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一位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抗联总司令

沈阳老张

（一）　　

　　赵尚志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抗联10年里，曾多次被开除党籍，当他死的时候，身背的结论是永远开除党籍，他的性格，个人经历，当时严酷的斗争形势，以及与北满党内其他领导人对斗争策略认识上的差异，还有与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苏联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先谈谈赵尚志生命的最后时光。1941年10月的一天，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满抗联总司令只带领4个人，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黑龙江鹤立县。这4个人是原三军一师团长姜立新，战士张凤岐，赵海涛，韩有。这也是苏军为培训抗联部队成立的北野营里少有的几个不愿意和赵决裂的人。

　　几个人的小部队，进山没多久就被日本坐探发现。原来日本人一直没有忘记他，在中苏北部边境遍布日本便衣，仅在鹤立县山林里长期潜伏的特务就达三百多人。在转移途中，与伪鹤立县警察大队遭遇，战斗中赵海涛，韩有负伤，赵决定让张凤岐护送二人回苏联，自己和姜立新，新发展的战士王永孝在原地坚持下来。

　　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和警署署长田井久二郎在多次抓捕赵仍未得手的情况下决定继续派遣特务进山。这次他们派遣一个叫刘德山的汉奸特务，并允诺事成之后给予重赏，42年1月的一天，刘德山终于找到了赵尚志三人。他的出现立即引起了赵尚志的怀疑，并判断此人很可能是特务，在平常，依着赵的性格就是一枪了事。可恰巧刘德山和姜立新认识，这样被勉强留了下来。日本人在等了刘德山一个多月之后仍然没有刘的消息，又派了一个叫张青玉的特务进了山，几天以后他找到了这支小部队。此时刘德山在为这支小队伍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已经骗取了赵的信任。在他的介绍下，张青玉也被吸收进来。二人一起向赵尚志建议攻打梧桐河警察署，在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赵尚志同意了。

　　2月12日凌晨3时，几个人摸进距离距离警察署一公里左右的一个菜园子里。张青玉提出要去警察署附近看看情况，在得到同意后他一口气跑到警署，向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和警备队长穴则武夫报告说赵尚志来了，就这样两个日酋带领大队日伪军向菜园子包围过来。这时，赵尚志敏锐的感觉到情况有变，让刘德山带路离开。刘一见赵尚志要走，慌张起来，接口要解手，蹲在路边，放赵和战士王永孝走在自己前面。赵正在前行，背后突然两声抢响，第一枪从左肋打入，从右腹打出；另一枪击中了王永孝。赵尚志知道受骗，身子摇晃了一下，嘴里骂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的他迅速掏出手枪在即将倒下的一刻连开两枪，一枪击中刘德山的胸部，一枪击中头部，这个认罪作父的日本特务还没来得及得到赏钱就一命呜呼了。

　　这时，大队日伪军听到枪响，向菜园子方向蜂拥而来。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赵尚志将身上的文件教给姜立新，自己掩护他逃走。之后便伏在地下向敌人射击，直到昏死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被人带到警察署里。将军浑身是血，并拒绝救治，在巨大的疼痛下他从始至终未发出一声呻吟。

　　日本人为了获取口供，命令警务科长陈云峰，日本科副春日兵吉对他展开突审。

　　陈云峰首先提问他的身份，赵尚志的回答是：”你不也是个中国人吗，你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没有资格和我说话！”陈云峰臊的说不出话来。东城政雄照着将军的腹部伤口狠狠地踢了一脚，接过话茬继续询问。赵尚志艰难地开口回答：“你个日本畜生，中国人的死敌’’’’我不和一个日本畜生说话！”东城政雄恼羞成怒又是一脚提在将军的流出肠子的小腹上，将军再次昏死过去。

　　8个小时之后，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著名抗联英雄赵尚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停止了呼吸，时年34岁。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除了得到将军的怒斥，什么口供也没得到。日本人对赵尚志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表现评价是：“不失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3个小时后，身负重伤的抗联小战士王永孝也在敌人囚室里死去。

　　将军牺牲后，日本人为了最终确定将军的身份，将降日的原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九军军长李华堂找来辨认尸体。

　　李华堂一生对赵尚志非常尊重，只看了一眼，眼泪就大滴大滴地掉了下来，大叫一声：“司令，你到底不也这么着了吗！？”

　　谢文东比李华堂来的晚一些，当警察署的伪警察把他带到停尸地点时，将军已在屋外冻了几天。那个伪警察为了把将军的身体正过来，上前踢了一脚将军的躯体，问谢文东是不是赵尚志时，谢文东的反映也是耐人寻味的：“你他妈的没长手啊，赶紧把他抬到屋里去，给他穿上衣服，别让他冻着！”

　　将军的死传到苏联，那些与他以前有矛盾的抗联将领也叹息不已。

   （二）

　　名震北满的抗联总司令赵尚志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那还要从1937年末的那一封信谈起。

　　1937年12月，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滨带领一支小部队战斗失利后退入苏境。不久他又带着这支小部队回到黑龙江东岸。他给北满临时省委带回一个重要口信：苏联远东军司令部的一位叫海络的将军要求北满抗联领导人去苏联商谈重大问题。结合前一段时间赵尚志向驻哈巴罗斯托克的苏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此人好像是赵在黄埔军校时的教官）写信求助这件事，他有理由相信这是对自己请求的回应。于是北满省委各位成员们非常激动，在依东杨家沟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与会的重要人物有赵尚志本人，张兰生（北满省委书记），李兆麟（三军政委），冯仲云，魏长魁等。会上达成几点意见，其一是通过这件事恢复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联系；其二希望获得苏方的援助，特别是枪支弹药，服装被套等等；第三，要求为我军在黑龙江对岸建立后方医院，营地和军政干部学校。唯一没有达成一致的是去谈判的人选问题。赵尚志本不想去，因为当时形势比较严峻，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日本人很可能再次进行重兵围剿，自己不能离开指挥位置。可是以李兆麟为首的人认为只有他去才能表现我方的诚意，很多事情别人去作不了主。于是赵尚志在1938年1月1日凌晨越境赴苏。

　　可是到了人家那里，得到的答复是根本没有什么海络将军，苏军司令部也没有写信邀请他过来。尽管赵尚志多次声明自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但当时是1938 年，苏联和日本没到撕破脸皮的地步，双方签有和平协议，对非法入境的中国人苏方一致的做法是予以逮捕。这样，赵尚志被关进了监狱。半年后他在监狱里碰到了六军军长戴鸿滨。原来，按照计划，为了掩饰赵尚志赴苏这样重大的机密，抗联三，六军共五百人，配以轻机枪十挺，炮一门，在他赴苏后不久对今天黑龙江沿岸重要据点萝北县城肇兴镇发动突袭。战斗进行三昼夜，未克。为了避免伤亡和陷入被包围的绝境，戴鸿滨指挥部队主动撤出，不幸在后退途中与大队日本援军遭遇，在毙敌30余人后，敌人将我军压制黑龙江一线，此时已无突围可能，只有越境赴苏寻找赵尚志。可刚一入境，部队就被缴械。在戴鸿滨的坚持下，他被带到伯力（哈巴罗斯托克）监狱，半年后和赵尚志相会。而以三军一师师长蔡进魁，九师师长李振远为首的五百人，被骗上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送往新疆，交与和苏方关系不错的军阀盛世才。据说当时蔡进魁和李振远就是不走，苏方骗他们赵尚志和戴鸿滨也与他们一同前往，可是上了火车就由不得自己了，他们再也没有看到赵志司令。就这样北满抗联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就永远的退出了抗日战场。至于蔡进魁，李振远二位师长和他们的五百名士兵的下落，一直未见到史料记载。

   （三）

　　那么到底是谁要关押赵尚志？这是东北抗联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今天所有关于北满抗联党史资料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又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因为37年赵尚志被苏联远东军关押成为北满地区抗联武装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同时，北满抗联的失败导致整个抗联在东北战略力量的失衡，使日本人有机会逐个地剿灭北满，南满，东满的抗日武装。因此，这个事件是抗联斗争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

　　时光已经过去了60多年，很多当事人也已经故去，特别是那位传话的陈绍滨已经去世，他在文革中被抓进监狱，屡造折磨，但是他一口咬定那个口信是真实的，更使这桩悬案难以破解。

　　解放以后，研究抗联的党史界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过几种可能。其一是日本人，其二是苏联人，其三是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日本人是最恨赵尚志的。他们最想从肉体上消灭的抗联领袖有三个，依次是南满杨靖宇，北满赵尚志，吉东周保中。但是日本和苏联这两个表面上友善，骨子里极端仇视的国家合谋将赵尚志骗至苏联关押，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说是苏联人干的，倒是有点可能。因为当时国际形势于苏联不利，日本和德国结成联盟，成为两个战争策源地，对苏联形成夹击之势。苏联出于自身需要，和日本签订了和平协定。对于从东北抗日战场退下来的中国军队，为了不给日本人口实，他们采取了“中立政策”：将其缴械，遣送新疆，礼送出境。在当时，赵尚志对他们是一个不受欢迎，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苏联人以赵擅自越境的罪名关押起来，也是说得通的。不过，这个口信是从苏方传来的，没有它一切都无从谈起。正常情况下，苏联人就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也不会发出这个口信，邀请赵尚志过来，为自己添乱。

　　王明，康生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王明等人借着东北抗联与关内中共中央联系中断，在莫斯科对他们发号施令。不过他们的路线方针在赵尚志那里却得不到贯彻，因为赵觉得这些指令与东北当前的斗争形势不符，因此屡次违背莫斯科传过来的指示（同时，他本人也不太相信传递这些消息的途径），于是就继续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开展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和康生通过苏联肃反机关将他诱骗至苏联，予以逮捕还是很可能的。不过，有一点说不通，就是时间。因为当时赵尚志接到口信的时候，王明和康生已与一个月前离开莫斯科，前往乌鲁木齐。那么后者是否能够在临走之前将逮捕计划制定好，交与苏军远东军肃反机关，又恰好等到陈绍滨兵败越境这样的机会？从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大量资料上看，无论是王明还是康生都没有作出这样的指示。

　　那么到底是谁干得呢？焦点就落到了自己人身上！

   （四）

　　这个话题比较沉重，也是研究抗联的党史界所讳莫如深的话题。

　　在1937年整个东北抗日战场主要由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几个部分组成。

　　38年5月南满的杨靖宇一军和东满的魏拯民二军在辑安老岭的五道沟会师，是东满和南满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结成联合指挥部。而这之前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杨靖宇与其他几个战场的抗联部队，以及与北满省委，吉东省委机关的联系时断时续，杨靖宇将军对北满内部的斗争估计不太清楚（重兵围剿下也没功夫去了解），因此首先排除。顺带说一下，这几个战场中要数杨靖宇将军的南满抗联斗争形势最为险恶，他们长期战斗在伪满的心脏地区，日军参与围剿的人最多，同时回旋余地要比北满抗联小的多，可是他们却坚持的比北满大部分抗联部队时间长，不能不说是北满抗联的遗憾之一。

　　其次是吉东方面的领导人周保中将军。周保中与赵尚志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但是在对待王明等人传过来的中央指示信的问题上，二人产生矛盾。由于赵尚志在这问题上的态度，客观上影响了北满，吉东，以及下江各抗联部队的统一，因此他要是想到这一步也可以理解。不过所有史料都在无意中说明周保中与此事无关。1938 年2月，他第一次越境赴苏，得知赵尚志，戴鸿滨等人被苏方羁押，马上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将他们立即释放。同时，在赵尚志离开抗联之后不久，北满党内一场清算赵尚志的党内斗争展开了，并作出了及其严厉的决定。消息传到吉东，周保中大为吃惊，他非常不满的写信给北满省委负责人，反对对赵尚志个人的批判，而应追究北满省委的责任。40年初，北满决定永远开除赵的党籍，又是他主动提出让赵到二路军来担任副总指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周保中在赵尚志的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他插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后我们把目光落在北满抗联的另一位领导人李兆麟身上。在所有插手关押赵尚志的人中，他的嫌疑最大，行为最可疑。别的不说，先说说他在赵尚志离开后干了什么。1938年5月他在等待赵尚志赴苏不归二个月之后，向北满省委写了一封信，信内措辞激烈，指责赵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要求开展一场对赵的斗争（对信内提到的罪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应该说，信里提到的情况很多是事实，比如赵尚志反对中央路线，仇视山林队，不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忽视党内民主等等。但是这些就是否应该将斗争上升到如此高度，同时这是在赵尚志本人不在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李兆麟很可能不是一个人，例如北满省委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在4月下旬的北满省委的第七次常委会上，斗争达到了顶点。会后给赵尚志定了性：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主要负责人。

　　这场突如其来的斗争在北满党内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很多干部战士不知所错，他们的总司令一夜间成了反党分子。也有人提出了不同声音。参加会议的下江党委书记黄成植向北满省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认为赵尚志有缺点，有错误，但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同时提出李兆麟本人也有很多缺点，在赵不在的情况下搞这一套，是机会主义路线。不久黄成植被一掳到底，停止工作。

　　在北满省委委员金策（朝鲜开国元勋），特别是周保中的参与下，赵尚志这次没有被开除党籍，但是仍然承担了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主要负责人的罪名，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北满临时省委主席，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和三军军长的职务。其次，这场斗争还使北满党和3，6军主要干部都受到了党纪处分：赵尚志的老部下李熙山，蔡近葵，郑洪涛等三军主要军事干部不是被开除党籍，就是被撤职；前面提到的下江党委书记黄成植对判决不服，以养病为由前去苏联，返回途中遭遇大队日军壮烈牺牲。那两位发动这场斗争的人，李兆麟和张兰生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场斗争的后果极为严重，它造成了三军及北满党内很多人在思想和感情上的深刻分裂，造成了北满部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这些都成为后来北满抗联崩溃的根源！

　　现在来看，李兆麟他们的行动不一定就是出于私心，他们自己很可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赵尚志本身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用北满抗联另一位领导人冯仲云对他的评价是：带有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还带点破产的流氓无产主义作风（抱歉，原话记不清了）。可问题是那时北满正面临着极其严酷的斗争形势，搞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极大的内耗，致使军心涣散。没有了赵尚志的北满领导层没能根据日益恶化的敌情产生正确的应对措施，即将到来的日伪军5万多人的大讨伐，将赵尚志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满和下江根据地打了个一干二净。没有办法，北满各军只好向黑嫩平原转移。

    （五）

　　在其间残酷的斗争中，赵尚志的起家部队抗联3军被日本人剿灭大半，很多三军师，团级将领战死，少数悲观失望率部投敌。其他的北满部队，如李华堂的9军，祁致中的11军等等，损失更大。

　　没有了赵尚志，北满抗联中非党领导的部队在严酷的斗争情况下也开始动摇。举个例子，在八军谢文东投降日寇4个月后，九军军长李华堂也兵败投降。这里简述一下李华堂其人。李华堂其人与谢文东不同。谢为人险毒，喜欢过河拆桥，李则常念旧恩。他始终没有忘记赵尚志当年帮他重整旗鼓，创立抗联九军。同时与赵派来的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郭铁坚处的也很好，给予他们很大的信任，甚至让他们担任了主要职务。纵观李华堂在抗联的大部分时间里表现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中前期对日作战很积极。一切在38年夏天北满批判赵尚志之后改变了：其一，北满省委和抗联总指挥部没有和他商议，就撤了他的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换了一个他不熟悉的魏长魁。表面上，李华堂是对北满方面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和自己商量不满，更深的根源是他对北满党内大反赵尚志的不满。李华堂一生都十分尊敬赵尚志，李熙山是赵派来的，而魏长魁是北满省委派来的，他当然不欢迎。其二，北满方面没和他商议就命令九军与北满主力一起西征（即上文提到的向黑嫩平原转移），他既不满意北满省委批判赵尚志，也就不愿意再和他们搅在一起，想独立留在本地活动。对来依东找他们的魏长魁避而不见。没想到魏长魁在没有得到他同意的情况下，竟然带着九军二师踏上了西征的长途。他在极为愤怒的情况下，脱离北满抗联，加入吉东周保中将军的序列。在1938年冬天和39年初，形势更为恶化，抗联部队一度叛变成风，李华堂的部队人数越打越少，他自己也在一次攻打集团部落的战斗中负伤。他从此灰心失望带领九军军部隐遁深山不出。7月，当他听说周保中将自己仅有的不足百人的九军余部遣散的消息时，悲观失望到了定点，终于带领残部三十余人出山投敌。

　　咱们翻过来在讲讲赵尚志的情况。赵尚志在苏联的监狱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逐渐明白自己被人给骗了。特别是当他见到一些越境的抗联部下，得知李兆麟他们在自己走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得知北满省委无故定自己是反党分子并撤销自己的一切职务感到极为震怒。从此他认定就是李兆麟他们害了自己，与北满省委产生了极大感情裂痕。38年是苏联对抗联态度变化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日本对中国东北大量增兵，总兵力达到40万。在此形式下，苏方决定掌控和使用抗联部队为他们所用。于是苏方对赵尚志的待遇有所改善，并告知他苏联承认赵尚志是抗联总司令，并同意帮助他进行东北抗日战争。39年6月，赵尚志带领一支一百来人的小队伍，度过黑龙江，返回东北。此时的他已经走到了思想的一个极端，决定彻底坚定自己以前的斗争策略，用铁碗的手段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

　　而这时的北满大地已不再是他赴苏前的样子了。自己一手创建的部队被李兆麟他们给“和和”光了，剩下的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根据地没了，到处都是日本人和伪警察巡逻队。其间，发生了一件令赵尚志众叛亲离的事情－－怒杀抗联11军军长祁致中。

   （六）

　　祁致中与赵尚志的矛盾由来已久，尽管是上下级关系，但二人不和可以说是抗联内部人所共知。祁致中原名祁宝堂，也是一位草莽出身的绿林英雄，于1935 年3月初和谢文东，李华堂三家绿林武装在方正大罗勒密三军司令部开会时与赵尚志相识。祁致中抗日很坚决，但身上有很多草莽英雄的弱点，比如自视过高，对赵尚志没有在联军司令部里和军事委员会里给自己安排一个位置，他认为这是“瞧不起他”，没有让他与谢，李二人“平起平坐”。而实际上，他的人枪都比他们二人多。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三军单独活动。不过这段恩怨也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39年6月赵尚志带领的一百多人的返回国内小部队里就有祁致中。原来他也是在一次越过苏境时被苏方扣押的。这次，苏联人既然承认赵的抗联总司令的地位，那么祁致中就必须服从他的领导。不过在一路上二人就闹了一些小摩擦。在攻打一个叫乌拉嘎金矿的据点时，祁宝堂闹情绪，表现的不是很积极。只是在进攻受挫后，赵尚志亲自冲了上去时，他才勇敢的冲在第一线。打下该据点后，缴获了大批面粉，赵尚志命令战士们每人抗上两袋，他自己也不例外。没想到有一个人公然违抗了赵尚志的命令，这就是祁致中。他不仅没有背面粉而且向下面的战士发了很多牢骚。

　　这时的赵尚志心态已经失衡，内心极为脆弱，对任何一点挑战他权威的事情都非常敏感。而祁致中也对自己37年越境无故被关押一事耿耿于怀，他开始猜疑一切包括北满省委，特别是对曾经的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更是不信任。

　　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于是就在队伍继续向小兴安岭腹地进发之前，抗联11军军长，著名抗日英雄祁致中被东北抗联总司令赵尚志枪杀，时年25岁。

　　枪杀祁致中是赵尚志一生中犯下的错误中最大的一个，他不仅是一位抗日英雄死于非命，而且还造成了这支队伍的瓦解和他自己的垮台。只不过对后一种结果他自己根本没想到。部队在前进，可是赵尚志的行为已经深深的震撼了队伍中每一个人的心。

　　当队伍走到汤原境内，他决定停下来，以此为基地分兵游击。一方面他派戴鸿滨率领主力100来人西进，恢复原六军的旧游击区；另一方面派刘凤阳带领40余人去绥滨开辟新区；自己带领司令部10余人留在原地。同时他以北满省委执委会主席和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通知北满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来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赵尚志之所以这样作，只有一种解释：他现在已经得到苏方的承认，他宁愿以一种不承认的态度对付在他走后北满省委内部发生的一切，也只有这样才能与他傲视群雄的性格相符。从他分兵开展游击区，而自己仅留下10几个人的行动来看，他也确实没有想摆鸿门宴，他想用一种党内的，光明正大的方式和平解决自己与北满各位领导人的矛盾。

　　可事与愿违，不但他派出通知的人一个没回来，就连戴鸿滨和刘凤阳两支队伍也一去不回。

　　先讲戴鸿滨支队。戴鸿滨离开赵尚志后不久就被一支白俄铁路守备队打散。只剩下了10几个人，这样的战绩他非常害怕，特别是祁致中的死更使他不敢回去见赵尚志，于是西去铁力，寻找北满省委。

　　刘凤阳带的那40几个人败的更惨，还在去往绥滨的路上就被一支日军讨伐队打散。刘凤阳带领几个人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黑龙江边，此时他粮弹全无，也不敢见赵尚志，只好再次退入苏境。

　　1939年的深秋，远在黑嫩平原的北满省委从戴鸿滨口中得知了祁致中被杀的消息。后来，还是那个传话的六军一师师长陈绍滨遇见了赵尚志的秘书尚连生。尚连生告诉他：赵尚志说要报复北满省委，要将他们都抓起来，“一个个的杀掉”。鉴于尚连生的身份，以及赵尚志本人确已犯下了枪杀祁致中的大错，再加上北满省委以前和他的恩恩怨怨，李兆麟等人不敢不信，北满省委正式决定“永远开除赵尚志的党籍”！而日寇投降后查明尚连生是一个两次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两次叛变，又被日寇以抗联零散人员派到苏联去的奸细。他关于赵尚志要捕杀北满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谣言，使存在于李兆麟等人与赵尚志之间的那个可怕的伤口砰然开裂，鲜血四溅，永远也无法愈合了。

　　11月份，给养已经断绝，而派出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赵尚志才意识到情况严峻。经过电报与苏方联系才知道戴鸿滨和刘凤阳的下落，现在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孤家寡人。没有办法，只好撤回苏联。其后，他在苏联伯力的会议上遭到批判，仅仅让周保中保着，才没有遭到抛弃。后来又是他的特例独行的性格使他又不容于周保中，终于成了整个野营中最不受欢迎的人。于是他想召集人马回到东北和日本人大干一场，但是只招到了4个人，但赵尚志不嫌少，在没有通知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的情况下，仍然出发了，这就是本文开始介绍的一幕。

    （七）

　　1982年，在将军殉国40年后，中共正式宣布撤销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将军党籍的决定，为他恢复了名誉。

　　纵观赵尚志在抗联中的10年，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黑暗的时代，而他的遭遇则是一幕时代的悲剧。日寇加紧对东北抗联大讨伐的危机形势，东北中共党组织和军队与关里中共中央长期隔绝的状态，王明等人后期对东北抗联斗争指导上的右倾倾向，三十年代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风气，共同酿造了这幕悲剧。以今天的眼光看，赵尚志当年反对王明所谓“中央路线”中的“右倾”倾向其实是正确的，无论是周保中还是李兆麟，在以后的实际斗争中，从未机械的执行过这条路线。但是赵尚志坚持正确斗争策略的同时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犯下了公开反对“中央路线”的错误。正是这种错位，直接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命运。在很多决定北满抗联命运的会议上、在日常的工作接触中，他哪怕对“中央路线”和周保中，李兆麟等其他抗联领导人表示过哪怕是一丁点妥协的意愿，事情也许就会两样。

　　但假若如此，赵尚志也就不是赵尚志了。

　　赵尚志的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他有很多缺点，粗暴，专横，在北满党和军队的地位和愿望越高，他就显得霸道，独断，不给别人民主。在斗争和妥协两种策略之间，他愈来愈来倾向于斗争。他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信念，火一样的热情，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经历的胜利和挫折越多，他就越是比相信别人更相信自己。即使对于所谓的“中央路线”，他也要求它与自己对现实斗争的理解和分析相一致，一旦出现分歧，他也不总是固执己见，但若是认定了自己是正确的，他会一直走下去，直至走向极端，不管自己反对的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大人物。他在汤旺河会议上（注：这是发生在1936年6月下旬的会议，目的是统一对所谓“中央路线”的认识，这也是赵尚志悲剧的开始）公然地反对所谓“中央路线”就是明证。我们今天看不出他当时那样作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唯一地解释是他深知按照“中央路线”搞，东北抗联就会从总体上走向土崩瓦解，大好地斗争形势就会转入黑暗。因此，他这时地固执只能用他对东北党和军队，东北抗日斗争地大局负责来解释。从这层意义上看，赵尚志很可能从来不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他具有的是一种悲剧人格，于是也就很自然地走向了悲剧命运。

　　不管党内对他如何评价，但是将军一颗爱国之心天地可鉴，日月可照，其决死抗战的气魄为后来人所高度敬仰，其英勇的抗战事迹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位忠勇的抗联总司令！

东北老虎

赵尚志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