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东周（下篇）2

沈阳老张

　浮雕纹铺首



　　河北易县燕下都老姥台出土。战国中晚期。铺首衔环，饰浮雕兽面，加以蟠螭、凤鸟。环上饰左右对称的浮雕螭纹。老姥台为燕下都宫殿遗存，铺首为宫门所用。

　　货币篇

　　货币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货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的货币。此外，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开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国，黄金铸币金版多有发现。

　　周、晋（三晋）货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后，逐渐脱离原来作为农具的遗痕，从实物货币的范畴分化出来，成为真正的金属铸币。因为其首部仍保留着农具铲有銎可以纳柄的遗迹，所以称空首布。它是由农具铲向战国平首布发展的过渡。春秋早期，周、晋、卫出现由原始布发展而来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达13－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态，各有大、中、小型。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流行3种货币：平首布、刀化和圜钱。韩、赵、魏三国铸行的货币，以布钱为主，刀化、圜钱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也曾使用过。周的辖地主要实行圜钱。



　　齐国货币。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化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铭文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用“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



　　法化”、“齐法化”几种。其中前4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的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378－前324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

　　燕国货币。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大国，刀、布并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晚期也铸行过圜钱。

　　楚国货币。从春秋以来，南方的楚国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铜铸贝“蚁鼻钱”体系。进入战国，蚁鼻钱的流通区域更加扩大，同时爰金盛行，随着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加，还出现布币。

　　秦国货币。秦在商鞅变法以前，国力薄弱，铸钱的可能性较小，且至今仍未发现史料记载与实物证据。若有铸币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国家流入的货币。秦孝公时商鞅去魏入秦，进行变法改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铸币才有可能。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流通的圜钱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可能的。《史记·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一事，则是指正式实行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秦国货币大致有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

　　耸肩尖足布



　　耸肩尖足布，这种空首布较为少见，均为细长銎，耸肩，尖足，背亦有三道平行竖纹。铭文五字，前三字不易辨识，后两字为“黄”。



　　“安阳”圆肩圆档圆足三孔布



　　圆肩圆档圆足布，铸于战国晚期，主要流行在山西汾水流域。在圆足布的首与两足端各铸一孔，称三孔布或三孔圆足布，可用绳索穿系，利于商旅往来携带。三孔布面文所记地名，集中于山西、河北二省，应是赵国或中山国的货币。“安阳”三孔布，形同圆肩圆档圆足布。布首与两足各有一圆孔。面文为“安阳”，背文为“十二朱”，另背首上端有数字符号“十二”，传世三孔布，既保留了三晋布币的形态，又以秦国通行的铢两记重，面文所记地名，多为赵地。赵国有两处“安阳”。西“安阳”在今内蒙古五原县以东、阴山以南一带；东“安阳”在今河北定襄县界。此枚三孔布，铸于东“安阳”的可能性较大。“安阳”三孔布，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传世稀少。

　　南行唐三孔布



　　战国赵币。圆肩圆档圆足，其上各有一圆孔，有大小十二型，面记地名“南行唐”，背记重量。大型的是“一两”，小型的是“十二铢”。其背面首端大都铸有炉次或范次的数字。币文“南行唐”即“南行汤”。汉代属常山郡，今河北行唐县附近，战国赵地。

　　圆首刀



　　三晋地区，主要是赵国，为了适应与齐燕接壤地区商业交往的需要，曾铸行过刀币。其典型型制为刀身平直，圆首，柄间正面有两直线或一直线，背面有一直纹或无纹，柄端环形，这种刀称“直刀”或“圆首刀”。有大、小两种，大者一般长约14厘米，重10至12克；小者减重至6.9克左右，长约10厘米。刀正面皆铸地名。魏国所铸“



　　阳新化”刀时间较晚，且较赵刀为小。



　　阳在今陕西神木东，为魏地。也有人认为这种



　　阳刀与赵直刀为同一直刀系统，应是赵国所铸。战国时期，地域所属时而此国，时而彼国，所以这种刀是赵国占领后所铸也是有可能的。

　　“共屯赤金”圜钱



　　圜钱的最初形状是圆形圆孔，周缘无廓，钱背平素。其较之刀形、布形的铸币更便于携带和授受。因此，圜钱一出现，便首先在北方刀币流通区域中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铸币体系。属周和三晋地区的圜钱多铸地名，大小不等，分一



　　、半



　　二等，分别重约8.5至12.8克和4.65克，重量相差一倍。从其地名考，多为魏、赵之地所铸。

　　“右明新货”耸肩平档方足布



　　燕国是刀、布并行的国家，但布币远不及明刀流行，仅是为适应与通行布币国家的商业交往，在部分地区少量流通。出土不多，往往与明字刀共出。其形制小而薄，平首，束颈，小耸肩，平档，方足窄而高，足外两侧作内弧的曲线，为束腰形。币面文字小而整齐，圆笔较多。有的背面三道竖纹，中间一道垂直，旁边两道斜出。有的背面铭文为“左”、“右”或数字符号，与燕明刀相似，为燕币所特有。

　　贝币钱铜范



　　安徽繁昌出土。战国。两件，浇铸口皆残。两范的形制相似，长方形，薄边，浇铸口为长条形，在一端。背中心铸造一长方形钮。正面阴刻贝型和浇铸槽。贝型排列四行，作对称式，每行十六枚凹贝型，文为“



　　”字。正面计两条浇铸铜液的沟槽，于铸口汇合为一沟槽，右范在四行贝型前端中心又单置一枚贝型。贝币背部隆起，并有铸文，底平，无文，面涩，以示铜贝币范只需用一面，平放在砂面上，即可进行浇铸铜液。

沈阳老张

银空首布



　　河南扶沟出土。春秋。银质，铲形，方肩，平足。是中国早期铸币史的珍贵资料。

　　银实首布



　　河南扶沟出土。战国。银质，形制与前者相似，唯实首。可能因为技术上的限制，省掉銎内泥范造成的。可分为短、中、长三型。

　　郢爰金版



　　安徽六安出土。战国。金质版状。束腰形，两端翘，腰间鼓，割成弧形。正面作排列式压印，篆书“郢爰”两字。郢为楚国都通称，爰为重量单位。支付使用时，大多切割成小方块，称其重量，作等价物交换。

　　陈爰金版



　　安徽临泉出土。战国。略呈五边形，四边为原切割的痕迹，正面压印半方印铭“陈爰”篆书。陈为楚都，此金币为都陈时所铸。

　　郢爰铜印凿



　　安徽寿县出土。战国。铜质精湛，上大下小，下端呈方形，有反书阳文“郢爰”两字。因长期使用，顶端有明显的锤打痕迹，说明它是锤打郢爰钣金所用的铜印凿，后世的银锭和银饼皆有锤印字号，即本于此。证明战国陈爰、栎爰、卢金等钣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此印凿板极为少见。

　　半两钱



　　体圆孔方的“半两”钱是秦圜钱的典型形式。战国秦“半两”钱大且重，一般直径在3厘米以上，重量约在5.4至7.4克左右，有些重10克以上。半两钱的形制、重量都比较适中，使用方便，比其它钱币更适宜流通的需要，因而铸行不久便获得迅速发展。齐、赵、燕在战国晚期也都开始使用圜钱。在此基础上，秦始皇最终以秦“半两”圜钱逐渐统一各国货币。

　　度量篇　　

　　度量衡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相继进行改革，逐渐废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改为征收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渐趋完备。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度量衡的应用更为广泛，制度也趋统一。齐国的陈氏在夺取政权后，把容量单位制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明确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关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贵文献。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的同时，进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扩大了亩积制，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在公元前344年颁发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商鞅颁行的度量衡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陕西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据始刻铭文可知，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制，但是在秦统一后继续沿用，并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纪元年又两次加刻诏书予以验定，反映出自战国时的秦国至秦朝统一，其衡制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便于彼此的贸易交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东周的尺度尚属少见，量器和衡器的发现则较多。

　　子禾子铜釜



　　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战国。高38.5、口径22.3、腹径31.8、底径19厘米、容20460毫升。腹壁刻铭文九行，有些字锈蚀不清，无法通读。大意是说，子禾子命某某往告陈得：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加大或减少其量，均当制止。如关人不从命，则论其事之轻重，施以相当刑罚。可证战国时期度量衡已有明确的规定和管理措施，并将条令铸刻在器物上，犹如晋国之铸刑鼎。铭文中的“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之称。“禾”、“和”古通。子禾子铜釜是田和未立为齐侯时铸造的器物。

　　商鞅铜方升



　　战国。全长18.7、内口长12.4、宽6.9、深2.3厘米。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蒲城)，后转发至临地。《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说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沈阳老张

　陶量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战国。高9.1、口径18.5厘米，容2000毫升。直壁，平底。外壁有十余道暗弦纹。云梦地区在战国晚期属秦国的南郡。此陶量的容积约为商鞅铜方升的十倍，当为一斗之值。

　　阳城陶量



　　河南登封告城古阳城炼铁遗址出土。战国。高10.9、口径16.7厘米，容1690毫升。直壁，平底。周身饰弦纹。口沿有“阳城”印文三方，器壁与底部有三处刻划“



　　”形符号。器形与湖北云梦出土的陶量相似。战国时阳城属韩国，此器当是韩国所用的量器。

　　公豆陶量



　　山东临淄出土。战国。高11.6、口径14.9厘米，容1300毫升。广口，深腹。壁上有印文两处。一处阳文“公豆”二字。另一处阴文，字迹不清。此器当是战国时齐国量器。

　　公区陶量



　　山东临淄出土。战国。高17、口径20.5厘米，容4847毫升。广口，深腹。腹部有绳纹，壁上有戳印铭文两处。一处阳文“公区”，另一处阴文“





　　里人



　　”。器形和印文与公豆陶量相似。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容量单位有豆、区、釜、锺。公豆、公区大概是齐国通用的量器。

　　市陶量



　　山东济南天桥区出土。战国。高15、口径18.5厘米，容4220毫升。广口，深腹。腹中部有一周凸纹，壁有印文“



　　”字，或释为“市”。市陶量同时出土两件，器形、铭文相同。从出土地点和同时出土的器物看，当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量器，容量接近田齐的一区。

　　右里铜量



　　山东临淄出土。战国。上图铜量全长14.5、高6.1、口径8.1厘米，容260毫升。广口，壁铸戳式铭文“右里





　　”四字。容量正合田齐一升。下图铜量，全长24.4、高9.4、口径13.2厘米，容1025毫升。器形、铭文均与上图铜量相似，容量则相当其五倍，当是战国齐五升之量。

　　廪陶量



　　山东邹县纪王城出土。战国。高33.2、口径30、底径23厘米，容20000毫升。广口深腹。腹部有对称的两柄，内底有印文“廪”字，当是仓廪中使用的量器。邹县在战国时曾先后属邹、鲁、莒等国，故难以确定此器国别。邹、鲁、莒与齐国为近邻，此器容量与齐国一釜相当。

　　郢大府铜量



　　安徽凤台出土。战国。高12.5、口径11.6厘米，容1110毫升。广口，直壁。有一环形柄。刻铭两处，外壁：“郢大



　　之口



　　”，底部：“少”。郢为楚国都城之通称。“大



　　”即“大府”。根据《周礼·天官·大府》的记载，“大府”是管理贡赋的机构。“



　　”当读为“



　　”，《说文》：“陈



　　谓饭帚曰



　　，从竹捎声。一曰饭器，容五升。”器自铭



　　，可能是五升量。折算每升合222毫升。

　　铜量



　　战国。全长5.5、高2.3、口长2.24×2.25厘米，容5.4毫升。柄上错金铭文“

沈阳老张

　　半



　　”三字，《说文》：“



　　，量也，从斗臾声，周礼曰漆三



　　”，段玉裁认为《考工记》之



　　是一种极小的量名。“



　　”当读为“賸”。“



　　半賸”即一



　　又半



　　賸”的省略说法，意思是一又二分之一强。此器甚小，制作精致规整，应是一种小型的标准量器。

　　司马禾石铜权



　　高15、底径19.5厘米，重30350克。平底，钮残。腹部刻铭：“五年，司马成公



　　，口事命代



　　，与下库工师孟，关师四人，以木石半石甾平石”。“司马”，官职名。“成公”，复姓，常见于战国古印。“



　　”，人名。“下库工师”官职名。“孟”，人名，为主造人。“关师四人”，权的实际铸造者。根据铭文字体和内容分析，此权为三晋之器。

　　侯兴铜权



　　战国。高2.6、底径2.85厘米，重70.7克。鼻钮。刻铭：“侯兴寸(铸)半



　　三”六字。字体与司马禾石铜板极为相似，同为三晋器物。“侯兴”，人名。“半



　　”为重量。此为目前所见战国最小的半球形铜权。

　　高奴禾石铜权



　　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战国。高17.2、底径23.6厘米，重30750克。平底，鼻钮。正面铸凸起铭文：“三年，漆工



　　、丞诎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铭文第一行“三”字前，有一铸造时形成的凹陷，并非残字遗迹。另一面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和“高奴石”三字，并加刻秦二世六年诏书。高奴在今陕西延川县境。“漆”，地名。“工”即“工师”。战国秦上郡守铜戈铭文有“漆工师”。此权“漆工”后无师字，位列“丞”前，与戈铭排列次序相同，当为监造者。“丞”官名，主造者。“工隶臣”为实际铸造者，“隶臣”是刑徒身份。工师、丞、工三级，是秦国官府手工业的织系统。“



　　”、“诎”、“牟”皆为人名。铭文表明秦在战国时期，对于衡器制造已有严格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加刻二十六年诏书。秦二世即位后，再次验定，刻二世元年诏书。此权自始铸至秦二世六年，三次镌刻铭文，长期作为标准器使用，反映了自战国秦至秦朝一直保持着统一的衡制。

　　木衡、铜环权



　　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战国。木衡杆长27、铜盘直径4厘米。这是完整的一套权衡器。木衡杆作扁条形，杆正中钻一孔，孔内穿丝线作为提纽。杆两端内侧0.7厘米处，各有一穿孔，内穿丝线以系铜盘。系盘丝线长9厘米。铜盘两个，底略圆，边缘有四个对称的小孔，用以系线。环权重量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以半斤权推算，一斤合250克。战国时期，楚国使用的货币是铜贝和黄斤版，推测这种小型衡器用于称量黄金。

　　钧益铜环权



　　湖南长沙近郊出土。环权第九枚刻“钧益”二字。“钧”同均。《吕氏春秋·仲春纪》：“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盖”同镒，战国时期的黄金重量单位。“钧益”指平准量值。十枚铜环权是完整的一套，重量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一铢重0.69克，一两为15.5克，一斤为251.3克，十枚相加约500克，为楚制二斤。

　　木衡、铜环权



　　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木衡杆长41.1、铜盘直径7.3厘米。衡杆木制，中间有提钮，两端各以四根丝线系铜盘。出土时放在一竹筒内，保存完好。第四枚环权上刻“



　　之官环”。“



　　”是“



　　”和“子”合文。“官环”是官府监制、颁发的环权，相当于现在的标准砝码。六枚环权的重量以倍数递增，分别为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以半斤权推算，一斤合251克。

　　交通篇

　　交通



　　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战国的墓葬出土众多的车马遗迹和遗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车马饰尤具地方特色。东周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为争夺水路交通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非常激烈。此外，东周的地图以及符、节等交通凭证也有出土，使我们对东周的交通状况得以全面了解。

　　彩绘漆画《聘礼行迎图》



　　湖北荆门包山出土。战国中期。画面用土黄、桔红、海蓝、棕四色绘于漆奁之上，有人物26个，骖车（三马驾车）、骈车（二马驾车）各两乘，大雁9只，狗2只，猪1头，树5棵，构成一幅聘礼行迎图。画面用树木分隔为5段，又以犬为间隔，按其情节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以奔驰的车马、冕冠垂缨的乘人、襦衣青帻的随从及拜接者组成，表现的是一派聘问出行途中的景象。另一部分则由气宇轩昂的褒衣博带者与待发的骈车为主体，表现的是一幅主国出使迎宾的场面。此画绘于漆奁盖部的外壁，出土后与夹纻胎分离。画中的骖车和胼车为研究战国的马车型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独舟马车漆画



　　湖北荆门包山出土。战国。此图为包山大塚出土的漆奁展开图的局部。图中描绘三匹马采用我国独创的轭靷式系驾法牵引独舟马车出行的情景。舆厢内立乘三人，御者居前驾马，待者居中侍立，主人居于后部。由此可见，我国早期马车驾御和乘载的真实风貌。

　　错金银辕饰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战国中晚期。作兽首形，无角，错金银，以云纹为地。固围村大墓属魏国，有陵园，与河北平山三汲中山王墓类似，时代亦相接近。墓经盗掘，遗物不多，这件辕饰的错金银技艺与中山王墓所出器物颇近似。

　　盘羊首形辕饰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出土。战国晚期。羊双角向前盘卷，双目前视，口微张，额下有长鬚。颈向后伸延成圆形銎，銎侧有两个钉孔，銎下侧有磨痕。铸造精致，形象生动逼真。

　　销车



　　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战国早期。



　　身作棱柱形，有辖。外端延伸成矛状，两刃有棘突。类似的车



　　曾在陕西户县宋村发现，并有一些流藏海外。据研究，这种矛状



　　装在战车上，



　　有撞击穿削的功能，文献中把这种车称作销车。

　　蛙蛇形马饰



　　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出土。战国早期。小者作蛙形，大者作双蛇捕蛙形，蛇身相纽结。蛙背均嵌绿松石。两蛇噬蛙也见于广西恭城所出蛙蛇纹尊，可见是当时南北不同民族都喜爱的一种主题。

　　马衔



　　河北怀来甘子堡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均为两节直棍式，由两个小环相套联，两端大环呈圆三角形，或两端大环外连一梯形环，或两端大环外连一小扁圆形环。

　　蛇形马镳



　　河北怀来甘子堡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镳似蛇状，蛇身呈S形，蛇首为三角形，上饰四个小圆嵌孔，象征眼和耳，蛇尾弯卷成小环。背面平，中部铸两个半环形钮。

　　鳐鱼形马饰



　　辽宁喀左南洞沟出土。春秋晚期。马饰作鳐鱼形。大者反面有两桥形钮。小者有十字形钮，以备穿带。出于北方民族石椁墓。象鳐鱼形，在青铜器中仅此一见。

　　羚羊饰件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出土。战国中晚期。羚羊昂首伸颈，双目前视，角斜竖，四足靠拢，立于长方形銎口。体中空，銎侧有钉孔。此饰件是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车上的竿头装饰。

　　虎形马镳



　　河北怀来甘子堡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镳为一蹲踞状虎形，中部呈圆环状。一端作成虎形前半身，前肢屈曲前伸，与虎下颌相连，虎爪呈环状，另一端作成虎形上半身，后肢屈曲前伸，虎尾下垂。虎前后身侧面，各铸有一椭圆形穿孔，作用与铸在背面的纽相同。

　　马首纹马镳



　　河北怀来甘子堡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镳中间略弧，两端浮雕马首，形象逼真。背面马颈部各铸一半环形钮。

　　兽形马镳



　　河北怀来甘子堡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镳一为蹲踞状豹形，中间略弧。一端作成豹的前半身，豹首面向一侧，前肢屈曲前伸与下颌相连，另一端作成豹的后半身，后肢屈曲前伸，尾下垂。豹前、后身侧面，各铸一椭圆形穿孔。另一为蹲踞状的兽形，中间向下弯。前端铸一兽首，张口，卷鼻，睁大眼，尖耳向前，前肢前屈，另一端后肢亦前屈，短尾上卷。肩和后身铸圆形孔。

　　骑驼人形灯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战国中晚期。一人骑于双峰驼背，手捧筒形座，其中插入灯柱。柱中间有节，顶为灯盘。骆驼的形象，在先秦青铜器中极为罕见。

　　鄂君啓节



　　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战国中晚期。节作竹节形，五件可合成圆筒。出土时共存舟节一件，车节三件。节面各有错金文字九行，舟节共一百六十三字，车节共一百五十四字。古代的节有的剖竹为之，见《周礼·小行人》。此节作于楚大司马昭阳败魏军于襄陵之年，即公元前三二三年。楚王命大工尹等为鄂君啓铸节，作为水陆交通的凭    证。铭文详记交通路线，对研究当时的地理及交通情况十分重要。

　　王命龙节



　　湖南长沙出土。战国中晚期。龙节长条形，上宽厚下窄薄，一端较大，一端较小。大的一端作龙头形，头长且大，额部有对称卷云纹，长鼻高卷，两眼突出，双耳后倾。双角弯曲，勾向两侧。嘴部透空，牙齿外露，下颔凸出。头下部两侧各有一圆穿，可以系结绳组，便于携带。两面刻铭文“王命，命传赁一檐似之”九字。龙节是使者持之远行可得食宿的证件。此节龙头圆雕铸造，间有阴刻线纹，风格粗犷而又细腻。铭文字体宽博，行笔精丽。因水坑浸渍而通体碧锈，尤为古雅。

　　铜虎节



　　战国。虎节长8厘米、高3.9厘米，传世品。此节为伏虎形，体内侧有凸榫两处，用来扣合另一半虎节。这件虎节的背侧面有“韩将



　　信节”等十字的阴刻铭文。由此可知战国时期发兵过关的一种信物和凭证。

　　“杜”铜虎符



　　陕西西安北沿村出土。战国。虎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杜，是秦都咸阳以南的一个县(相当于今长安县)。符为立虎形，头部有一孔，体内侧挖凹槽以便与另一半虎符相扣合。此符背部有错金铭文：“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



　　(也)”。从上述铭文可知，这件符是当时秦国调兵出行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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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流云

“安阳”三孔布，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传世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