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时期人才辈出？

沈阳老张 · 发表于 2009-1-19 12:59:10

被正统历史学家称为“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涌现了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其中最为杰出者往往成为某个领域的鼻祖。春秋时代究竟魔力何在呢？请看下文——

   有供求有流通，便形成了市场。大小国家要想在纷争兼并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对人才产生了需求甚至渴求，“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篇》）；诸侯割据的存在、割据势力之间交通的便利，又为人才的往来、选择提供了方便之门，“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史记·张仪列传》）。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人才大市场。各诸侯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口味，跨国寻找人才；各种国家所需人才可以在各诸侯国之间比较自由地驰骋穿梭，兜售自己。双向选择，去就自由；有人黄金求贤，有人待价而沽；惟楚有材，惟晋用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总之是一派繁忙的交易场面。

   在这样一个大市场中，涌现出了许多能重视人才的好买主。
   齐桓公有志于霸业，很早就懂得不拘一格收罗人才。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任用管仲。公子小白成为齐桓公后，给藏匿公子纠和他的两位师傅的鲁国写爱的美敦书：“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史记·齐太公世家》）鲁人果然因为害怕，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而管仲请求做囚徒。当初，齐桓公发兵进攻鲁国时，的确是想杀曾经在交战中射中自己衣服带子上的扣环的管仲的，但是鲍叔牙强力劝说，说齐桓公若是想要称霸，必须得有管仲的辅助，意见被齐桓公接受了，于是这才佯装要剜了管仲的心脏腌了它，其实是想要任用管仲。管仲知道其中奥秘，所以主动请求作为囚徒前往齐国。一个俘虏，一来就要委以重任，自然会遭到众人的反对。为此，齐桓公想了个办法，跟手下的大臣们说：“我想要任命管仲为国师，同意的进门后向左走，不同意的进门后向右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这一分化、孤立反对派的招数挺灵验，管仲顺利地被委以重任。很快，管仲就跟鲍叔牙、隰朋、高傒一同治理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很快就受到齐国各界人民的欢迎，不久，就使得齐国登上了中原霸主的地位（《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好贤的名声远播各国，以至于后来在管仲、鲍叔牙、隰朋等人死后，晋公子重耳在国内呆不住的时候先是跑到邻近的狄国，接着又商议后跑到齐国，并且想长久住下去，不愿意离开（《史记·晋世家》）。

   齐国大概在桓公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人才贤能的传统，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以高位厚奉招致学者，让他们自由讨论学术问题。到威、宣两代（公元前356—前302年），还继承着春秋末年养士的风习，使得齐国都城西门稷门附近的学宫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文化学术中心，被称为“稷下学派”（刘向《别录》，《太平寰宇记》十八《益都》条下所引）。稷下学派被认为是“周秦诸子的盛况便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具体情况如何呢？徐干《中论·亡国》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史记·田齐世家》记载，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文学指学术），把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都被封为上大夫，不去具体管理事务，让他们发表议论。因此，齐国稷下的学问之士又昌盛起来，人数达到好几百甚至上千个。《孟子、荀卿列传》说稷下学士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稷下学者，学术各有专攻，各享盛名，当时齐人中曾流行这样几句话：“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齐襄王时，荀子在稷下学宫名望最高，曾经三为祭酒。稷下学宫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机构，不是一家之言的学术门户，从文献记载曾在那里待过的著名学者的情况看，至少包括了儒家（孟子、荀子）、阴阳家（邹衍、邹奭）、道家（田衍、慎到、环渊、接予、宋銒、尹文）、无派（淳于髡）。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派别可以说是很复杂，或者也就是很自由”（《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如果说齐国的稷下学宫是由政府创设的，带有官学性质，那么鲁国的孔门之学，就完全是私人创办的学校，是民间私学，也是极一时之盛的文化教育现象。关于孔门情况，可以参看《孔子集团》一章，这里不赘述。

   晋文公也是一个重视人才的诸侯君主，从小喜欢学习思考。《国语·晋语四》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晋文公跟臼季读书，三日后，他说：“我咫尺也不能实践，学到的东西却很多了。”他的老师臼季就跟他说：“先多学习了解，等待时机去付诸实践，不是比什么都不学强吗？”这位晋公子年轻时就喜欢跟贤士交往，十七岁时，他的身边就有著名的贤士五人：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其他不知名的还有数十人。这些人后来有一部分曾经跟他四处流亡（《史记·晋世家》）。后来，晋悼公时，大臣祁傒（黄羊）回答悼公大臣中谁是可用之才，他外举不避仇（解狐）、内举不避亲（其子祁午），也是传为千古佳话的（《史记·晋世家》）。
   越王句践战败被吴王俘虏，放还之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也曾经“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他的手下，主管国政的大夫种，主管外交的范蠡、柘稽，都是有名的能臣（《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燕昭王招贤的故事是历代知识分子所艳称的佳话。燕太子平在国家被齐人攻破之后被立为王的，因此，为了报仇雪耻，他要斥巨资招徕贤人相助。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着我国混乱攻破燕国，我很清楚燕国国小人才少，不足以报仇。但是假如能够得到贤士来帮助，来报先王的仇，是我的夙愿。先生要是发现有这样的人才，我一定下礼聘用。”郭隗回答说：“大王一定要招致贤士，请从我开始。待我尚且如是，何况比我贤明的人呢，岂不是会不远千里而来吗？”于是，燕昭王果然为郭隗建筑了新房子，像对待老师那样对待他。从此，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来了，士人都争着从四面八方来到燕国。经过二十多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任命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大败齐国，齐湣王逃到外国，六年里，齐国除了聊、莒、即墨几座城池之外，其余都归属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围绕燕昭王求贤，有两则广泛流传的故事。一个是郭隗为了劝说燕王求贤可以从自己开始，给他讲了个买千里马“千金市骨”的故事（《战国策·燕策》）。还有一个黄金台的故事，说燕昭王为了招致人才，在今河北易县东北一个地方筑台，置千金于上，延请天下贤士。南朝宋鲍照《放歌行》诗云：“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黄金台的说法当是由昭王为郭隗改筑宫室演变而来，属于演义故事。

   秦国的崛起于西边，也跟它的几任统治者能够招致人才密不可分。穆公时有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孝公时有商鞅，惠王时有张仪（《史记·秦本纪》）。
   诸侯君主之外，一帮公子哥之间，也把养士当成时尚，正如苏轼所说的，“…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论养士》）在这些养士的公子中，战国四公子不能不提到，那就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他们之间，竞赛似的招徕食客，“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平原君派手下人去春申君那里，春申君把他安排在上等客舍。赵国使者想要向楚国夸耀，戴上了玳瑁簪子，刀剑的鞘都用珍珠宝石装饰着，来会见春申君的宾客。没想到，春申君门下三千食客中的上等食客脚下都穿着珍珠镶嵌的鞋子来见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十分惭愧（《史记·春申君列传》）。为了表明自己优待贤士的态度，公子中有人不惜做出惊人之举。平原君家的房子临近民居，民家有一个跛子，颠簸着去打水。平原君有一位如花美妾在楼上看见了，大笑起来。第二天，跛子来到平原君家门前，请求说：“我听说您喜欢贤士，贤士都不远千里来投奔，那是因为您能贵士而贱妾。我不幸有腿疾，而您的后宫看见了就笑话我，我希望能得到嘲笑我的人的头。”平原君笑着说：“好。”跛子离开后，平原君笑着说：“瞧这傻子，居然想因为笑一下的缘故就杀我的美人，不是太过分了吗？”终于没杀。一年多以后，门下的宾客渐渐有离开的，人数减少过半。平原君感到奇怪，问大家：“我赵胜对待大家从来不敢失礼的，为什么离开的人那么多呢？”门下有一人回答说：“那是因为您爱惜美色而不尊重士人，所以士人就离开了。”于是，平原君就杀了那嘲笑跛子的美人，砍了头，亲自送给跛子，并向他表示感谢。从此，门下的宾客才又渐渐地多起来（《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秦国吕不韦也曾效法四大公子，门下养士至于数千人，并且发动众人才智写出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食客太多，未免只见数量，不见质量，难怪王安石在读了《孟尝君传》后批评道：“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

   都说楚才晋用，说的是楚国不会使用人才，其实楚国也不全是那样的。楚大夫公孙圉访问晋国时，晋国大夫赵简之问楚国的美佩玉白珩的价值，王孙圉回答他说：“那些玩意都不算什么宝贝。我们楚的宝贝，一个叫观射父，他能写作训辞，在诸侯间办事，使国君不给别人落下口实。还有一位左史倚相，能够将典章文物如数家珍，早晚向国王谈论善败的道理，使国王不会忘记先王的事业。……”（《国语·楚语下》）
   那时代，大约实在是太需要人才了，所以有才之士和诸侯君主之间，似乎没有太多距离。鲁国有一个人叫曹刿，从旁人劝他别掺乎国家大事时说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话看，似乎是一个普通百姓。但是他在齐国入侵的紧要关头，还是不相信“肉食者”们的能力，就去要求见鲁国君主庄公，很快就受到了接见；回答完庄公的“何以战”之后，就被邀请一同观战，并且乘同一辆战车（《左传·庄公十年》）。

   既然都重视人才，难免就会有引进人才的问题，有楚材晋用的问题。《国语·楚语上》记载了蔡声子回答令尹子木关于晋、楚人才优劣的话：“晋国的国卿不如楚国，但是它的大夫比较贤明，它的大夫都是做卿的材料，就好像杞木梓木皮革那些材料那样，都是楚国送给他们的，楚国虽然有材料，但是自己不会使用啊。”蔡声子举的楚材晋用的例子有王孙启、析公臣、雍子、申公巫臣等。引进人才有时候会有个信任的问题，尤其是在发生间谍案件之后。秦国就发生过这种事情。秦国在发现郑国的水利专家是故意耗费秦国财经破坏秦国经济体系的间谍后，一度决定驱逐外籍官员。结果，李斯向秦始皇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章：《谏逐客书》，使得秦始皇改变了主意。在那篇洋洋洒洒的《谏逐客书》里，李斯列举了历史上秦国成功任用外籍人才以及外籍人才对秦国的巨大贡献。秦穆公时的外籍人才由余（来自戎）、百里奚（来自宛）、蹇叔（来自宋）、丕豹、公孙支（来自晋），他们的作用是“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时的外籍人才商鞅（来自卫国），作用是“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惠王时的外籍人才张仪，作用是“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城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昭王时的外籍人才范雎，作用是“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因为各国混战，政治投机显得比商业投机要有利可图得多，所以，阳翟大贾吕不韦就将千金家财都用于给当时在赵国邯郸作人质的秦公子子楚作政治资本，买通华阳夫人，使子楚得以立为太子，并且日后即位为庄襄王。吕不韦自己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文信侯。三年后，实际上是他亲生儿子的秦王政即位，他又被任命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万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的政治投机显然是极为成功的。

   既为市场，当然也是有风险的。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几家欢乐，几家发愁；其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喜怒哀乐，也是不难想象的。有人善终，有人惨死，也是势所必然。有如贾谊所说：“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枝，众庶凭生。”（《鹏鸟赋》）人心凶险，说客难做，韩非对此感触颇多，特在他的著作里列有《说难》一章，最后告诫说客：“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因为人主都跟龙一样，脖子底下是有逆鳞的，假如不小心碰到那里，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可是要想游说他们，又是很难不碰到那逆鳞的（《韩非子·说难》）。我们往往看见他人发迹之后的荣耀，却忽略了他们发迹前的艰辛。伍子胥在逃出楚国，过昭关时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固然尽人皆知，但是他躲在口袋里出了昭关之后的艰难知道的人大概就不多了。伍子胥昼伏夜行到了陵水，没有糊口的东西，他曾经有过一段“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的生活！（《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所言）

   阅历世态人情变化的首推纵横家苏秦。从壮志满怀到失意、发愤、得意，家人的前倨后恭，他都完整地经历了够！先是在一个叫李兑的人的资助下，穿着黑色的貂皮大衣，囊中揣着黄金百斤，踌躇满志地以连横游说秦王，十次上书，毫无结果。貂皮大衣穿破了，黄金百斤花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是“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的落魄相。结果，“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苏秦发愤苦读，研究姜太公的兵书，反复概括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其足”。到自以为学成的时候，再度出发，到了赵国都城游说赵王，以合纵说之，一下子就说动了赵王，被封为武安君，挂了相印，接受赏赐财物无数。“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一回回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要去游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战国策·苏秦以连横说秦》）简直是一出上好的戏剧！

   是市场，商品就会有紧俏、慢销、滞销之分。紧俏的商品会卖个好价钱，比如委任为卿相大夫；慢销的，价钱略低，比如表示一下客套、尊敬，送一点盘缠、车马；滞销的，就只能吃闭门羹了。被认为于国家利益有大帮助的人，作为买方的君王，如果是有眼光的，就像对于紧俏商品一样，从来都是不吝啬的，即使你埋没在山野草泽，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把你挖掘出来。做厨子的伊尹，打土墙的傅说，杀牛的姜尚，在囚的管仲，放牛的宁戚、百里奚，都被委以重任。对于名头很大却并不中用的商品，买主们高兴的时候会出点钱，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加理睬了。孔子、孟子两位圣人就属于这一类。当时的买主普遍认为儒家那一套东西太迂阔，没有实际的用途，所以孔子师徒周游列国，辛苦了十四年，辗转跑了好几个国家，最终也没有兜售出去，只能“韫椟而藏”，回到老家讲学论道。孟子的运气稍稍好些，碰到几个买主稍微大方一些。例如，齐威王、宋王偃、薛君等都曾经赠送他一些金子（其实就是今天的铜，不是黄金，不过那时候是当钱用的），多一点是一百镒（一镒是二十两），少一点是五十镒。有时候，考虑到老先生年纪大了，行路不方便，也送几辆代步的车马。大约送的人还不算很少，所以，孟子的日子还不算太差。最阔气的时候，出行有随从车辆（马车）数十辆，服务人员数百个。这个时候，他也可以耍耍派头，有的铜钱要，有的铜钱不要（《孟子·公孙丑下》）。实际上，孟子跟孔子也差不多，也有没人送盘缠零用甚至断粮的时候（例如在邹国就曾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可见，他也并没有被买主们太当回事。所以，他在齐、宋、邹、鲁、滕、梁、齐兜了一圈后，最后也只好回到老家邹国，“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著书立说，了却余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阴阳家邹衍的情况比孔子、孟子都要好些。邹衍目睹了国君们的日益崇尚铺排豪奢，不能崇尚道德，于是著书立说的时候，故意出语闳大不经，凡事总要由小及大，古今中外，至于没有边际。害得一班王公大臣佩服得不得了，一些诸侯君主也待以优礼。不但受到齐国国君的尊重，到了梁，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到了燕，昭王亲自拿着笤帚给他开路，坐在弟子席位上向他求教，建造了碣石宫，亲身前去做学生。这哪里是曾经在陈蔡之间挨过饿的孔子、曾经在齐梁一带断过粮孟子等人所能比拟的。但是，邹衍毕竟不是真正能派用场的商品，他的理论，归根结底还是讲仁义节俭那一套，所以最后也没能逃过受冷落的结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的遭遇说明，一种商品要想走俏，自我包装也是必要的。华丽的包装，总是受欢迎的。
   孟子那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商品，但是不紧俏，属于中间的慢销类型，所以，他才会发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理论，为自己的进退铺设台阶。他不可能像苏秦、张仪、李斯等人那样认定自己是紧俏类型，使劲地吆喝、兜售就可以了，不需要预留退路，以保全面子。至于等而下之的人才，就属于滞销产品，因为卖不出去，所以寂寂无闻，我们也就难以知道他们的姓名了。

   司马迁指出，孟子的时代的市场行情是：“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事实上，善于攻伐的人才也确实管用，“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而孟子一班人却不合时宜地“述唐虞三代之德”，理所当然地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自然乏人问津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为了变成商品的，有一些就不屑于出售。像楚狂接舆、长沮、桀溺之流人物，就属于这一类。他们要是没有偶然跟名利之士发生一面之缘，恐怕谁也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些人，像草木一样地生活过。老子、庄子一流人物，我认为属于早先也曾作为商品在柜台上摆出来过，后来因为有感于成为商品后的弊病，所以改变主意，收起来不出售的那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