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荡火种《沙家浜》背后的真实历史

沈阳老张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新四军活跃在大江南北，转战于江淮河汉，在环境极其复杂的敌人后方，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不断发展壮大。

    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就是在新“江抗”(新四军一部)真实的斗争历史基础上，演绎出来的。日前，本报记者赴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及常熟沙家浜镇，寻访与京剧《沙家浜》相联系的那段真实历史……

    战斗负伤离战场，

    养伤来在沙家浜。

    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

    也不知转移在何方。

    ——《沙家浜》唱词

    大部队转移到哪儿去了？

    看过《沙家浜》的人都知道，戏一开始，就是18个伤病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沙家浜镇养伤，而大部队已经转移了。

    戏中始终没有交代的是，大部队为什么转移，又转移到哪儿去了？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来回顾一下新四军六团于1939年东进和西撤的历史过程。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坚持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后，轰然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然而，由于兵力有限，日军只能实行点线占领，分兵把守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而不能控制广大乡村及众多小城镇，为游击战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国民党政府人为设限，宣布宁沪铁路(当时称为京沪铁路)丹阳以东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游击区，丹阳以西为新四军的游击区，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严格限制其向外发展。

    当时江南新四军的最高领导、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向苏南东路地区发展早有预划。时任新四军六团团长的叶飞后来在《铁流东进》一文中这样回忆:

    “1939年2月间，陈毅同志到军部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回来后就命令新四军六团准备向东作战。他在交代任务时说:‘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我们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你们这次到东路去，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枪、款！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不对！有了这些，才好抗日嘛！”

    然而，就在六团马上要东进的前夜，出现了一个插曲。项英给陈毅发去电报坚决反对东进，理由有二: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日军兵力强大，部队到那里会被敌人消灭。

    陈毅征询了叶飞的意见后，一锤定音:“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担任东进作战任务的新四军六团，是由坚持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的原闽东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受共产党影响的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汇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自1939年5月初六团东进后，先后经过黄土塘遭遇战、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火烧虹桥飞机场等战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同时收编了大量地方抗日武装，也与国民党顽固派“忠义救国军”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至1939年9月，经过仅仅4个多月的东进作战，“江抗”已由东进时的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而此时，国民党三战区也发现这支“江抗”就是新四军，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蛮横要求“江抗”西撤，同时调集“忠义救国军”准备与“江抗”决战。

    10月，为了顾全大局，陈毅命令“江抗”西撤并准备向苏北发展。而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精心调理真不差。

    缝补浆洗不停手，

    一日三餐有鱼虾。

    ——《沙家浜》唱词

沈阳老张

《沙家浜》的故事是以18个伤病员到沙家浜镇养伤开始的，那么，真实的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事吗？

    “江抗”主力西撤时，在东路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滞留了一批治病养伤的指战员。他们之中有“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江抗”五路(当时“江抗”部队分为五路)参谋长夏光，“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黄烽，还有一些连排级干部及战士等。

    “江抗”后方医院的前身是常熟“民抗”医院，而“民抗”的全称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民抗司令任天石出身中医世家，参加抗日武装前一直以行医为生。“江抗”东进后，原新四军六团卫生队与常熟民抗医院合并成立了后方医院，由原六团卫生队队长林震任院长，十几名医护人员多半是由上海地下党输送来的。

    1957年，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写成长篇回忆录《火种》，并将其中部分章节以《阳澄湖畔》为名发表，讲到阳澄湖畔养伤的情景:

    “……‘江抗’只得西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东路，留下了36个伤病员。

    “当时，党告诉我们36个同志说，留下我们，并不单单是因为身体条件不行，跟不上主力部队频繁的流动，留下我们，重要的是党需要留下一把火种在东路！”

    根据刘飞和其他同志的回忆，医院最早是设在芦苇荡中大大小小的渔船上。临近的西董家浜抗日群众掩护着这批伤病员，通过医护人员为他们送饭送菜，并与伤病员约法三章:不能生烟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

    《阳澄湖畔》中这样写道:“秋天过去，芦苇大部分被割掉，张家浜的乡亲们向县委提出请求:要把伤病员接到村里去住，乡亲们拍着胸脯发誓:‘交给我们吧，只要我们活着，伤病员就不会损失一个！’”

    一天傍晚，张家浜的乡亲们，把伤病员从小渔船上接下来，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各家门前的稻草堆里。这一年秋收的时候，乡亲们在堆稻草垛时，都不约而同地在稻草堆中间，搭起一张宽敞的床铺，准备帮助伤病员过冬。

    行动不便的伤病员在村中目标是很大的。有一天，鬼子果然来袭击了。听到消息，张家浜的乡亲们扶着轻伤员，抬起重伤员，迅速转移到湖边，并用船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当年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王嶙等，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在曹家浜遇险的经历。1939年12月26日，日本鬼子突袭曹家浜，部分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医护人员被围其中。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大部分同志脱险，而王嶙本人就是因为当地一位大嫂主动与她姑嫂相称而骗过了敌人。

    《沙家浜》中的沙奶奶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典型。但当年的新四军伤病员，确实是在阳澄湖畔的广大乡亲们掩护下，才得以生存、康复的。

沈阳老张

《沙家浜》中的18名伤病员，在真实的历史上其实是36名伤病员。

    如前面所说，刘飞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伤病员一共有36名。

    36名伤病员说法的依据，来自当年芦苇荡中的一次登记。据崔左夫同志1957年写成的《血染着的姓名》一文记载，当年在芦苇荡中，有一天湖水猛涨，冲走了一位伤员，夏光就主持召开一次伤病员会议，进行姓名登记，并组织轻伤员出来放哨。这次登记共有36人，所以后来人们习惯上一直称有36个伤病员。

    因为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很大，所以这第一份记录在案的伤病员名单已经失传了。前些年，通过老同志的回忆和相互引证，形成了陈列在“沙家浜连”连史馆和“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的36名伤病员名单。

    那么，这36名伤病员历史上的命运如何？他们后来找部队去了吗？

    事实上，他们没有去找部队，他们是在党的指示下，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并以他们为核心，在江南东路地区形成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装力量，即新“江抗”。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斗争历史，甚至比《沙家浜》中反映的更为辉煌。

    1939年10月下旬，叶飞率部渡江北上时，把原常熟“民抗”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让他重返苏常太地区，和留在那里的伤病员和地方党重新组建部队，坚持武装斗争。

    11月6日，在中共东路特委代理书记张英的主持下，东路地方党、江抗、民抗三方负责人在东唐附近的一个庙里召开了会议。到会人员除杨浩庐外，还有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等，而新四军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刘飞因伤势严重需要去上海治疗，就由伤势较轻的夏光代表参加。

    正如《沙家浜》戏词中所说，留在东路的新四军伤病员原本都想养好伤病重返主力部队。杨浩庐传达了陈毅、叶飞的指示后，大家明确了新的斗争方向。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即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黄烽为副主任。同时，常熟民抗恢复活动，仍以任天石为司令。

    新“江抗”成立后，首先组建了特务连，就是由36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以他们为火种，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形势又开始了新的燎原。

    身强力壮跨战马，

    驰骋江南把敌杀。

    ——《沙家浜》唱词

沈阳老张

新“江抗”成立后，一方面与日伪军展开斗争，一方面联合、吸纳其他地方武装共同抗战。

    夏光、杨浩庐等同志领导了最初的斗争。当时在苏常地区留有两支已被“江抗”收编却未及随主力西移的地方武装。一支是周嘉禄部，曾改编为“江抗”五路独立大队，另一支是殷玉如部，曾改编为“江抗”五路独立二大队。“江抗”主力西移后，周嘉禄、殷玉如埋藏枪支，疏散人员，停止了活动。夏光利用原任“江抗”五路参谋长的便利条件，找到他们反复做工作，说明“江抗”主力西移是执行任务，不久还要回来，鼓励他们拉起人马，重新参加新“江抗”，并派骨干到他们的队伍中加强领导。

    不仅如此，夏光还与其他一些地方武装联系，或收编、或联合。

    经过一段时间部队的整合、发展，新“江抗”向日伪军开火了。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横泾附近的北桥伏击了日伪军下乡抢粮的汽艇，击毁敌汽艇一艘，然后，向阳澄湖畔的洋沟楼村转移，准备与当地群众共同联欢度过春节。这是新“江抗”所属特务连、独立二大队、民抗一连和省保四团三营一连的第一次集中行动。

    2月8日清晨，日军警备队得到情报，伪装成渔民袭击新“江抗”。新“江抗”立刻组织还击，双方都凭借村落的房屋，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进行了激烈争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时日军才收兵撤走。

    洋沟楼一役，不但挫败了日军的阴谋，也打出了新“江抗”的威名。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新“江抗”真正的大发展，是从1940年4月谭震林被派到东路主持全面工作开始的。谭震林当时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谭震林到达东路地区后，同江南特委，常熟、苏州两县委，江抗东路司令部，常熟民抗的领导人见了面，成立了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将江抗东路司令部更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并自任司令兼政委。谭震林明确指出要迅速打开东路抗战的局面，而不是只满足于常熟一地的工作，要求东路地区的党组织亮出共产党的旗号，大刀阔斧展开斗争。

    谭震林的到来，统一了东路党组织的领导，整合了江南东路地区各种受党影响的抗日武装，吸引了许多农民参加队伍，上海地下党组织还输送了大批工人、职员和学生入伍。到1941年3月，只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当新“江抗”整编为新四军6师18旅的时候，部队已经发展到4600多人。

    在1940年11月谭震林同志发表于《大众报》的《东路一年》一文中，他指出:“如果没有夏光同志独当一面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应付当时的环境，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顺利的发展。”

    1941年9月，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清乡”，新四军18旅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北渡长江转战苏中，新“江抗”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沙家浜》唱词

沈阳老张

《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是新四军的凶恶敌人。那么，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姓蒋”的队伍，它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沦陷以后的东路地区，有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弃的大量武器。日寇对城市和交通要道实行点线占领，广大农村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游击队”和“游击司令”，群雄角逐，鱼龙混杂。按其组织成分大致可分为:国民党散兵和警察为主体组成的；帮会头子和地痞流氓乘机拉起来的；地方人士出面组织的；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发起组织的。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收编杂色武装。例如，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1937年10月到浦东时，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上海失守后，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这支部队军纪松散，敲诈勒索，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班长都带老婆，五六百人的队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也被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

    忠义救国军虽然也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这支特务流氓武装的根本任务还是限制和打击共产党。1939年5月，它两次攻击“江抗”，9月初又集中3个支队向“江抗”进攻，1941年1月参加了围歼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此后，又分兵三路向新“江抗”进攻，是江南东路地区进攻新四军的急先锋。

    1946年1月，忠义救国军和其他特务武装合并为交通警察总队。

沈阳老张

《沙家浜》戏中，有一位中共常熟县委书记程谦明，他扮成郎中先生，在敌人眼皮底下与阿庆嫂接头，面授机宜，布置新四军伤病员安全转移红石村。这位程谦明，在戏中反映的是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形象。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位“程谦明”，既是常熟党组织的代表，也是常熟地方武装力量的代表。

    在崔左夫同志的《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一天，董家浜西南梅村的东来茶馆里，来了一位中年茶客，他一边喝茶，一边与茶馆老板小声交代，要把芦苇荡中的新四军伤病员全部转移到澄西张家浜，否则他们会全部饿死。这位茶客就是当时中共常熟县委委员、“民抗”司令任天石。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谈一谈前文也多次提到的，常熟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了。

    1937年底，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李建模，在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了联系，并受省委委派，任常熟县委书记，与共产党员杨浩庐一起来到常熟，建立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

    此时，出身中医世家的常熟人任天石变卖全部家产，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群众自卫武装。任天石与李建模取得联系后，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并加入共产党，与李建模、杨浩庐等一起，吸收其他抗日武装，正式成立了“民抗”，由任天石任司令。任天石在常熟群众中威望很高，当地人都亲昵地把民抗部队称为“老天部队”。

    “江抗”西撤后，任天石等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力量，为掩护新四军伤病员作了大量的工作。江抗后方医院原本就是在任天石创办的民抗医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面提到的《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记载的故事，成了《沙家浜》中县委书记巧扮郎中，转移新四军伤病员，最直接的故事原型。京剧《沙家浜》里，程谦明回答刘副官盘问，称自己是“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世医”，而现实中的任天石，情况的确如此。

    京剧《沙家浜》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在《芦荡火种》中，程谦明原本叫陈天民，据编剧文牧所说，陈天民的名字，就用了任天石的“天”字和民抗的“民”字。

    任天石作为一位平民英雄，在抗战中与日伪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却在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1月，在上海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最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乱世英雄起四方，

    有枪就是草头王。

    ——《沙家浜》唱词

沈阳老张

据《芦荡火种》编剧文牧同志讲，剧中的胡传魁和刁德一一样，原本都是没有原型的虚构人物，只是因为胡传魁的性格有些胡搞，所以才让他姓胡，就像刁德一性情刁滑，就让他姓刁一样。

    但当戏剧公演后，当年参加过江南东路斗争的新四军老战士们，却几乎一致把胡传魁对号入座到一个叫胡肇汉的人身上，这其实只能算是一种巧合。不过我们如果来看一看胡肇汉的历史，对于理解当年东路斗争的复杂性倒是很有帮助。

    真实历史上的胡肇汉，是东路新四军的一个危险敌人。此人经历颇为复杂，确实有胡传魁的流氓、投机色彩，最后成了坚决反共的顽敌。

    历史上的胡肇汉，完全不是胡传魁那样肥头大耳的“草包司令”，而是目如鹰隼，阴险毒辣，倒颇有几分像刁德一。

    胡肇汉生于1906年，湖南岳阳人，岳阳警官训练班出身，20岁起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先后担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1937年上海失守后，他投奔太湖程万军部任副官。当时阳澄湖一带有一支由当地士绅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胡肇汉受命到这支队伍中，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此时胡肇汉的地位，倒有点儿像刁德一式的参谋长。胡肇汉在队伍中结帮营私，竟然发动兵变，把陈味之残酷杀害在阳澄湖中，自己当上了这支队伍的“司令”。

    “江抗”东进时，许多地方武装都被“江抗”收编，与“江抗”为敌者多被击溃、肃清。胡肇汉眼看大势所趋，也一度加入“江抗”，被收编为独立一支队，仍任司令。“江抗”西移时，胡肇汉借口“请病假”开了小差，收集他的剩余旧部四五十人，又组织了一支队伍。

    夏光、杨浩庐等组建新“江抗”时，也希望争取胡肇汉。夏光利用自己和胡肇汉是湖南同乡的关系，寻找机会与胡肇汉见面，向他说明“江抗”仍要回来的道理，并委任他为新“江抗”的副司令。胡肇汉经过反复衡量利害，终于答应和新“江抗”合作，还和新“江抗”的队伍一起进行了联欢。

    但当1940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当局开始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胡肇汉再一次见风使舵了。他先接受国民党第二区保安第一团团长的委任，后又率部充当忠义救国军的“先遣队”，和新四军不断制造磨擦。他带队捕杀新“江抗”湘城办事处主任钱良臣等，“皖南事变”后，又袭击新“江抗”成立的阳澄县政府，将县长陈鹤用开膛剖肚“点天灯”的方式残酷杀害。

    1941年6月，胡肇汉窜犯新四军苏常太根据地，在横泾镇(今沙家浜镇)驻扎7天，后被我新四军组织反击给予狠狠打击，胡肇汉本人侥幸逃脱。

    抗战胜利后，胡肇汉一度担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区区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胡肇汉逃往台湾，随即受国民党军统委派潜回上海，从事破坏活动，1950年5月被我人民政府逮捕归案，当年12月被正法，结束了其反复无常、作恶多端的一生。

    这个女人不寻常！

    ——《沙家浜》唱词

沈阳老张

许多人都认为，在《沙家浜》剧中，人物性格最为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是阿庆嫂，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也是阿庆嫂。

    也正是因为如此，前些年在一些媒体中甚至形成了“寻找阿庆嫂”热。一个流传最广的说法，认为阿庆嫂就是陈二妹。因为抗战时期在常熟东乡董浜镇上有一家涵芬阁茶馆，是中共地下交通站，接待过谭震林、夏光、任天石等很多同志，茶馆的老板娘就是陈二妹。

    因为陈二妹不是中共党员，于是又有人考证说，曾任横泾区委书记的朱凡是阿庆嫂原型。朱凡是一位上海女性，受党委派到苏常太地区工作，1941年被日军抓获。日寇毫无人性地把她一只脚捆在汽艇上高速在芦苇荡中行驶，让锋利的芦苇切割她的身体，残忍地杀害了她。

    还有人认为王月嫂、范惠琴、干桂宝等很多人是阿庆嫂原型，她们或为新四军送过情报，或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事实上，当年在水乡为抗日做出贡献的女性是数不清的。

    正如一些新四军老战士后来指出的那样，这样寻找《沙家浜》原型人物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是应该更多从现实英雄人物本身的事迹去了解、认识他们。

    而事实上，沪剧《芦荡火种》编剧文牧在创作札记中早已说得很明确，春来茶馆的原型是常熟董浜镇上的东来茶馆，店主胡广兴本是个男性。

    正如前文提到过的，在崔左夫《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记载了任天石与东来茶馆老板交代任务的一段。

    东来茶馆是常熟县委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老板胡广兴是任天石少年时期的同学，担任了秘密交通员。

    领受了任天石交代的任务后，《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第二天，日落以后，晚风一个劲地吹。董家浜湾汊里，一只没有篷的小船，忽然离堤荡去。岸上巡逻的日军和汉奸，大声追问怎么回事？堤下人回答:‘起风哉，绳子挣断了！’日军将信将疑，见小船上并没有人，于是他们要岸上人下湖把小船拉回来。早已站在人丛中的胡广兴同志，第一个出来跳下水去，游不到十丈，他忽然大喊‘救命！’两手乱舞，装出要灭顶的模样。下水的人都会意了，慢慢把身子蹲下去，好像水深得要命，游不出去，只好挣扎着爬上岸来。

    “日军气得喳呼了一阵，只得走开了。

    “小船悠悠地越漂越远，等到天一抹黑，船底下爬出一个人，上了船，小船飞快地向湖心的芦苇荡驶去。

    “这弄船的是青年党员胡小龙同志，是胡广兴的侄子，在茶馆做个帮手。就是他，浸在秋寒的湖水里，两手推着船底，把船弄到湖心，再驶到芦滩，连夜把三十多个伤病员全部转移到澄西张家浜的。”

    看过《沙家浜》的人，自会把这一段记述与《智斗》一场戏作个对比，也会看出，沙四龙的原型应该是胡广兴的侄子胡小龙。

    在《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实事求是地讲到了胡广兴后来的下落。在胡广兴入党一年后，由于环境恶劣，家庭矛盾，他终于离乡到了上海。临走前，他对任天石说:“我是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

沈阳老张

1982年5月，谭震林同志在南京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史工作会议上说:“《沙家浜》的斗争故事是真实的，‘郭建光’现在就在台下，他的名字叫夏光。”

    沪剧《芦荡火种》编剧文牧也说过，在创作那部戏剧时，尽可能地把剧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挂个把字，以作纪念。例如郭建光就取了夏光的“光”字。

    199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记者在采访夏光时问道:“您就是《沙家浜》戏里的郭建光？”夏光这样回答:“不能这样说，戏剧中的郭建光是许多新四军指挥员的一个缩影，而我只是占了一个光字。”

    的确，戏剧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是虚构和演绎的产物，不能与“原型”一一对照。然而，当年坚持在芦苇荡与日伪顽斗争的新四军英雄们，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刘飞，36个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后因伤重转移上海治疗。刘飞原名刘松清，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参加红军并入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江抗”东进时，刘飞任“江抗”政治部主任，战斗中被子弹打入肺部，几乎危及心脏。上海治疗后，刘飞随谭震林再入江南东路，此后转战南北，为革命立下卓越功勋，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夏光，湖南武冈县人，1927年进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从事地下斗争，两次被捕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抗战爆发后，夏光在党的召唤下加入新四军并重新入党，“江抗”东进时任五路参谋长，因病到后方医院休养。夏光领导了新“江抗”最初的斗争，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夏光改任纵队司令等职务。解放后，夏光担任过几所海军学校的负责人。1955年，夏光受到错误处理，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他的错误处理给予了甄别纠正。现在，98岁高龄的夏光居住在南京。

    黄烽，福建福安人，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并入党。“江抗”东进时任“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黄烽协助夏光，领导了新“江抗”初期的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黄烽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叶诚忠，《沙家浜》中叶排长的原型，福建闽东人，出身贫寒，早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抗”东进时，叶诚忠任排长，杀敌英勇，屡立战功。新“江抗”发展起来后，叶诚忠一直在以36个伤病员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二支队战斗，并担任过一连连长。这支部队被当地群众誉为“江阴老虎”。1944年，叶诚忠在与伪军战斗中牺牲，时任副营长。

    36个伤病员，他们的英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是我们这里难以尽数的。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

    三九年的寒冬，

    三十六个伤兵病员，

    高举共产党的旗帜，

    在暗影笼罩的鱼米之乡，

    流着血啊流着汗……

    ——《你是游击兵团》歌词

　　从一支战歌到一出戏剧

    很多人都知道京剧《沙家浜》是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但要追溯这出戏的起源，还要从一支名叫《你是游击兵团》的战歌说起。

    1943年10月，时任新四军6师18旅52团宣传股长的过鉴清，和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分配来团工作的黄苇，谈起了52团团史，谈起52团从当年36个伤病员发展壮大的经过。两人决定合写一首歌曲。不久，由过鉴清作词，黄苇作曲的《你是游击兵团》就诞生了。时任52团政治处主任的彭冲还对歌词作了认真修改。

    歌曲传唱开后，时任18旅政治部主任的刘飞、参谋长夏光都认为，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新“江抗”不仅是52团，还是整个18旅，于是这支歌又有了一个“歌颂18旅”的副标题。

    1948年11月13日，作为战地记者的崔左夫采访淮海战役，华野一纵队司令员刘飞指着打扫战场归来的一支部队和崔左夫说:“这个团的前身是新四军6师52团，最早的一批战斗骨干是留在阳澄湖畔芦苇荡里的‘江抗’伤病员，他们的经历，以后你应该写一写……”

    崔左夫一直记着这个事。1957年6月，崔左夫专程来到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两个多月，写出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36名伤病员斗争纪实》。

    同年，刘飞将军应《红旗飘飘》杂志编辑部的征文，口述了长篇回忆录《火种》，并把其中部分章节取名《阳澄湖畔》，发表在《萌芽》、《雨花》杂志上。

    1959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编辑文牧和党支部书记兼团长陈荣兰，在读到《血染着的姓名》和刘飞回忆录后，颇受启发，认为可以这两个作品为基础，创作一部抗日传奇剧。

    不久，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的现代沪剧《碧水红旗》诞生了，也许受到刘飞回忆录《火种》这一题目的影响，1960年把剧名改为《芦荡火种》。

    从1960年首演到1963年末，沪剧《芦荡火种》经过三次大的修改。文牧在谈创作经过时讲到:陈荣兰认为戏里男角色太多，建议把茶馆的老板改成老板娘，由丁是娥来演。谁知这一改牵一发而动全身，让全剧增色不少。老板娘的名字本来取名叫阿兴嫂，后来觉得中间一字应着重有力，便改为阿庆嫂，叫起来也更响亮。

    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主要执笔者是著名作家汪曾祺，他在剧本的唱词和对白上下了很大功夫，大大提升了剧本的文学性。特别是其中阿庆嫂在《智斗》一场中的唱词，脍炙人口，成为经典。

    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细节是，毛泽东看过京剧《芦荡火种》后，强调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并亲自把剧名定为《沙家浜》。

    《沙家浜》作为一出戏剧，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而且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难免有“高大全”的弊端。但是这部戏剧所依据的，新四军指战员和江南人民英勇抗战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

    如今，被亲切称为“沙家浜团”的济南军区某部175团，仍然把《你是游击兵团》作为自己的团歌；1992年，常熟原芦荡乡(曾名横泾镇)改名为沙家浜镇，并建起“沙家浜革命传统纪念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忘记当年那段艰难而光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