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之起源

沈阳老张 · 发表于 2008-10-20 12:10:14

中国书法，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的产物，愚民文化的先锋，科举制度的专门工具，扭曲人们心灵的邪恶图形。书法问题，始终是一个以繁饰乱字、用书法字反对硬笔字即实用汉字的问题，扭曲人的心灵的问题，和以书法文化反对硬笔文化的问题。
近100年来，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法理当随之而去，同古代缠足的“裹脚布”一样，进入历史博物馆。然而，在被边缘化大半个世纪之后，书法忽然又以所谓“艺术”之名，空前泛滥，行继续“愚民”之实。因此，在提倡“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今天，它必须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批判。
书法萌芽于东汉末至魏、晋，成型、成制并发展于唐朝。此后至清末1000余年，书法与“法儒”、玄学等互为表里，同为历代专制统治者所支配和利用，遗害至深。在专制权力的高度扶植下，它不仅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有策略地扭曲汉字、干扰汉字应用，而且借此排斥和颠覆硬笔文化，将中国文明引向变态畸型、堕落之路。它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历史公案、悬案。因此，书法问题就不是所谓“艺术”之说那么简单了。
书法是专制统治者阶级处心积虑地、创造性地“发明”出来的“愚民”杰作，因之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进步的艺术。
书法缘于专制政治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是愚民文化政策在文字领域上的具体实施。秦篆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硬笔汉卓（隶）字的诞生和流传使用，不仅成了书法“攻击”和“围剿”的对象，而且为书法的产生“提供”了“附身”的汉字原型。而软笔的某些特性，却被利用来当作“乱字阻用”、反对硬笔汉字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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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秦篆为后世书法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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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用武力强行聚揽了七国政治权力，建立了变“公权”为“私权”的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防范六国遗民的反抗，秦王朝采纳所谓“法家”商鞅、韩非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弱民”的行政措施。而“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穷则贵爵，民弱则尊官”（《商君书•弱民》），则成为专制政治与生俱来的思想圭臬。要如何“弱民”呢？则以“穷民”和“愚民”两项，欺民最甚。所谓“穷民”，即一方面重税赋、薄给予，使民常困于“饥寒交迫”。另一方面，则销毁天下铜铁，使民“手无寸铁”，反抗乏器，遇暴无助。所谓“愚民”，即既变相地“封锁”文字，又“焚书”、“禁书”、“禁言”，甚至坑杀知识分子等。“事智者则法败。……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又“言无私议，民无私学”（《韩非•五蠹》）。“民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商君书•算地》）。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民既又“穷”又“愚”，显然“弱力”、“弱智”，无力反抗，注定是“傻民”一群，散沙一盘，就只得听任其摆布、压榨和奴役了，而“暴秦”政权则可由此一世、二世，以至传之于万万世了。这便是所谓“弱民”的最终目的。自此，由商鞅、韩非等所谓先秦“法家”提出的“弱民”主张，竟然成为后世专制政治的核心决策和基本模式，历代相沿；它连同由秦王朝确立的“以愚百姓”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一起，此后竟遗害于中国2000余年，至今仍存。
   综观历史，愚民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六毒”之上，即由“三硬”与“三软”组成。所谓“三硬”，主要指“硬件“，即“烧书”、“禁书”与“囚杀”知识分子。所谓“三软”，主要指“软件”，即 “乱心”（“洗脑”）、“乱书”（窜改、伪造文献等）与“乱字”。“三硬”主要从物质上毁灭；“三软”则主要从精神上也即意识形态上“围剿”。而“篆字”的出台，正是“六毒”其中之一即“乱字”的真实体现。它不仅是一篇“封锁”文字的“政治宣言”，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乱字”的第一个历史铁证。其对后世汉字字形的成型，影响至为恶劣。
   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秦王朝既以武力“吞并天下”，要“书同文字”，本无可非议，但究竟采用哪一种文字，成了问题所在。摆在面前的，至少有两种现成的文字可供选择，即秦国文字与楚国文字。楚国是秦之宿敌，是战败国，且楚文字又较为便于应用，不合于“愚民”策略，故不用亦罢。那么，秦国文字应该就是首选文字了。然而，秦王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另造“新字”，即所谓“篆字”（也称“秦篆”）。
传世的《秦诏版》铭文，是秦王朝用来推行“书同文字”的所谓“范字”，也即“法定”之标准字，颁布于秦王朝建立之初。从铭文上看得出来，篆字是以秦国文字为蓝本，经过“繁化”加工而自成一个字符模式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着眼于笔划的引长，即增加笔划的长度，通过直接引长和加强笔划的弧曲度来实现。一是着眼于字体结构的繁化，即增加笔划数量和增加副字数量，通过强行穿插或强行植入来实现。其基本特征，是笔划和副字分别密布于其间，笔划纷呈曲屈、缠绕之势，而字体构图则多呈封闭之状。如此一来，既极不利于古硬笔在简牍上书写，即便要认识或记忆，恐怕也不甚容易了。如此繁琐、封闭的文字，勿说一般人民不容易识、记、写，就连官吏也是“奏事难成”（卫恒《四体书势》）。在这个角度上说，秦篆不仅是一种“怪字”，而且简直成了一堆“废字”。后世之所以不将秦篆与秦国文字相提并论，原因即在于此。如果说，将秦篆当成“非常态”字来对待，似乎可另作别论，但将秦篆当成一个国家的所谓“书同文字”的法定标准字来对待，问题就显得尢其尖锐化、复杂化了。
秦王朝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秦篆这种“繁饰”之“怪字”，当作常态之字、“应用”之字颁行于全国，本质上即是一种反理性、反实用、反文明的措施。它的出台，是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逆转”，是对古字简化字的一次颠覆，是造字史上一次严重的大倒退，其实质要害是“乱字阻用”。当人们联系起秦始皇，前曾欣赏商鞅、韩非思想，秉承其“弱民”、“天下无书简之文”等愚民主张，后有“焚书坑儒”等反文明事件接踵发生时，即不无猛然醒悟，秦篆的出台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是说，秦篆是秦王朝用来打前站的愚民文化先锋。其基本策略是，以篆字制约硬笔，也即“以字制聿”（“聿”，古硬笔的本字），从而达到滞阻文字应用即“乱字阻用”、用文字反对文字的罪恶目的，如此而已。所以说，在秦朝，是有字等于无字。
秦篆的唯一用途，是秦始皇出巡时拿它立了几块碑文。随着陈胜“反秦”起义的爆发，秦篆也随之被废止了。尽管如此，它对后世汉字的成型，影响极其恶劣。如果说，秦篆与后世书法有着哪些历史联系的话，那便是间接地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用文字反对文字的历史依据和政治依据。而后世书法界之所以振振有词地为书法进行辩护，秦篆的存在是所谓依据之一。此外，中国专制政治对硬笔、硬笔应用和硬笔文化的抑制和排斥，可以说与秦王朝的愚民文化政策，也不无关系。

第二节  汉卓（隶）字的诞生，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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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胡亥元年七月，中国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反秦农民起义。反秦起义的宗旨，是“灭秦”、“兴楚”，推翻秦朝的反动统治，“除秦苛法”（《史记•陈涉世家》）。而随之废弃那种根本不可能使用的秦朝文字即秦篆，并以由“隶”人创制的“卓”字取而代之，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无可讳言，稍为便利于人民使用的卓（隶）字的诞生，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卓（隶）字是古硬笔的出品。它不仅在古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一举解决了七国文字“异形”的历史难题，尢其在整理古籍、传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居功至伟。
   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反映了文字的进步，楚字是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其中一种。秦始皇灭六国，借“书同文字”之名，用根本无法使用的所谓秦篆“统一”全国文字，致使稍为进步的古字简化字遭到空前的颠覆。其时天下有字等于无字。反秦起义军中人，首先多由秦朝“罪隶”（徒隶）组成，其次才是由六国旧贵族和遗民所组成。“卓”字正是由反秦义军中叫“程邈”者所创制，同时首先在反秦义军中实施使用，再逐渐流传、普及于整个社会的。关于这一点，古文献有所记载，如《汉书•刑法志》记称：秦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又《汉书•艺文志》记称：“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了二件事，其一，陷身于秦牢狱的众多“罪隶”伺机决狱溃散，有的投奔了反秦起义军。其二，“徒隶”身份者创制了简约便利的“卓”字，同时率先施用于反秦起义军中，再逐渐流传开去。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文字演变事件。后世汉文字学界称此为所谓“隶变”，所据即此。
“卓”字的创制，虽说是对古字的一次集大成，却是以战国后期的楚国文字为蓝本，通过创新而自成一个造字模式的。“卓”，古义通“直”。徒隶以“苟趋省易”方法创制的新字，改曲为直，改圆为方，具有笔划平直、字体方正和富于节奏感等全新特征，自成一个造字模式。故楚、汉之人赋称之为“卓”字，以示同秦篆等字相区别。旧本《说文解字•十部》记称：“卓，高也。……隶作卓。”所谓“隶作卓”，所指即是“徒隶”身份的程邈创制了卓（隶）字。这是笔者迄今所能见到的唯一古代文献记载。卓（隶）字，也就是自创制相沿至今的最早的硬笔汉字。因成型于西汉初，故笔者称之为“汉卓”；又因后世专制统治者将其鄙称之为“隶”、“隶字”、“隶文”等，故笔者又称之为“汉卓（隶）字”。考古上从湖南云梦龙岗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实是“三楚”时期之物，其简文正是初期“卓”（隶）字在流传使用中的历史实物见证，由羽管笔（即“翰笔”）蘸墨书写。由于稍为便于使用，后人如五代宋初的文字学家徐铉（916－991）将其表述为“便于末俗，人竞师法”（《上〈说文解字〉校定表》）。也有将其诬之为“隶体失真”（《后魏江式〈论书表〉》），甚至诬之为所谓“俗字”（《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的。
卓（隶）字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除本身具备稍为简易的条件之外，具备“楚印记”也是其中重要因素。自公元前209年陈胜（？－前208）起义，到公元前202年项羽（前232－前202）乌江自杀、刘邦（前256－前195在位）建立汉王朝，历时8年。其间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楚”政权。两个时期，即指“抗秦时期”（前209－前206）和“西楚霸王”时期（前206－前202，也称“楚、汉战争”时期）。三个楚政权，即指陈胜之“张楚”政权、项梁拥立之楚怀王（义帝）政权，与项羽之“西楚”政权（简称为“三楚”）。前“二楚”属于相继与秦相割据，“西楚”则属于“主命”天下之时期，故司马迁有所谓“五年之间，号令三嬗”（指秦、楚、汉）之说（《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8年间，“张楚”、“复楚”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于是，社会上讲楚语、唱楚歌、跳楚舞、吟楚辞、用楚字，甚至兴楚俗、造楚器、承楚法统等，一时蔚为风尚。因之，由旧楚字创新而来的、具备楚印记的“卓”（隶）字，获得了时代的青睐，不胫而走，迅速流传开去，深深地根植于“七国”人民心中。卓（隶）字的成功使用，不仅为消除“七国”文字的历史隔阂，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凝聚，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且为保存、延续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换言之，卓（隶）字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如此高度成就，与具备下列因素不无关系：其一、旧楚字是战国后期诸国文字中最为简化的（如郭店楚简文字）文字，由于楚国疆土广阔，历史悠久，故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使用基础。卓（隶）字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之在应用上比以往任何文字更具备便利性和实用性，故无疑广受认同和欢迎，也反映了人心所向。其二、反秦、兴楚的时代呼声，使其时具备“楚”印记的思想文化，更能获得认同。其三、人民对一切“暴秦苛政”及其专制思想文化的痛恨和仇视，有如干柴烈火。三条中，文字稍为便利于使用本身，无疑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优势，使得卓（隶）字能迅速地获得人民的普遍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卓（隶）字无疑是对秦篆的彻底否定，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
   西汉初期，卓（隶）字的流行和使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创立者，主要由楚人所拥立，代楚立国。由于推行“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凡事简易”（《汉书•循吏传》）的治政方针，加之有着履行“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的诺言之志，故一承“三楚”时期以来之余风，使具有楚印记的思想文化继续风靡流行。高祖还乡之际，击筑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大风歌》）等楚歌，即是其中例证之一。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等大量楚辞文化极其流行，也可作佐证。事实上，早在战国后期，有着千余年持续创造和发展的南方楚文化，业已超越于诸国文化之上。秦王朝既为楚人所灭，楚文化要成为汉朝的基本文化，似乎在情在理。所以说，两汉400年的文化，均以楚文化为基本表征，是无可置疑的。当楚文化盛行之际，卓（隶）字要成为西汉朝廷和民间即朝野同用的唯一文字，也就顺理成章了。即是说，由隶人创制并广泛流行于“三楚”时期的卓（隶）字，此时不仅日趋成熟、定型，而且已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萧何曾为文字拟订《草律》，如“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汉书•艺文志》）等，反映了西汉开国政权对文字的高度重视。
卓（隶）字在西汉初期基本上已经定型，至中后期之交百余年间，同时满足了朝野写书、编书和整理古籍等日常需求。如《论衡•佚文》记称：“汉兴，易秦亡之轨，削李斯之迹。高祖始令陆贾造书，未兴五经。惠、景至元、成，经、书并修。”又如《汉书•刘歆传》记称：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在位）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再如《隋书•经籍志》记称：武帝刘彻（前140－前87在位）之时，“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尢其武帝置五经博士，“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人”，而“五字之文，说至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所有这些记载，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卓（隶）字其时不仅已经成型、定型，而且已为西汉王朝所承认和使用。考古上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西汉简帛书文字，反映了成熟的卓（隶）字的基本概貌。
卓（隶）字是古硬笔的出品。它不仅在古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一举解决了七国文字“异形”的历史难题，尢其对整理、传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居功至伟。照理，它应当受到后世的赞扬和肯定。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做。当专制政治思潮重新主宰历史并变本加厉时，一切利民、便民的思想文化，都必将遭到抑制，甚至摧毁。尢其文字“扬于王庭”说和“中原中心观念”、“重北轻南观念”等的形成，遂使南方楚文化等被逐渐地边缘化，甚至于消失。汉卓（隶）字所面临的历史危机，便是西汉末至东汉中期，专制统治阶级借所谓“修复”“苍颉之法”之名，对它实施繁化，以及后世书法对它的“践踏”和“蹂躏”。如果说，卓（隶）字与后世书法有着哪些历史联系的话，那便是以汉字“原型”即硬笔汉字，为书法提供了赖以“依附”的“躯体”。也可以说，硬笔汉卓（隶）字不问世，中国就不会有所谓“书法”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后世的书法字，竟然就是硬笔汉字的主要“克星”。
   值得一提的是，后人认为卓（隶）字的产生，是对秦篆的“省改”，其实是无稽之谈。因为卓（隶）字的产生，同人民推翻“暴秦苛政”的“革命”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紧密”程度甚至可以这样地形容：没有反秦的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即决不会有卓（隶）字的诞生和流行。所以说，卓（隶）字的创制，既与秦始皇其人毫无一点正面关系，又与秦篆之字毫无一点正面关系。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流行的与汉文字相关的史书、字书、论著或教科书等，对此竟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

第三节  书法发端于“解散”汉卓（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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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卓（隶）字“便于末俗，人竞师法”而广泛普及的结果，是社会上“书论之造，汉家尢多”（《论衡•对作》）。一方面，是官方为了掩饰和维护其专制极权统治，强行实施了一系列荒谬透顶的思想文化措施，用以愚民。另一方面，则是朝野有识之士予以严正揭露和批判，申张人民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追求。稍为便易的文字在这里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因之又一次引起了专制统治者的疾妒和仇视。而借“修复”所谓“苍颉之法”，变相地繁化文字，甚至试图用“散卓笔”变相地“解散”卓（隶）字，用笔具反对笔具，竟成为继秦篆之后“管制”文字的新策略。三国曹魏可能是始作俑者。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反文明、反理性的建议，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董仲舒传》），推行“一元”之“教化”（《汉书•董仲舒传》），重新践行商鞅关于“壹教”（《商君书•赏刑》）等的所谓先秦“法家”主张。以此奠定了里“法”表“儒”，也即“法儒合一”的专制政治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发明了杂以阴阳五行，串以“君权神授”的神学和“三纲五常” 的伦理等混合式愚民思想路线。而“用文化反对文化，用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翦伯赞《秦汉史》第5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愚民策略，竟成为董仲舒的重大历史创举，灾难性地遗害于后世。自此，中国思想文化界阴霾四布，乌云遮天，几难见日，竟历时2000余年。而神化孔子、神化君权和神化五经等神学、谶纬之说，其时却甚嚣尘上。
   中国历史上，在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着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诉诸于“绝对化”。“绝对化”成了“排它性”的重要思想基础。为了宣扬“独尊儒术”，即大肆“神化”孔子，说什么“孔子是他母亲与黑帝梦交而生”（《秦汉史》第542页）。为了“神化”帝王，就说“刘邦是赤龙感女媪而生”（《秦汉史》第542页）。为了“神化”专制统治权力，就说“天子受命于天” （《汉书•董仲舒传》），和“ 君权神授”等。甚至提出“灾异谴告”说等。为了“神化”五经，就将其与“河图”、“洛书”扯在一起，使之受制于《易》。更为荒谬透顶者，是将“谶纬”并同五经之列，赋予与经学同等地位。
   荒谬透顶的神学、谶纬与儒学等互为交融，形成了一张无处不在的“思想网”，笼罩于中国天空，既为专制权力作辩护，也为政治黑暗作辩护。这无疑极大地激怒了正义的朝野知识分子，他们以文章作为揭露和批判的武器，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抗争，同时表达了人民的正当诉求。
   一方面，他们驳斥“坏论”、揭露“时弊”和批判“虚妄”等，与之针锋相对。王充（27－97）著《论衡》一书，即是其中显著例子。王充认为，儒书言高祖母因“梦与神遇”而生刘邦等，皆是“虚妄言也”（《论衡•奇怪》）。他驳斥“君权神授”等，“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论衡•寒温》）。他驳斥“灾异谴告”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 。他驳斥“河出图，洛出书”，“夫天安得以聿墨而为图书乎？”（《论衡•自然》）他驳斥儒者说五经失实，“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论衡•正说》）。认为“儒书之文，难以实事”（《论衡•讲瑞》）。他甚至还揭露了那些“佞人学”，指出“损下益上，佞人之义也”（《论衡•答佞》）。而另一方面，则他们敢于抨击朝廷“弊政”，敲响专制统治者的警钟。如东汉后期桓、灵之时的太学生请愿事件等，充分反映了一般民众、在野处士、在朝士大夫和学生等，对朝廷“弊政”的强烈不满。所谓“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悻（“忄”为“女”）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传》）即是其中典型事例。很明显，以文章为基本传播形式的社会舆论的充分发挥，重创了专制政治荒谬的意识形态，极大地撼动了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而这一切，又都不无得益于文字稍为便利于使用的缘故。于是，文字又成为专制统治者的一块心病，必欲“治”之而后快。因之对卓（隶）字实施管制，继秦篆之后，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有一个潜规则，是四海之滨，莫非王土。既然土地都是“王”者所有，那么这土地上的物质、人民（包含人身、人力、人的思想、言论等），也被视为一并归“王”者所有。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夺。专制统治阶级凭着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主观意志，对书籍都可或烧或禁，对知识分子都可任意或囚或杀，要胡乱地“修理”文字，将文字由“简”变“繁”，甚至于让文字处于瘫痪状态，似乎都易如反掌。秦王朝不是用篆字开了历史先例吗？据相关史料显示，从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管制文字”分别从三个方面着手，即“神化”文字、宣扬文字“扬于王庭”与“修复”所谓“苍颉之法”。
   “神化”文字。将文字的产生与天象联系在一起，配合了“君权神授”等神话。如所谓“传书言，苍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论衡•感虚》）。传说中的“苍颉”是人，不是神，人类造字怎么与“天”和“鬼”扯上联系了？故王充认为“此言文章兴而乱渐见”（《论衡•感虚》）。驳斥了古人造字扯上“天”与“鬼”的谬论。其次是借《易》宣扬文字“扬于王庭”。东汉章帝刘旦（加“火”旁，公元 76—88在位）之时，白虎观会议上确立“五经”的“正统”地位，《易》竟被奉之为“群经之首”，既诸经皆从于《易》，文字自也无可例外。如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决’（减“冫”旁，下同）。‘决，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汉书•艺文志》）。借《易》之巫言妄语，将造字、用字的权利，全部归掌于统治阶级手上，这就无疑将文字的用途扭曲成“御用”，从而剥夺了人民的认知权利等。将文字的作用归由所谓《易》来“规定”，使文字进一步“玄学化”。故王充反驳说，“苍颉之书，世以纪事”（《论衡•对作》）。阐明了文字为世间人类所共有同享。再者，是所谓修复“苍颉之法”。汉宣帝刘询（前73－前49年在位）借“ 苍颉之法”为名，屡命诸儒对卓（隶）字进行 “修复”，但“亦不能复”。此后，王莽（公元9－24年在位）新朝，东汉光武帝刘秀（25－75年在位），至汉和帝刘肇（89－105在位）等，也都分别先后命人对卓（隶）字进行过所谓“修复”，尢其汉和帝刘肇“申命贾逵修理旧文”等（《说文解字•叙》），反映了一个“修字”倾向，那便是让篆字与卓（隶）字，从结构上彼此互相走近，也即是说，尽可能地让卓（隶）字的字体结构向篆字结构靠拢，逐步远离多趋简约的“楚味”，多些“篆味”。相传诸如张敞、甄酆、马援、贾逵等西汉末、东汉初中期的文字学家和学者，都曾参与其事（见《说文解字•叙》）。既然投入这么多的学者和这么多的次数去“修复”、“修理”文字，就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的，至少也得将文字的“字容”向繁杂方向变一变。所谓“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论衡•书解》）。晁错（前200－前154），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50在位）时御史大夫，究竟是如何“修理”卓（隶）字的，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和“不知何者为是”，则无疑是后人“修复”卓（隶）字的两个共同特点，尢其可以说是自西汉末以来，所谓“修理旧文”或修复“苍颉之法”的历史缩影。至于“苍颉之法”究竟是什么？按照唐朝虞世南的说法，即是“苍颉象形”（《书旨述》）。也就是说，“苍颉之法”即是“象形之法”。按照笔者的理解，“象形”之法，也即是“繁化”之法。不难想见，所谓“修复”“ 苍颉之法”，其实是在想尽办法繁化卓（隶）字而已。即是说，在此一时期，卓（隶）字极可能遭到增加笔划数和副字数的所谓“修复”。关于这一点，以西汉初期的简帛书文字，同东汉的简书文字作一比较，即一目了然。后世的不少繁体字，可以说大部分出自其时，如将三个“鹿”合成一字（“粗”之古字）等，即是其中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流传下来的汉字少有“楚味”而多具“篆味”的基本原因。后人不明其诈，反误以为汉卓（隶）字是直接从“省简”秦篆而来。由此可见，弃“简”求“繁”，是专制统治阶级管制文字的共同特征。
   东汉王朝多次主张重新恢复对秦篆的使用，但已不得人心。东汉中期，和帝敕命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书中以9000余个秦篆为“正统”文字，反映了东汉王朝的用字主张。然而人们“反以篆籀为奇怪之迹”（徐铉《上〈说文解字〉校定表》），要恢复对秦篆的使用，已是不容易的事了。尽管如此，至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8在位）之时，又特别设立所谓“鸿都门学”，招揽社会上那些“工书鸟篆”者为士，甚至许以高官。“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后汉书•蔡赐传》）时而以秦篆为“正统字”，时而又以“虫篆”为诱饵，封官许爵，试图恢复秦篆。所有这些例子均充分说明，专制统治者要用以“繁”代“简”来“制裁”汉卓（隶）字之心不死。
然而，问题并没有划上句号。在以古硬笔为主流写字工具的时代里，既然恢复秦篆的用字主张不可能实现，繁化汉字的收效也极有限，就只得打起“变更”笔具的鬼主意了。那便是千方百计地伺机改用“散卓笔”了（笔名见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2）》第30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谓“散卓笔”，即中国软笔（后世也称“毛笔”等）历史上最早的具体名称，也就是用“提按”法作字的“书法笔”。软笔用“平行”法写字叫做“软笔写字”，与书法无关；软笔用“提按”法“作字”才叫“散卓笔”，才与书法扯上关系。
有两个事例，值得引起高度关注，便是发生在三国曹魏时期的相关活动，一是用软笔进行考试，一是大兴所谓“草书”。
据《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记称：“正始中，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聿（笔）者，未及十人。”“正始”，即三国中期魏国齐王曹芳在位的年号（公元240－248年）。“公卿”，即魏国的高级官吏。“聿”，以硬笔为主的写绘工具的通称，这里当指“软笔”。大意是说，正始中期，魏廷为四百余名中级官吏，举行了史无前例的软笔答卷测试，但能真正*执软笔进行写字者，竟然不足十人。这一记载，虽寥寥数字，却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几个问题，极其可贵。其一，这里所称之“聿”，确指“软笔”无疑，因为若指“硬笔”，则不存在所谓“能否”*笔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魏国开始尝试在官方写字领域里，推行以软笔取代硬笔的文化策略，但失败了。其二，从统计学角度看，“四百余人”与“不足十人”相比，其比例为四十分之一弱（40：1），可见由于缺乏经验或相关训练，以及其他相关的物质准备（如制笔技术、承写载体）和历史准备（如某种理论、观念、机制等），其时真正能使用软笔作正常写字者，竟如此微不足道（专业抄书者除外），因之也谈不上什么“规模”了。其三，以此类推，自诩为继承秦、汉“正统”的曹魏，软笔的使用率尚且如此之低，就遑论诸如蜀国、吴国了。笔者指此时书法仍处于“萌芽”阶段，依据即在于此。用软笔作考试的书写工具，虽说是一个原始尝试，但却显示了“易笔”的政治意图。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正始”之时，正是曹魏走向衰落之际。一方面，是曹爽与司马懿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政治昏暗，进步士人噤声，“竹林七贤”是其例子。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所谓“九品中正制”，士族把持权力，门阀观念高筑，社会矛盾尢其突出。其时，也正是王弼、何晏之流大刮“玄学”之风之际。联系到曹丕《典论.论文》有所谓“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之句，成为后世专制统治者阶级“贵耳贱目”的愚民信条，魏廷辄以软笔测试官吏，反映了专制政治愚民文化，其时在魏国可能获得了新的部署和推动。而曾任曹魏侍郎的卫罐（“缶”作“王”，所谓魏晋书法家）之子卫恒，后来竟然作《四体书势》一文，成为后世书法理论的始作俑者，可以说与此不无联系。
   其次，据唐朝张怀罐（“缶”作“王”，下同）《书断》一文记载，魏国人张芝（？－192年）将“章草”变成“今草”。所谓“今草”，即“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如其流速拔茅，其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又“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唯知音者乃能辨焉……，即解散隶体……” 所谓“解散隶体”，也即是“解散”卓体。以此看来，“散卓笔”之名称，当出于其时。笔者之所以指书法发端于“解散”汉卓（隶）字，其依据即在于此。
   虽说魏廷这次“测试”的结果是失败了，但却开了用软笔考试的恶劣先例，为后世的科举用笔提供了历史依据。然而，用“散卓笔”主宰字坛，则要到唐朝才告实现。虽说中国书法的起源，三国曹魏的相关活动值得引起高度关注，但由于笔者手上资料有限，故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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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卓（隶）字与秦篆，虽说两者都是由古硬笔所创制，却是彼此不同的两种文字模式，其创制时间相隔仅约10余年，即公元前221－前209年。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秦篆为“官修”字符，笔划繁杂，构图封闭，极不利于识、记、写。考其造字立意，在于试图通过以篆字制约硬笔也即“以字制聿”，削弱文字的正面的社会作用，滞阻文字应用，弱化民智，为维持其专制统治服务。而汉卓（隶）字则不同。汉卓（隶）字可以说是纯粹的“民修”字符，笔划平直，字体方正，构图简约，相对地便利于识、记、写。考其造字立意，在于以字“利聿”，最高限度地发挥文字的正面的社会作用，促进应用，提升民智，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汉朝人之所以坚决地唾弃秦篆不用，而认同、接受汉卓（隶）字，原因即在于此。虽然，若以当今视角看，汉字依然存在着诸如体、义、音等大量问题，使用不便，甚至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远在距今2000余年前的汉朝，能够诞生和使用如此模式的文字，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社会进步，至为难得了。换言之，汉卓（隶）字自秦末至唐初800余年的流传使用，不仅标志着中国古硬笔在造字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获得举世认同。而且，它还预示着一个新的、更为便于应用的汉文字模式，有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产生，并造福于子孙后代。但不幸的是，随着此后“散卓”活动即书法活动的膨胀，不仅汉字的改进或创新成为一种空想，从此停滞不前，就连流传了近千年之久的汉卓（隶）字，竟因“易笔”关系而变成所谓“书法字”、“科举字”，也即唐朝文字了。
   概而言之，首先是秦篆“否定”了战国所有进步的古字也即“简化字”，然后是汉卓（隶）字“否定”了秦篆，而时隔900年后，竟由书法字“否定”了硬笔汉字即汉卓（隶）字，成了汉文字史上的所谓“否定之否定”。

第四节  软笔与“散卓笔”之基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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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笔是书法的基本工具，故一并简要叙及。
   软笔，古与硬笔同称“聿”，三国.魏至晋朝曾经一度称为“散卓笔”，唐朝称“毫”、“筆”，宋朝兼称“笔”，今称“毛笔”。这里，将软笔的三种运笔状况、早期软笔在写字上的使用率，以及软笔与“散卓笔”的基本区别分叙于下。

   （一）软笔的三种运笔状况

   软笔的三种运笔状况，即“平行”型、“提按”型与“不自觉”型。
   “平行”型，即以“持平”的角度、“均衡”的力度进行运笔，故称为“平行”运笔方法。其笔划造型呈“写线”型，也即粗、细相对一致。软笔绘画上的工笔画，以“写线”造型，即是以“平行”为运笔方法的。同理，早期软笔在写字上也是以“平行”为运笔方法的，故其笔划造型多呈写线型，与古硬笔写字并无多大区别。所以说，在历史上一段很长时期，软笔曾经是古硬笔在发展进步文化方面的忠诚伙伴、同盟军，是无可置疑的。
“提按”型，即以时高时低的角度、忽轻忽重的力度进行运笔，故称为“提、按”运笔方法。其笔划造型呈“疙瘩”型，也即粗、细不一致，反差较大。如“八分”、“楷书”之类，均采用这种运笔方法。这种运笔方法萌芽于东汉中期，也即卓（隶）字流行了近300年之后，并定制于唐朝。
“不自觉”型，即“失控”型，指执笔过程中由于缺乏*作经验或技巧，不能“自制”而产生的“滞笔”现象，故称为“不自觉”或“失控”型运笔状况。其笔划造型也呈“疙瘩”型，也即粗、细不一致，反差较大。如“汉简”上部分软笔字，大多属于此类“失控”型运笔所造成。
“平行”、“提按”与“不自觉”，三种方法均可在软笔运笔过程中分别出现，古今相同。前二者属于自觉的、有意识的*作行为，而后者则属于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作行为，是应当加以严格区别的。尢其以具备自觉意识的“提按”方法炮制出来的字，与以“不自觉”（失控）方法写出来的字，更是不能相提并论，更应区别开来。

（二）早期软笔在写字上的使用率

   早期软笔在写字上的使用率，究竟有多高呢？这里，不妨以三国魏国的一次官吏“笔试”为例，从中可看出一些问题。
据前引《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所载，“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聿（笔）者，未及十人。”从统计学角度看，“四百余人”与“不足十人”相比，其比例为四十分之一弱。可见，其时能*执软笔写字者，人数低得可怜。其次，魏廷那次测试仅仅是“软笔写字”，远不是唐朝科举考试那样的“书法作字”，要求更高。官吏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官吏尚且如此，就更遑论一般人了。
由此可见，能用软笔写字者人数如此稀少，能作“书法”者，显然决不会多见了。据此进一步推论，三国曹魏之时，只有“散卓”的概念，并不存在所谓“书法”的概念。由于相关经验或训练的缺乏，以及其他相关的物质准备（如制笔技术、承写载体）和历史准备（如某种理论、观念、机制等）等方面远为不足，即使是有意识的“散卓”活动，也不过只是北方士族中少数个别人的玩意罢了。

（三）软笔与“散卓笔”之基本区别

   以“平行”方法书写出来的汉字，笔划造型呈“写线”型，而以“提按”方法炮制出来的汉字，其笔划则呈“疙瘩”型。这便是“软笔”写字与“散卓笔”作字的基本区别，也即是“软笔”与“散卓笔”的基本区别。
   值得指出的是，人类创制文字，其目的在于应用、实用，因之，其制作工具概以硬笔为主。而硬笔是以“平行”为基本运笔方法的，因之笔划以“写线”作为常态造型。由此可以说，笔划写线型，既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常态造型，也应是中国汉字常态造型。造字如此，写字等也不无如此的。而早期软笔写字多用“平行”方法，反映了与硬笔写字保持了一致性。其次，以观视效应而言，“写线”型与“疙瘩”型具相反作用。写字的目的，在于让人看懂。因之，用“平行”方法书写出来的汉字，笔划呈写线，给人以相对规整、畅朗、清晰的观感。故在客观效应上，不仅便利于一般的识、记、写，而且容易将读者的阅读注意力，即时引导到对文义的直接理解上，从而加速读者的思维循环，促进智力的提升。而后者用“提按”方法捏弄出来的文字，其笔划呈“疙瘩”状，给人以扭扭捏捏、动荡和变化莫测的神秘观感。故在客观效应上，不仅不利于一般的识、记、写，而且容易将读者的阅读注意力，即时引导到对所谓“笔形”与“字形”的“观摩”之上，这就无异于起到“喧宾夺主”或“移花接木”的负面作用，从而冲淡、削弱，甚至转移读者对文义的直接理解，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写字的基本诉求和应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散卓笔”作字，无疑旨在通过扭曲汉字，达到干扰和削弱汉字应用的目的。
   软笔作为“施彩笔”、“绘画笔”与一般“写字笔”，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贡献巨大，值得肯定。但作为“散卓笔”即书法工具，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则必须予以否定。即是说，“散卓笔”来自软笔，但软笔并不等于就是“散卓笔”，两者必须加以区别对待。或者说，软笔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写字*作上选择了哪一种运笔方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