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1943：八千国军浴血击退三万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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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对于一部电影所引起的反响，人们至今对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抗战影片《血战台儿庄》的表现感念不已。一个值得一提的情节是，1988年6月，《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台湾“中央社”在港负责人谢国忠看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里面出现了令尊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马上表示“找一个拷贝来看看。”就这样，宋美龄和蒋经国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蒋经国这样表达他的观感：“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20年过去，又一部由中国大陆拍摄的反映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内容的电影登陆台岛，即又名《常德大血战》的《喋血孤城》。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9月2日，由两岸首度联合举办的“抗日电影展”在台北揭幕，5部抗战影片参展，其中两部为大陆影片：以《喋血孤城》开场，以《血战台儿庄》闭幕。《喋血孤城》的投资人陈卫平女士参加了这次活动，她对本刊记者说，在台北的几日里，《喋血孤城》共放映三场，一些抗战老兵观看了影片，“反响非常好。”

《喋血孤城》描述的是1943年常德会战的史实：国民党第74军57师8000将士在师长余程万的带领下，与3万精锐日军展开殊死守城对抗战。即便在赴台之前，它的拍摄即已引起关注。作为电影策划人之一的何首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12月，常德市首次在台北举行海峡两岸旅游产业合作发展交流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会议期间专门提到常德人拍摄常德会战题材影片的情况，并写下“常德大血战”五个大字让参会人员带给剧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也赠以“英烈千秋”的题词。

以出演电视剧《小兵张嘎》闻名的小演员谢孟伟在《喋血孤城》中扮演了一位在大战来临之际毅然投身杀敌的苗族青年，谢孟伟只有21岁，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小兵张嘎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白洋淀，这个人物形象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喋血孤城》这段历史，我真的不知道，后来看了剧本，又查了资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段历史真是太悲惨了，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台湾商人阎承礼是北京台资企业协会副会长，1989年即来京经商，作为《喋血孤城》台湾行的推手之一，他向本刊记者表示，这部如实反映全民抗战的电影的拍摄对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大有裨益，“它能带动两岸人民的心，让大家团结到一起。”

【正文一】

常德•1943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湖南常德报道

这是一个庄严的所在，没有围墙，牌坊、纪念碑、墓志铭被苍松翠柏与怒放的花朵掩映着，四周是民居、饭肆、酒吧与商铺。锲刻在石头上的“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字样以及前国民政府要人的一款款题词，诉说着那段历史不曾被这座城市所遗忘。

它就是“常德会战阵亡将士公墓”，建于1944年，占地30000平方米，位于常德东北隅青年路的东侧。公墓角落里一块由常德市政府于1996年10月立起的石碑显示，这个公墓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纪念1943年11月与入侵常德的日军浴血奋战16昼夜阵亡的5000多名爱国将士。”

8月25日，天气阴沉，偶有细雨，公墓边上的工人文化宫正在放映描述常德保卫战的影片《喋血孤城》，从下午至晚上共放四场。下午1：30这场，影院里只有以中老年人为主的二三十名观众，尽管如此，在这样一个场所观看这样一部电影，阵阵的枪声、炮声、喊杀声，不仅让人感到震撼，更觉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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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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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复常德后，中国军队进入城中（刘志明翻拍）

老兵吴淞回忆，在12月9日这天，出于好奇，他也进了一次常德城，他看到遍地都是死尸，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人们忙于掩埋中国士兵的尸体，对于日军尸体则不愿掩埋，“我们就动员他们说，如果再不掩埋，就有可能发生瘟疫，发生病灾。”吴淞还看到，城内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房子了，天气冷，人们就抱木板烧火来烤。

对于常德之战，战后国民政府曾广为宣传为“大捷”，就此，研究者叶荣开向本刊记者介绍，根据他近期得到的一份材料，1944年2月，蒋介石曾在衡山召开一次高级将领军事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即是对常德会战进行检讨，蒋介石批评了参战将领，说：常德会战不是我们打胜的，是日军实现了他的战争计划后，主动撤退的。

“进行了两个月后，日军在缅甸与英军作战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也就实现了战略计划，这时中国援军也已开来，为了不受更大损失，就撤退到原驻地，恢复到战前状态。”叶荣开说。

本刊记者看到，在前述由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编著的介绍所谓“常德歼灭作战”的那份材料中，在“作战要领”部分，也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的表述。

关于常德的陷落与收复，争论不仅延续至今，即使在战后当年，就曾广受议论。所以我们看到，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这个著名历史事件里的主人公余程万，因为曾弃城而走，使蒋介石大为光火，扬言将其枪决，后经众将劝阻及战事发展才得以开免。

而这，不失为1943年的常德，这座英雄之城，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注脚。

（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黄潮如著《常德守城战纪实》、徐浩然编《常德抗日血战史》等著作，均见于叶荣开编《中日常德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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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临街的牌坊保存非常完整（刘志明摄），


收复及劫后

1943年12月9日凌晨一时，突围后的余程万率领幸存官兵80余人，协同援军由德山渡口向常德东门挺进，此时城内日军已经撤退，余程万等搜索前进，于拂晓进入城内，常德由是收复。

自11月17日离开常德，《新潮日报》副社长黄潮如在战火中连日颠沛，当常德收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沅陵。各界很是振奋，遂组织劳军团，出发常桃劳军，黄潮如担当向导，由沅水顺流而下赶往常德。

黄潮如站在船头瞭望劫后的常德城，“落路口检查哨的那座古老的屋宇，远看似乎还是无恙地屹立在江边，走进一看，原来仅存了四堵墙。从落路口顺眼向东望去，那条三里长的直通大西门的堤街，又恢复了河堤的原始面貌，那里已没有一间屋的存在，只有一段段烟熏的残垣和无数颗斜立的焦木了。电灯厂也仅存围墙，伴着一个高大的烟囱孤单地巍矗在江干。”

而没有改变的，是当他走到下南门的城门口时，看到“57师的一位弟兄威武地在守岗，他很和蔼地问了我们一下，让我们进了城。”黄潮如描述说，常德克复后，难民回来了，走到城门口，看见岗位上依然是57师的士兵，不自觉就望着岗兵流下泪来，岗兵也对之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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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老兵尚存

参加过常德会战的老兵，为人所知的，目前尚有五位健在，吴荣凯与吴淞之外，一位是在贵州凯里的顾华江，一位是在美国的唐振南，另一位则是在台湾的赵清福。五位老兵，有着不同的人生遭际。

根据吴荣凯的自述，常德会战结束后，57师开到桃源进行补充整编，他所在的169团驻桃源泥窝潭整补，1944年8月衡宝会战爆发，他随团驻守桃花坪，负责阻击日军进犯湘西。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荣凯随169团空运南京，11月赴镇江，次年2月，他接到家信，信中说其父逝世，让他火速回家料理家事，吴荣凯由此告假返乡，从此再没有回到队伍中。

现在吴荣凯与自幼即已过继他人的次子一家生活在一起，早在1970年，跟他一起生活的长子就病死了，之后孙女出嫁，老伴病故，吴荣凯几似孤苦零丁。他没有什么收入，幸好还有当地一些历史研究者及博物馆工作人员时往看望，并资以薄金，尚聊可告慰老人的心。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乾明寺，现名释来空的吴淞则每日礼佛，他是在1986年出的家，起初是在夹山灵泉禅院，2005年才转到这里，是他自己要求来这个寺院的，原因是，“我很多战友都战死在这里，可以经常到坟地上去看看他们。”

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吴淞奉调联勤总部江西供应局任上尉科员，1947年3月调升联勤总部第24兵站分监部少校科员、少校股长，1949年夏调到贵州省保安第九团任少校团附兼参谋主任，不久因解放军进攻大西南，“我认为没有留恋军旅的必要，即自动离职返回长沙。”1960年，吴淞以犯“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2年2月出狱。尽管儿孙绕膝，家庭成员济济一堂，他还是坚持选择出家。

就在吴淞服刑期间，上个世纪70年代，现已在美国生活的老兵唐振南曾到湖南看望吴淞，因他在监狱里，没能见到。吴淞向本刊记者介绍，唐振南跟他同岁，略长他几个月，现已中风。当年，唐振南是第10军第3师第9团第3营的连指导员，也参加了克服德山的战役，后来又参加衡阳保卫战，一度受伤被俘，又逃了出来，后来曾在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某部任少校参谋，“之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2003年12月8日，常德曾隆重举行“常德会战60周年公祭”，当时已年近80的顾华江曾从贵州坐火车赶来，“一到墓地就扑通跪倒，抚地大哭。”常德会战爆发时，他是57师170团副团长张庭林的勤务员，时17岁，因为伤员不断，又由勤务员变成了卫生员。

像唐振南一样，今年89岁的赵清福当时也在第10军第3师第9团第3营任连指导员，他是山西五台人，当日军打到太原时，正在读中学的他弃学投军，先是在汤恩伯的20军团干训班受训，半年后即分入部队。1949年，赵清福到了台湾，10多年后转到行政院任文职。自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来一次，至今已回过17次了，“有时是参加校友会、同学会，有时则是应山西省之邀回乡访问。”

9月10日下午，在电话中，声音宏亮、乡音淳厚的赵清福向本刊记者回忆常德会战。1943年，57师被日军包围，从各单位调部队支援，赵清福所在的第3师接到命令后即从驻地衡山急行军赶往常德。当时常德外围几十里都已被日军包围占领，各部队就分开找空隙往里钻插。第3师的目标是克复德山，因为“支援常德，一定要有个支撑点，就是德山。”

赵清福回忆，攻打德山的战斗非常惨烈，尽管这样，不到1天1夜时间，德山就克复了。他记忆深刻的是，当第3师向德山进攻时，要经过一个名字也许叫做赵家桥的地方，此地距德山二三十里，之前友军预10师已在此进行过战斗，到处可见阵亡日军与我军的尸体，赵清福曾看到日军埋的一所坟墓，墓前插着一个牌子，上书“支那孙明瑾将军埋葬处”几个字。

孙明瑾是预10师师长，赵清福说，“作为军人，日军也崇敬战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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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荣凯同岁的吴淞现在常德东南20里外的乾明寺出家，法号释来空，他是长沙人，1938年投笔从戎，被录取编入税警总团独立辎重营通讯排，1942年保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军官训练班受训，1943年秋结业后，因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一军远征印缅，不能回原部队，于是奉调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参谋处任中尉科员。

吴淞回忆，此时正是常德保卫战吃紧，驻衡山的第10军奉命所辖的3个师用四天三夜时间步行300余公里驰援常德，他也随军行动。一个记忆深刻的情节是，“因为时间紧张，每天不能少于150里，路上顾不得做饭，动身前，军营里就炒米，放点油盐，每人发一袋，裹香肠一样围在身上，一边赶路，一边抓着吃。”

在进攻常德外围的德山日军阵地时，战斗很激烈，吴淞的主要任务是及时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及军粮消耗等情况，并随时与总部联络，因此，“哪个部队打得最激烈，就到哪个部队去蹲点。”

在吴淞的记忆里，打得最惨烈的一支部队是第九团第三营，他亲眼见到九团团长张惠明战死：张团长用机枪扫射低飞的敌机，结果被机枪扫中，“从头到脚都中弹了，血肉模糊。”吴淞描述说，敌机上的机枪弹很厉害，弹孔呈“品”字型，一下打出就是3发子弹，“那子弹当比牙膏小一点，打中就没命。”

吴淞还记得三连连长封全善，是个河南人，枪法很好，“用步枪打飞鸟，百发百中。”在战斗中，封连长端着步枪跳出战壕打敌机。敌机飞得很低，不但是膏药旗，甚至连飞行员的面孔都能看得很清楚，封连长的目的是打飞机油箱，打中即会爆炸，“我看到爆炸了一架，有人看到爆炸了两架，”封连长自己过于暴露了，也被机枪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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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的记忆

现在寻访常德城墙，除几处城门之外，已几不可见。而1943年的常德，仍残存筑于明初的呈不规则等边三角形状的城墙。“七七”事变后，国人鉴于城垣多无法凭借，“敌至即破，而敌每占一城，则成金城汤池，虽施用十倍于敌之兵力，亦无法攻克，”于是以为城垣只能供敌人利用，不如拆毁，“以免资敌”。

就这样，1938年冬，常德也拆城了，从西门经北门直到东门，城垣全毁，仅剩城基，沿江的一面，因为要防水患，自东门至上南门半毁，只有笔架城一段保持完整。在攻防战中，因为城垣被毁，我守军非常吃亏，幸亏还有从南门至东门的一段因为没有全毁，可以凭借与敌相持，而较为完整的笔架城一段，一直坚守到突围才放弃。

时为57师169团团部上尉书记的吴荣凯当时就守在常德城内。他今年88岁了，住在距离常德市二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庄里，身体健康，只是耳背，交流只能以我写他说的方式进行。

1941年，第74军军医处在长沙招收医护训练班，吴荣凯前往报考被取录，1942年2月被调到57师。

吴荣凯回忆，1943年3月，他奉命到169团部任中尉代上尉书记，同年5月鄂西会战爆发，57师于5月15日从衡山出发，5月26日到达常德，并留守常德。

在保卫战中，吴荣凯一直跟随团长柴意新，“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负责传达命令。”吴荣凯回忆，到了12月1日，守军除固守五个据点外，已经几乎全城陷落。这五个据点是：师指挥所所在地中央银行，一家叫做老四海的商铺，府文庙，还有柴意新团驻守的亚洲旅社与华晶玻璃厂。12月2日晚，余程万考虑守不住了，对柴意新他们说，“你们都出去接援军去。”柴意新坚持由他来留守，师长突围。这样，余程万便带人突围，柴与留下的50余人继续战斗。

柴意新等固守华晶玻璃厂据点，多次打退日军波浪冲锋。12月3日凌晨4时，敌从侧背插入背后，柴意新率部撤离据点，当冲到府坪街春申墓前时，不幸中弹殉国。会战结束后，柴意新被追认为少将团长，其遗体也被安葬于“常德市抗日烈士公墓”。

吴荣凯说，在最后关头，在团长的命令之下，他也跟师部一个名叫黄启坤的司药和一个姓林的军需一起突围外冲。趁着天黑，他们终于冲出有若焦土的常德城，后来在鲁家河找到了余师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