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大将军王敦临终的悲叹

沈阳老张

晋王朝自经历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后，中央政权趋于崩溃，少数民族首领纷纷在中原地区称帝建制。流民集团和地方军阀也乘机割据一方，脱离晋王朝的统治。在相对安宁的江南地区，世家琅琊王氏的首领王导、王敦拥戴晋朝琅琊王司马睿登上皇帝宝座，开始了东晋历史。由于司马皇族在内乱中实力消耗殆尽，元帝司马睿在江南也素无威望，因此不得不依靠当地世家豪强维持政局。其中以琅琊王氏势力最大。司马睿在登基仪式上居然邀请宰相王导同升御座，当时即有 “王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君弱臣强的局面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


　　元帝登基七年后，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蔑视皇家、专横跋扈的作风日益不满，在朝廷引进与王家对抗的人士掌握政府，对王导逐渐排斥疏远。在地方安排皇族和其他家族势力制约王敦的军事力量。种种针锋相对的措施，终于引发了王敦的愤怒，于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率兵从武昌以清君侧的名义起事，长驱直入，攻入了东晋王朝首都建康（南京），软禁了晋元帝，肃清了朝中反对派，全面掌握了朝廷大权，是年晋元帝在忧虑中病逝。


　　元帝死后，皇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因为王敦曾经提出罢黜司马绍的建议，对于新君登基深为忌惮。而明帝因为父仇更是恨王敦入骨，在暗中联络反对力量，拉拢王敦的堂弟王导与之对抗。王敦当然不会坐视，日夜图谋发动军事政变，一场新的变乱正在酝酿之中。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此时，王敦却患上重病，眼看就要不久人事。他的最亲信智囊钱凤、沈充前来讨问身后之事，王敦回答说：“非常之事要有非常之人才能担当，世子年少无法承担。我死之后，将军士解散，王氏子孙入朝为官，这是保全家门的上策。全军退保武昌，拥兵自重，对朝廷表面恭顺，进贡不断，这是中策。趁我还有一口气在，集中大军顺流只下，攻破建康，另立朝廷，也许还有一线希望，这是下策。”钱凤、沈充听后竟然认为大将军所说下策正是上策，二次叛乱已经不可避免。


　　从客观上说王敦先生对形势的估计是清醒明智的！司马皇族虽然势力衰微，但作为汉族合法政权的象征，还是具有很高人望，轻易取代恐怕难免背上篡逆恶名。经过前次政变，王家势力的迅速膨胀，已经引起其他家族的极大恐慌，大有结盟共同针对王家的架势。从王氏家族内部来看，立场也不统一。宰相王导从维护家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一直反对王敦采取军事行动，为此王敦还屠杀了自己多名兄弟。因此从三方面考虑，王敦所说解除武装，入朝为官的决策确实是保全家门的上策。可惜，身为一个利益集团的首领，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形势的！首领个人可能考虑到深远的利益，提出正确的意见，但他的亲信随众是绝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一个由利益构成的团体，当领导人的决定威胁到“得利”这个唯一目标时，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换掉原来的领袖，另一种是架空领袖，以保证目标的不偏离，在这样的状况下往日的***者往往只能妥协和默许。首领个人的道德力量无法阻止整个团体的普遍堕落，而最后的结局铁定是集团或团体的崩溃。


　　下面再来看王大将军的身后事：不久王敦病逝，钱凤、沈充等人唆使怂恿王敦的兄长王含和世子王应向晋王朝发动攻击。战争的结果是王氏叛军在各地军阀的合围下全军覆没。王敦及其党羽的家属全部被处死，王敦先生从棺材中捞出，将尸首跪在大街上砍下了人头。王敦一脉从此绝后，当然这个过程中少不了王导先生带领家族其他成员为划清界限而进行的落井下石！王敦一门虽然覆灭，但琅琊王氏的家族势力依然雄冠江南各世家，传承三百年之久，唐人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即是指南朝琅琊王氏。不过这是后话了。


　　历史的兴亡令人感慨，王敦先生临终前的正确考量被他的亲信们篡改的面目全非，终于导致了生灵涂炭，家门屠灭的悲惨结局，其教训令后人深思。关键在于我们要建立一种能够为长远利益打算和考虑的体制，才能彻底避免历史不断重演。

京阿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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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大将军王敦临终的悲叹，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