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综论

沈阳老张

一是明代的确很重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资料的菟集。朱祜槟撰《茶谱》(1529年前后) 系"采辑论茶之作"；朱曰藩、盛时泰撰《茶事汇辑》(1550年前后)；孙大绶辑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的《大明水记》及《浮槎山水记》等三篇而成《茶经水辨》，又辑陆羽《六羡歌》、卢仝《茶歌》等八首诗歌而成《茶经外集》，还辑吴正仪《茶赋》、黄庭坚《煎茶赋》等而成《茶谱外集》 (均为1588年)；屠本唆摘录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等10多种书的文字编成《茗芨》(1610 年)，颇似茶书分类汇编；夏树芳"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而成《茶董》(1610年前后)；陈继儒摘录笔记杂考及其它书籍，编《茶董补》(1612年前后)；龙膺撰《蒙史》(1612年)，系杂抄成书；徐蚴从20多种书上辑录有关蔡襄和建茶的文字，汇编成《蔡端明别记》；喻政辑古人及当时人所写有关茶的诗文编写《茶集》，又取古人谈茶之作26种合为《茶书全集》(均为1613年)；万邦宁多从类书撮录而成《茗史》(1630年前后)。这些茶书确实是汇集或重刊前人的著作，但正因此保留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有利于茶著的传播和扩大其影响，并为后人校刊、整理、研究带来了便利。其功是不可没的。而且，有的茶书虽然苋集前人著述，却力争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如张谦德撰《茶经》(1596年)虽折衷陆羽、蔡襄诸书，但又"附益新意"，对"不能尽与时台"者进行辨析。何彬然撰的《茶约》(1619年)，只是"略仿陆羽《茶经》之例，分种法、审候、采撷、就制、收贮、择水、候汤、器具、酾饮九则，后又附茶九难一则，"内容也有很大不同。
　　二是明代的许多茶著又是另辟蹊径，标新立异的。如朱撰《茶谱》(]440年前后)凡2000 字，除绪论外，下分品茶、收茶、点茶、薰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等16则。他反对蒸青团茶杂以诸香，独倡蒸青叶'茶烹饮法，就是缘白自己心得体会的独到见解。作者在绪论中说："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万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立足于"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的，在朱权之后，还有很多后继者。田艺蘅的《煮泉小品》(1554年)，虽汇集历代论茶与水的诗文，却分类归纳为9种水性，既有评论又有考据，有些持论还相当切实。徐献忠撰《水晶》(1554年)，品评宜于烹茶的水，虽有一时兴到之言，但《四库全书总日提要》称其"亦自有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1570年前后)，讲述烹茶方法和饮茶的人品、伴侣及兴致，反映高人隐士的生活情趣。陈师撰《茶考》(1593年)，虽是略有所见，随笔记-卜占今烹茶法的变迁，但有些却是独家新意，故：卫承芳跋赞其"晚有兹编，愈出愈奇。"张源撰《茶录》(1595年前后)仅有1500来字，却足长期钻研的心得体会。他"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顾大典序)许次纾对茶理最精，他总结累积自身经验撰写《茶疏》(1597年)，论述产茶品第和采制、收贮、烹点等方法颇有心得。罗廪白幼喜茶，后"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他取得丰富实践经验后，撰成《茶解》(1609年)，故其中论断和描述大都很切实。熊明遇撰《罗齐茶记》(1608年前后)，闻龙撰《茶笺》(1630年前后)，周高起撰《洞山齐茶系》和《阳羡茗壶系》(1640年前后)，冯可宾《齐茶笺》(1642年前后)，均有亲身经验，所叙也各具特色。实践出真知，明代茶书的创新是与作者积极参与茶事密不可分的。
　　明代茶叶著作的创造性和突出贡献，就在于全面展示了明代茶业和茶政空前发展和中国茶文化继往开来的崭新局面。具体而言：一、记载了茶叶产区的扩大，江南茶产的兴盛，茶叶名品的繁多；茶树栽培技术的进步，茶园管理水平的提高；茶叶制作技术的变革，六大茶类的始兴或发展。二、明代茶书对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饮茶风尚的变革，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推波助澜。诸如对"开千古茗饮之宗"的瀹饮法，予以普及推广，推崇饮茶时"天趣悉备"的自然美，推崇古朴雅致的宜兴紫砂茶壶，十分强调茶性发于水的品水之学，并提出品茶十三宜，七禁忌的品饮理论，使明代的茗饮达到了幽趣无穷、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三、明代是封建茶法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茶马互市是明代茶叶流通的主导形式之一。对于明代的贡茶之法、官茶之法和商茶之法及其社会影响，对于茶马贸易的展开及其管理制度，茶马贸易的历史演变等系列问题，明代茶书都有专门的记载和论述。这方面的著作有谭宣撰的《茶马志》 (1442年前后)，陈讲撰的《茶马志》(1524年)，胡彦撰的《茶马类考》(1550年前后)，徐彦登撰的《历代茶马奏议》(1643年以前)。当然，明代茶书的广博内容和最新创见并非局限于三方面，这里就不一一细谈了。
　　三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人对于当时的一些茶书就喜欢修改增删。钱椿年"好古博雅，性嗜茶。年逾大耋，犹精茶事。家居若藏若煎，咸悟三昧，列以品类，"汇编成《茶谱》(1530 年前后)--书。照理，这位精于茶事的高寿老人的著作当有一定的权威性。赵之履所撰《茶谱续编》(1535年前后)，还附在书后呢。但时过不久，顾元庆因钱著"收采古今篇什太繁，甚失谱意。余暇日删校，仍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于后"，于1541年撰成新的《茶谱》。这类事一再发生，如屠隆撰的《茶说》(1590年前后)，乃是喻政抽改屠氏《考桀余事》中的《茶笺》部分，删去洗器、口盏、择果、茶效、茶具诸条及人品条的最后一则，而增茶寮一条(原在山斋笺内)，改称《茶说》，收入他编印的《茶书全集》。这种增删和修订，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人对茶著精益求精的态度吧!　
　　总之，因袭与创新的融合构成了明代茶书的基调。由于有明一代茶书众多，我们无法一一介绍，只能就一些最有影响的著作和主要观点作点分析。明代茶书几占中国古代茶书的一半，它们"互相重复"的状况也许可以大致反映整体的一般规律。

沈阳老张

关于历代茶书的"文人戏笔"，此说见之于陈祖架、朱自振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该书导言中指出："但也有少量茶书，或出于文人的一时戏笔，或其内容全部系抄袭而成，那就无甚意义。""对于文人戏笔和抄袭之作，我们则仅列标题，表明原书尚存，全文从略。"对于"抄袭而成"，上面关于"互相重复"的分析似可作出回答。而"文人戏笔"，我们也想再作点分析。
　　作为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删除非"历史"的"文人戏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 "文人戏笔"是否还有茶文化史的"意义"呢?我们还是看看选辑时的一些具体处理。如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825年前后)编者按："古人论茶兼及宜茶之水，水质不良，自然影响茶味。若如张又新所载，把天下之水，一一按照美恶排队，又说陆羽能辨别临江和南零之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类记载，本辑一般删去不收，这里仅作代表。"(原文均仅断句，标点符号系引者所加，下同)果然，收录唐温庭筠《采茶录》(860年前后)时就"删去陆羽辨临岸和南零水一节"。宋代叶清臣撰《述煮茶小品》(1040年前后)编者按："这是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陶埏重校《说郛》当作一书收入。没有什么意义，全删。"明代田艺蘅撰《煮泉小品》(1554年)编者按云："全书约五千字，分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等十类，议论夹杂考据，主要是文人戏笔。这里保留宜茶部分，一以作例，再是这部分多少还有点参考价值，余删。"明代徐献忠撰《水晶》(1554年)编者按说："全书约六千字，分上下二卷。上卷总论，分一源、二清、三流、四甘、五寒、六品、七杂说等七目(r卷下叙述宜於烹茶的各地方水。白上池水至金山寒穴泉共三十七目，是品评宜於烹茶之水的。四库总目评为一时兴到之言，全删。"明代陆树声撰《茶寮记》(1570年前后)的编者按写道："此书前有谩记一篇，后分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候、茶侣、茶勋七则，统称煎茶七类。主要是讲烹茶方法以及饮茶的人品、伴侣和兴致等，删存如上。"所保留的为三则：烹点，尝茶，茶勋。辑人不详的《茶谱辑解》(1862年)编者按称： "该书系清代茶叶中人编印，全书分四卷，辑录关于茶的故事和诗文，约三万多字，全删。"从编者按中可以看到，这些被删削的茶书，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记载了"绝对不可能的"事；二是，"短文"、"议论夹杂考据，主要是文人戏笔"；三是"一时兴到之言"；四是"关于茶的故事和诗文"。
　　那么，这种种情况是否有茶文化"意义"，除了前面已叙，我们再看两个例证。明钱椿年编 (1593年)?顾元庆删校(]541年)的《茶谱》编者按说："下删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所谓竹炉，也就是茶炉和贮藏分封六事的大竹器。作者把茶炉题名为苦节君，把贮藏六事的大竹器称为苦节君行省。其分封的六事指建城(贮茶器)、云屯(贮泉器)、乌府(贮炭器)、水曹(贮水器)、器局(贮叶•六种用具器)、品司(贮笋、榄、瓜仁等助茶香物之器)。所删计•图八幅、说明及铭赞 1200多字。系文人游戏笔墨，无意义。"而王玲《小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四章第二节"明人以茶雅志，别有一翻怀抱"写道："尽管茶人的抱负不可能实现，但总是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不用说诗、文及茶画，即便是饮茶器具也都以有深刻含意的词句命名。竹茶炉叫 '苦节君，；盛茶具的都篮叫做'苦节君行省'；焙茶的笼子称作'建城'；贮水的瓶子叫作'云屯'，意谓将天地云霞贮于其中。茶人的用心良苦，可想而知。"同书的第七章第三节"养廉、雅志、励节与积极人世"，作者再一次谈到："明代，国事艰难，更继承了这种传统，竹茶炉称'苦节君像'，都篮称'苦节君行省'，焙茶笼称'建城'，贮水瓶称'云屯'，炭笼叫'乌府'，涤方曰'水曹'，茶秤叫'执权'，茶盘叫'纳敬'，茶巾称'受污'。表面看，茶人们松风明月，但大多数人，却时时不忘家事、国事。茶人们从饮茶中贯彻儒家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大至兴观群怨，规矩制度、节议，小至怡情养性，无一不关平时事，"两位专家对同一条资料的看法，竟然大相径庭。
　　明代邓志谟撰(1643年前后)《茶酒争奇》的编者按说："本书二卷，卷一是作者所写的茶和酒争辩的游戏文章，卷二辑录关刁：茶酒的诗文。全书约共32000字，全删。…'茶酒的诗文"前已造、煎煮、饮用的基本知识，对迄至唐代的茶叶的历史、产地，更为重要的是对茶叶的功效，都作了扼要的阐述，这些阐述，有的迄今还没有失去其参考价值。当然，由于时间的流逝，《茶经》所叙述的关于造茶的工具，煮茶、饮茶的器具等部分，有的已无现实意义。"这个评价，大多也适用于其他茶文化典籍资料。由于典籍文献的写作者大多很少从事茶叶生产实践，故对茶学的知识也大多陈陈相因，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古代茶学的发展。至于品茗艺术，明以后才用散茶，当时已有分野，唐宋之说只能是古风遗韵。

沈阳老张

我们坦城地阐述了对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一些看法，是否准确，是否合理，还有待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评判。但是，我们总觉得学术的锐气和良知任何时间都是必要的。正由于有上述看法，所以《中国茶文化经典》编撰时，除了因为篇幅所限略有删减外，对于资料一般保持原貌。
　　在中国茶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中国茶文化活动日益增多，中国茶文化传播日益强劲的今天，对于茶文化典籍文献作出"非好即恶"的绝对式判断或"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所谓辩证式判断不免流于皮相。文化一旦以文字积淀下来，便包含着超时空的普迎合理性因素。茶文化典籍文献也是如此，其全部意义与全部价值，不可能以某一时期某一框范的评判来界定。因此，我们所肯定的东西可能恰好是我们前人所否定的，我们今天鄙弃的东西或许在将来会受到我们的崇尚。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对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作出的价值评判，也许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如实菟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的资料，也许习'会传之久远。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一脉流程时宽时窄，时急时缓。但是，我们作邈远的追索，不仅是为了凭吊，不仅是为了怀古，更是为了今天和未来。踩在20世纪的终点和未来世纪的开端，我们进行的这种沉思，就是源自于这种历史的使命感。
　　历史向今天走来，今天向未来走去!　
　　茶文化的恩惠，终将洒满人间!　

鞍山王胖子

茶文化典籍文献

曾经.是我

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

丰-翎-堂

好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