就连后来他皈依基督教这个事实也没影响他一点。他的政治观是现代和保守思想的混合：

他认为，除非儒家的道德得到保存或恢复。否则实现现代化将毫无意义。

他的性格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东西。他的谦逊由来已久，决不是装模作样作出来的，他终生反对别人过分赞扬自己，而且还不愿和他人开口谈论自己。

然而，对有助于他的统治且无庸置疑已在他的追随者中传布开来的对他的崇拜，他却并不采取行动加以阻上。伴随着言行举止的谦逊，他养成了一种极端的自矜之情，虽然他并设想到自己的志向和行为会有什么错，也没想到这些志向和抱负竟会与中国最大的利益背道而驰，以至于最后一切致命的失败给他带来了一场终身的耻辱。

他的领袖天赋是无可非议的，但良好的判断并不能说明一切，他对军事和战略的分析在地缘政治方面不无道理，但他对政治的领悟还远远不够，他主要是从军事上来理解权力，而一旦他靠*纵他人对自己的忠诚来行使权力时，他就将自己的那种对政治的理解如实地、毫不掩饰地付诸行动。最后，他也就无法理解权力赖以维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他最终失败的原因盖源于此。

沈阳老张

第四章 动荡与背叛

“杀死孙中山、搞赏20万美金”，在这段处于逆境的日子里，蒋介石一直追随在孙中山左右，忠诚不移。

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此前曾给予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蒋介石。

从此蒋介石开始飞黄腾达。

袁世凯与日本人的勾结损害了民族主义革命。袁世凯有过成功的时候，但他却未能恢复帝制，也未能有效地控制全中国。

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势力较小，而孙中山本人有时也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在中国人的眼里，民主的概念是不可思议的，而已有的一些议会民主经验也已误入歧途。

清王朝垮台了，但还没有取而代之的产物；中国面临一个漫长的动荡不安的局面，不断遭到外来干涉。

中国出现了几个相互敌对的政权，一个是北京政府，另一个是孙中山在广州领导的政府。1917年7月，还有人企图重新恢复清王朝的统治，但仅仅维持了11天。事实上，这些政府都无实权，几乎所有省份都为当地军阀所统治。

军阀之间战争的胜负决定了其势力范围的大小，1920年至1926年，中国内战不断，1926年和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两次北伐，在表面上扫除了这些军阀，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便会东山再起，这些军阀统治者肆意残酷地剥削老百姓，收敛钱财。他们拼命增加苛捐杂税，开烟馆设妓院。他们强迫农民在地里种鸦片，结果造成各地区普遍饥荒、商人们也被迫向军阀纳贡，以免被公开掠夺，当时的鸦片监督局不进行毒品控制，却巧立名目强征税款。

1916年至1926年这十年间，中国处于动乱之秋，局势混乱不堪。1917年5月3日北京政府非法解散议会。同年10月，在海军第一舰队的护送下，孙中山偕同两位前任部长和130名前国会议员回到广州。

孙中山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府，他被选举为大元帅。他严正地指出北京的“总统”是革命的叛徒。此时的孙中山正如以前一样，不知道又一起背叛正引而待发。他的新政府里的一个高级官员正暗中与北洋政府勾结，并派人暗杀了第一舰队司令。这个叛徒就是桂系军阀陆荣廷，他公然无视和违背孙中山的命令。

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这位共和国的创始人在绝望之中被迫辞职。

以后的三年是军事混战、政治混战的岁月。蒋介石已任粤军要职，这支部队由陈炯明将军领导，在表面上效忠孙中山。

由于粤军全是广东人，再加上蒋介石要求纪律严明，作为外乡人的他并不受官兵欢迎。

最后，蒋宣布辞职，并告诫孙中山，陈炯明不可信赖。但是，孙中山没有考虑蒋介石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

自从袁世凯死后。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政权，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向另一个革命者列宁致电祝贺。

第二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都迫不及待希望能收回清王朝时被外国人占领的土地和给予外国人的特权。美国总统威尔逊至少三次提出和平公正地解决战后问题，他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

（1918年1月8日提出）号召要公正地调整殖民地政策，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但必须承认，他的主张对于解决中国问题，还是显得过于笼统了一些。

中国问题的焦点是山东半岛的主权归属问题，1898年德国强行占领了山东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也宣称对山东半岛拥有主权。1919年5月，中国的反日情绪达到极点，北京的学生们计划以“国耻日”的方式，抗议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5月4日，学生们与守护使馆区的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6月12日，北洋政府内阁成员被迫引咎辞职。6月28日，出席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在未得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直到7月10日，代表们才收到政府的指示，但拒绝签字已成事实。世界各国突然注意到对远东的政策是不公正的，威尔逊总统也因中国问题在国内受到攻击。

这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已成立。1919年7月，苏俄人民外交副委员加拉罕宣布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它表示苏俄政府将把沙皇时代割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中东铁路也将交还中国，苏俄放弃庚子赔款中的应赔偿给俄国的那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问题难就难在北洋政府实为外国势力控制，没有外国主子的同意，它不敢给予承认。最后，产生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这就是北洋政府宣布不承认沙皇政府。即使这样，那些外国主子仍不满意，但北洋政府决定下再后退了。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聚集了革命力量，促进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建立。“新青年组织”

便是其中之一，其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他们俩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的毛泽东当时是图书馆助理员，1919年12月。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些代表着未来的力量在这一年都聚集在北京，而蒋介石此时却在干着别的事情。

那么，蒋在干些什么呢？蒋介石仍负责粤军第二支队，他越来越不喜欢在那里呆下去，1919年上半年，蒋介石以探望母亲为借口离开部队。事实上。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蒋介石却停留在上海和东京。

粤军参谋长邓铿是蒋介石最好的朋友，这年夏天，蒋介石曾两次给他写信，谈论对粤军的看法，蒋介石抱怨说，已经无法对第二支队进行改造了，军饷无端被浪费，他也不能自己选拔军官，而他提的任何建议都未被采纳。总之，情况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救药，所以，蒋介石认为应解散第二支队。

在7月9日的第二封信中，蒋介石抱怨情况越来越糟，他“身心憔悴”，有些地区土匪活动猖獗，但由于部队纪律涣散，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他们根本无力对付土匪。为避免人们指责他迷恋官职，喜欢投机，蒋介石决定辞去第二支队司令一职。

在蒋介石的生涯中，每当形势不能如他所愿时，他就以辞职的方式来以退为进。他多次辞职，试图以此来证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结果也往往是他一旦复出，职权就会更大。这次孙中山和陈炯明再三挽留，但蒋介石都予以拒绝，直到1920年9月，由于他的一个朋友朱执信被桂系军阀杀害，蒋介石才重返广东。朱执信的棺木被运往香港，蒋介石前往悼念，并拟定了一份以粤军驱逐桂系军阀的作战计划。

但是此时，蒋介石与陈炯明的矛盾已不可调和。1920年11月，孙中山写了一封情真意切而又严肃的信给蒋介石，劝他留下来并努力与陈炯明搞好关系。

孙中山不顾年龄长幼的传统习惯，称蒋介石为“我亲爱的介石兄”。信中写道：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堪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欲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测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起初，蒋介石还能听进孙中山的劝告，但他对陈炯明的不满还是有增无减。陈炯明未采纳蒋介石的意见，结果没有全部消灭桂系军阀。蒋介石愤怒之下，拂袖而去，前往上海。

他打电话给孙中山，解释他离职的原因，但此时孙中山已无心思听蒋的抱怨了。在他看来，陈炯明已实现了他的目的，即将桂系军阀赶出广东，桂系军阀尚有残余留存，但却无妨大局，孙中山决定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孙中山要求蒋回广州，履行自己的职责。蒋一气之下，回到老家溪口探家去了。

即使蒋长期不在职，孙中山仍十分信任他。1920年11月底，蒋终于返回广州，发现给他的职位是重建的军政府内政部部长，而这并不合他的胃口。

另一方面陈炯明已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他的职务头衔甚至超过了孙中山：陆军部长、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两广最高检察长。

1921年1月12日，在广州召开国会议员大会，进行投票选举。尽管代表不足法定人数，孙中山作为“革命之父”已数次成为正义力量的领袖。这一次，孙中山希望通过法律程序成为当然的领袖。4月，国会议员选举孙中山为全国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正式宣誓就职。

尽管许多传记渲染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但有一点很明显，孙中山从来就未认真考虑蒋介石的建议，也未将他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蒋介石再三劝告孙中山不要搞这个选举，因为这种选举未达法定人数，缺少法律效力；而且一旦南方联合瓦解，不再效忠政府，这种选举便毫无意义。蒋介石争论说，任何不同意见都应被考虑。

蒋介石最后这次负气离职，时间近三个月。他不断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要求他回广州。为孙中山效劳。他最后竟失去耐心，将国民党的说客给打发走了。1921年1月5日，蒋就他的行为写信表示道歉：“我脾气暴躁，行为鲁莽，……事后反省，深感惭愧，意识到自己太可笑了。”

孙表示原谅他的行为，但也说：

“我兄——你过于固执己见，实为不可救药。任何小事于你不满，你都火冒三丈。”

蒋介石自己回忆说，在读了来访者带来的信后，他感动得几乎流泪，他决定返回广州。

陈炯明在击败他的对手桂系军阀后，手下已有几个师组成的庞大队伍，这时，他准备在中国南方建立自己的封建割据势力。因此，他对孙中山的继续西伐桂系的命令拖延不理，更不用说蒋介行的任何建议了。

1921年2月在在广州，蒋介石已察觉出陈炯明的野心，但孙中山还不相信。

蒋之所以仍然回到广州，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再三催促，另一方面是他一直渴望有机会彻底铲除广西的残余桂军。此时，这位内政部长最愁的是缺乏经费，因此暂时还顾不上向陈炯明挑战。蒋介石认为，征收关税是筹集资金的最佳办法，但问题是在北京的外国使馆和公馆不承认广东军政府，拒绝与之合作，而陈炯明也支持外国使馆的态度。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孙中山进行选举，以当选非常大总统。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他和北洋政府的首脑一样，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1921年5月，蒋介石写信给孙中山，表示完全反对这个选举计划。他认为：广西的军阀还未彻底清除，西南部也还未得到控制，此刻没有时间进行选举。更何况，选举因议员不够法定人数而缺乏法律依据，他写到：“在平息广西的叛乱后，我们可望继续向东北进军、直捣敌人的心脏”。他还充满信心的写道：“统一全中国并非一个非常艰苦的任务”。在信的最后，他再次提醒孙中山不要轻信陈炯明。

孙中山并未重视蒋介石的这封信。蒋介石没有参加广西战役，6月14日他母亲去世，他立即赶了回去，一直呆到11月他母亲安葬完毕。这期间，他除了几次返回广东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溪口，孙中山未出席葬礼，但他为蒋太夫人写了一篇感人的悼文，并在葬礼上由人代读。

正如蒋所判断的那样，陈炯明开始背叛革命。1922年3月21日，粤军高级军官、蒋介石的朋友邓铿被暗杀。陈炯明涉嫌很深，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指控他。陈炯明有很大的可能暗杀邓铿，因为邓铿非常忠心于孙中山。陈炯明计划排挤或除掉孙中山周围的高级军官，使其孤立无援；然后他再逼迫孙中山推迟甚至放弃北伐计划。

蒋介石强烈要求孙中山将他的部队秘密开进广州，重建其大元帅的权威，然后清除广西残余桂军，最后出征北伐。

4月，孙中山的部队开到广州。这时，陈炯明拍电报给孙中山，请求辞去他的几个主要职务——这是传统的拉开距离的中国方式。孙中山批准了他的辞呈，但要求他仍留任陆军部长职，陈炯明拒绝孙中山的挽留，将他的部队开回老巢——广州东部的惠州，在那里静观事态的发展，等待时机。

蒋介石强烈要求进攻惠州，然后平定广西，但孙中山又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恼怒之下；蒋介石回到上海。4月22日他写信给陈炯明，呼吁他与孙中山团结合作，参加北伐。陈炯明未予理睬。

陈炯明与北方军阀的暗中勾结现在公开化了。这些北方军阀都有自己的代表在北京政府内任职。北洋政府致电孙中山，要求他辞职，陈炯明及其手下公开支持这种要求。

6月16日，陈炯明倚仗北洋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公然派他的部队炮击孙中山的官邸，企图谋害孙中山。

这时，蒋介石还在上海，他后来回忆说，陈炯明曾向他的部下许诺，如果能杀死孙中山，则犒赏20万美金，他还要洗劫广州城三天。

孙中山坚持到最后，只是在他的同志们的劝说下，才离开广州。在广州的大街上，他一度与叛军相遇，但侥幸的是未被认出来，孙中山逃到停泊在黄埔港的“永丰”号军舰上。

尽管孙中山不听蒋介石的劝告，以致于到了今天这样的处境，但蒋介石如果不忠诚于孙中山，他也将一文不值。

蒋介石闻讯立即由沪南下，继续追随孙中山。他们在舰上呆了56天。舰上闷热难熬，又缺乏食物和淡水。一到晚上，蒋介石就上岸寻找食物，天亮则回到舰上睡觉或在甲板上警戒。

他们没有根快乘舰离开，因他们寄希望于蒋的同事许崇智率领讨伐军打败陈炯明。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8月6日他们得到许战败的坏消息；7日，他们又得知详细情况。两天以后，他们的内线报告有人要阴谋杀害孙中山。终于，这艘英国军舰同意将孙中山及其不多的迫随者送往香港，再从那里去上海。

在这段处于逆境的日子里，蒋介石一直追随在孙中山左右，忠诚不移，尽管他并不事事服从。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此前曾给予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蒋介石。

从此蒋介石开始飞黄腾达。

沈阳老张

第五章 加入共产国际

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时，蒋介石读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文件，立即说到：“我太绝望了！看看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么忽视一个友好的党，它怎么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蒋介石写道：“……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

许崇智战败后，率其余部逃到福建。1922年10月13日，他占领了福州，孙中山立即给予嘉奖，并任命他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

由于其他部队的配合，这支忠诚的军队于11月15日进抵广州，陈炯明不得不躲藏起来。几个星期后，形势变得明朗化了。1923年1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又恢复了他的军政府。

反复无常的蒋介石总是要有命令或召唤才回到孙的身边。

在重新收复广东前，他又借故跑到上海。于是，孙中山又给他写了封信，此信是所有信中最严厉的一封，对蒋进行了批评和劝告。

蒋介石回到广州，孙中山刚恢复军政府，蒋介石又请假去上海医治眼病。那时，他的确患了眼疾，尽管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病。

上海这个港口城市，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一直吸引着蒋介石，蒋介石参加革命的引导人陈其美，曾带他去过黑势力“青帮”的地盘，那条街到处都是妓院。

在那里，蒋介石遇到一个JN陈洁如，被她迷住了。蒋介石不久便与陈洁如结了婚，并居住在一起，直到后来蒋与宋美龄结婚，蒋与陈的这段浪漫婚姻才告结束。

在北伐期间，陈洁如在蒋的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扮演了日后宋美龄在蒋的生涯中扮演的角色。陈洁如容貌娇艳，且知书达礼，蒋的朋友和部下都十分尊重她。

“青帮”成了蒋的保护人。

1927年秋，臭名昭著的“青帮”头子杜月笙资助陈洁如去美国。陈洁如在美安顿下来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西海岸，在旧金山附近买了一幢房子居住下来。

1967年她写完她的自传，交给纽约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但是台湾当局不惜巨款买下了该书的版权，使其出版计划夭折。

陈洁如得到这笔钱后，十分富有，她移居香港，直到1971年去世。她的骨灰运回了加利福尼亚，并埋葬在那里。

那时，蒋除了眼疾外，其他一些事情也将他留在了上海，直到4月20日，他才返回广州。然后，他立即投入了与那里的叛军的战斗，这段时期，局势一片混乱，进攻与反击、忠诚与背叛、好运与恶运、敌对与竞争，错综复杂，变幻莫测。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孙中山的权力越来越不稳定了。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决定联合新的盟友——莫斯科新政权领导人，以改变他的运气。

1918年7月4日，苏维埃政权刚成立不久，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宣布，苏俄单方面废除历代沙皇与中国及以中国为代价而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和不平等条约。除了1919年7月25日的宣告外，苏俄又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正式通知了北京政府。

这一系列友好的声明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最初，苏俄并不重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只把它看作南方的一个小集团。苏俄频频向北洋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但是在西方列强和日本控制下的各届北洋政府均加以拒绝，于是，苏联人决定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与此同时，孙中山意识到他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指望西方列强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响应苏联人的建议。

苏联的利益并不一定都要由苏联人来代表。1919年列宁建立共产国际，以把革命推向世界各个角落。

第一个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是斯内弗利特，化名为马林，他以旅游者的身份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并前往广西会见了孙中山，这次见面，孙中山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马林认识到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

1922年1月，广州和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马林发现国民党很好地组织了这次新型的中国工人运动。

回到莫斯科后，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以期从内部控制它。这一建议与十月革命后派往中国的另一个苏联代表的报告内容完全相反，该报告赞成与北方军阀发展关系。

1922年8月,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再次举行会谈。马林建议孙中山吸收共产党的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等经验；而蒋介石则总是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看来，孙中山采纳了马林的全部建议。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不懂俄语，也没有人在苏联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正是马林和共产国际的另一代表魏金斯基，把各地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召集到一起，于1921年7月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标志着共产党的成立。

马林和魏金斯基都出席了会议。12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毛泽东。

但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真正缔造者陈独秀和李大钊未出席，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位总书记，但不久他就脱离了中共。

后来李大钊被北京军阀杀害。12个代表中至少有6个脱离了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马林仕途受阻。

最初，中共弱小并力量单薄，基本为共产国际所控制。

1922年8月，马林在与孙中山第二次会晤后，正式建议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尽管中共党内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但这一建议还是执行了。孙中山表示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媒”已作成，就差举行婚礼正式结婚了。莫斯科派了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原驻柏林大使越飞来完成这一使命。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与北京政府建立关系的努力又一次受挫后，他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谈。

1923年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越公报》，双方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公报再一次宣布苏联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但仍保留中东铁路——这条铁路是俄国人1917年得到的。

孙中山和越飞之间达成一个默契，那就是苏联共产党将按照共产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治局委派能干的鲍罗廷来进行这项工作。正象这一时期的许多俄国革命者一样，鲍罗廷用了假身份，他是个犹太人，出生于立陶宛。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完成了改组任务，从此，国民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半年开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另外，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常务委员会，由五至九人组成，这相当于标准的共产党政治局。

这一系列措施使共产党获益匪浅，尽管它的人数仍然很少，但它开始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了。

上述这一切，正是蒋在下一个阶段的活动的历史背景。

孙中山已决定联俄联共，他计划派他的部下去苏联考察并向他汇报，他选中了蒋介石。

1923年8月5日，蒋在上海与马林商谈了出访安排。9月2日，蒋由三个助手陪同，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首都莫斯科。11月29日他们离开了苏联，并于12月15日回到上海。

蒋介石一行是前去考察苏联革命成功后的党的体制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状况。

有关蒋的传记里说，蒋对他在苏联亲眼目睹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解释了其原因。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里，蒋介石表示了对革命的信心，他认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中国革命运动，将在两三年内取得成功。他宣称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建议共产国际多派些人去考察。

在莫斯科时，他读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文件，立即说到：“我大绝望了！看看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么忽视一个友好的党，它怎么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蒋介石一行参观了彼得格勒的海军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军事学校，并在克伦斯塔参观了海军基地。没有人谈论两年前在这儿发生的一次叛变。但从当地人和海军人员的态度来看，这一事件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会晤了一些部长及一些地方官员并参加了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代表大会。蒋写道：

“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存在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

国民党的一些较为婉转的有关苏联的参考资料也未改变蒋介石对苏联体制的看法。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蒋失望和不满。蒋试图与苏联解决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尤其是外蒙古问题。在头一年元月份的《孙越公报》中，苏联代表明确表示，苏联“无意继续奉行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无意使它脱离中国”。

但是，只要蒋介石一提起这个问题，苏联人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态度强硬，毫不妥协。事实上，正是在苏俄当局的策划下，于1919年7月6日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会放弃对它的控制。

蒋介石希望列宁能会见他，但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此时已处于昏迷状态，蒋介石与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尤其是与托洛茨基进行了几次长谈。

使蒋介石吃惊的是，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十分敬重孙中山，而且最真诚与国民党合作的多是犹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宁的话说，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苏联将给予全力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请蒋转告孙中山：“苏联将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将给予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苏联不会直接出兵。”

列宁的病情日益恶化，蒋注意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内派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已日趋显著（蒋介石当时似乎没见过斯大林）。

使蒋介石担忧的是，中苏合作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的，蒋认为，一旦苏联政权得以巩固，它就会恢复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

蒋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这些都写了出来。1924年3月14日，他从奉化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苏联共产党不值得信赖，并且他在苏联遇到的党员，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他继续写到：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蒋介石的这封信在国民党常务委员中进行了传阅。但是，他的信和报告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下，丝毫没有产生作用。

当蒋介石不在广州时，鲍罗廷正好到来，在廖仲恺的建议下，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孙中山看来完全被鲍罗廷的个人风度和性格迷住了。

鲍罗廷是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和革命冒险家。他幼年时被送往美国，在那儿接受教育。后来他在芝加哥开办了一所商业学校，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鲍罗廷是他的化名，共产国际先后派他去过墨西哥、苏格兰（在这里被驱逐过）和土耳其。

鲍罗廷来到广州时，还带了一封苏联的信函，宣布放弃沙皇时期侵占的中国领土。

鲍罗廷很快赢得国民党领导人的信任，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风度、他的真诚，而且是由于他的个人信念及对三民主义的完全支持。

蒋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广州。他回到中国后，先回了溪口。孙中山再次对蒋的目无纪律感到不满。1923年12月24日他发了封电报给蒋，说他此行苏联责任重大，应速回广东报告旅苏情况，详细制定中苏合作计划。他还写到，我们尊重你关于政治形势的意见和你的建议，我们想与你商讨此事。

蒋介石不甚情愿地中断了他的个人安排，回到了广州。他向孙中山解释说，在他去苏联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诚的，是愿意帮助国民党的。但是，苏联之行使他失望了。从短期利益来看，“联俄容共”可能会形成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力量；但是从长远来看：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比老的殖民者对中国的独立具有更大的威胁。

同以往一样，孙中山又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对待共产党的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这样，就能进行北伐，而一旦北伐胜利，就能实现三民主义。

蒋介石徒劳的努力使国民党领导人开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连串的反问：难道苏联没有承认国民党是唯一能领导民族革命的党吗？难道不是苏联敦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其领导吗？越飞不是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吗？

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档案，孙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联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将其理解为“联俄联共”。

蒋回到广州后不几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参加了大会，他发现国民党党员已经开始受新加入的共产党员的影响。

这些中共党员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与苏联的特殊关系，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言说：

“我们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加入国民党。也许有人说我们是双重党籍，但是不能说国民党是党中有党……我们加入国民党并同时保留中共党员的资格，这是公开的值得赞扬的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动。”

蒋回忆说，李大钊的讲话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国民党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然而，中共党员通过秘密组织，迅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大会正式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八名共产党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月24日，大会即将闭幕时，蒋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主席，筹划在距广州14英里处的黄埔岛开办学校，并被提名为军校校长。蒋对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表示怀疑，再次提出辞职，并将筹备工作留给廖仲恺，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孙中山又一次发信和拍电报催他，提醒他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蒋才听从催劝，返回广州。

孙中山认为军校是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训练优良的队伍去扫除军阀势力。

苏联答应提供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军校。在莫斯科时，蒋介石就与苏联红军高级将领讨论过有关的细节问题，在他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他还会见了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加伦将军。

蒋介石最后同意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提出由加伦将军作他的参谋长。苏联方面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加伦来到了中国。

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他的副手是留法的年轻有为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蒋对加伦十分敬重。“在我看来”，蒋写道：“他是个杰出的苏联将军，也是个很有理智的人和很好的朋友。最不同寻常的是他身上丝毫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迹象。”

在后来的日子里，蒋又多次要求斯大林再派加伦来华，这些请求多数未被答复。1939年，斯大林告诉国民党驻苏大使，加伦由于迷恋一个日本女间谍而不忠于国家，已被处决。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正式创建，这表明中苏之间、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已经开始。

沈阳老张

第六章 孙中山逝世前后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纯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力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但是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孙博士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使三项原则本身的确切含义显得含糊不清。

第一项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象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俄国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学员们肯定都被相互对立的学说弄糊涂了。共产党人在给学员讲课时带来的是热情和苏维埃式的作风，国民党则有很多人忙于宣传孙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国民党这一边，已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不统一的迹象。

军校的政治委员廖仲恺代表了左派，他们热心于同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的合作。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是中间派人物，他最先组建国民党，支持与俄国人联系，是因为孙博士倡导这样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汉民则公开反对这样做。

蒋介石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使其同事们颇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满腔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他从俄国回来后改变想法这一事实几乎无人知晓。

孙逸仙忽视了蒋的具有相反意见的赴俄考察报告，廖仲恺也未重视他的来信。这时，他还未决定公开反对共产党人，他仍然亲近地同俄国人共事，特别是加伦将军。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阵线中的一员。

军校的资金很缺乏。因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穷。

当时，云南和广西的两支军阀部队占领着广东，他们被认为是“友好的”，因为他们曾帮助孙打败了陈炯明。事实上，这两支军队的司令杨和刘对革命并无特别兴趣，只想饱肥私囊。

与其它地方的大军阀和土匪一样，他们也非法强征税款，而且从富裕的地方商人那里敲榨勒索。孙的税收法和实施权力是有限的。杨和刘对黄埔军校持敌视态度，因为这所学校正在训练一批似乎要给这些军阀制造麻烦的军官，所以，他们继续为自己大肆进行掠夺。

孙仍不能得到海关税的收入。北京政权拥有获得在付完庚子赔款后的海关剩余收入的权利，而这是被与此利益相关的各国列强们所承认的。1923年春天，孙博士曾要求允许他的政府获得广东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拒绝了孙的请求。

同年11月，孙公开宣称他将通过武力夺取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们在英国的煽动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强大的国际联合海军舰队开赴广东，孙博士义愤填膺，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列强们不帮助他，他将转而求助于苏俄。

当英国工党政府于1924年1月上台执政时，孙的希望上升了，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贺电给拉姆齐、麦克唐纳，但麦克唐纳没有承认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不久，列宁去世的消息传到广东，国民党发出了一份电报。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热情谢电，不过，从心理角度上讲，这种气氛并不可能更有利于与莫斯科合作。

广州的商人以特别的厌恶眼光来看待孙的“中央政府”，这不仅是由于孙的权力机构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于孙的政府正在和国内外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联合。商人们于1924年5月威胁说：如果向我们征税，我们就罢市。

几星期后，使人不安的报告送到了孙那里：商人们正在武装一支9000人的私人军队以反抗孙的政府，一艘载有9000支来福枪的挪威船只不久将驶进广州港。这一新的挑战打断了孙的演讲计划，怎么办？他所信任的大部分军官正忙于他事，这使得孙转而起用蒋介石。

接下来发生的这场危机颇有喜剧色彩。蒋毫不妥协地派他的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登上挪威船只，将来福枪转运到军校。

商人们继而进行罢市，蒋则通过宣布实行戒严法来进行反击。

此时，北京发生的混乱事件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孙的注意力，他准备开始发动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孙缺乏资金，而商人们却有很多钱。

这时，背信弃义的杨（“友好的”云南军队的首领）夸下海口：如果将来福枪还给商人们，他将负责从他们那儿征收100万元（中国银元）的罚金。

这不是那种蒋介石感兴趣的建议，蒋坚决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不要相信这些商人。

这时英国驻广东总领事也插手了这件事，看来，如果激怒商人，英国皇家海军有可能炮击中国军队。

孙怀着不安的心情于9月9日写信给蒋：“广东现在是死亡之地，英国可以用舰队炮火将我们的司令部化为灰烬，‘永丰’号军舰和黄埔军校在炮火下也同样不能幸免，”

在东江，陈炯明发动了新的进攻，云南和广西的军队也是不顺从的和贪婪的。

孙中山在给蒋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去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进行征罚性的讨伐。我们必须沿着我们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去战斗。用战场作为我们的训练学校，这将产生惊人的收获。我党同志决不应犹豫不前。”

战斗——甚至用北伐的形式——这并非蒋的爱好。当孙将其指挥部和部分忠于他的军队调集到惠州并委托胡汉民为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时，蒋静静地呆在黄埔进行对抗。

孙要求蒋前往惠州增援，蒋则通过电报不停地质问孙为什么。10月9日，孙回电给蒋，命蒋离开黄埔前来惠州参加行动。

“立即行动”，孙敦促蒋，“我决不再返回去依靠广州。请速决定，不要再犹豫了。”

然而，蒋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蒋回答说：“我已决心保卫这个孤岛。直至牺牲，现在我正等你率领军队早日返回解救我们。”

他提出将武器交给许崇智，以便妥善保管。

与此同时，商人们一直在讨价还价，并获得了一些成功。

在杨的劝说下，孙同意把罚金减少一半，后来又降至20万元。

在准确地估计了形势之后，他们说服胡汉民接受20万元，但不是罚金而是借款。

接着，孙同意并命令蒋把武器交给商人，蒋痛苦和忧虑地执行了孙的命令。

孙的电报，蒋的回电，孙的命令，蒋的执行，这些事都集中发生在10月9日这一天。第二天是双十节——辛亥革命日，商人武装将他们崭新的来福枪枪口对准了忠于政府的部队并开枪打死了数人，最后，孙断定蒋是正确的。

10月13日，孙任命蒋为粤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惠州的增援来了，蒋率领部队投入了战斗，经过两天的巷战，商团的武装暴动被平息了。10月17日，罢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复。

北伐的情况如何呢？可以说甚至连那些最热心的倡导者们也灰心丧气了，常言道：“天无二日”。然而，在1924年的中国却有两个政权，每个政权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获得国际承认的却不是广州政权。事实上，这两个政权都不能对无法无天的军阀们强加任何超出礼仪形式的权威，这些督军或军事长官不断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并依靠武力而生存。

当时，中国北方的形势同南方一样混乱。三个主要人物支配着北方的权力斗争，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围的省份。张是东北军阀，他的头衔是“东北各省总司令”。冯那时是吴的部属，已成为西北军阀，他们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吴是有学问的将军，是一名十足的军官，他那长长的脸上刻着一条伤痕，并长着一小撮胡子。张那冷酷的胖脸上突出地留着一撮胡子，日俄战争时他是一个土匪并受雇于日本人；后来作为一名中国正规军的军官，他升为东北某省的军事统帅。

形象最生动的是冯。他心宽体胖，脸庞宽大，身材魁伟，以“基督将军”而闻名于世，后来许多人送给他一个更好的名字：“倒戈将军”。他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作为北京周围各省有影响的头头，吴曾于1923年10月5日通过国会投票选举来安排共和国总统这一宝座。当时，513个国会议员中仅有33人投孙逸仙的票，480名投票赞成吴的议员每人都收到了5000元大洋的贿赂。

吴试图压服孙博士，冯听从吴的指挥。而东北的张则主要担忧横贯他的地盘的中东铁路，俄国人正在全力打国民党这张牌，但俄国人也不和北京方面闹翻。1924年5月31日，双方达成协议，中东铁路由双方共同管理。当张表示反对时，俄国人告诉他，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将使用武力。这样，张于9月20日与他们签署了上一项单独协定。

两天之前，永远乐观的孙中山博士在广州宣布北伐开始，但他的这次北伐努力为广州的商团叛乱所挫败。北方这时仍在混战，吴佩孚与冯玉祥组成了对付张作霖的联盟。

10月中旬，冯王祥突然背叛了吴佩孚，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掉转头来向北京进军。10月25日，冯王祥的部队占领了北京，吴佩孚被赶出北京。在冯玉祥的帮助下，张作霖又弄到了几个头衔。此外，冯玉祥还将自己的一个傀儡扶上了总统的宝座。

为什么冯玉祥会背叛吴佩孚呢？詹姆斯·E·谢里登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以历史学家的手法再现了冯玉祥的一生，他认为冯玉祥既不满意自己所得的报酬，也不满意自己在与吴佩孚的联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谢里登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钱来诱使冯玉祥背叛吴佩孚，因为北京的政局变化符合他们的利益。

由于北方发生了这些变化，孙中山认为现在又有机会来实现他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了。这时，刚刚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了去北京的邀请。孙博士是否应该接受邀请呢？在孙中山接到邀请时，他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他的观点早已广为人知，而北方军阀根本就不接受这些观点。

这些军阀最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他们应该下台，接受制宪政府的领导。此外，北方的亲日势力十分强大。因此，等待孙中山的既有争吵，又有危险。

于是，孙博士将他的追随者召集到广州开会，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想说服孙中山不要北上，但他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决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启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孙中山乘坐的船只经过黄埔，当晚他在黄埔军校过夜。他对蒋介石说：“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去那里进行斗争。看了黄埔军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务。

这样，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孙中山启程北上之前，鲍罗廷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访问。

孙中山就这件事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此事的评价不高，他认为，与俄国人的合作是中国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共产党总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孙中山去访问莫斯科，那么俄国人肯定会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谣言。孙中山静静地听着，不加评论。

孙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剧恶化，终于在天津卧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挣扎着离开了病床。他到达北京后又碰到了挫折，亲日派根本就没有象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拒绝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已经与列强交换了对那些条约的外交承认。

由于伤心失望加上癌细胞已扩散到他身体的要害器官，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于经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个称号既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也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大年轻了，他当时还不到40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搞党务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党员）。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的广东同志较为偏心，他与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认为自己的同乡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孙中山的背后议论说他不能摆脱“老乡观念”。

汪精卫后来由于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担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职务，从此，他被冠以“汉奸”、“傀儡”之类的称呼。

但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在三个竞争者中，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负责起草了他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由于汪精卫后来背叛祖国，有些国民党人又试图对这份遗嘱提出疑问，但这份遗嘱只不过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一愿望，它并没提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怀疑汪精卫伪造了这份文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受尊敬。汪精卫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三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俄国人进行合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廖仲恺则是一个更富有献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国民党人怀疑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证据），他曾受孙中山的派遣，到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第三个竞争者胡汉民是一个保守派。他对俄国人抱有很深的疑虑。胡汉民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汪精卫也偶尔干过这工作。比起另外两个竞争者来，胡汉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孙中山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当时的竞争局面就是这样的。但蒋介石这匹黑马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当时还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外国人得罪了中国人时，国民党总是能从中获益。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受益者，因为这一次他们没有与帝国主义列强同流合污。

英国人把这两次发生的事称为“事件”，而中国人则称之为“渗案”，这牵涉到谁是受害者的问题。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五卅惨案”），英国军官指挥各国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很多人。鲍罗廷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说：“我们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礼物”。

第二件是“沙基惨案”（或者说“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广州英国租界旁边的法国炮舰向正在就“五卅惨案”举行示威的群众开炮，英国人则用机枪进行扫射，造成了很多入的伤亡。而大约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蒋介石刚刚从云南和广西军阀手中夺回了广州，粉碎了这两个地方的军阀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逝世而夺权的计划。

当时的广州明显地笼罩着一种对外国人既恨又怕的气氛，其中又混杂着一些胜利的喜悦情绪，因为这时国民党正要进行重新改组，它所控制的地盘也有所扩大。国民党的大元帅府也改称为“同民政府”，这样听起来就显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于国民党的军队现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国民党选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和一个八人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上了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人看来，汪精卫这时明显地被推上了孙中山的继承人的位置。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后的北伐计划，该计划要求把国民革命军分为七个军，并建立兵工厂和重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广东政府每年四千万银元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将被用于军事预算。

尽管汪精卫偏向左派，但他同时也为国民党右派所接受。

正因为他是左右两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竞争中压倒了胡汉民和廖仲恺而夺得主席的宝座，尽管他比他们两人都年轻，胡汉民为左派所憎恶，而廖仲恺则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过，这两人也都当选国民政府的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清王朝被推翻后，谋杀和背叛在中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被人暗杀，毫无疑问，暗杀是右派分子策划的。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杀的策划者之一，此事令胡汉民十分难堪。

鲍罗廷认为胡汉民与此事也有牵连，由于胡毅生已经逃跑，因此，鲍罗廷要求惩罚胡汉民，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相信这一指控。蒋介石还将胡汉民藏在自己的家里。不久后，胡汉民被有意派到苏联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他的一种奇怪的惩罚。由于此事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右派在党内的地位，一批右派离开广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炉灶。

此事使得汪精卫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蒋介石则紧随其后。但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军事部长许崇智当时是蒋介石的上级，尽管他不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他的存在对蒋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为一个障碍，在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成立了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许、汪、蒋三人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三巨头”。

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勾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败的客家人陈炯明将军保持着秘密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与廖仲恺一案有牵连。

9月20日，蒋介石率领他手下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解除了许崇智部队的武装，而这些部队后来被并入蒋介石的第一军。

第二天，许崇智被解除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对粤军的指挥权。他还被从广州驱逐到上海。现在，竞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对手只剩下蒋、汪两人了。

被击败但尚未完蛋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从1925年初就一直在制造麻烦，现在他又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觉得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的五个军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东征。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向广州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今天，我们长驱600里已抵达惠州。普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的涌来争睹我军的风采，并给我军送吃送喝。”惠州是陈炯明叛军的总部，该城被攻下后，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从此以后，他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在蒋介石写给当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蒋抱怨各师团中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他还抱怨军官们的粗野行为（最不象话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班长将臭袜子塞入一个士兵的嘴里）。他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标语就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遗憾的是，那位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总理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

在战场上取胜的蒋介石现在又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战。那些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开了个会议。他们一共只有十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表一个口气很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将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到上海等，当时正在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愤怒地谴责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这使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这时，另一个叫“孙文学会”的右派组织也开始在广州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尽管有这些分裂活动存在，蒋介石此时仍觉得可以积极筹划北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

沈阳老张

第七章 北伐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状大。

如果说历史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曾在最混乱的变革中出现过的话，那么，北伐将是必要的。

蒋介石非常自信地认为，不管局势如何，他都能够领导新的革命军走向胜利。

然而，共产主义者，尤其是苏联人，却不象他那么乐观。

从理论上讲，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在蒋与他的军事目标之间，存在着五大军阀，其中三个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驻扎在很远的地方，曾被冯以翻云覆雨的手段打败。1926年初，他从湖北根据地卷土重来，并占领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区有湖南、四川和贵州，军队大约是25万。张作霖当时是北方军阀中最强大的一个。他控制着山东、满洲里、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估计他的军队大约是30万至50万。

孙传芳以20万军队控制着从上海至江西南昌的华东地区。

他横跨长江下游，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两个是强大而又引人注目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赶走了吴佩孚以后，冯将自己的部队增至27．5万人左右。但是，由于他过分扩张，使自己的侧翼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阎当时似乎想跟张联盟。那时，冯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肃、绥远（现在的内蒙古）和察哈尔。因此，他有资格被看成是“西北军阀”（尽管人们无数次地称他为“东北军阀”）。

1926年1月1日，冯突然宣布他将退休，并动身去作长途旅行，最终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里，他希望能为他那支号称是国民军或人民军的部队搞到给养。当他走了几个月之后，他的下属指挥官撤退了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队，并将该部队拉到距北京50英里以内的长城南口。

阎和一般的军阀不同。一般的军阀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阎则以“现代的”或“社会的”军阀而闻名于世。他开办学校，促进卫生事业，禁止鸦片，修建公路和桥梁，并且采用各种方案开垦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平。

巴巴拉·塔奇曼写道：“他的旁边坐着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他按照外国的风格宴请宾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银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折叠成玫瑰状，鸟状和宝塔状，饭后，由侍从拿着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灯笼，护卫着客人穿过撒满月色的花园。”

冯和阎都害怕遭到蒋介石的打击，他们表示参加国民革命。

军阀部队的数目总共不少于75万，与势力强大的军阀相比，1926年初，蒋的军队人数不超过8．5万人，编成6个师。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够的。但是，要等到他的军队数量能敌得过他的对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蒋给了自己6个月时间。在制定计划与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军事问题相对于政治问题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1日至19日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

宣布孙逸仙的在天之灵永远是该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有7位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蒋介石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蒋报告了他的军事计划——一个只有8．5万军队的计划。这支军队中，只有6万人配有枪支。另外，还有6千军校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员起来。

1926年2月1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大概是从这时开始，蒋认为共产党正在暗中进行反对他的活动。会上，共产党对他的军事计划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鲍罗廷甚至支持这些计划。然而，会后鲍罗廷突然被召回。在他离任期间，由他人负责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大概在此时，广东出现了把蒋介石描绘成新军阀和攻击北伐的传单。蒋怀疑这是苏联人在幕后策划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待他们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不可与他们共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小目标，蒋介石决定辞去他最初选定而尚未就任的职务。他于2月8日宣布，他将不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二天，他拜访了汪精卫，提出辞去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和广东警备司令的职务。汪不露声色地听着，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蒋介石感到，不久他将与现任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袖的这个真正的对手发生冲突。

对于是否北伐，蒋在心里仍是很矛盾的。汪精卫依然保持着沉默。最后蒋摊了牌，2月27日他对汪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辞呈，那就请俄国人离开。”汪还是没有反应。

3月8日蒋回到汪的办公室说：

“领导国民革命的实权不应落入俄国人之手；即使与第三国际进行联络也应划清某种界限。我们决不能丧失自己的决定权。”

以上的谈话情形是在事件发生大约30年后，蒋介石记录下来的。

整个事情的发展令人烦恼不安，蒋常常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他度过了稍微平静的一天，许多天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个心境宁静的晚上。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人两次企图杀害蒋，均未成功。

为了当时和将来使用，他开始搜集在广东的那些潜在的对手和阴谋者的个人档案，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秘密机构，监视来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员。

对于蒋辞职的问题，汪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开始隐晦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趁着局势还好的时候离开广东，继续呆下去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虽然蒋当时的处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可能会遭暗杀。如果离开，他又要对擅离职守负责。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苏联人了解到他与汪精卫之间的交易，据此，他认为汪正在与苏联人勾结。

接着便是“3·20事件”（“中山舰事件”）。

蒋声称中山舰开到黄埔，“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他以广东警备司令的名义宣布了戒严令。

根据他的命令，25名共产党员被逮捕或受到严密监视，其中包括周恩来。1926年3月20日凌晨3点，在广东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面事件”后，为支持全面罢工而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武装纠察队，这一次也被缴械。军队进驻总工会和中山舰，苏联顾问被软禁。

由于完全没有准备，蒋对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是毁灭性的。中共和俄国人都没有事先觉察。冯玉祥到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有人告诉他，在蒋早些时候访苏时，给人的印象是比俄国人所见到的其它中国人还要左，还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国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感到惊讶。冯写到：“他们无法想象出发生了什么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承认在这次间接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对紧张局势感到厌倦。

21日，蒋试图给他写信，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蒋在日记中写道：

“我既不想对朋友虚情假意，又不能够向他倾吐肺腑，所以，很难下笔。”22日，由汪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会上他以使蒋感到奇怪的热情认可了蒋的行动。

第二天，汪失踪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后来，汪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怀疑和厌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了。”5月份，胡汉民从俄国回来不久，汪精卫便去了法国，他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蒋向他道歉并请他回国，但汪深感伤害、羞辱、不可谅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里。

这样一来，蒋成了国民党中占压倒优势的人物。在他的对手中，一个死了，另一个由于受到怀疑而飘泊海外，还有一个也将受到驱逐。

蒋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蒋对俄国人和中共的打击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蒋给他的学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希望，他写道：“孙先生认为，容纳共产党是我们的革命原则。我也认为，如果不容纳共产党，革命战线就不能统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认为“西山会议”是个错误。

事件的发生表明，蒋自从访苏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反共者。

但蒋自己在叙述这些事件的时候很谨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这样他就可以不对自己的矛盾行为作出解释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蒋要担任国民革命的领袖，而他的北方对手又依赖其他势力的活，那么，他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因而蒋当时还不能完全和共产党与俄国人闹翻。

另外，右派领袖胡汉民即将从俄国回来，蒋从左派那里抓到了领导权，也不会把它交给右派。事实上，当胡汉民5月份从俄国回到广东时，就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他在广东呆了几天就到上海去了。

蒋在采取镇压行动以后，又表示要改善“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东同蒋进行了多次会晤。5月15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他第一次主持了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通过了一项在党内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鲍罗廷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蒋极为老练地扩大了自己的战果，他甚至通过解散“孙文学会”来表示他的“让步”。然而，共产党却丧失了许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传部门的职务（允许他继续保留农讲所负责人的职务，在那里，他继续培训农民鼓动者，后来打败了蒋介石），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也被解除了重要职务。

4月初，蒋向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关于北伐的详尽计划。6月5日，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军事部部长。

7月1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动员令。9日，革命军举行誓师大会并批准了一项关于北伐目的的宣言，其内容是：“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已办好且北伐已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股反对浪潮。广东的总罢工失控了。工人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结果造成了警察官员的辞职。蒋采取行动，派军队增援警察巡逻，并派秘密人员监视专门进行鼓动的人。

于是，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商总会似乎不再愿意交纳用于资助北伐的税款，蒋使商人们相信，他们最大的利益将通过交款来实现。而这笔款总数是50万元。商人们最后交了款，罢工者们也认识到，他们对北伐所能做的贡献就是出4000苦力，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虽然，蒋不在前线，革命军还是旗开得胜，于1926年7月12日，一举占领长沙。蒋最后于7月27日离开广东，前去指挥他的军队。当他的新编军队加入战斗的时候，其总数已从8．5万人增加到大约10万人，广西和湖南的军队也加入了蒋的行列。

根据苏联的建议，各级都派了政治委员，以便向每一个士兵宣传“三民主义”，无疑其中也夹杂着马列主义。

这些士兵认识到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这使他们增添了战胜军阀军队的优势。如果他的军队情绪波动，他可以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任何临阵脱逃的军官，不论其级别如何，都会被立即枪决；如果一个军团的司令坚守阵地而战死沙场，而他周围的人退却的话，那么，该军团所有师长都要被处决。这条纪律同样也适用于下级部队。无疑，这种严厉的措施，鼓舞了革命斗志。

然而，一开始就使蒋受到下级爱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开的场合，他也没有受到普遍的爱戴。他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按时发军饱，并且装备比其他部队要好。其他部队对他的歧视很不满意，但是，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几乎不需要严厉苛刻的纪律。同时，部队的条件也从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这是一支彻底的用政治武装起来的部队，每个军团都有国民党机构和党员，而且都受过军事训练，对其他军官具有绝对的权威。财务帐目也向每一个人公开，以杜绝敲榨勒索和贪污现象。

虽然军阀的部队与革命军在数量上占10比1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习惯当地水土，但是，他们不团结，举止粗野，并且容易叛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壮大。

同吴佩孚的军队之间进行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是攻打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战役，由于武昌城墙坚固，而敌军又困兽犹斗，所以，直到10月7日才攻下来。11月8日攻下南昌。

不久，革命军的数量增加到26．4万人。由于纪律严明，他们深受爱戴，并且美名远扬。他们和军阀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每到一座城市便征用民房，强迫当地商人为军队负担2至3个月的费用，并擅自征用当地劳力，而北伐军则在庙字和公用建筑中宿营，交付生活费用，发给士兵军饷，并且不抓壮丁。

9月16日，信奉基督教的总司令冯玉祥从蒙古和俄国回来，加入了讨伐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战斗。至1926年底，革命军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北伐的第二次高潮中，北伐军于1927年2月17日占领了蒋家乡的省城浙江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24日攻占南京。至此，革命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并且控制了华南和华中的10个省份。

然而，那年春天，战斗停了下来，间歇了约一年，而其原因在于政治。

沈阳老张

第八章 上海事变

蒋介石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认为“邦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陈氏兄弟的叔叔和邦会帮助蒋介石从贫困中崛起……成为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蒋介石建立右翼政府，使蒋介石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

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酝酿中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是最混乱的一年，在大城市上海和广州，还有其它一些地方，共产党多次举行起义，但大都失败了。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也破裂了。

尽管蒋此时登峰造极，但他曾有段时间在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政府”中被撤消了所有的职务。这一年还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蒋介石辞职、蒋下野以及他第三次结婚等事件。

1927年初，在蒋试图用自己的旗帜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存在着三大障碍。

随着吴佩孚及其同盟者的失败，唯一与蒋对立的强大军阀是北方的张作霖。这一障碍纯属军事性的。

政治障碍或许更加严重，既有还没有完全团聚起来的共产党，也有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左派。汪在与蒋发生冲突之后，迅速转向了左派。

1926年3月20日，蒋的反共突然袭击曾使汪的职务丧失并漂泊海外，这件事使蒋很难得到汪的好感，但在这一年的9月底，汪给蒋的来信打动了蒋。汪在信中说，对于3月份发生的事情，他们之间已没有什么分歧了。蒋立即于10月3日用一种和解的语气给汪发了一封电报。

蒋在电报中说，他打算把两个同事送往法国，以便请汪回来负责党务。

但是，蒋并不知道汪的用意，后来，他才知道汪给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对汪的疑虑，并且使他确信，在适当时候汪会回来，事实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来，一回来，就开始抨击蒋。

汪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党内的调解缓和，而蒋则主要在前线忙于战事。虽然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控制着武装部队，并且通过其他职务控制着党和政府，但他还必须对执行委员会负责。

在该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被动、沉默，而他的对手们则主动、活跃。这个委员会并不大，只有36个成员，但其中16个是反对派，当然，只有7位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进派，他们都反对蒋大权独揽，专制独裁。

非共产党的反对派包括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于受到美国的支持，他很有份量），还有被暗杀的左派领袖、财政部长廖仲恺的夫人。此外，还有宋庆龄的继子和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姓邓，他曾是蒋最信任的助手，后来转向激进的一方，不再忠于蒋了。他最后被蒋杀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东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反蒋决议。该决议谴责个人专权，却不指名道姓。执委会还召请汪精卫回国，并赞同国共合作。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带着满意和希望观察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进革命（这正是他们需要他做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机会将轮到中国共产党。的确，对于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国顾问和在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奢望。

随着北伐的推进，政府仍留在广东显得不便。蒋要求迁都南昌，因为蒋介石的军队都驻扎在南昌。

但大多数中央委员愿意留在武汉。

在武汉，人们曾就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另外，共产党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业区武汉比在南昌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由于多数人主张迁都武汉，蒋作了让步，同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对这一决定又感到非常后悔。实际上，在政府迁至武汉之前，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就来到了武昌。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的联合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非共产党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有俄国人鲍罗廷，他在背后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

在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新的委员会代表党和政府选举了它的领导机关。虽然该机构是临时性的、但从那以后，武汉成了反蒋中心。

反蒋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蒋发现自己被描述成“军阀”或“独裁者”。很多地方挂着他的肖像，肖像的一边是希特勒，另一边是墨索里尼。

蒋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在对立中让步。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武汉试图说服该委员会放弃敌对态度，但毫无进展。此时，广州政府已迁至武汉，从1927年1月1日起开始办公。

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稳*胜券。一年来，他们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赢得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工业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这是他们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离开中国城市工人人数很少而农村却有成千上万农民的这一事实。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面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办事的时候，受到了教条的束缚。

但早在1926年，共产国际就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

当然，毛是真正理解农民的，他也是一个组织天才。只有他能将那些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国民党曾让他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后来，他又在武汉担任了农民协会主席。他于1927年3月写了一篇报告，是在湖南省五个地区现场调查的结果，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力量和对农民的情感。他认为，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象狂飙，能将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统统扫进坟墓。

然而在当时，问题的实质在于：共产党是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还是继续让国民党领导革命，只在国民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进时，共产党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们不要走得太快（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总是鼓励他的中国同志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听从俄国人的话，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曾派美国人厄尔布劳德、法国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国人托马斯·曼来到中国。1927年初，这些人在广州和武汉发表鼓动性演说，其主题之上是促使外国军队哗变。

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们的脚下开始“地震”了。与外国来的共产党相比，武汉政府几乎没有鼓动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该死的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开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强迫罚款，有的被处死。在汉口，有27家本国的银行被迫关闭。

蒋没有卷入其中。他把中国的灾难无条件地归结为外国的掠夺，但他并没有断绝与其极端憎恨的外国人的联系。

事实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他发表过一项宣言，表示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

虽然蒋的部队在攻下汉口数月之后于1月3日发生了严重的反英事件，但在一般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在许多城市执行了这一命令。

当第6军的部队3月24日进入南京时，对外国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和掠夺，蒋对此很恼火。在这些机构中，有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还有英、美、日的领事馆等，大约有12个外国人丧生。

为了躲避士兵，也为了躲避外国舰艇报复的炮火，百姓们纷纷躲到城墙脚下。

蒋来到现场，对第6军的第3师采取了无情的行动，缴了他们的诫，并处决了30一40人。

后来据说共产党的政治委员插手了这一事件，（蒋写道）“他们希望挑动外国势力和革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正象吉勒麦兹所指出的那样，很难看出对外国租界的掠夺会给共产党带来什么好处，那很可能只是一次军队违纪事件。

很快，蒋在上海陷入了更严重的麻烦之中，在周恩来等人组织的80万工人罢工配合下，国民军1927年3月22日攻占了上海。

共产党武装了工人纠察队，接着便发生了残酷的巷战。在此过程中，约有200名工人被打死，1000名工人被打伤。随后，他们建立了临时市政府，使局势有利于自己。

蒋在南昌的司令部里，注视着这些事情，心里憋着一股怒火。开始是左派在武汉建立政府，对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表示蔑视；现在，共产党又夺取了上海。

他发表讲话，但不起作用。他时而调和，时而挑衅，在3月10日的一篇讲话中，二者兼而有之。他说：

他没有打算不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主张把他们拉进国民党。但是，共产党现在已达到力量和声望的顶点，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控制的话，他们将给国民党带来灾难。他说他不反共，他感激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但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内谋求优势，压制国民党中的温和派。

武汉政府没有理睬蒋的指责。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了蒋作为政治委员的职务，使其总司令之权隶属于新的军事委员会。

他在国民党中的所有重要职务，都转给了他的对手汪精卫。那时，汪正在从法国返回的途中。该委员会还通过发表公告对他进行谴责。指责他是专制者和独裁者，说他的统治保护“官僚、商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按照蒋的说法，是共产国际劝汪精卫经莫斯科回国的。尽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些事情，但蒋明显对汪的回国仍抱着希望，认为他的老同事会因汪的回国而被重新启用。汪1927年4月1日回国后的几天里，蒋和汪在上海会晤了好几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根据蒋的建议，一个姓吴的国民党人参加了“清党”会议的讨论，此人是蒋在控制委员会中的忠实信徒。

会议的重点是讨论“清除共产党”的问题。当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一些远离革命的地主和富人发现他们有救了。吴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中对共产党和鲍罗廷进行了攻击。

4月5日，汪同来上海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重申共产党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进行了辟谣。因为有谣言说，共产党企图破坏国民军，并攻击租界；而国民党准备解除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将共产党开除出党等。

同日，吴等人决定“清党”，他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方案。6日，北京和上海是多事的一天。在上海的所有武装集团接到通知，从今以后，他们必须按军纪行事，任何反对行动，将以叛乱论处。

在北京，张作霖派警察搜查了苏联使馆，使苏使馆人员大吃一惊。

他们在苏使馆中发现的东西。比张本人希望的要多。中共的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和另外35名共产党员在那里避难。张作霖当时的外交部长宣布中断与苏联的关系，并且通知苏联人回国。

4月28日，张下令杀死了李大钊及另外19个共产党人。

蒋依然面临着如何使在武汉的敌手溃散的问题。

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他各种职务的消息，使他感到沮丧。

李宗仁也为来自上海的消息所震动，便离开安徽前线来到上海与蒋会面。他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接到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要求辞职的电报，蒋说：“如果连第一军都不能稳定的话，那我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李回答说：“如果你也不干了，那么事情就糟了。当前的危机主要是共产党企图消灭国民党。”他建议蒋马上通电其他军界的支持者来上海“清党”，他自己的第七军可以召集到南京，授权在那里“清党”，蒋接受了他的建议。

4月6日，正是张作霖派警察搜查苏联大使馆的那一天，汪精卫到了武汉。

第二天，支持蒋介石的军官到达上海，他们立即与蒋、李和上海警备区司令白崇禧秘密商议，讨论“清党”问题。

8日，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以取代共产党建立的临时市政会。

10日，蒋及其支持者（自称是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到3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会议还决定，取消武汉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

随着为蒋的行为作辩护的“清查令”的施行，蒋开始准备进攻了。1927年4月11日，蒋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12日，蒋的支持者采取行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同时进行“清洗”。

李宗仁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李的支持，“清洗”是不可能的。然而，上海的详细情况是不清楚的，有关这一事情的报道比较混乱。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国民党让当地流氓穿着工人制服，根据约好的信号，这些假工人突然袭击了全市所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且无论他们是否抵抗，一律将他们打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在进入上海之前，事先与上海有权势的赌场主、鸦片商、秘密社会的头目杜月笙达成了协议。

据说，青帮流氓屠杀了数千名工人领袖和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共产党的官方数字是，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踪，一些很有前途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在那天的战斗中和在13日的总罢工流产后被处决。

在那些被逮捕或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周恩来，但他与一个师长的兄弟一起逃出来了，那位师长的兄弟是周在黄埔的学生。

蒋介石本人没有把这些事件讲清楚，他的解释是委婉和隐晦的。他说4月12日，为了防止共产党暴动，国民军在当地工会和商会的配合下，缴了红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对上海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得不进行控制。

根据国民党开列的清单，当时缴获的武器总计有3000支步枪，20挺机关枪，200支毛瑟枪，400支手枪，80万发子弹，几推车斧头和2000支长矛。

那么，蒋与当地帮会是什么关系呢？

先说红帮，它是在“反清复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地区性和政治性组织，这一组织与义和团有联系。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热衷于迷信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帮演变成了一种流氓团伙。

青帮是作为红帮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不久在长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势力，其总部在上海，青帮沿着长江扩展势力，他们招收水手和搬运工，从事非法经营，并收买人心。他们通常依靠三种途径来保证财源：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和进行赌博。

蒋介石本人从未加入过帮会，但他的确与帮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期的靠山陈其美在上海担任军事长官的时候，就是帮会的一员。或许蒋认为这些帮会对他有用。

他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帮助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认为这些帮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青帮的主要头目是杜月笙，他帮助过蒋介石。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从1925年至1929年是蒋的私人秘书。在他的弟弟陈果夫的帮助下，他领导着称之为“CC派”的国民党右翼。

按照中国的习俗，蒋介石将陈氏二兄弟认为亲侄，以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变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管理着国民党组织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为该部部长。1974年当我在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创建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中统后来由陈立夫的兄弟陈果夫接管。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中统在大专院校，新闻界和其他“文化”组织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国民党所办的全部报社社长都是为中统服务的。大专院校中的训导长也同样是为中统服务的。中统还在各个城市和省份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类似的另一个机构是军委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戴笠领导，主要从事特务活动，还管理所有的秘密监狱。它是按照纳粹的盖世大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各界都有代理人。

陈果夫是从称之为“A·B团”的秘密的政治社团中进入国民党组织部的。

“CC派”及他们的秘密组织帮助蒋介石保持和扩展势力。

1920年初，当陈氏兄弟的叔叔和帮会在上海帮助蒋从贫困中崛起的时候，蒋当时还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在上海交易所从事经纪人的工作。其他曾帮助过蒋的人还有，银行家钱某和船主虞某（后来成为商会主席）。

当蒋介石1927年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穷困的青年，而是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了。

银行家们和帮会用大量的“贷款”资助他。作为回报，他帮助他们消除军队的侵扰，结束当时还在武汉持续的停业状态，并从共产党工会的制约中解脱出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蒋在摧毁共产党纠察队过程中接收了1500万贷款，后来又接受了3000万贷款。这些钱或许只是名义上的贷款，第二笔钱似乎是很不情愿拿出来的。据说商人们事先接到一个“军界要求资助”的通知，说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会遭逮捕。

有一个很知名的实业家因为不愿意资助50万元，结果被关进了监狱。醒悟之后，他愿意出一半的钱以担保释放，并且这些钱是无偿的。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即将建立的右翼政府。而且，他们还使蒋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自由。

1927年4月12日的政变，标志着蒋介石与受国民党左翼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最后决裂。

从此以后，尽管有一些暂时的表面合作，但两党之间的裂痕最终无法弥合。

沈阳老张

第九章 蒋氏再婚

大公报》创始人。胡霖说：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

上海的屠杀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极大义愤，他们试图使蒋名誉扫地。

1927年4月17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条罪行——其中包括对人民的屠杀和对党派活动的压制。蒋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了所有职务。

逮捕蒋的通辑令也发布下来了，目的是“按照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对其进行惩罚”，甚至他的头也被估了价，而且是两种标价：抓到活的赏25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10万两。

难道左派真的以为蒋介石会就此罢休且大势已去了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太低估他了。

在蒋的主持下，国民党右翼领袖从15日起便在南京召开会议。

那天夜里，在蒋的命令下，警察和军队包围了设在广州的工会和国民党的办事处。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被拘留起来，共抓了2000人左右。几名黄埔军校学员和一些女学生被处决。蒋还命令，所有逃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0天期限内自首，否则一律处以死刑。

18日，就是武汉方面悬赏捉拿蒋的第二天，他宣布了他的答复：“在南京建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那天，站在他身边的是胡汉民。

在冗长的声明中，蒋介石重申了孙博士的三民主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他说，“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一周之后，即25日，30万人在武昌集会，声讨蒋介石及其政府。中国又回到了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如同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的中国局势一样。两个政府都宣称其革命合法并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北方，张作霖大权在握，仍自行其是。

共产党此刻也到了危急关头。他们是应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使左派卷入这场暴力斗争呢？还是应等待时机并继续维护党派联盟？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1927年4月27日，80名代表——代表着5．8万名共产党员，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一项决议中，决定剥夺共产党控制区内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但对属于民族主义军队官员的土地则给予特别的豁免。

在长沙，一群共产党员已在城市和乡村积极行动起来，地方军的指挥官逮捕并处决了近百名“闹事者”，一些领导人及时地逃过了逮捕。他们当中的刘少奇，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北方战争又开始了。4月24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和陆军会议，决定重新开始北伐。然而几乎是同时，南京方面发现武汉政权也有同样的打算，于是，北伐再次搁浅。

武汉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南京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这样一来，汪的北方便受到了侧翼包围，而南方则将了对方。

这一局面是很僵的，而这一僵局只有冯玉祥才能打破。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离开了冯玉祥，谁都束手无策。于是，二人都改变了策略。

在这一关头，蒋介石碰到了好运。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M.N.罗易给汪精卫看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上明确声称共产党要接管政权。罗易显然希望汪能够对如此广阔的革命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并与共产党携手并进，但是，这份电报反而使汪感到焦虑。因为在他看来，与共产党合作注定要失败（正如蒋一贯坚持的主张一样）。

江与他的左翼同事都很忧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希望他能想出个办法。冯请汪和其他左翼领袖来郑州商量。

会谈从1927年6月10日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汉方面的领导人对冯玉祥作了一些边界上的让步，但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随后，冯玉祥于19日到东部的徐州与蒋介石会晤。两天以后，两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便意味着冯已决定支持蒋，并向汪精卫施加压力。21日，冯给汪拍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即释放在押的鲍罗廷，并说武汉方面的官员，有意者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他还补充说，无意加入者应利用这一时机去外国访问。

汪对蒋仍待有敌意，但是力量的平衡现已发生了不利于汪的倾斜。7月15日，汪决定反共，16日，下令屠杀共产党人。

罗易已于3日离开，鲍罗廷是在27日离开的。

加伦来到上海向蒋告别。尽管他被任命为武汉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但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很多年之后，蒋曾这样写到：“这是我一生中最感人的离别。”

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试图通过暴力东山再起。从8月起直至年底，他们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8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起义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如今视之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而加以庆祝，西方的历史学家则把它看作是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第一次内战的开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也同意内战开始于8月1日，但他们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视北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周恩来此刻到了江西省省会南昌。他了解到一部分由共产党军官领导的部队驻扎并活动于这一城市附近。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如果这些共产党人发动一次起义，并把他们的部队拉过来，那么共产党就可能有一支自己的核心武装力量。而且，当时南昌GA局的领导人是朱德将军，他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其他人后来也都功名显赫，其中包括林彪和陈毅。

共产党占领了南昌城，但后又失守，因为一名国民党军官并不像他们先前所料想的那样赞同这一计划。

尽管武汉方面也开始迫害共产党，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拥护蒋介石。

东部军阀孙传芳乘机利用武汉与南京之间的敌意，发起了一次反攻，把蒋的部队赶出了他们所占领的长江北岸的几乎所有的地盘。武汉军队继续向南对蒋发动进攻，这样蒋就抽不出军队来抵挡孙传芳了。

冯玉祥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出于为蒋着想的目的，试图在此刻发挥一点儿作用。他建议武汉与南京两个对立政府各派代表，在他认为是“中立”的吉祥宝地安庆举行会谈。

按照冯的意思，他于8月份在郑州与蒋举行第二次会谈。开始时，蒋曾派穆斯林马福湘将军带去一个友好的消息：“蒋愿意和你结拜为兄弟，”冯的回答是：“大好了。”冯玉祥继续讲道：

于是，蒋和我彼此交换了生辰八字，成了结拜兄弟，那次会上，我们相互叩头四次（为的是完成这一结拜仪式）。

蒋问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你准备怎样开导我呢？”我告诉他：“人民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该做他们所希望的事，而不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还有别的吗，大哥？”蒋又问道。我说：“如果我们能做到刚才我说的那些，那我们就可以实施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了。既然你再一次问我，我就这样告诉你，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与我们的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他们穿什么，我们穿什么。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革命就会成功。”

蒋回答到：“很好，我们必须这么做。”

蒋介石可能看到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打破这一僵局：既然他是争议的真正所在，那么他不得不走。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屡次提出辞职。

1927年8月13日，他发表了一篇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老百姓的视力和听力已开始失去往日的敏锐和灵敏。在近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日子里，北伐几乎进展到山东边界。为什么我们向前推进得那么快？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速度又这样慢？请静静地想一想，细心地考虑一下吧，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至于他本人，他一直在考虑辞职这件事，但在时机还不成熟时，他不能过早辞职。如果他过早辞职，“那么，我党将承受如下苦难。第一，我们将失去灵魂，只留下肉体。星星将脱离自己的位置，事物将相互转换，我担心就连国民党这一名称恐怕也不复存在……”

他说，他希望武汉的同僚们能够加入到南京方面来，北伐重新开始，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共产党被“彻底地消除”。并说，尽管他已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作为国民党党员和一名中国公民，他将继续履行他的职责，“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最后这句话有点不吉祥。但是，听到最后这一句誓言的人很少。在蒋看来，而且他也一直这样认为，他的辞职表明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一个唯一可信赖的“中国的救世主”。

但是，蒋的离职确实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冯将军提出的召开安庆会议的建议现在看来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1927年8月14日，以胡汉民为首的南京方面的五位主要政客以带有讽刺意味的古文体联合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信。他们问道：当双方仍在激战的时候举行会谈是不是太荒谬了？“玉石和丝绸——友谊的赠品——加上刺刀和长矛——战争的武器，被交替和同时使用，这不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了吗？”

当蒋的辞职被宣布的时候，他已于8月12日前离开了南京，踏上了返回家乡奉化的路程，随行的保镖二百人。他在上海逗留了几天；随后，胡汉民等人一路跟随着他。

家乡的群山挺拔宁静，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把住所安置在雪窦寺。这是浙江一座山脊上的佛教寺院。随行人员住在溪口，这里是他的出生地，离蒋的住地约六英里，地势低3000多英尺。

蒋向追随而来的美国来宾声称，他打算在今后的五年里走访国外，学习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这话或许带有瞬间的诚意。

一个新闻记者写道：“他的引退是一个神话，”

蒋身披中国式的长袍，显出一种学者的风度和守旧的外观，这与军事政治家那种生气勃勃的形象颇为不符。大量的信件送到他的手里。

那时，他还未完全从国家事务中摆脱出来，但是不管怎样，他的压力减少了，而且他可以集中精力转向其个人生活方面。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个悲剧；尽管有了一个儿子蒋经国。

这暗示着他与其妻只具有一种最低限度的亲密关系。他几乎不了解他的妻子毛福梅。首先是他的军事训练，其次是革命，这些事情耗费了他的精力，也吸引了他的兴趣。

在他为数不多的探家期间，毛反复劝说他放弃戎马生涯，但这几乎等于让他放弃生活。这样的彼此缺乏理解或许就是他对毛粗暴的原因。她的兴趣所在是家务，政治让她感到迷惑并且她也不为之所动。

1921年，也许是因为蒋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他决定离婚。

霍灵顿·唐宣称这一安排是非常友好的，并且对她很慷慨。但这一评论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在蒋看来，此举意在摆脱其前妻。

当时，在给内弟的一封信中，蒋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简直难以忍受她的脚步声或她的身影，至今为止，家的概念已是名存实亡了。我与她离婚的主因是十年痛苦的结果。

这不是轻率的决定。你是一个有见识并且明智的人，我想你是能够为我的幸福着想的，使我从终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大约一年之后，在广州孙博士家里，蒋介石遇到了一位父亲富有并受过美国教育的年轻女子。

她对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她热爱她的国家，而且他可能认为她的志向正好与他一致。对于一名政治军事活动家来说，这是完美的结合。她就是宋美龄。

她的父亲宋查理自年轻时起一直是一名基督徒，并是一个无比热情的皈依宗教者。作为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他回到了中国，担任了牧师。

但是，他并未意识到他作为一名制造商大发横财和通过卖《圣经》而致富是与传播福音水火不相容的。他的妻子与他共同献身于基督教事业。她为他生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并且个个都功成名就，这使他拥有一个平衡的家庭。

宋庆龄成了孙中山的第二任妻子并且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大女儿霭龄与银行家孔祥熙结婚，孔后来担任财政部长。儿子宋子文在武汉政府中任职，但后来却成为蒋的财政部长，另外两个儿子宋子良和宋子安在上海金融界和企业界都是名声显赫的人物。

宋氏三姐妹都非常漂亮、聪颖，而且意志坚强。蒋下定决心之后，就一如既往地迅速行动起来。

当他提出结婚的要求时，宋美龄只是温和地听着，但是，据蒋后来说，她“并不感兴趣”。实际上，当时她已和刘季文（后来的南京市市长）订了婚。但她同意可以与蒋通信。在以后动荡的五年中，他一直坚持写信，向她求婚。

1927年5月，上海政变后不久，蒋正式向宋美龄求婚。宋家为此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宋霭龄赞成，而宋子文完全不同意。尽管宋氏姐妹独立性很强，而且追求解放，但宋美龄已明确向蒋说明，没有宋母的同意，她不会和他结婚，而宋母并不怎么重视这一婚事。

在这次家庭会议中大家还提出了很多问题。用中国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作为一个士兵，蒋是属于传统的低层次的人，此外，他结过婚———次，或许还有一次——除非他可证明他已离婚。随后，宋夫人又听到了一些有关蒋生活中的其他女人的传言。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蒋不是基督徒。

导致蒋介石如此坚定地求婚的原因究竟是爱情，还是政治野心呢？或许二者兼有。

胡霖（《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该报普遍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中国唯一独立的报纸）在一次谈话中说：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蒋显然把自己视为一名英雄，而在中国历史上自古都是英雄爱美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情。在当时的情形下，娶一位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在蒋写给宋美龄的一封情书中，“爱情”却处处可见。该信于1927年10月19日发表在天津的一家天主教报纸上。

“我对政治活动再无任何兴趣了。如果我这一生中有什么敬佩的人的话，您，我的爱人，是唯一的一位，早在广州的时候，我便托人带信给你的哥哥姐姐（可能是宋子文和孙中山夫人）表达了我的愿望，但杳无回音。那时，这可能是因为政治关系。

现在，我已隐居在这个山地荒野之中。我感到自己已被整个世界所抛弃，充满了绝望。回想起在前线所经历的数百次战斗和我自己的那种英雄主义，我只感觉到那种所谓的功绩不过是一场梦幻。然而，你的天资、美丽和品德却使我永远难忘。唯一的问题是，我的爱人如何看待我这个已被世界抛弃的迟伍的士兵。”

就在1927年深夏蒋宣布“引退”的时候，宋美龄终于使蒋知道，她同意他做自己的丈夫，但这还要取决于他是否能说服她的母亲。

1927年9月23日，蒋带着一小队随从离开山里的寺院，到达了上海。人们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他重返公众生活？他回答说：

完全不是。他是来赢得和寻求他的新娘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在上海举行婚礼并到国外旅游一年。

28日，蒋乘船抵达日本。东京新闻界忽视了他在辞职声明中所说的关于日本阻挠其进行北伐的一些话，为他做了许多溢美的宣传。听说他要来，宋夫人便躲到日本东部，以扩大彼此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镰仓，蒋还是找到了她，并且，迫于宋霭龄的压力，她终于同意见他一面。蒋带来了可证明他与第一个妻子离婚的证件（第二件婚礼显然被视为无效），并且已经“平息了那些搬弄是非者所制造的其他谣传”。

但他是否准备做一名基督徒呢？蒋象往常一样微笑着说，他将尽最大努力并准备研究《圣经》。他不能事先做出许诺，但他的确表示要试一试。

宋夫人的反对崩溃了，不久，她便答应了这桩婚事。

1927年12月1日，两个仪式同时举行。第一个是宗教仪式，在新娘家中由戴维博士主持。第二个仪式在大华饭店举行，宾客如云。

当天，蒋和他的夫人起程度蜜月。他们先在杭州小住，然后到了浙江的莫干山。那里湖水涟漪，树木葱笼。，山水交相辉映。

在某种程度上，宋美龄对她的丈夫有一种软化的影响，他学会了用英语“达令”称呼她。但是他的口音太重，所以没有人能真正听懂他说什么。

据说，他的警卫员总是无意中听到“达令”这个词，以为这一定是上流社会称呼“太大”或“夫人”的时髦说法。

有一天，宋美龄让一名警卫给蒋捎带个口信，这个不幸的家伙双脚立正，尊敬他说：“先生，达令让我告诉您……”

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很快他便意识到这名警卫并未真正明白这个词的涵义。

他摆摆手，让这名警卫走开了。

1946年夏天，埃里克·周到桂林采访马歇尔使团。有几次，他站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旁，清楚地听到他们彼比称呼对方为“达令”。这大概是他唯一经常使用的英文单词。

在这里还可以引用后来的另一个评价；在1948年夏天与埃里克·周的一次私人谈话中，霍灵顿·唐这样评论道：

“夫人（指宋美龄）为总统做了许多好事。她使他对国际事务更加熟谐，但是更重要的是，自从他们结婚以后，他已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现在，他对《圣经》的每一个章节已非常熟悉，以至于有资格做传教士了。”

在1927年蒋结婚的那天早晨，他发表了一篇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我们结婚后，革命工作将毋庸置疑地取得更大的进展。因为从今以后，我可以安心地承担起革命的重任……从现在开始，我们二人决定尽我们的全力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蒋到日本之后，两位广西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与何应钦一同打退了逼近南京的孙传芳的军队。基督将军冯玉祥此刻正激烈地与东北军阀张作霖作战。而另一个姓张的军阀也从山东省开始进攻河南省。冯想到了刚刚结拜的的兄弟蒋介石，他劝说山西军阀（“模范长官”阎锡山）和他一道拍电报，邀请蒋回来。但是，蒋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对此不加理会；正如蒋所料，自从他离开南京以后，形势每况愈下。29日，一个新政府——名义上是“联合”的——在南京成立。其内阁成员包括国民党右翼分子和解散了的武汉政府的行政人员：

11月，汪精卫伙同靠不住的胡汉民一道（毕竟胡曾是他以前的朋友与合作者）在广州另行设置了一个“国民政府”，宋子文也在其中。

在北京，张作霖于6月18日自封为中国海陆军大元帅，值其统治仍处于风雨飘摇中。中国似乎比以前更加难以统治了。

这时，共产党人正努力恢复他们的力量。8月7日，南昌起义失败后几天，共产国际派特使罗明纳兹来到中国，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

共产党听从了莫斯科的指挥，放弃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建立乡村苏维埃的计划。

实际上，毛泽东的时代还未真正来临。毛此时只是局限在湖南开展活动，而包括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内的新的革命武装正期望着新的革命进程。

9月9日，著名的秋收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的一个战略目标便是长沙城。15日，毛意识到这次进攻注定要失败，便取消了这一计划。此时，他已被革除所有的党内职务，然而由于通讯条件极差，直到第二年春天，他才得知这一消息。

12月，共产党又勇敢地举行了一次起义。尽管毛已被撤职，但党又重新接受了他的主张，即迅速建立苏维埃。然而，这次他们却决定从城市着手，地点是传统的伟大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12月11日，经过精心训练的赤卫队攻占了警察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府——后被称为“广州公社”。12日，在海军炮轰的支持下，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军事反击，数以千计的人遭到屠杀（精确数字不得而知），其中有10名俄国人。14日，国民党关闭了所有的苏联领事馆和商务机构，中苏外交关系随之破裂。在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处于退却状态。

蒋介石又积极活动起来了。汪精卫在蒋举行婚礼时曾去上海，两个握手言和。

当蒋度蜜月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12月3日至10日在上海开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恢复了蒋总司令之职。

沈阳老张

第十章 蒋“统一”中国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

1928年，蒋介石重新开始北伐，占领了北京，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至少在报纸上，他使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除了张作霖之外，其他的大军阀都投到他的旗帜下，而当蒋进入北部首府时，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也死了。

至于共产党，蒋在那年的最初几个月中认为他们将再也不会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的确，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国民党军队显而易见地占了上风。

但是不久，局势便明朗了，1928年旋风般的胜利。只是一个虚幻的梦。蒋的成功所唯一依靠的是他的部队的力量和其他一点别的东西。他宣称要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这一理想却远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其他力量中，有蒋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

蒋始终想挫败他们，但从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直到他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壮大。192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就象一个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是不愿承认自己患有癌症的病人。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的力量减少到几百人。他们行军至横跨湘赣两省的井冈山地带的险恶山区。早在1927年11月，他们就到达了这一新的山区根据地。第二年2月，他们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这支联合起来的部队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人数达到八千至一万人。

毫不夸张他说，在这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最多不超过900平方英里的小地方，毛泽东为他未来征服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正是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最初，它只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武装，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接受政治训练。它还是一支平等军队，俸禄极低，但人人都有。从将军到士兵；每天同样都是五分钱。资金“只能通过剥夺土豪获得”（毛泽东写道）。

毛努力使农民和部队打成一片。在最初的创立阶段，他们鼓励农民参加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

由于这些贫农几个世纪来的确一直受到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参与这种行为时颇有一些积极性，而且，他们把部队看成是他们的解放者和他们自身的延伸。此外，毛还为部队在分配到贫农家住宿时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当毛在那岩石指挥部里刚安定下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准备恢复他在国民党和国统区中的独裁地位。他的同僚们实际上已把他视为“永久的”统治者，虽然他们并无此意，使他们意识到他是必不可少的。资格是很重要的。

在12月中旬下令关闭苏联办事处之后，蒋重回上海，其部分原因毫无疑问是为和新娘呆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要迫使他的同僚们请他复出。

1928年1月2日，蒋收到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刻前往政府所在地南京，恢复他北伐军的领导职务。4日，在又收到几份电报之后，蒋才登上火车重返首府。途中，两起互不相关的使火车脱轨的企图均受挫。

9日，他正式恢复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誓效忠，开始着手于北伐的完成。

现在，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同意蒋辞职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他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想给予他政治权力。因此，他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只是党的主席团中的一名普通成员。这次国民党的党内选举是2月份在南京举行的，到会者均同意不再开展军事上的强攻。

他的同僚们可能曾经希望限制他的权力。但蒋不可避免地支配着会议。

临近1月底时，他企图通过公布新的宣言来获得知识界舆论的支持，蒋说，中国应停止与各国政府之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他警告说，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宣布它与这些国家的条约无效。对苏联的新政策应得到确定并进行认真的解释。

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确实发生变化之前，这项政策仍将有效。在这篇宣言中有一个奇怪的建议——就是中国应帮助殖民地和从属国“受压迫的人民”进行自我解放。

在谈到蒋在国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需要介绍一些背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主主义，而它从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民主绝非是人民在不远的将来便可享受到的。早在1924年，受鲍罗廷影响极大的国民党“一大”便提倡国民党一党专政。

孙博士自己解释到，革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立宪。在训政阶段，党将垄断政治权力，但是这一阶段应被用来为地方政府培训人才。根据培训的时间长短及培训是否成功，他们可从训政政府过渡到立宪政府，并及时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理论，而现在——1928年1月——

蒋介石正提倡给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下一个清晰而直接的定义。

这样，人们便可知道他们立身于何处了。

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官员们必须接受自治培训，同时还要举行专业考试，以便发现合适的专家，从事合适的工作。

几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时，采纳了蒋的全部建议。然而，他关于对“训政”阶段规定期限的要求则形同虚设。在1928年2月，整个问题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令人困惑。

确切他讲，“训政”阶段甚至没有开始，因为“军政”阶段还没有过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继续北伐，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被问及北伐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他认为8月份之前能完成这一工作。

会议于2月7日结束。几天以后，蒋便与冯玉祥取得了取系。两个人共同草拟了重新北伐的详细计划，并完成了最高军事人选安排。

由于冯较晚与国民党结盟，眼下他还无意对蒋的最高权力表示疑问。双方同意蒋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即使在这一动荡与期待的时刻，上海还是吸引着蒋介石。

3月初，他携同蒋夫人又来到了上海。

霍林顿·唐曾记述到：“他对位于黄埔江畔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并不非常喜爱，只有当职责需要时，他才呆在那里，”如果不是“非常喜爱”的话，那也一定是有与之具有同等潜在价值的东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钱、影响、罪恶的魅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离开上海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他这次绝非是为了赞扬它而来到上海，而只是为了检阅他在龙华警备区的部队，并提醒他们，对于涉及到租界内外国部队的麻烦事情要袖手旁观，因为近来那儿已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

他说：“上海是一个所有国家的人汇集的地方，如果我们这儿的人不守秩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将变得倍加艰难。上海的环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驻扎在此地三个月或者最多半年的军队都要变得士气低落，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这些军官必须下决心控制好部队，使士兵免受各种诱惑，约束他们的恶习，并为我们的士兵树立榜样。”

几天后，当他回到南京时，他决心采取无情的行动，枪决了50名士兵，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头一年反对外国的暴乱。

此外还有很多人遭到军事逮捕。

这便是他向外国势力保证不再干扰他们的方式。他希望与他们的接触范围缩小而不是疏远。随后，他又正式向他们保证，在北伐期间将不会再有任何反对外国人的暴行。接着，他呼吁外国停止向军阀提供武器和资金，因为那样会延长内战。

月底，蒋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徐州，这是北伐第二阶段国民军前进所至的最北处。他把他的部队在扬子江的北岸按东西线部署。大约有70万人听从他的指挥，这是第一次北伐军队的近7倍。而他面对的是张作霖的40万人马——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指挥，另外6万人由别的将领指挥。

4月7日，蒋宣布发起总攻，他的战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主力部队是他自己的一路军，沿着津浦线向北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的二路军和阎锡山的三路军分别从南部和西部进攻河北，把东北军阀的部队从主战场牵制过来。进攻开始后的第21天，国民军开进了山东省会济南。

然而在济南，他们受到了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敌人——日本人的阻难。日军的一系列暴行是由所谓的“济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为蒋感到一丝骄做，因为蒋受的是他们的那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现在他们却把蒋看成是对他们掠夺北方计划的一个威胁，应该以某种方式控制住蒋，否则，他要把日本的保护对象——张作霖赶出北京。

日本人制造“济南事件”是因为在那里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根据1919年的一个协议，日本已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还没有承认这一现状，日本却决定行使这一权利，并把它作为阻挠国民党北伐的理由。所以，他们向这个城市派驻了大量部队。

蒋介石急于避免冲突。他的部队没有必要经过济南，因为北部的军队已经溃退，于是他命令军官们不要进驻济南。但是，其中有名军官可能误解了这个命令，也可能对之表示蔑视，结果，他们开进了济南。不久，国民党军和日本便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第一起暴行发生了。日本人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当地的办事处，割掉了负责人及16名人员的鼻子和耳朵，随后又杀害了他们。

当蒋派遣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前去和日本将领谈判时，也遭到逮捕。在胁迫下，他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中国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与此同时，济南城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和炮轰。总司令面临着两种选择。他要么抵抗日本人，但这必须冒着剧烈对抗和战败的危险，要么屈服于日本人，继续向北进攻。他选择了后者，静悄悄地从济南撤出了他的部队，把他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区。当战火停息的时候，这一退却给他招来许多批评。

济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个星期。到五月底，蒋已铲除了阻碍其进程的三个军阀中的两个——吴佩孚和孙传芳。第三个军阀张作霖也准备让出北京，而且后来还丢了命。

6月3日，张发布了一则通电，宣布他的部队将撤出关内。

他和他的随从收拾好行装，登上火车，前往奉天。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虽然曾经资助过他，但那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现在他们已决定放弃他，使他亡命。当火车接近奉天时，安放在张乘坐的那节车厢中的日本强力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了致命的重伤。

蒋并未迅速得知这一对他有重要意义的消息，因为少帅张学良对该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选择为止，很显然，他决定加入国民党一方。

6月初，蒋介石和他的部队胜利进驻北方首府。张学良已宣布所有部队均撤回东北，随后，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与蒋谈判，但没有结果。进而，蒋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记者叫萧冬竹，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使者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球，爱跳舞，还能喝酒，而这些又都是张学良最喜爱的消遣。

几星期内，他们两人常常见面，尽管只是在舞厅或高尔夫球场。后来，萧向蒋汇报说，少帅很明白，只要他的部队能留在东北，他便准备加入到国民军方面来。

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蒋关于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任命，这是一项许多其他军阀企图得到而未得到的荣誉。这一典型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使得蒋能有效地控制住东北军阀。

或许，在这件事上，蒋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不愿意再抽出力量应付东北的战役。但是，他允许少帅继续占据东北却是有原因的：张学良处于这个职位可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抗衡，因为蒋不信任阎。

这一妙计是蒋从杨永泰那里得到的。杨是蒋最机敏的私人助手，当时是总司令的讲演稿撰写人，蒋很信任他（杨后来在镇压共产党时被暗杀）。

在占领北京的那段令蒋兴奋的日子里，南方2000英里外预示着不祥冲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视了。

1928年6月和7月，国民党军不断进攻令他们头疼的共产党的堡垒——井冈山地区。第一次进攻中，国民党军开小差和被俘的达1000人；第二次，他们攻克并占领了共产党的一些城镇，但20天后又撤了出来。而这一次，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北方，所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毛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7月22日，国民军的一支部队举行起义，一个整团投靠了共产党，团长是彭德怀——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7月与当地农民武装联合，称为第五军。

毛泽东此刻处于某些麻烦中。土地改革使许多穷苦农民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却疏远了许多需要与之合作的中农。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夏季攻势带来了许多不利。毛的部队薪金很少，而且给养又很差，所以有些人也开始闹起事来。

在政治上，毛因头一年的失败仍不得志。他没能参加从7月17日到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在法国留学。不久，他便卷入了与毛泽东的那场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之中。周恩来被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却没有。毛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由于通讯设备太差，直到冬天，毛才知道自己已部分复职。

尽管蒋在他数年后的一本名为《中国的苏维埃》的书中曾提到这些情况，但是当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变化。

进驻北京是他北伐的最高峰，他在高级军事将领的陪同下，到西山的碧云寺作了一次虔诚的朝圣。

在孙中山的灵枢前，蒋与他的同僚们脱帽伫立，不一会，蒋便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

情感是短暂的，胜利的欢欣也是如此。

现在，战斗结束了，国民党内立刻在左派与保守派之间及蒋介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产生了新的派系斗争。

1928年7月下旬，蒋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提交了辞呈，但无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大家熟悉他的习惯，这次，他有了可以公开的理由。人们都很清楚，他只是在战斗中任总司令，而现在战斗结束了。

然而，蒋当时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要阻拦他的下属将领，因为他们希望蒋不要理睬少帅所表现的忠诚，继续用军事进攻占领东北。总之，他们认为，张学良的父亲曾在北京指挥了反对南方的军队，所以他的儿子一定要受到教训，向强硬路线低头，但是，蒋急于巩固他的权力以及他所构想的随之而来的革命，而征服东北将浪费本来就不足的人力物力。

蒋的下属们认为蒋错了，同时，他们强调说，蒋在和平时期不做总司令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如果蒋成为行政院主席的话，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就真正的权力而言，所有这些都是不够的，蒋可以在他已有的职务上再加上新的头衔，但要让人真正对他服从敬畏则又是另一码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的权力是虚幻的。

在北伐胜利完成之后，蒋的同僚和下属们注意到了他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他们发现他“骄做自负，独断专行”。

在他自己这方面，他宣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人，他把中国的统一看成是人们对他个人的服从，而他的革命同僚们则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委员们采纳了蒋的提案：

按照孙博士的意愿设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五院。

这至少在纸面上使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制宪法得以体现。

接着他们重新开始争吵，右派人士退席，蒋宣布会议闭幕，这是8月中旬。

此后蒋极力说服国民党左、右派都同他合作。他同右派的合作比同左派的合作成功得多。他给汪精卫和正在欧洲的孙夫人发了电报，但皆无回音。

10月份，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会，以贯彻落实已定下的决议，10月4日，颁布了“中华民国组织法”。“训政”时期——

即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正式宣布开始，但没有说明结束的日期。不久，国民党中央最高政府机构被命名为“国民政府”。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而且，大家都同意他有权单独接待外国列强的代表，这使他在实际影响上而不是在名义上成为民国的元首。

这样，经过战争和几次下野，蒋已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此时，他只有41岁。他选择南京作为民国首府。

后来，已故的萧冬竹，这位当了40年中央新闻社社长的人，于1947年在南京详细地向埃里克·周列举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1．在南京，孙逸仙博士曾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2．北平离江西太远，共产主义者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大本营，蒋介石要对江西用兵。

3．南京离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4．蒋自己的部队大部分是南方人，他们在北方定居是困难的。

5．蒋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紧密关联能增加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亮相机会。

6．蒋认为北平作为封建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时间长，故不宜被接受为革命的司令部。

有着传奇色彩的冯玉祥来到了南京这个争吵不休的政治舞台，他那顶众所周知的古色古香的破草帽，那身士兵穿的褪了色的灰色战地服装，还有那双手制的布鞋，使他成了享有俭朴名望的活化身。他喜欢自己驾着军用卡车环城行驶，在早饭前的某一刻不通报姓名地拜访某些高级官员，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这些拜访对于那些高级官员来讲远非象对冯玉祥那样令人愉快。他成了军事部长，显然人们希望他能够把消费降到最低只。

阎锡山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南京，随后，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事情并不象他所理解的那样，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营。

这些新的安排只是权宜之计。在蒋表面上达到权力顶峰之际，他出外作了一次视察。1928年11月，在视察途中，他下令所有的赌博场所，鸦片馆和蚌埠的妓院在三天之内立即关闭。

在安庆，他召集地方官员开会，指示他们剿灭盗匪，修公路，办学校。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当他回到南京的政治争斗中时，他抱怨道：“自从孙博士去世后，我们没有一天能够完全一致和团结。”

他大声责骂说：“官员们并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我门的工作时间不长——一天才六小时……但我仍看见一些职员在办公桌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有的茫然地盯着空地，有的在看报，或者在睡觉。”

那一年结束时，形势对蒋极为有利。

他把少帅安排到行政院这一举动激怒了李宗仁，但张学良不负蒋所望，1928年11月29口，他下令奉天总部上空升起国民政府的旗帜，并公开宣布了他对国民政府的忠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年以后，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他绑架了蒋并使其蒙受了耻辱。

1928年底，蒋可以宣称在他的领导下已“统一”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