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孔子的老师？——周公，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大思想家

沈阳老张 · 发表于 2009-3-16 13:37:16

周公旦

   最近在陕西韩城发掘了一座高等级的西周墓葬，专家再次发现其中没有人殉。有没有人殉，这是一件大事，它直接反映出古代统治者对人的态度。这个现象耐人寻味，让人们联想到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孔子思想的来源，那么——

   春秋末期，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2500年后，孔子的名字传遍全世界。迄今为止，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已多达42所。有关部门表示，准备开设100所孔子学院，甚至更多。孔子的思想何以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孔子有没有老师呢？中国古代是否有过一个人本主义发生、发育与成熟的过程？专家们对此作了追本溯源的研究。

   1、  孔子，圣人也。圣人也有老师？他是谁？

   孔子的老师，就是我们不该遗忘的、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思想家的周公。孔子年轻时就十分赞羡“周公之才之美”，直到晚年，还在惦念自己心目中的老师：“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在他研究儒家根源的专著《古代宗教与伦理》中这样写道：“历史赋予古代某些人物以巨大的文化选择权能，他们的思想方向决定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来文化与价值的方向，从而对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人先是周公，后是孔子，而孔子是把周公所作的一切进一步加以发展和普遍化。没有周公和西周文化养育的文化气质，孔子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说，孔子不但是周公的学生，而且是他的精神之子。尽管两位大思想家相隔的时间长达500年之久。

     2、“周公”字样赫然出现7次！

   汉唐以来“周孔”并称，周公一直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只是近年来人们对这位历史人物渐渐淡忘了。然而，正如史学家杨向奎指出的：“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显然，要解读孔子的仁爱思想及其形成的脉络，就应当重视对周公的研究。
   一年多以前，陕西岐山周公庙附近出土了一批卜甲。经辨认，“周公”字样赫然出现7次！这一发现惊动了全国。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始。当时记者在采访中从考古学家张天恩嘴里获悉一条耐人寻味的信息：周墓少人殉，识别周墓、商墓，就看有无人殉。一年多过去了，周公庙遗址这一片高等级的周墓中确实没有发现人殉。

   最近陕西东部韩城刚刚发现的一座高等级的周墓(距今约2800年)中，还是发现没有“人殉”。据查，目前国内发掘的周墓共2000多座，有人殉的不足十分之一，即使有人殉，数量也极为有限。据专家分析，有人殉的周墓往往位于商文化圈内，受到商代人殉习俗的影响。
   有没有人殉，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直接反映出古代统治者对人的态度。到目前为止，周墓中少有人殉的事实基本上可以印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对周初社会“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状况的描写。

   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虞人、芮人发生纠纷，想请周文王裁决。进入周境，他们发现，那里的社会风气是“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很惭愧，说：“吾所争，周人所耻”，结果文王也没去见，谦让着，回国了。

周公庙前的周公塑像

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虞人、芮人发生纠纷，想请周文王裁决。进入周境，他们发现，那里的社会风气是“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很惭愧，说：“吾所争，周人所耻”，结果文王也没去见，谦让着，回国了。

韩城发现刻有“内太子”字样的青铜器物

   有意思的是，这次韩城的考古中就发现了刻有“内太子”、“内子”字样的青铜器(见上图)。古代“内”通“芮”，这些青铜器正是芮国太子用过的器物。巧的是韩城正好也是司马迁的老家，因此故事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

   难怪一位历史学家会感慨地说：“浏览商朝历史即可发现，奴隶逃跑和集体遭到屠杀的事件接连不绝，用奴隶祭祀、殉葬的情况亦比比皆是。及读至周史戛然而止，一条记载也没有，仿佛步入一块新天地。”

   3、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

   实际上，这块“新天地”(周族兴起于歧山、扶风一带的周原)里确确实实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中这句据说出自周公手笔、颇有点使命感的诗就是这些变化的最好概括。
   西周时期(成王以前)，按陈来教授的看法，正处在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得以型塑的重要时期，而周公在这个时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那么，周公是个怎样的人物呢？周公(？-前1053年)姓姬名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一位襟怀坦荡，富有仁爱思想的政治家，曾与太公望(即姜太公)、召公奭等政治家一起，辅翼武王推翻商纣暴政。武王去世后，他又全心辅佐幼弱的成王，征讨管、蔡与武庚的叛乱，安置殷商遗民，营建洛邑(今洛阳)……

   王国维曾以真正的历史眼光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周公正是这场剧变的亲历者和决策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是周公思考的母题；而推行德政，以礼治国则是周公实践的主项。
   学者们认为周公的贡献不仅在于从前所说的所谓“制礼作乐”，更在于他的思想。周公的言论散见于谈话、训词与文告之中，而这些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在告诫奉命监视殷地的卫康叔的《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他要求卫康叔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今天，我们还常常会说起“人乃万物之灵”，而这个命题最早出自武王伐商的《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意味着3000年前，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正是他们“保民”、“爱民”的认识基础。
   与周公思想有关的命题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

   “敬德保民”，或者说“崇德贵民”（崇德即敬重德行，贵民即重视人民的愿望）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后来在中国文化历程中体现出来的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正是儒家学派的思想文化资源，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儒家作为学派产生之前的儒家思想。

   4、  春秋500年植入文化基因

   在周公与孔子之间的500年里，这种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义在春秋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扬。
   陈来讨论儒家思想来源的第二本专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与黄开国、唐赤蓉所著《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都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作了研究。
   黄、唐在他们的著作中考察了春秋时期的礼观念、德观念、仁观念、义观念，还条分缕析地比照了这一时期民与神关系的变化，从而清晰地还原了春秋时期重民的社会思潮。

   他们惊奇地发现，民神并提，言神必及民，言民必及神在春秋社会中已成为普遍的情况。如《国语·周语》中就有：“事神保民莫弗欣喜”，“……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神怒。”
   黄开国认为“这些说法无不是将神与民相提并论，认为神与人有着共同的情感与意志，民听则神宁，民离则神怒。这样，民与神之间就再不是单向的那种神决定民，而是民神平行的关系了。由民在神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到民神相提并论，民神并重，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大飞跃。”

   不仅如此，春秋的一些思想家在认识民神的关系方面走得更远，甚至提出了民重于神的观念。如著名的《曹刿论战》中曹刿就这样对鲁公讲：“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句话中，民在先神在后，以民和为神降的先决条件。
   民重于神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民为神主，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二，神依于民，如齐国的祝史(从事祭祀活动的官员)史嚣与师旷的对话：“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作者认为从“吾闻之”三字可以看出这是史嚣转引他人之说，而他人之说能够被转引，应当是当时社会所普遍认可的观念。三，神不敌民。齐侯生病，虽祭鬼神而不见好转，欲杀祭祀官员，晏子说：“不可为也。”他说了一番道理，最后说：“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晏子的意思是，如果人民痛苦不堪，都诅咒君主，就是有最能向神祈福的祝史，也抵不过亿兆人的诅咒。

   黄开国认为，春秋时期重民思潮继承了西周“敬德保民”的传统，同时，也为春秋末孔子创建儒家学派提供了土壤。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性品格的人文基因正是在春秋时期定型的。孔子思想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的学说中植入了这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基因。

   5、《论语》是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经典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论语》中讲得最多的是仁字。“仁者，爱人也。”《论语》中还有这样一个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短短十二字，写出了孔夫子“以人为本”的仁爱之心。

   西南财大教授辜堪生与西南石油学院副教授李学林在他们刚刚出版的《周公评传》中作过统计，《论语》中提到“仁”字的地方多达109处。他们认为，孔子的“仁”不仅仅是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样的血缘亲情，他还将“爱亲”推向“爱人”、“泛爱众”的层面，从而把家庭伦理上升为社会伦理。可以说《论语》就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关于人本主义的经典。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必然是对先前思想的扬弃。既然孔子的思想源自于周公，那么，周公的思想又来自何处呢？

   陈来指出，在研究周公“保民”思想时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对保护老弱孤幼的重视与强调。在《康诰》中周公提出要“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在《尚书》中还有多处这样的记载。其实，这种思想在世界各个文明的早期，在苏美尔人、埃及人以及希伯莱人中都曾经出现过。距今4050年的古埃及政治哲学著作《一个能言农民的恳求》中就曾提出君主必须施行仁政、主持正义，亲孤儿，惜寡妇、幼弃子。人类早期人道主义的朴素萌芽当是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一个源头。

   学者的阐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两位集大成者的思想家之间的承继关系，从西周的“敬德保民”、春秋的重民思潮到孔子的“仁者爱人”，一以贯之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者“言必称希腊”，认为只有古希腊才是人本主义的故乡，或是把中国、印度和希腊看作是精神从低级到高级递进发展的序列(黑格尔)。这个观点无疑是大有问题的。
   文明的发祥是多元的。从周公到孔子的500年思想历程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也有过一个人本主义发生、发育与成熟的过程。中国也是一个有着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伟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