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稿费黄金百斤 郑板桥润笔有标价

高天流云

郑板桥摆字画摊不以取“润笔”为耻

　　隋文帝杨坚在醴泉宫召见郑译。上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觞上寿。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隋书·郑译列传》），这“何以润笔”的“润笔”就是稿费了。

　　他们都没有真的给稿费。这场对话仅是高、郑二人之间的谈笑。两人谁也没有真的给李德林稿费。相传后来第一个给文人“润笔”的，是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为了赏赐作宫廷诗的御用文人，特意设了一笔专款，就名叫“润笔钱”。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见《宋朝事实类苑》）。

　　探究“润笔”的渊源，恐怕要追溯到远至西汉时司马相如为陈皇后作《长门赋》了。他写《长门赋》带点传奇色彩。那位曾被武帝许以“金屋藏娇”的陈阿娇失宠后，被禁锢在“长门宫”。她“愁闷怨思”，不愿过着“雨打梧桐宫灯冷”的日子。不知怎么的，她想起了司马相如。于是“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要仰仗文豪的大手笔而“东山再起”。

　　《长门赋》写得是够动人心弦的了：“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但“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再幸”的说法，却是作者的噱头，并不是事实，因为陈皇后并未“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司马相如的作文是拿到稿费了。

　　大明大亮作文而取酬的第一个人，恐怕要数后汉的蔡伯喈。蔡邕颇具文采，又精于篆隶，是个文学家兼书法家。他生平为人撰写碑志不下数十篇，其中有位极人臣的三公巨卿，也有德昭望重的名师硕儒，还有七岁夭折的小娃娃，有的竟一人三碑。这些碑文大多是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和泛泛空言。连他自己也承认：“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后汉书·郭符许列传》）由此可想见作者自己内心的不踏实。据载，蔡邕代人作碑文“得万金计”，时人讥之为“谀墓金”。这样的钱财自然充斥着“铜臭”味。这恐怕是后人重其学识而卑其人格的原因之一吧。

　　到了唐代，作文受谢已经相当普遍。公卿大夫死了，代作碑文的竞相角逐，由不得丧家，可谓趋之若鹜。因作碑文有名而著于史传的第一个人是李邕。据《旧唐书·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靠此致富，比起蔡邕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方面可与“二邕”（蔡邕、李邕）媲美的是大散文家韩愈。翻开一部《昌黎先生全集》，好文章固然不在少数，但碑志中的“谀墓”之作也占相当数量。唐人的“润笔”，有出钱的，有赠物的。唐宪宗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后，为勒石记功，命韩愈作《平淮西碑》。文章写成后，唐宪宗将“碑本”分赐给平淮西有功诸将，其中有个叫韩弘的，他为此赠绢五百匹给韩愈。韩愈给唐宪宗死去的国舅王用作碑后，王用之子赠带鞍衔的白马一匹及白玉腰带一条。这两笔“润笔”因为都与唐宪宗有直接干系，所以韩愈奏明宪宗获得恩准后才敢收下。至于为一般人作碑文而收受的财物，无疑比这多得多。难怪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要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了。时人对韩愈靠这种途径获得钱财并不心许。有个叫刘义的人，任侠能诗，曾慕韩愈名投其门下，后来看穿了韩愈这方面的为人，便“持公数金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不若与刘君为寿’”。这对韩愈来说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润笔”的多少，原本由得文者酌情奉请，并无明码实价。但漫天要价，索取重金者也大有人在。最典型的大概要算唐人皇甫湜了。宋人祝穆的《事文类聚》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

　　“裴度辟皇甫堤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堤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辟。’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醉，援笔立就。度遗以车马、增綵甚厚。湜大怒，日：‘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缣，何遇我薄也！’度笑，酬以绢九千疋。”

　　皇甫湜这种作法已经不是一般的讨价还价，简直有敲诈勒索之嫌了，今日读来不禁令人瞠目乍舌。

　　唐宋间，文人不仅不以腆颜要价为意，而且还上门索讨“润笔”。杜甫《闻斛斯六官未归》诗中说，“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便反映了这种情形。据《宋朝事实类苑路己载：“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到了这种地步，士大夫所谓的清高、气度都丢干净了。

　　自然，话也应该说回来，古代正直清廉之士视“润笔”如芥草的也不乏其人。或者将所得“润笔”布施于人，自己分文不取；或者以友情道义为重，拒收“润笔”；或者宁饿死，不为“万缣”重价所诱，拒绝为声名狼藉的权臣作碑，这都大有人在，那种不畏权势，不为利动的品质是很可贵的。

　　“润笔”之习承袭而下，到了明清两代，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形态的缓慢演变，情况更有变化。一是文价渐高：“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叶盛：《水东日记》）二是由原来的主家随意付酬变而由作者定价取酬；三是作文更不限碑志，诗文字画均可待价而沽。有的落魄文人便以卖文为生。《儒林外史》里的“沈琼枝利涉桥卖文”是一例。显然，售字卖文已带有商品化的性质。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与众不同。他罢官后，摆起了字画摊，不以取“润笔”为耻，特意挂着一幅笔榜小卷，上面写明各种字画的“润笔”数：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祗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这幅“润笔”书榜可谓别具一格，意味深长。透过字里行间，这位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纯真率直的个性固然跃然纸上，然而又有谁能说这不是满怀愤世嫉俗之情的流露，不是他由于看透了世人的虚伪心理，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呢？（

沈阳老张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