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粮票为何跟户口一样重要

沈阳老张

忆苦思甜说粮票
谭汝为

三十多年前的粮票，现已成罕见物，并跃入收藏品之列。但是，我一见到它，就引发苦涩回忆。用李白诗句“一见一回肠一断”，用陆游诗句“犹吊遗踪一泫然”——毫不夸张，恰如其分！

1960年开始，全国闹饥馑。那时，我正在天津读高中，适值半大小子身体发育的旺季。因常吃不饱，腿部浮肿，用手一按就出现一个小坑儿。当时，年轻伙伴的消化系统都异常发达，整天跟饿痨一般。好在本人有点儿文学天赋，辄发挥艺术联想，一脑门子琢磨美食，进行精神会餐，来与饿魔抗争，颇与卖火柴女孩相类。每天用午膳，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总是意犹未尽，刚吃完午饭辄问母亲：“晚上吃嘛？”

1961年，父亲病逝，生活重担落在母亲身上。母亲是家庭妇女，靠给别人家当保姆，浆洗衣服来养活几个子女。记得母亲舀米做饭时，按全家一天的粮食定量严格掐量。吃饭时，都让我们姐弟先吃，她自己最后吃，也就吃个半饱。（写至此处，潸然泪下！）每月25日，可到粮店预支下月粮食，这叫“借粮”。每至小月（28天或30天）月底，粮食略有剩余，母亲很高兴，买来几个江米面豆馅炸糕，孩子们每人一个。我们欢欣鼓舞，那个滋味远远胜过今天的生猛海鲜大宴！

那时，国家粮食政策是“瓜菜代”，就是用瓜菜代替粮食。每至周日，我就和三两个伙伴，步行二三十里，到郊外摘野菜，以补贴口粮匮缺。有一次，背着一面口袋的野菜，我两眼冒金星，双腿发软，几乎饿晕在路上。因长期吃不饱，营养不良，我孱弱瘦削，到了20岁，体重却一直在96－99斤之间徘徊。其间，一次报名参军，一次义务献血，皆因体重不足百斤，而当场落选。

1960年开始，市民按年龄、性别、身体状况 和职业工种，确定粮食定量。例如十三四岁男生，每月20-24市斤；男性干部30－34市斤；家庭妇女26－30市斤；最多的是炼钢、装卸工人40－45 市斤。其中三分之二是粗粮（即玉米面和粳米），三分之一白面，用“粮票”和“面票”区分。另外，食油、红白糖、肉、鸡蛋、麻酱、等副食品；棉布、肥皂、火柴、日用品，也实行定量供应。

职工出差去外地，不仅要准备钱，还得准备粮票。因为全国各省粮票不同，也不能流通；所以临行前，须用本地粮票兑换“全国粮票”。这种“全国粮票”，须用本地粗粮票，搭上面票和油票，且需单位开证明才能兑换。

对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来说，所谓“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如调到另一城市工作，除需办理户口转移外，还必须办“粮油关系”转移。否则，就成了“黑户”，就无法吃饭了。

      在那粮食奇缺的年代，粮票至为珍贵。 城市居民可用粮票和郊县的农民换钱，换鸡蛋和香油，但却很难用钱买到粮票。买卖粮票是违法的，须在私下进行。当局对此似乎一眼睁一眼闭，并不真管，反正你每人每月就那么二三十斤，你怎么折腾也就那么回事了。当时在天津买卖粮票，也有隐语——“横的两毛，竖的两毛五，满天飞三毛。”所谓“横的”“竖的”“满天飞”，分别指本地粗粮票、本地细粮票和全国粮票。天津人将本单位内部制定、掌握的某项政策，或本单位评定的内部职称，喻为“地方粮票”。

到饭馆吃饭，去早点铺吃早点，在交款的同时还得交粮票。例如早点，一碗馄饨、两根油条、两个芝麻烧饼，共两毛多钱，4两粮票。我的同事是一对夫妻，家庭经济大合小分，即孝敬双方老人和房水电费等合伙统管外，伙食费个人自理，一日三餐各自在食堂吃。到了节假日，麻烦就来了。妻子正言询问：“中午吃炸酱面，哎，你吃不吃？”丈夫答曰：“吃啊——”妻子伸出右手曰：“交两毛钱，四两粮票，快点儿！”丈夫说：“晚饭吃完了，一块儿再算吧。”——当时这个笑谈段子，在单位广为流传。

1963年以后，粮票紧缺状况缓解。我当时所在单位，有个烧锅炉的老王师傅，四十多岁，老实巴交的。老婆在家里糊火柴盒，五六个儿子都是半大小子，粮食不够吃的，生活困难。我每隔一两个月，就塞给他十几斤粮票，老王每回都噙着眼泪千恩万谢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光荏苒，粮票早已成为历史遗踪，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对此茫然无知了；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苦涩的回忆却难以忘怀！撰打油一首，权作结尾：

粮票下课日，改革雄起年。
回首当时事，惊心且泫然！
改革三十载，成就颇无前。
痛定且思痛，忆苦方知甜。

naxie01

   我们家还有一些

京城晓苏

那个时候，在有些方面，确实很难受。

dwy1954

总结的不错。现在条件是比建国初期好的多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还只是条件很差的，现在的收入贫富差距是很大的。比如：保险公司的老总男新几千万、县市级的公司经理的年新是几十万，员工的全年的工资多的4—5万、少的2—3万。这样的企业包括银行、电业、石油、移动通讯等行业的收入差距，大的惊人。作为一般员工：即要养家、还要供子女上学，现在的物价，想要买房，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