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抵北京
田中角荣是1972年7月7日当选为新一任日本首相的。作为外交部的日语翻译,我记得田中角荣抵达北京是1972年9月25日中午。那一天北京天气很好,但气氛很严肃,下了飞机以后,田中显得很紧张。日本有一个习惯,初次见面都是要介绍自己的名字的。他说,“我叫田中角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是田中角荣。他还说,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语气中强调了54岁,也就是强调他很年轻,很有为。
总理亲自陪同田中角荣到达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走进会客室里面,田中角荣一定要给总理脱大衣,总理穿的是秋天的那种风衣,他要给总理脱这个风衣。总理说,我是主人,怎么能要你客人做这个事情呢?他就和总理开玩笑说,你把最好的18号楼提供给我使用了,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所以你到了我这里,我应该给你脱大衣,这是对你这个长者的最起码的礼貌。气氛很好,这时他又说到自己54岁当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又再次强调呢?因为在日本政治家里面,像他这样的情况,没有学历,中专程度,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么年轻就当日本首相。日本前首相佐藤是要把班交给福田的,但是最终他胜利了。总理听了笑笑说,“田中先生,我51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而且当到今天,已经23年了”。从此以后,田中角荣在中国的四五天中,就再也不提他54岁当首相了。
“车中会谈”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去长城及归途中进行车上会谈,日本人叫做“车中会谈”。当时就我一个翻译在场,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我觉得那一场谈判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大平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好人,虽然是那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但是很诚恳,他是个基督教徒。他是1910年生的,姬鹏飞也是1910年生的,两人同岁,谈得很好。大平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关于当年中日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他说,“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他是1918年生的,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源很多,田中也被征兵了,他被派到东北牡丹江。他没打过仗,到了牡丹江以后,他就病了,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但是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姬鹏飞外长说,“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会见田中角荣首相达成一致
9月2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双方外长和助手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继续谈判战争责任问题。谈啊谈,大家都累了。我记得其间总共送了四次咖啡,喝咖啡刺激精神。最后,凌晨2点多一点的时候,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就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的,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大平又说,“我只能让步到这个程度了,再要求我更多的话,我做不到。”
姬外长在那儿深思熟虑,他总得作一个回答。那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这个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上午九、十点钟要签字的,而那个时候都是排字的,不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我在一旁也有点着急,作为一个翻译,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正确地进行翻译。但我想起周总理以前曾多次教导过我们,说一个好的翻译应该起到参谋作用,我便冒失地跟姬外长说,“姬部长”,他说“什么?”我怕日本人听到,因为日方也有好几个懂中文的,所以放低声音说:“我看可以了,我看可以了。”他就狠狠地捏了我一下腿(我们平排坐着),说“你少废话”。我一惊,我想,这个话说得太不对了。
但是,姬外长得表态,他就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他说,“我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日本政界,虽然田中比他小8岁,但是田中的位置比他高,一个是首相,一个是外相,所以背后都叫田中“老头子”。他说:“估计田中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所以姬鹏飞说大平这个人很老实,他可以不用这样讲,实际上他和田中去商量就是了。姬外长也马上去见总理了,总理也在钓鱼台等着这个结果呢。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外长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我记得日方表示很高兴,还鼓掌了。就是说大功告成了,最难的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第二天早晨我到姬鹏飞那边送一个文件。他问我,“你在外交部干了几年了?”我说,“十几年了。”他说,“你连这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我都无权决定行不行啊,你怎么说是可以了,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我捏了你一下。”我说:“是啊,我很冒失,很不应该。以后不会再做这种蠢事了。”他很爱护我,说:“小伙子,你说的还是对的。只是这个事情我无法决定,那么重大的事情,是要载入史册的。”
台湾问题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大平外相正式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其实,总理早在十几年前就定下了“政治三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条,台湾同日本之间的那个所谓和约,我们称它叫《日蒋和约》,他们正式的名字叫做《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和约》,是无效和非法的。要使日本方面完全接受这三个原则,非常难,因为这个和约是1950年定的,日本实行三权分立,这个条约是当年由日本国会批准的,22年后的政府,无权推翻22年前国会通过的这个条约。
这第三条日本方面表示很难接受,那怎么办呢?总理说,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要求他完全接受,我们主要目的是让他和台湾断了关系,至于说那一段怎么表达,请大平先生提意见。想了什么办法呢?签署联合声明当天,签完字后,大平就离开人民大会堂,到民族文化宫。许多日本人,中国的记者都在那儿等着,所有的采访这次中日谈判的新闻界朋友都在。大平正式宣布:“现在,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为这个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了。”问题迎刃而解了,而且解决得非常巧妙。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外交智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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