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考据：孙承宗的出人意料之举

高天流云

　　明末，
　　
　　天启二年，
　　
　　
　　京城，又一次会推即将开始。
　　
　　朝廷既然决定送王在晋去南京养老，那就必须再会推经略取代王在晋，所以皇帝陛下特意在会推以前去征求孙老师的意见，孙老师就像介绍自己的学生那样，一个个的点评给天启听，头一个阎鸣泰只得分六七分（沉雄博大未满八分），肯定是不及格，后来两位李三才和王之臣还算过关，被孙老师确定为可备经略之选。
　　
　　在天启征求了孙阁老的意见以后会推便开始了，名单上有四位，阎鸣泰、李三才、王之寀、王之臣，但会推的结果却是阎鸣泰当选，这下孙老师不高兴了，我才给他打了六七分，你们怎么能让他上位？可这是会推的结果，规制所在，总不能您孙老师说重来就重来吧？此时，孙老师发话了，既然不能重来，那么就我来（语惊四座），大家还没有缓过神来，皇帝却已经欣然同意了，于是孙大人便去了辽东，一去就是四年。
　　
　　在孙老师这次大意凛然的壮举中（确实是太大意了），最郁闷的要算阎鸣泰了，本来经过议会推选（议后、会推、选出）成为了前线总司令（辽东经略），可是代理国防部长（暂掌兵部）孙大人一句话就降级成了巡抚，到辽东去只能给孙大人当跟班不说，没过多久还被孙大人一脚给踹了（撤职调离）。
　　
　　孙老师此次义举实在大出人意料，倘若这辽东经略是个肥缺，估计来自言路的骂帖会把孙老师给活埋了，但这个位置明显是个深坑，所以极少人有表示不满，不过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就在孙大人赴任之时，至少有三个人应该还是清醒的。
　　
　　第一个就是王在晋，毕竟交过手、掐过架，大家知根知底；第二位便是不久前才从山海关视师复命回京的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仁兄在回京复命前又喊了一嗓子，表示力挺王经略，他这一嗓子算是结束了另一桩公案，这个事情往后会有支线情节，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三位则是内阁首辅叶向高，叶首辅道行比较深，早在孙大人提出要插手辽东之时他就想拦，可没拦住，以至于追悔莫及（叶公不能挽，悔之无及[1]），随后辽东局势急转而下直至他罢相，所以后来他曾坦言,一提起这挡子事儿那可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就整个事情的发展而言，客观的说，孙大人是玩得有点过火了，您老入阁暂掌兵部后，申请去山海关巡阅倒也罢了，关上跟王在晋一番掐架下来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斤两了，回京后给人家王经略扣个“沉雄博大之未能”的帽子，把人撵走了就算了吧，自己还要去辽东前线接手，真是写了几篇奏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纯属自己把自己给忽悠进去了，还真以为自己兵法韬略要胜他人一筹。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孙阁老一把年纪，为了掐架挺身入局，来蹚辽东这潭浑水，也算不易，接下来栽了更大的跟头那是后话，这些个人荣辱都是小节，但孙大人此举的另外一个副作用却是将整个大明王朝拖入了一个死亡螺旋，这就非同寻常了。
　　
　　这个非同寻常的副作用来自孙承宗的守辽方略，孙老师的方略如果具体来讲可以说出很多内容，但也能总结为一条，那就是凡是王在晋推崇的他就反其道而行之。
　　
　　王在晋的基本方略非常讲求实用，他先用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暂不扩军、清汰弱卒、凭险稳守，裁撤多余的官员以节约用度，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预备队，再联络、抚赏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愿在关外设帐，成为后金与明朝之间的缓冲垫（以图将来善加利用），王经略如此的安排的功效在于，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稳来暂时稳定住辽东的局面，这样的安排其实是给予了朝廷财政喘息的机会，同时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了可能，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后面另有专述。
　　
　　本着这样的原则，所以王在晋的用度预算非常紧凑、节俭，八里铺用银93万两（雄关天险永存后世），卸任之前已经把漠南蒙古诸部调集过来用了几个月了，而抚赏的银子才花了1万多两，这不过是山海关几万军队三四天的花销，其余的非但没有增加开销，反而还在原来的预算中有所节减（也算够抠门的）。
　　
　　王在晋严格的执行了如此的安排，其实也是在一步步的兑现他给天启的承诺，更是以此来实现他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抱负。
　　
　　早王在晋同志在上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之时，他就深切的感受到辽东用度的可怕，同时他也深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的窘迫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它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边患与内乱，所以当他上任辽东经略以后就立志要减少辽东用度，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
　　
　　而孙老师到了辽东则大反王在晋的策略——既然一切为战而备，那山海关的固守就自然没有那么要紧了，所以八里铺重城停工下马，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以至于斗大一座关城内除孙枢辅外，还另有巡抚一名、大总兵一名（互不统属），这种建制是很奇怪的。
　　
　　孙阁老管整个辽东军务，辽东巡抚也管整个辽东军务，大总兵还是管整个辽东军务，此外因孙阁老提议，这大总兵还不见得要听巡抚的，此刻辽东镇也就山海关一城，地盘小到了巴掌大一块，但管事的却有三位，所以关城中可谓官衙林立，另外好多协守副将也皆被提拔为镇将（总兵），一时间虽然众人皆大欢喜，孙阁老也跟大家打成一片，可俸禄开销却陡然增加了不少。
　　
　　另外，孙阁老还坚决要驱赶前来设帐，充当“肉边墙”的漠南蒙古诸部，这些蒙古部落后来大多因被逼无奈而投了后金，并被后金善加利用。
　　
　　其实，孙大人的这些“大手笔”若真是专门为出击作战而准备，那还尚可以理解（包括那道从来都没影的边墙），毕竟早晚要大举进攻，并将彻底消灭后金，只要兵将齐备、粮草充足就无大碍了，诸如边墙、城池、台堡这些防御性工事，修与不修都无所谓。但事情却十分蹊跷，因为孙大人不但要大力扩军备战，同时还要大修城池、台堡，并且还是在拮据的情况下，孙阁老曰：“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
　　　
　　孙阁老这一出手就是“四十七城堡”，外加十四万人马，真可谓是进攻、防御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很硬啊，同志倒是位好同志，可就是不知道是谁的同志……
　　
　　既然您孙老师已经准备了用于大举进攻的兵力，却为何又要修筑纵深达200里的超级防御工事关宁防线呢？（马奇诺防线的纵深最宽也就十几公里）您老就不怕把朝廷吃垮了吗？真要是吃垮了，那您孙老师可就是后金的同志了。
　　
　　孙老师对此的回答是，进攻是肯定的，但这些城池台堡的修建，却并非是单纯为了防守，它们真正的功效还是为了进攻，因为在200里的防御工事纵深内可以屯种，屯种所得又能贴补辽东军需，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实在堪称一举两得。
　　
　　话虽然说得好听，理由也相当不错，但可惜的是孙老师屯种所得太少了，每年就十八万两[4]，还不够塞牙缝的！
　　
　　“十八万两”对于当时的辽东是什么概念呢？在孙老师扩军以后，仅山海关一处的人马和官员，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四百万两，这还不算辽东的其他用度，比如抚赏蒙古、造办军械、官衙建造等等所耗费的银子，所以区区十八万两的屯种所得，对于整个辽东用度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5]
　　
　　其实，如果仅仅是不够塞牙缝那都还不是大问题，毕竟人家孙老师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每年还算是有十八万两的进项，总比没有强吧，可若是再算一笔帐，估计孙老师又得钻地缝了，因为他大搞屯种除了“进项”以外还有“出项”，那就是四年里修建“四十七城堡”的费用（诸如买耕牛、农具这些支持三农建设的暂且不提）。
　　
　　之前，王经略都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了，可93万两也就能修三十七里城墙，按照这个标准来换算，老孙头扛着锄头屯种四年，每年都还风调雨顺，也就能得72万两，只能勉强修二十多里，而据阎会长考证，宁远内城、外城加起来约有十五里长，前屯与宁远相当，若减去这两城，那老孙头剩下的收成所能修的城墙就只有7里多长了，如果再由“四十五城堡”来分，那每座城堡连80米城墙都分不到，围成一圈大小也就是一个四合院。
　　
　　另外，这“四十七城堡”并非是孙大人四年政绩工程的全部，孙大人的工程还应包括了数以百计的“台”。在明朝边镇修建里，如宁远、前屯这些卫城是可以驻扎好几万军队的，其余各堡城或驻军几百、或驻军一千多不等（四合院是住不下的），而在“城”和“堡”之间还有许多“台”。
　　　　
　　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
　　　　
　　按照孙大人的叙述，自八里铺到宁远与锦州分界处，期间距离是270多里，就设有“台”共计192座（66+126），而孙大人四年守辽下来，城池台堡并非仅修到宁远为止，孙大人的政绩工程是一路修到了右屯，此处离八里铺起码有400里之遥，所以除“四十七城堡”外，还应有“台”数百座，若照此算来孙大人的政绩工程真可谓浩繁、宏大，只靠老孙头自己扛着锄头的屯种所得是怎么也够不了的，最终还得靠天启这位董事长自己来掏腰包，用自己的私房钱来填。皇帝的私房钱叫做“帑金”，孙阁老是皇帝的老师，所以从来不客气，左一个几十万两，右一个十几万两，拿得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因此孙老师守辽东，除辽饷花销以外还有额外的帑金消耗，数目也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这位孙大学士确实是标准的八股文应试教育的产品，文章锦绣、宏大（篇幅确实很长），但算数却不怎么好，经济生活方面就更是一塌糊涂了，连“进项”和“出项”的概念都没有，摊上他去当辽东的CEO也算天启倒霉。
　　
　　在孙阁老的大手笔的折腾下，辽东镇随即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开始的时候军队数量迅速扩充，可是又不敢去与后金接战，但军饷却依然得照付，时间一长便出现了后金一根毛都没有少，而朝廷却有些扛不住了的局面，看着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孙老师又提出应改“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所谓“久守之谋”其实就是在家门口大修城池台堡圈地屯田，其工程浩繁、宏大，不过这些政绩工程完工以后，每年的实际屯种所得却还不够塞牙缝的，而此时天启眼看着就要被军饷逼得当裤子了，无奈之下孙老师又开始搞清汰（减少军队数量）……
　　
　　孙大人扩了军又不战，久不出战，又养不起，于是就琢磨屯田，可屯田的收成还不够塞牙缝，所以又想办法裁军，这不是瞎折腾吗？
　　
　　当然，《明史》上是不会这么写的，在《明史》里即便是搞砸了锅，孙大人依然是光辉形象。
　　　　
　　明史载：“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砲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后叙宁远功，廕子锦衣世千户。”
　　　　
　　点评：
　　
　　此处仅把老孙头的政绩工程拉拉杂杂罗列一堆，而全然不顾朝廷都快被吃垮的事实，这种掐头去尾的忽悠手法在《明史》中屡见不鲜。
　　　
　　其实，孙大人搞成今天这样无法收拾的局面，早在一个人预料之中，他就是被孙大人撵走的那位辽东经略王在晋。早在孙大人上任之初，王在晋就阐述了自己对战局独到的见解（或者叫预言），其中最为精辟的一段阐述被收录于《明熹宗实录》卷26中。
　　　　
　　在晋又题：“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
　　　
　　《明熹宗实录》卷26收录的是天启二年九月归档的卷宗，孙承宗也正是这个月来到山海关接手王在晋辽东经略工作的，然而孙阁老未来几年工作的尴尬，却尽在王经略临走时的预言之中。
　　
　　王在晋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大意是力量不够不能轻言出战（有针对性），第二层则是在说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轻言出战的后果（有预见性）。王在晋认为，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轻易言战备战，那是在挑起不可能有结果的争斗，会遗留下不能了结的局面，而这种无法完结的过程会造成难以为续的消耗。（孙大人之症结也）
　　
　　可以说王在晋以一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准确的预言了孙阁老瞎折腾而导致的不可收拾之局面。
　　
　　之前，孙阁老曾经送给王在晋一顶“沉雄博大之未能”的帽子，而在孙大人搞得不可收拾以后，王同学很幽默回赠给孙阁老一顶“太能沉雄博大”的帽子，并且还附赠了一条“疾不知医”的飘带，曰：
　　
　　“是其所不满于经臣（王）者，特沉雄博大之未能耳。沉雄所不敢居，而枢辅（孙）任事竟坏于博大，经臣正其对症之药也。疾不知医，枢辅将无自误乎。”
　　
　　王在晋这话当然是在挤兑孙大人，他说您孙枢辅不是嫌我算不上“沉雄博大”吗？可您老坏事就坏在太能“沉雄博大”了，您的大手笔一出，朝廷都差点让您给吃垮了，呵呵……像我这种不能沉雄博大的人，不正好能弥补您老的缺陷吗？
　　
　　以孙、王二人连番掐架来看，孙承宗这类应试教育的产品，跟常在军旅的王在晋一比，那简直就是童子军叫板老江湖，而王同学总结的“疾不知医”也正是孙老师的非常贴切的写照，因此孙阁老在辽东经过折腾一番之后终以“柳河之败”惨淡收场其实并不算是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挺身入局之举，纯属无知者无畏。
　　

齐鲁茶客

不公正，孙承宗是明末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要不是受其徒袁崇焕自大的拖累，大明何至于亡！

大连红箭

真正意外的是他挺身入局之举，纯属无知者无畏。

京城晓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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