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东周（上篇） 1

沈阳老张

农业篇　　

　　农业的发展

　　井田制的崩溃使农奴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的兴趣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兴修，加快了农田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形成，东周时期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已多有使用。《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



　　，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恶金所铸的钼，即锄；夷，即削草平地的锄类；斤，形似锄而小，主要为砍木平木工具；



　　即钁，是掘土工具。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目前所知，至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和自治区140余个地点出土过铁制农具，种类有耒、锸、锄、钁、镰、犁等。　　



　　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铁口双齿耒　　

　　

　　这是一件发现于湖北江陵纪南城水井中的战国木耒（lěi），其双齿套有铁刃。耒是下端双齿的挖土工具，直至汉代仍延续使用。　　

　　铁锸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是战国时凹字形弧刃。《释名》：“臿，插也，插地起土也。”目前发现最早的锸是商代的青铜锸，多为凹字形。春秋时期的锸有平刃、弧刃、尖刃多种形式。锸延用的时间很长，至今在一些偏僻的地区仍在使用。如江西奉新县、湖南桃源县农村现在使用的一些铁锹，还保存着古代锸的原形。

　　　　铁锄　　

　　

　　湖南长沙砂子塘出土，是战国凹形锄，是在木锄刃部套一类似锸的金属刃，其刃呈弧形。锄是中耕松土锄草的农具。《释名·释用器》曰：“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　　

　　铁铲和持铲俑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铁铲有肩。铲是一种直插式整地农具。迄今所知最早的铲为木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过木铲。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铲多为石制，也有少量骨制。商周时期出现青铜铲，肩部中央有方形銎，可插柄使用。春秋时期出现铁铲，战国时期铁铲更普遍。四川汉代墓多出土执铲陶俑，铲肩宽且平，与现代铲锹形似。

　　铁镰　　

　

　　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镰是古代一种长条形弧刃的收割农具。新石器时代的石镰和蚌镰捆绑在木柄上使用。商周时期已出现青铜镰刀。大约从战国开始，铁镰逐渐取代铜镰。西汉以后，铜镰已基本消失。作为收割禾秸的铁镰，自汉代以后基本定型，延用至今变化不大。　

　　铁犁铧冠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铁犁铧冠多呈V字形，宽度一般超过20厘米，套在三角形犁铧上使用，便于磨损后及时更换。　　

　　牛鼻穿孔铜牛尊　　



　　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牛尊，牛鼻穿孔，戴环，这是牛作为畜力被役使的实物见证。《国语·晋语》载：“范、中行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勒。”这里说的是晋国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子孙沦落为农民以后，驭牛耕田的情况。　　

　　锄铁范　　

　　

　　河北兴隆古洞沟出土。战国。由双合范、内范三件组成。一扇为器范，一扇是平底，一为四角锥状銎口范。范身上小下大，边缘有四个子母口，上部有一长方形銎；背面有弓形把手。　　

沈阳老张

铁斧　　

　　

　　湖北铜绿山出土。战国。长方形，直銎。出土时带木柄，柄的上部缠有四道篾箍，木柄顶部已成翻毛状。为白口铁铸件，是战国时期已使用可锻铸铁的实例。　　

　　钁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钁又称镢，状如扁长方形，上端有銎（qiōng），可安装横柄，是深掘土地的有力工具，亦可刨掘农作物的根株。钁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锛，商周已出现青铜钁，当时称



　　。《说文解字》曰：“钁，大锄也。”战国时期，铁钁已得到推广。

　　矿冶篇

　　铜矿冶和铸造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周的铜矿冶遗址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在列国都城附近更普遍存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东周的铜矿冶和铸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提示的采矿、冶炼的高超水平，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东周的青铜器主要指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就礼器而言，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有编钟，生活用具有带勾和镜等。　　



　　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物的耳、足、环等附件铸好之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后，还出现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铜器花纹的制作已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其它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

　　壶耳范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一扇完整范，范长15.3，宽7.8厘米，背面较平整。分型面上有5个榫，两则有合范号。范腔未经浇铸，螭形，长12.8，肩高6.1厘米，鼻上卷，牙外露，身呈S形，前后显两足爪，填斜线、圆点及云纹。　

　　鉴口沿模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鉴口沿部完整模，弧长37（为周长的六分之一），宽10厘米。外缘面上有八个长方形槽，挖出又填平，用途不明。面上有翻范的痕迹，甚清晰。饰斜角云纹，前尖，后分叉，互相衔接，填纹亦为斜角云纹。　　

　　人形范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一套完整范，发现时已合好待铸。复合范，由六扇范组成，足底一扇兼作浇口。铸件为一人跪坐，面朝右侧，两手向斜上方作捧物状。披发，上身似赤膊，饰蛇螭类纹饰，很似纹身。腕部似有镯类饰物。腰部系带，前面打结。背斜插短剑，剑鞘中部附有一长方形“玉具”，系于腰带上。下身着裤或裙，长仅及膝，饰雷纹衬底的勾连T形纹。鞋侧饰云纹图案，鞋底面呈方格状。综观该人形当属“断发纹身”的南方异族形象。　　

　　蟠螭纹模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钟舞部模。长17.5、宽13.2厘米。两螭相互缠绕。一螭锋外露，眼及转角外凸起，身填细密云纹。

　　蟠螭衔虺纹模　　

　

　　模，略残。面平，无弧度。长17.4、宽12厘米。两螭互相缠绕。一螭呈C形，身生一翅，前后两足爪，口衔虺（huǐ）头，一爪抓虺尾。虺一爪蹬螭下颌。另一螭颈饰“项圈”，锋牙外露，牙冠勾前一螭身，一爪抓其尾。　　

　　兽面衔蟠螭衔纹模　　

　　

　　钟鼓部模。对称两块合成一个兽面，仅存一块。弧面长9.2、高7.2厘米。　　

沈阳老张

龙纹模　　

　　

　　模，略呈梯形。弧面高21.3、弧面宽上部8.5、下部6.5、边宽0.9-1.5厘米。四龙上下相连，眼凸出，唇上卷，角短而平齐。身分左右向下蟠曲呈C形，填云纹。　

　　龙纹模　　

　

　　完整模。弧面宽7-7.4、高6.1厘米。上下边缘呈榫卯状，可数块衔接。仅一龙，纹饰与前者同。　　

　　凤纹模　　

　　

　　钟舞部模。其各边长度，内侧12、外侧36.5、左右侧分别为18.5和22厘米，厚4-5厘米。纹饰为浮雕式，凤眼凸出，冠高似飘起，篆下钩，身卷曲呈C形，转角处有一翅，填鳞片纹。造型浑朴，富于特色。　　

　　云纹牺尊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春秋早期。尊体作小牛形，耳上竖，无角。躯体饰云纹，面部及耳内饰鳞纹，胸前饰斜角云纹，足上部有卷曲的云纹带。牛背有外形似豆的尊口，口沿下环以斜角螭纹一周。器出自虢墓。西虢原封在今陕西宝鸡，西虢覆灭后随王东迁至此。此尊继承西周动物形尊传统，但造型已有所不同。

　　莲鹤方壶　　

　　

　　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春秋中期。盖顶作镂空花瓣形，中立一鹤，昂首舒翅。器双耳为镂空的顾首伏龙，颈面及腹四隅皆以伏兽代替扉棱。器面自颈到腹饰以相缠接的龙螭，圈足则饰以似虎的兽形。足下承以吐舌双兽，兽首有突伸的两角。方壶共一对，出于郑国大墓。壶的造型设计颇费匠心，龙兽鸟螭形象生动，虽繁复而不杂乱。壶腹最大径扁下，增加了全器的稳定性　　

　　云纹禁　　

　　

　　河南淅川下寺出土。春秋中期。禁体呈长方形。禁面四边及侧面均饰透雕云纹，四周有十二个立雕伏兽。体下共有十个立雕状的兽足。透雕纹饰繁复多变，尤为华丽。据鉴定，此器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失腊法铸造器物之一。　　

　　嵌红铜龙纹方豆　　



　　河南固始侯古堆出土。春秋晚期。盖顶四隅各有一环钮，两侧有环耳。器两侧也有环耳，与盖耳上下相应。通体镶嵌红铜龙纹。方豆同出两件，光泽无锈，色彩金红分明。　　

　　越王勾践剑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春秋晚期。剑身有菱形暗纹，格上花纹嵌蓝琉璃及绿松石。出土时插在素漆木鞘中，上缠有丝绳。近格处铭“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二行八字。此剑出于楚墓，在墓主骨架左侧，作为随身佩剑。剑至今锋利，光泽夺目，堪称吴越名剑之代表作。传世另有越王之子勾践剑，“勾践”二字写法与此相仿。　

　　错金豆　　

　　

　　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战国早期。盖顶有捉手。器两侧为环耳。器盖饰错金变形夔。足上饰错金垂叶纹。

　　立人形器座　

　　

　　长治分水岭出土。战国早期。两件均作人形。顶上有方柱形榫，手作握持姿态。衣上饰点状纹。人面扁平，鼻较长，当地所出陶俑也如此，可能反映民族特点。所着衣为窄袖，对古代服饰研究有一定价值。

沈阳老张

嵌绿松石云纹方豆



　　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战国早期。盖上为捉手，面作四阿形。足扁平。通体饰云纹，杂嵌绿松石。汲县山彪镇为魏国墓地，西晋时出土大批战国竹简的“汲冢”即在该地一带。

　　曾侯尊盘



　　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战国早期。尊置于盘中。尊口有附加镂空蟠虺纹装饰，颈饰细密的蟠虺纹，周围有四吐舌伏兽。鼓腹，与圈足皆饰蟠虺纹，沿上有四镂空蟠虺纹装饰，可用作抠手，其下各有二扁形立雕夔龙。腹外又有四立体蟠龙装饰，底下有四龙形蹄足。尊盘纹饰繁褥，极为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也堪称绝技。

　　鹿角立鹤



　　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战国早期。作鹤形伫立，展翅扬喙，头侧有双鹿角。角及首、颈上有错金云纹。下有方形承座，座面饰细密的蟠螭纹，四边有穿索用环。

　　银首人形灯　　

　　

　　河北平山三汲出土。战国中晚期。灯为长袍男子形。首系银质，两目嵌宝石。衣上花纹可见朱、黑两色填漆。其右手握螭，螭口衔柱，柱顶为一灯盘。柱饰错银龙纹，绕以浮雕螭龙，并有一猴作攀援状。左手持螭尾，螭身天桥横出，口托另一灯盘。螭下方又有灯盘，有螭蟠卧其中，翘首攫噬。人形足下有兽纹方座。此灯所雕的男子，赤手搏持螭龙，当有一定神话背景，其面部表情愉悦恬静，非常生动，发型也很工整细致。

　　树形灯　　



　　河北平山三汲出土。战国中晚期。灯似树形，枝端有灯盘十五个。树干上端有一螭龙盘绕，枝间有鸟及猿猴，姿态不一。其中两猴引臂悬空，接取树下二人抛予的食物。树干承以圆座，饰镂空蟠螭纹，有三虎形足，虎口衔穿索用环。此灯可拆为八节，节间榫形各异，极为精巧。过去多认为青铜器中的灯到汉代才开始发达，由平山出土各灯方知并非如此。　

　　有翼神兽　　

　　

　　河北平山三汲出土。战国中晚期。兽四足踞地，举颈侧首，作欲奋起状，通身错银花纹。同出两件，兽形互相对称，皆有刻铭记造器年及官吏、工匠名，一件十二字，一件十三字。这种神兽形与汉以下的辟邪相似，其间可能有某种渊源。　　

　　错金银斗兽纹镜　　

　

　　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中晚期。镜背错金银。钮座圆形，周围有三处云纹，间以骑士斗兽图案。镜面用含鍚量高的白色青铜制成，与镜背成分不同，是珍贵的复合镜，花纹也极细腻美观。　

　　嵌玉琉璃镜　　

　　

　　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中晚期。无钮，代以圆形蓝色琉璃，上有白色回形花纹。其外套以玉环，作为钮座。周围嵌蓝色琉璃，有白色目形或六出花形纹饰。外缘为索纹玉环。此镜装饰独特，镜面已覆重锈，或以为不是铜镜而是某种饰件，有待进一步研究。　　

　　蟠虺纹编钟　　



　　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战国中晚期。钮钟十三件成组，饰蟠虺纹，以有兽面的穿钉悬于架上。出土时附有木槌。同出遣册记“钟以大十有三”。最大一钟纹饰与其它略异，铭云“惟荆历屈栾，晋人救戎于楚境”。“屈栾”即屈夕，楚月名，相当秦十一月。

　　鸟盖瓠形壶



　　陕西绥德出土。战国中晚期。盖呈伏鸟状，尖喙有冠。器作瓠形，侧颈鼓腹，圈足。有双首龙形鋬，以链与盖相连。腹饰浮雕状蟠螭纹带六道。此壶花纹纤细，造型特别是鋬的设计，颇具特色。

沈阳老张

错金银云纹犀尊



　　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战国中晚期。通体作犀牛形。首有两角，小目，颈及前腹有褶襞。背上有盖，可揭启。口侧设管状流。全身饰云气纹，错金银丝。造型栩栩如生，制作精细，从出土地点看当为秦人杰作。

　　金银篇

　　金银器工艺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银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广阔，不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出土各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勾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内蒙古、陕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银器，主要是首饰及马具上的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遗物之中，金器多达二百余件，还有少量银器。其中的鹰形金冠饰，虎、牛饰牌，虎、鹿扣饰等，制作方法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几乎遍采金细工艺中的各种技术，足以代表战国晚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最高水平。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金银虎、银鹿等，在各种动物形象上采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达到写实和装饰意趣的高度统一。湖北隨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环耳、衔扣、盖、身等分铸，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艺较为复杂，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近似。



　　鹰形金冠饰



　　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战国。由冠顶和冠箍两部分组成。冠顶傲立展翅雄鹰，鹰体由金片作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纹饰。鹰首、颈由绿松石制作，颈间有带花边的金片，类似项链。头部以金丝从鼻孔插入，通过颈部与腹下相连。尾部亦以金丝相连接。鹰下部为厚金片锤打成的半球形体，表面从中心四等分为九十度的扇面形，其上浮雕四组狼咬羊图案，狼作卧伏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作反转态。整个冠顶呈现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情景。冠带由铸造的三条半圆形金条组成，前面有上下两条，中间及末端均有榫铆相合；后面一条两端有榫与前面一条连接组成头箍；左右靠近人耳处，分别浮雕卧伏的虎、盘角羊和马，其余部分为三股交错绳索纹。工艺精湛，雍容华贵，具有明显的北方骑马民族的装饰特点，为匈奴遗物中最富代表性的艺术珍品。

　　四虎咬一牛绞金饰牌



　　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战国。两件，腰带装饰品，大小、图案均相同。正面为浅浮雕虎牛争斗图案。牛身躯平卧居中，四肢伸张，四虎从两侧咬住牛的颈及腹部，牛角刺穿虎耳。周边为绳索纹，四角穿圆孔，背面两端各有拱形钮。其中一件在牛首部有一椭圆形镂孔。题材新颖，动感强烈，具写实特色。

　　虎噬鹿纹金扣饰



　　战国。背面一钮，正面呈圆形。浮雕，上铸两组虎与鹿相斗的图案。两鹿居中相抱，双腿相互交搭；左右两虎各噬一鹿，方向相背，双目圆大，两耳竖立，构成两组对称的图案。布局紧凑，构思巧妙，线条浑圆起伏，是一件精美的工艺饰品。

　　鹿形金怪兽



　　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出土。战国。圆雕、透雕、浮雕兼施。鹰喙兽身头生双角如鹿，偶蹄，立于四瓣花形托座上。托座正中凸起呈覆斗形，周边花瓣上各有三个小圆孔。怪兽眼珠凸出，大耳坚立，头上双角内弯，作倒八字形向侧后展开。角分四叉，叉端各有一个怪兽头象，也为立耳环眼鸟喙，脖颈屈曲虬结，前后相连构成兽角的主干。怪兽前肢挺直前倾，后肢跨前，弯颈低头作角斗状。细腰，体内中空，尾卷成环形，亦作怪兽头象。通身及四肢上部饰凸云纹，颈脑部饰鬃纹，双角及钩喙饰凸楞纹。角、尾和托座系另铸焊接。造型奇特，雕工考究，反映了当时匈奴族金工匠师的高超技艺。

　　金双虎



　　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出土。战国。雌雄虎各一。雌虎，头宽而圆，暴眼圆睛，扇形小耳竖贴脑际。四肢肥大，前后交叉，侧卧，低头转向右方，作吮吸状。尾下垂，端上卷，爪趾发达，排列整齐。颈部、右后腿下部和尾上部均有小孔。雄虎与雌虎造型略有不同，通体饰凸线斜纹，耳稍大，头向左移，姿态雄伟。

高天流云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