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皇帝的皇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

青岛烽火

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为太宗皇太极异母弟。据说多尔衮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清祟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猝死，年甫6岁的福临即位，由多尔衮及济尔哈朗共同辅政。顺治元年(1644)五月，多尔衮率大军进关.同年九月被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又称皇父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清的实际统治者和最高决策人，堪称实际上的皇帝。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的母亲大妃乌喇纳拉氏被逼殉死，不满十五岁的多尔衮当然无力争夺汗位。在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当皇太极去世以后，再次出现皇位之争时，很快就形成了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双方都握有重兵，多尔衮有两白旗的支持，豪格则有两黄旗的拥护，一时间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相见，血溅朝堂，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五大臣会议上，多尔衮审时度势，拒绝了拥戴者对自己的推荐，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此议得到各方认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两黄旗大臣也无话可说，于是诸王大臣盟誓效忠，从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残杀。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几个月后，多尔衮敏锐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顺治元年(1644)九月，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是太上皇了。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死，终年39岁。据外国传教士记载，说他“八成是因打猎跌伤致死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堕马摔伤，促使风疾加重，最后死于心血管病。死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多尔衷的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更易缟服.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顺治帝发下《摄政王多尔衮甍逝诏书》、称:“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以疾上宾，朕心催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后又下诏，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元妃为“义皇后”。无冕之王生前未能称君，死后终于被尊为义皇帝。
　　顺治八年(1651)二月二十一日，距多尔衮死后还不到三个月，顺治帝为巩固亲政后的皇权及至高无上的尊严，借多尔衮政敌苏克萨哈、济尔哈朗等人的首告和揭发，诏示中外，公布多尔衮罪状.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据外国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当顺治帝“发现白己的叔父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过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即多尔衮)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并且把睿王府废了。还将多尔衮的亲信大批处死或贬革。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莹墓。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但“义皇帝，庙号成宗”的追尊却没有恢复，不过乾隆对其曾祖父制造的冤案，能作出如纠正，已经很不容易了。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
　　满族是个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要统治偌大的中国实非易事。多尔衮作为清初的实际统治者，立纲陈纪，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满洲统治者是刚从奴隶制贵族转化为封建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按照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清王朝的前途。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中央与地方的官制，大体上仿照明朝，没有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满汉二族罢了。赋役的征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会计录进行。顺治三年制订的《赋役全书》，是“悉复万历之旧”。盐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在未制订清朝的法律以前，“问刑准依明律”。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而成。官吏的选拔，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科举的做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之感，当然，剃发等民族压迫措施除外。
　　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所以，他颇自负地对人说:“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他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收罗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清政权外，还经常让身边的汉官随时推举各地的贤才。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下江南后，多尔衮问大学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学士们说:“地方广大，定有贤才”。多尔衮说:“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学土们又对:“钱谦益是江南人望。”，多尔衮问:“如今在否？”大学士们对:“昨‘归文册’上有，现在。”多尔衮这才放下心来。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材，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多尔衮作为满州贵族的代表，始终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跟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洲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逾制”的罪名，罢济尔哈朗辅政。顺治五年三月，又旧账重提，以当初皇太极死时.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他为郡王。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后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即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这两个事件还牵连了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等勋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尔衮对立的满族贵族势力大受削弱。就在这年十一月，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在打击满洲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官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原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策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予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顺治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内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当时统治中枢的组成部分。不过在顺治五年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严禁满洲贵族欺压侮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黎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寿黎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途经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黎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满汉矛盾上，还是比较开明和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