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明朝的皇帝与大臣

沈阳老张

也许是因为朱元彰的基因遗传，如果把前朝前代的那些变态皇帝剔除在外，仅与历史上的“正常人皇帝”相比，明朝出现了一个堪称历朝历代故事最多、传奇最多、个性化最强的“皇帝群”，他们性格上或刚烈或温仁，或儒雅或暴虐，或刚愎或偏才，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人性的皇帝世界，基本上每个角色现在回看都栩栩如生、可歌可泣可思可叹。一般而言，皇帝只接触到诸臣工以及后宫佳丽、奴仆之辈，而臣工是皇权帝命的主要执行者，“明代皇帝”这一人群的文化个性大致可以从其与臣子即官僚集团的交往中笼统知一大概。

与前一个汉人统治的朝代宋朝相比，明代皇帝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目，从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小富即安的局面一转而为纵横江河诸习、笼罩神州万里的大朝廷局面，在皇帝不再象南宋那样总是脱不了某种田舍翁的小家子气，在官僚则也不再象南宋那样“总把杭州作汴州”地沉醉于靡靡之乐舞中不可自拔。宋初以文立国秉持文人当政，但到南宋则流于老庄与啬夫之间，既善逃避又常贪鄙，既习于柔弱又失之讷愚，以至到最后民间血脉代替帝王与官僚成为抗元的唯一主力。与宋相比，总体上明代的皇帝和官僚在立身、言行、治平等方面都显得更加雍容大气、更加不疾不徐、更加沉静自信，他们似乎可称作“更正宗”的皇帝和大臣一族。

明帝王与臣子的关系颇具特色。历史上不乏帝王与官僚阶层的博弈乃至斗争，但纵观有明一代这几乎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泰半主题，给后人留下皇帝拿官僚集团没办法、官僚集团也拿皇帝没办法的印象。说起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之力，则可以后期崇祯在执政困境中狂杀大臣为例证，大臣动辄得咎，而一得咎则非死即伤，或剐或斩，惨烈无比。

如果说“伴君如伴虎”可拿明朝作为一个案例集中区域，那“伴臣如伴狼”同样是明朝的一大特色。说起官僚集团干预皇权之力，则可以万历一朝立储一事为例证，或大或小的官员直接而彻底地干预皇帝立太子这一在其他朝代具有“核心皇权”性质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在宋朝或清朝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官员公开讨论皇帝立储问题的情况。总之，明朝在帝王与臣僚的关系史上独树一帜，官员骂皇帝的规模前所未有，皇帝杀重臣的事更保持住了历史记录。

文人即官僚，官僚即文人，“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儒家文化左右下的封建统治历史的一大特色。在宋朝有不杀言官的祖训，两宋皇帝尊重大臣的独特方式是少动干戈、罕见杀虐，至多眼不见心不烦，贬谪他乡了事。当然这也纵容了宋朝高级官僚的不法行为。须知在宋朝对高级官僚在事实上实行的“废除死刑”制度的背景下，既然没有必定的杀头风险，更谈不上出剥皮楦草的惨事和丑事，则窝案、串案、机群犯案自然层出不穷。

很明显明代对大臣处理起来最不客气。明代从来不对臣子作“免杀承诺”，从朱元彰到崇祯一头一尾两个皇帝都是杀大臣杀出瘾的代表人物，在杀头之外，甚至还创造性地用“打屁股”来惩罚大臣，而且只要大臣惹皇帝不高兴了可以说打就打毫不需要说明理由。但这并不能由此必然得出明代皇帝变得太不尊重大臣的结论，最终结论复杂难明，但总体看明代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宋朝尊重文人官僚集团的传统，在很多情况下皇帝更为慷慨地赋予大臣权力。

明代的内阁从仁宗开始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参政认可，他们可以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形式对皇帝的决定进行反驳乃至拒绝执行，在仁宗、宣宗以后这一惯例逐步成形，并且几乎成为贯串明朝大半历史的一个传统。在以前朝代的历史中，确实有过大臣对皇帝的决定以讨价还价的形式进行反驳的记录，但大多凭大臣的威望、人格、意志而行，最终结果各异，从来不能象明代这样就此建立起一种几乎是制度性的惯例。当然真正执行起来也有例外，一种情况是遇上了特别强势的皇帝，比如嘉靖、崇祯这样的好杀品种，另一种情况是遇上了特别强势的太监，比如王振、刘谨、魏忠贤这样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对这一惯例给自己带来的限制还是忍受和克制的。

由此而起，在大臣这一层，明代的政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对这一系列针对皇权的惯例体系的保护逐步成为明代官僚集团具有一致性的目标，他们将这一惯例上升为某种道义形式，以前赴后继的默契方式共同对付皇帝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具有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其次官僚群体的参与意识与文人身份极好地融化为一体，政治斗争往往以舆论战的方式展开，内阁高级官僚直接间接地分别影响控制不同的大小官员，以他们为棋子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且他们在辩论中同时附带着过种可能出现的与辩论主题完全不相干的攻击活动，附带着辨别敌我的组织甄别活动，值得钦佩的是他们在数百年前竟然就达到了鲁迅先生“以笔为戈矛、投枪”的斗争境界；最后就是在权力分享领域反复延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律，在王振、严嵩、张居正、刘谨、魏忠贤等强人时代之间总是以一个群龙无首的分散过度期作为衔接，其中各色官员人等的博弈活动就象实验室里的化学反应一样复杂无序。

与宋、清两朝不同的是，明代的内阁有着鲜明的议政色彩和准制度性的权力分享保障，在事实上明朝很多时期内的国家大事是由皇帝、太监和内阁的“三权分立”所决定的，其中内阁切实地体现出鼎立之一足的特征，对皇帝、太监（往往代行批示细节的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钳制和对抗效应。明代内阁与清代内阁里的“奴才”阁臣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只有绝对服从和执行君命的份，而前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抗君命而不遵。所以夸张点讲，明代尤其是明中前期，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堪称最有可能孕育出民主议会制度的时期，虽然这种可能性在延续千余年的儒家文化思想面前是如此之小，但是毕竟这一具有极薄弱的“小议会”功能的组织形式不仅具备了某种责权利结构，而且在明朝的国家政事活动中多次发生过与其相近时期类似西方议会与君主之间的那些冲突。

比如一个最典型的领域就是财政经济方面，和西方历史所表现的相类似，明朝的皇帝在用钱、征税方面经常受到内阁的制约，两者之间也不断发生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立。但是相对同时期的西欧英、法诸国的发展历程，出现于明朝上层统治结构中的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形态的可能性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胎死腹中。如果探究其中缘故，应该和西方历史上的议会构成与明朝内阁构成的巨大差异有关。一边是由封建领主、宗教人物、皇族、国外利益代表等构成的具有多样化、实体化和政治经济实力的诸多方面人士，一边是寥寥数人、权由君授、随时可贬可杀的文弱书生，其与皇帝对抗的资本、力度实在太不可比，这也是根本无从奢论明代内阁转向议会形态的主要原因吧。

高天流云

或剐或斩，惨烈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