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弑君正义论：国君犯错屡劝不听 就换掉他

沈阳老张

细加寻绎，“忠”与“信”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德行之间，其实存在着紧张。信要求君臣双方信守契约，只做契约所规定和礼法所允许的事情，而不做契约和礼 法之外的事情。忠要求臣忠于君之职事。但是，臣的一方固然可能缺乏忠，或者缺乏承担君的职事的能力，从而损害君的权益。但更常见的情形是，在君臣关系中居 于强势一方的君很可能不够理性，放纵自己的欲望、意志和***，其对共同体内的民的行为不合宜、不合礼，可能残民以逞，或者对臣的具体要求不合宜、不合礼， 乃至于直接侵害臣的人身、权利与重大利益。先不管民，面对这样的君，君臣关系中的臣该怎么办？
关于君臣关系，如前所述，孔子基 于他所生活的封建的制度现实，提出过一个基本原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实上，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足以令后世俗儒震骇的潜台词：“君使 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孔子认为，如果君超出法律规定的义务，强行对臣主张某种权利，则臣完全可以拒绝他。所以，孔子在回答“君君、臣臣”之后，齐景 公很不自在：如果君不像君的样子，那么，臣就不会尽自己对君的义务。即使臣手里有粮食，他也未必吃得上。孔子的言外之意，孟子则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首 先，《孟子·万章下》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朱子《孟子集注》卷十，万章章句下议论说：
“此章言大臣之义，亲疏不同，守经行权，各有其分。贵戚之卿，小过非不谏也，但必大过而不听，乃可易位。异姓之卿，大过非不谏也，虽小过而不听，已可去矣。然三仁贵戚，不能行之于约；而霍光异姓，乃能行之于昌邑。此又委任权力之不同，不可以执一论也”。
朱子的议论都是在皇权制的框架内展开的，不得不对封建原则略作保留。
这段对话表明，孟子对封建的原则还有比较清楚的记忆：关于“异姓之卿”的论说，揭示了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契约性质：双方是以“义”而合的，不合则 去。“贵戚之卿”则是公侯的同姓，公侯的位置确实在同一姓内传承，但具体由何人执掌，最终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臣的同意。君保持君位，以臣的 同意为前提，如果君有大过，臣则可以更换君。这样的原则让王权制时代的齐宣王大惊失色，但这个原则本来内涵于封建的治理逻辑之中，只是作为王权制时代的国 王，齐宣王已经不记得了。
其次，孟子还阐明，君臣可以成为敌人：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赵岐注：芥，草芥也。臣缘君恩，以为差等，其心所执若是也）。”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注：宣王问礼旧臣为旧君服丧服，问君恩何如则可以为服。）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疆，又 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注：为臣之时，谋行言从，惠泽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华元奔晋、随 会奔秦是也，古之贤君遭此，则使人导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国言其贤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业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礼，则为之服矣）。今也为 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注：执其族亲也。极 者，恶而困之也。遇臣若寇雠，何服之有乎）
孙奭正义曰：如《仪礼》言“以道去君，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礼记》云“臣之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为之服”，是为旧臣服丧服之谓也。
案《左传》成十五年：“华元为右师。华元曰： 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 乃出，奔晋。鱼石为左师，自止华元于河上，后及奔晋，得五月日，乃反。”《书》曰“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是也。云“随会奔秦”者，案《文 公七年》，先蔑奔秦，随会从之。至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晋侯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士会既济，魏人噪而还。杜注云“喜得士会也”是矣。 孟子注疏，卷八上，离娄章句下。
孟子讨论的语境是，去国之臣，也即与某一国君解除了君臣关系、而与另一国君重新建立了君臣关系的臣，是否还需要对原来的君即“旧君”服丧礼孟子之师 子思讨论过同样的问题：［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 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郑玄注：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言放逐之臣，不服旧君也。（礼记正义，卷九，檀弓下第四） 子思的意思与孟子相同，不过更含蓄一些。。孟子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存在君臣关系时，君使臣以礼，并且依礼解除了君臣关系，在此过程中臣没有受到 君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臣当然应当为此旧君服丧。在这里，孟子也提到了三谏而不从则可以去国的礼法规则。孟子还专门举了历史实例证明，君臣之间始终依礼 而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第二种情况则是，君未使臣以礼，君在臣提出解除君臣关系时又侮辱了臣，那双方就已经变成了仇敌，臣当然也就没有义务为这样的旧君 服丧。君如何对待臣，臣就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君。君不尊重臣、侮辱臣，臣因此可以把君视为仇家、敌人，而发动报复。
  
阅读古典文献可以发现，在封建时代，有大量因为君不能以礼待臣而导致君臣成仇的事情。首先来看一个小故事，《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郑、宋两国发生战争：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
华元与羊斟是君臣关系，也因此，羊斟才能够成为华元的御手。在车战时代，御手也都是君子，如果是公侯上阵，御手通常是大夫。华元在战前杀羊犒赏自己 的士-臣，却恰恰遗忘了羊斟。也许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也许华元是故意的。不管怎样，此事给华元带来了灾难：羊斟大概以为华元故意轻忽他、侮辱他，违犯 了君臣之约，因而决定放弃对这个君之忠，而对华元进行报复。结果导致整个战斗的失败，华元本人也被俘。比较强调君之权威的《左传》作者对羊斟的做法给予严 厉抨击，但是，羊斟的做法未必没有某种礼法上的依据。
类似的事情甚至发生在周王室，《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
初，王姚嬖于［周］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蒍国（周之大 夫）为之师。及［周］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周之大夫）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 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这里提到的苏氏也遭到周王的不公平对待，《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
王取邬、刘、功蒍、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纟希、樊、隰郕、欑，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礼记》云“臣之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为之服”，是为旧臣服丧服之谓也。
面对孙文子的气势，卫献公也害怕了：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齐。公如鄄，使子行于孙子，孙子又杀之（注：使往请和也。子行，群公子）。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
卫献公决定求和，派遣群公子与孙文子缔结盟誓。后面我们将会分析，春秋时代，君臣之间经常需要依靠盟誓来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但孙文子决心已定，不 为所动。卫献公终于走投无路，只好“出奔”。在春秋时代，这种邦国之君或者臣“出奔”的事情，相当常见。出奔就意味着被迫或者主动解除君臣关系。而在孙文 子之臣追逐卫献公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初，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杜 预注：二子，佗与差），为孙氏逐公。公孙丁御公（注：为公御也）。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子鱼，庾公差。礼射不求中）。射两軥 而还（注：軥，车轭卷者）。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佗不从丁学，故言“远”。始与公差俱退，悔而独还射丁）。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 （贯佗臂）。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
在这里，我们在追逐者庾公差那里看到了两种伦理间的冲突：一种是师徒之情，一种是君臣之义。尤其是这里所说的“不射为戮”，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到的 “委质而死”，这就是“忠”的内涵所在。庾公差解决这种伦理冲突的办法是故意射两軥，既勉强履行了对于君的义务，又不至于伤害自己的师傅。而他的学生尹公 佗因为没有直接的师徒之谊，所以试图射杀公孙丁。公孙丁给了他一个教训，但依然没有杀死他。由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出，封建制下君子确实始终把武力的使用置于 德行和理性的控制之下。
子鲜从公（注：子鲜，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 罪（注：告宗庙）。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注：诬，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无？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 师、保而蔑之，二罪也（注：谓不释皮冠之比）。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正义曰：言暴虐使余如妾），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注：时姜在国，故不 使得告无罪）。”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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