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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文学家、文物研究专家，名岳焕、字从文，湖南凤凰人，苗族。
沈从文幼年时，他的滕姓干爹为他起的乳名叫“茂林”；在湘西土著部队当兵时，军法长萧官麟根据“岳焕”二字，引《论语》中“焕乎其有文章”，又为其取表字“崇文”；后沈从文自改“崇文”为“从文”，取弃武从文之意。沈从文著作颇丰，有《沈从文文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等著作行世，创作中影响大的是乡土小说，代表作有《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西散记》，语言清丽隽永，风格自然淡远，富有人情美和风俗美。沈从文用过的笔名也有好几十个，如：休芸芸、则迷、小兵、凤哥、茹、红黑旧人、上官碧等。鲁迅先生称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晚年的沈从文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沈从文生于军人世家，其父沈宗嗣曾是天津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其本人高小毕业后便辍学参加了当地的一支部队。按照现在流行的“前学历”和“后学历”的说法，沈从文最高的“前学历”只是“高小毕业”。所以，沈从文一直保持一种质朴、一种粗犷。季羡林先生说：“一次和沈从文吃饭时，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
1923年，二十一岁的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他说：“便开始进到一个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也学不尽的人生了。”来到北京后，沈从文很快陷入困境。既上不了大学，自己的习作也无处发表，而且家乡的资助也中断了。1924年11月初，穷困潦倒中的沈从文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在苦闷之中，甚至有些消沉。因为在文坛颇有名气的他，却只能在大学教会计学；生性不甘寂寞的他，却要忍受一份没有爱情的婚姻。郁达夫接到沈从文的信，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自己更惨的人。于是，他冒雪去看望这位陌生的年轻人。
富可以诱惑人，穷可以激励人。当郁达夫见到在寒冷的冬季身着单衣在煤棚中仍然做着“文学梦”的沈从文，赶快解下羊毛围脖给沈从文围上，又请沈从文到西单牌楼附近的“四如春”饭馆吃饭，把剩余的三块多钱也都送给了沈从文。之后，郁达夫在报纸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鸣不平，还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沈从文从此步入文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只几年工夫，沈从文便享誉文坛。
沈从文郁达夫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自己也重新振作精神，既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又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谁成全了谁》的作者苗恒评论：“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其实他们是在互相成全着彼此。”正可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沈从文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之路，靠的是天赋与勤奋，而使其天赋与勤奋尽情发挥的是他与张兆和忠贞不渝的爱情。五十五年相濡以沫，张兆和搀扶着沈从文跨过一道又一道沟沟坎坎。
比如：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因精神崩溃而自杀，经医院抢救脱险。起因是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该刊同人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荃麟执笔）以及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三篇文章，对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进行了猛烈批判，说他们“为艺术而艺术”，“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凶文艺”。之后，北大学生也贴出了声讨沈从文的大字报，并转抄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沈从文感到：“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然而，沈从文在张兆和的悉心照料下既没有“毁”，也没有“疯”，顺利完成了文学家到文物专家的转型。沈从文从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32号北大宿舍搬到交道口大头条11号，而且喜欢吃北新桥的“烤白薯”，岂不是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
再比如：沈从文在“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但他仍然进行着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一个人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时，还写出了“尺璧非吾宝，寸阴宜所争”的诗句。因为，家庭是他平静的港湾，妻子是他忠诚的知己。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将心中的委屈和不平向张兆和倾诉：“这次运动……又为了工作，处处爱护范某，到时却被他陷害。写了十二大张纸二百几十条无中生有罪状（当时都能致人死命），无一成立……大知，小知，为人阴险竟一至于此，真是不易令人相信！”
“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何止千万，能够像沈从文一样有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倾诉的对象，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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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7 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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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7 10:5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