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后半生的情感波折

津门故里

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内浑河北岸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现在已经对外开放，这所改造过末代皇帝的监狱每年都吸引着数十万人来这里观光旅游。当年溥仪住过的监舍充满着神秘，5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改造？日前，一些当年的见证人接受了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节目采访，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

　　文字摘录如下：

　　陌生女人的神秘来访

　　1955年8月的一天，抚顺战犯管理所来了一位陌生女人。当时在管理所担任管教的郑英顺接待了这位神秘的来访者。

　　郑英顺：一个站岗的在那里站着，她按那个铃，我就出来了，我一看长得也不错啊，就站到那。那是谁呢，我就下去了，还有这么一个凳儿，凳儿再下去。我问她你找谁呀？她说：我找溥仪。我问：你是溥仪的什么人？

　　站在郑英顺面前的这个陌生女人，自称是溥仪的妻子名叫李玉琴。郑英顺将这一情况，迅速向当时担任管理所所长的丈夫金源做了汇报。

　　郑英顺：我说那谁谁来了，怎么办啊，让她进来还是让她走啊？金源说让她进来吧，她就进到老头办公室了。

　　1955年秋天，李玉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出现，让所有人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十年，甚至是更为遥远的那个“伪满州国”时期。这位自称李玉琴的女子正是当年“伪满州国”康德皇帝的妃子--“福贵人”。

　　“福贵人”李玉琴借钱寻夫十年

　　十年前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三天，溥仪和皇后、贵妃、还有伪满大臣们，分别乘飞机、火车准备到日本去逃难。而逃亡路上，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给拘捕了，被押往苏联。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在临江遇到了八路军。李玉琴，被遣送回了娘家，但是婉容此时已是无家可归。

　　1946年6月郭布罗·婉容在鸦片的麻醉中精神错乱，在延吉的一间收容所里辞别人世。时年40岁。

　　而福贵人李玉琴，从此开始踏上了漫漫的寻夫之路。十年间，她到处打听溥仪的下落，其实她根本不知道丈夫是生还是死。对于溥仪来说，还剩下唯一的一个人能想着他、能来看看他，不管怎么说，在精神上也是种莫大的安慰。

　　溥仪：我有罪！成了战犯才知道民众受的苦难

　　1950年溥仪在苏联被关押五年之后，被押解回国。此时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以981号战犯的身份正在接受改造。1955年，检举认罪结束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束身待罪，等待着即将来临的审判。

　　见证人：溥仪平稳下来了，缓和下来了，最后他也感觉到了，回国并不是死。那就好好学习吧，能活着就行。

　　此时这位在伪满州国“执政”了十四年的康德皇帝才第一次知道，东北三千万民众在伪满州国时期遭受的种种苦难。“肃正”、“讨伐”、“集团部落”、平顶山惨案、四合村惨案……让溥仪一次又一次的毛骨悚然。

　　见证人：他们更多地被带到社会上去，首先从抚顺市的周围参观。还特别去参观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在这一系列的参观中，他的表现很激动，经常痛哭失声。

　　溥仪：罪恶太大了！日本人所犯的这些个罪行、在中国所干的这些事，没有哪一件不通过我的手画了圈，所以都和我有关，我都有罪。

　　溥仪：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1936年伪满监狱监禁19946人，死亡2005人，伪满36个惨案判死刑420人，刑讯致死184人，虐待致死29人。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州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

　　见证人：有些农村的老太太讲到这些的时候，非常伤心，痛哭流涕。溥仪确实受感动了，有几次他都马上就跪倒在当地的老太太的身前，说：啊，造成你们这些苦难的，就是我这个伪满洲国的皇帝啊，我就是那个康德啊。


　　“福贵人”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 寻找溥仪

　　1955年6月根据战犯改造的需要，管理所公布了，“允许战犯和家属恢复通信”的公告。此时“家属”两个字，对溥仪来说早已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溥仪：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我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尔想起她来，又当做一件已经了却了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它在心里消失了。

　　李玉琴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最后一个妃子。结婚那一年她只有15岁，1945年溥仪在逃亡中和李玉琴失去联系。从此李玉琴也没有了丈夫的音信。接受改造的溥仪在狱中并不知道十年间李玉琴一直在打探自己的消息。1946年，李玉琴到天津投奔了溥仪的一位族兄，1953年她又回到了长春。

　　见证人：回来了以后她还是一心找溥仪，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给宋庆龄写信，给周总理写信，给毛主席写信。就是一件事，打听她的丈夫溥仪现在在哪，还能不能回来。

　　“皇帝”夫妻十年后狱中相见 溥仪迎来感情“第二春”

　　李玉琴在外边吃了不少的苦，尤其她的家族对她非常不好。那个时候，她跟人讲，一个女同志甚至连买手纸的钱都没有。也正在她为此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给她来信了，非常亲密地称呼她“亲爱的琴”。

　　收到丈夫的来信，李玉琴星夜兼程，再次踏上了寻夫的路程。她没有工作，身无分文，跟亲戚、朋友借点钱当路费。她到抚顺去探望丈夫，给溥仪带了糖果、饼干。

　　在她的想象中，当年这个伪满康德皇帝很年轻、很英俊、很帅气。这时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溥仪也已经50几岁了。

　　溥仪：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光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这和记忆中，同德殿里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思念的泪水。

　　见证人：他没有亲人了。婉容死了，他最心爱的谭玉龄也早去世了，现在唯一剩李玉琴还想着他，来看他。

　　过去他没有体验到夫妻感情。现在他在监狱是个战犯，他说李玉琴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关心他，他才真正体验到了夫妻之爱的那种感情。

　　溥仪：1956年的春天来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溥仪婚姻背后的阴谋

　　少年溥仪，对紫禁城外充满了日益强烈的向往。为了稳住不安的溥仪，太妃们商议要按中国的传统办法让他结婚。

　　1922年12月1日，溥仪隆重的举行了婚礼。皇后郭布罗·婉容，17岁。妃子额尔德特·文绣，13岁。

　　日本人为了完全地控制溥仪，想多次劝他纳个日本妃子。但是他觉得这是个阴谋，于是抵制了，让别人为他物色了一位16岁的中学生，谭玉龄。1942年，谭玉龄死于伤寒病，他怀疑是让治病的日本YS杀害的。为了再次抵制，他又选了一位15岁的姑娘李玉琴，封为福贵人，这也是他的第四位夫人。


　　狱中“约会” 溥仪很兴奋 “福贵人”很失望

　　从1955年到1956年，李玉琴先后六次去抚顺看望溥仪。然而短暂的相见却无法化解十年的相思。

　　见证人：一年只能凑够了路费来看一趟，这对她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来说，真的是太难了。李玉琴就着急。那个年代、那个历史背景，工作也不好找，生活也没着落。

　　高墙之内，溥仪并没有察觉李玉琴生活上的艰难。李玉琴的每一次探望、每一封来信，都让溥仪感到“十分新鲜，十分惊奇”。

　　溥仪：在一年半里，她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地写信，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她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了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

　　然而溥仪不曾想到就在他刚刚找到恋爱感觉、憧憬着未来幸福生活的时候，却收到了李玉琴的“最后通牒”。

　　见证人：溥仪，自己的丈夫，能够在短期内得到自由，还有向往的家庭生活的话，那么她也可以再等。如果不行，她就走。她立马就问溥仪，你什么时候能出来？溥仪说什么时候出来我也说不好啊。

　　此时的溥仪通过几年劳动改造，也只是刚刚学会了一点生活自理能力。自己对未来还是一片茫然。

　　溥仪婚姻走向失败的真正原因

　　见证人：能不能走？什么时候放？那取决于政府，不是取决于个人。他能回答得了吗，我们也回答不了。领导不好说，是吧？这是他改造的问题。不好答复。而且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李玉琴拿来糖果，溥仪一看到糖果，也许好像挺长时间没有吃过，就赶快拿过来塞到自己嘴里。也不说另外掰一块让玉琴也吃一块。

　　所以这些都是她心里的一些活动。有的时候她也提出来，说溥仪这么些年你想不想我啊。溥仪好像还没太注意听到。冷丁一听“嗯，嗯”了半天，跟她说，“也想，也想”，这样使得李玉琴觉得好像里头有点虚假似的。

　　1956年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了一批日本战犯，又陆续收押了一批国民党战犯。溥仪对自己什么时候被审判，又是否能重获自由都一无所知。此时高墙外的李玉琴，已五次往返于长春和抚顺之间。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究竟何年何月才是个尽头。

　　见证人：她说有一次，她来看完溥仪以后，因为看了两三个钟头，当天就得往回返。往回返的时候，就剩下三个鸡蛋。所以从抚顺到长春一路上，她只能吃这三个煮熟的鸡蛋，除了一张车票一分钱也没有，她觉得太难了。

　　周恩来批示：挽救婚姻 让溥仪夫妇同居

　　1956年冬天，当李玉琴第五次来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溥仪的时候。她向管理所所长提出了要和溥仪离婚的请求。

　　1956春节前夕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战犯溥仪的婚姻问题。这恐怕也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历史上唯一一次就战犯是否离婚而召开的会议。

　　会上管教人员七嘴八舌，讨论溥议到底应该怎么办？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据说当时这个会议的议题还特意上报到了东北GA部，东北GA部随后又请示到了中央，最后电话都打进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当时总理的指示是尽量做工作，最好不离。

　　接到总理的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纷纷出谋献策。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参与其中，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在当时他们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同居。

　　郑英顺：那怎么办呢？让他俩怎么能接触更好、感情上更融洽一点？就这样，说叫他同居吧。溥仪不会生孩子不是嘛，试试看行不行，行就跟他过。

　　监狱没有同居的惯例，从来没有。我得请示总理。随便来随便走随便住那不行。得总理答应才行呢。

　　请示总理，总理说行，让他住吧，让他同居。

　　同居当时也没有被窝，我们又在市里招待所借来被褥、床单。利用走廊腾出一个房间，把两个铁床并起来，让他俩来同居。

　　关键一夜 溥仪失魂落魄

　　这时，已到了年节，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

　　其实溥仪并不知道，这是管理所为了给他们夫妇营造一个感情沟通的氛围，所做的特殊按排。这一夜，监房外只留下了几个值班人员。

　　见证人：头天晚上夜间就说了私房话。在一夜当中，他俩思想斗争挺激烈的。李玉琴提出来：一个她要过正常的生活，一个是要有孩子。溥仪都解决不了。李玉琴就说，你要实在自己掌握不了什么时候能出去，我们就准备离婚吧。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去，溥仪也回答不了，溥仪就说那你等等呗。

　　溥仪：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我也明白这是不可能挽回的事，她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她真的变了。

　　1957年3月16日，李玉琴向抚顺市河北区人民FY起诉要求离婚。1957年，5月20日河北区人民FY开庭审理此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裁定准许原告和被告离婚。

　　见证人：溥仪真的像是失魂落魄似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因为他心目当中就这一个亲人，非常留恋。

　　老婆都混没有了，他感到没有什么希望。开始溥仪也想不通，最后还是同意了李玉琴的要求。他说再怎么说我也不能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个房间是溥仪的接见室，在1956年冬，溥仪的第四位夫人李玉琴第四次来到这里，与溥仪会见提出了离婚。经所里同意想恢复他们的感情，破例让他们在这里居住。但是也没有解决问题。


　　劳动改造 溥仪最喜欢光着膀子抬煤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苏联将溥仪等伪满战犯移交中国，送进抚顺战犯管理。这些照片都是当年溥仪在管理所改造时情况。照片上溥仪在做早*，所方对他单独教育。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对中医产生浓厚的兴趣，参加了学医组，并且积极的去劳动，获得“劳动能手”的称号。

　　1956年6月到7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溥仪也出庭作证。法庭上，溥仪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政策是很宽大的。溥仪也从日本战犯的审理和宣判当中，看清了自己的乐观命运。

　　1958年，为了增强战犯体质，训练生产技能，抚顺战犯管理所为战犯们每天安排4个小时的劳动时间。战犯们的劳动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根据每个战犯的体质兴趣和特长的不同，管理所分别成立了畜牧养殖组、蔬菜温室组、豆制品加工组、等等。

　　溥仪从洗衣服、糊纸盒开始学起，渐渐地他也学会了干一些除草、浇水的体力活。他积极参加劳动，这一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还获得了一个“劳动能手”的称号。

　　见证人：劳动上他真卖力气，他愿意干体力活。他不愿意干其他活，其他活他不会。抬煤那谁也抬不过他。大筐挺重的，光着大膀子和其他人一样，穿个背心，劳动光荣。

　　贺龙：当皇帝吃饭香还是当劳动模范吃饭香？

　　见证人：贺龙去抚顺视察，顺便到战犯管理所看一看，就随便问一句，说：你在伪满当皇帝的时候吃饭香，还是在这里吃饭香？

　　溥仪回答得确实挺实际，他说宫廷好是好，一天一顿多少菜啊？得有四十多道菜啊，皇后有的时候还得给另加，山珍海味什么都有。溥仪说我一点都也吃不出味来，吃那个一点都不觉得香。在这吃得非常香，一顿能吃一斤包子。

　　大伙哈哈笑，贺龙说：这证明了你是身体好啊。徐向前让他好好改造，说：社会主义光明前途你会能看到。

　　1958年，溥仪报名参加了中医组。在医务室里给YS当助手，希望出狱后自己能有一技之长，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见证人：战犯在走廊大凳子一坐，他就像护士似的喊别的战犯多少号，喊号。

　　大夫在那一坐好，给诊断、看病，他就上外边喊号，看完一个喊一个。所以也挺有意思，他喊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一看，这不是皇上嘛，给人看病他还喊别人，他挺自豪的。

　　溥仪智答外国记者 下场不悲哀？

　　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期，溥仪获准接受了一些外国记者和客人的来访。有记者就曾经这样问过他，说：作为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觉不觉得悲哀？

　　溥仪的回答让记者们感到了吃惊，他说：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一小时也认为不公平。但是一个罪人，如果他在道义上承认自己有罪的话，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溥仪开始反省他自己，而且开始写自传，这就是1964年出版的有关溥仪的著作，《我的前半生》。

　　溥仪十年“改恶从善” 改变后半生

　　1959年9月18日，对于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几个年头的溥仪来说，这一天他觉得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其实，就是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这个消息，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1959年9月18日清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这样一条新闻：“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见证人：当时横额还是我写的呢。头一天晚上就把会场布置好了，前面桌子录音。当时看来，放谁都不会放他，为什么呢？第一，论罪恶他最大，他是伪满的皇帝嘛。第二天特赦非常保密，谁也不知道。开会的那一天，他还傻呵地在那坐着，想听一听第一个到底特赦谁。

　　当时非常严肃，所有的战犯感到都有奔头了，有希望了。那么究竟应该第一批先放谁？这个时候应该说溥仪从来没有预期到自己。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察长当时在特赦大会上，第一个念到的名字，就是爱新觉罗溥仪。

　　最高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FY特赦通知书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战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该犯关押刑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带着最值钱的“宝贝” 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

　　见证人：他当时掉眼泪，哭了。站在那非常感激，痛哭流涕，好像他头脑里头一片空白，也不知道应该站起来，还是应该怎么样。这把旁边坐着的溥杰急坏了，溥杰马上就伸手捅他，说大哥、大哥，快上前边去。

　　他已经非常、非常激动，已经不知道第一句该说什么好。然后溥杰又捅了捅他，他才往前走了几步。到了前头以后，他马上先是深深的鞠躬，然后抬起双手，用这个姿势去接了那份特赦通知书。1959年，他是第一名接到特赦通知书的，高兴地离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临行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将一只怀表递到了溥仪面前。这支表是溥仪当年的英文老师庄士敦陪他买的一块法国金表。

　　1959年12月8日溥仪带着他的“诸多宝贝”里的唯一一块怀表，踏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溥仪：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

沈阳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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