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祠里的“叛臣降将”：“尽忠”不必“死节”

沈阳老张

核心提示：王立固守危城，恐怕主要不是为了尽忠赵宋王室，而是因为自己心志不肯屈人，是为了“江南”百姓不被蒙古铁骑蹂躏。待到南宋社稷倾覆，恭帝北迁，元兵扫荡江南，1278年的钓鱼城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加之以合州两年大旱，守城军民陷于饥馁，可谓“人事”已尽，只能听从“天命”了。

众人的生命高于对一朝一姓的尽忠死节。对人性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苛责那些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也会更敬佩那些为保全众人的生命而甘忍污名的大仁大德者。

重庆市合川区（原合川县）东郊有个古战场遗址“钓鱼城”。据说，这是一个“改写”了世界中古史的地方。

中国人称之为“元宪宗”的蒙古帝国第三代大可汗蒙哥，率4万精锐御驾亲征，久攻未克钓鱼城。军中疾疫流行，蒙哥亦染病，恨恨而死。蒙哥死后，蒙古贵族间展开了争夺大汗宗主地位的长期战争。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从此出现转折，走向颓势。蒙哥大汗的死地钓鱼城，以其延续宋祚20年，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被世人被作“上帝折鞭处”。

忠义祠的由来

钓鱼城古战场博物馆内，护国寺右侧有个“忠义祠”。现在纪念的是对钓鱼城的修筑和保卫战贡献最大的五个人。他们是：

一、决策构筑钓鱼城的巴蜀军政首长，1242年以“权兵部侍郎”职衔，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余玠。

二、三、余玠入蜀设招贤馆所纳播州（今遵义）布衣冉琎、冉璞兄弟。二人事迹附于《宋史》卷四百十六余玠的传略。此二人的主要功绩是提出了筑城的建议，并负责实施。

四、开庆元年（1259）大战蒙哥大汗时的都统制兼合州知州，钓鱼城守军的主帅王坚。

五、1259年战役结束王坚奉命入朝，继任中军都统制兼知合州，坚守钓鱼城直至1275年升任重庆知府的战将张珏。

最初建祠时，奉祀的只有守将王坚和张珏，就叫“王张祠”。乃明代弘治年间合州籍的京官王玺，上报朝廷派员实地查勘，由明孝宗批准后所建。可知多么郑重其事。

清兵入关，王张祠被毁。这在情理之中：征服者当然不愿提倡拼死抵抗。

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州王采倡议重建“王张祠”。此时，满清的江山已经稳固，便要提倡忠孝节义了。

王采增立了余玠、二冉的牌位，共祭本文开头所列的五人，易名为“忠义祠”。
挑战传统的忠义观

“忠义祠”建成不久，知州陈大文在祠内增祀了李德辉、熊耳夫人和王立3人。此三人何功何德？

这李德辉乃通州潞县人，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授任他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熊耳夫人是李德辉之妹。王立乃继张珏任合州知州的钓鱼城守将。1278年底，南宋临安朝廷已经覆亡，元东川行院正加紧围攻，钓鱼城危在旦夕。熊耳夫人于是策动王立请降于其兄。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王立派人潜赴成都致书李德辉。年逾花甲的李德辉亲率数百人抵钓鱼城，于次年正月接受王立献城。李德辉这样做不论是“有好生之德”怜恤人命，还是不愿元世祖时代再出现屠城的血腥场面，抑或为了争功，都是有政治和军事风险的。这王立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是张珏的部将，一向奋勇杀敌视死如归；1276年继任守城主将后，曾四面出击元军；他当然明白开城降元对个人历史名誉的影响。

“郡守吴门陈大文”也是读书人，他撰写碑文阐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这块碑如今尚保存完好。上刻“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云云。他预感此举会有争议。

这种“争议”其实是陈大文挑起的，他在挑战传统的忠义观。当初王采为王坚张珏立祠，就是感念二将的“忠烈”不在唐朝“安史之乱”中坚守雎阳城的名将张巡、许远之下。张巡其人，为了守城，杀了爱妾给士兵充饥，危城中的军民饿死战死被杀死在他看来都是死的光荣，惟独不能投降。张珏于临安失陷后拒绝招降，派人到沿海地区寻访宋王室，图谋重振；1278年重庆城破时被俘，后自经而死。张巡曾杀死6名劝降的将官以明其心志。而王坚颇得张巡遗风，他将蒙哥派到钓鱼城劝降的南宋降臣晋国宝，从其归途峡口追回，处决于钓鱼城阅武场。这种恣意践踏“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惯例的绝决行为，令傲慢的蒙哥大怒，必欲灭之而后快。

叛宋降臣被请出忠义祠

133年之后，即光绪十八年（1892年），华国英知合州，募资修忠义祠廊舍，将李德辉兄妹移祀别室，将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并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并对陈大文上纲上线说，他不报奏朝廷而私请王立三人入祀是“不知何心”。幸亏华、陈二人不同朝，相隔逾百年之遥，否则，陈大文政治生命危乎哉！

颇堪玩味的是，133年间，三年一轮，合州知州换了数十个，他们不可能不履及钓鱼城，为何直到华国英才对奉祀王立三人提出指责？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认同陈大文的观念，至少是不以为有什么大逆不道。这个观念是什么？是：众人的生命高于对一朝一姓的尽忠死节。明末思想家李贽曾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痛斥张巡的非人道；赞赏三国时邓艾破蜀后，蜀国大臣谯周开城降魏，保全了成都军民免于无谓的牺牲；赞赏五代时的名臣冯道，不顾个人名节周旋于乱世的大军阀间，尽力使老百姓减轻生灵涂炭的悲惨。他的闪烁着人本主义光辉的思想，虽与正统的“文死谏，武死战”忠义观相悖，以其符合人性，其实更为大家所认同，包括饱读诗书的官员士子。

而那些满口忠孝节烈大义的人，平时一脸正气，绝然凛然，却未必比别人更敢于舍生取义。众所周知，满人入关后，一些平时慷慨激昂作“汉贼不两立”状的东林党人，如钱谦益、方以智、吴伟业等名教大佬，纷纷做了贰臣。“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不是讥讽，是人心的写实。对人性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苛责那些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也会更敬佩那些为保全众人的生命而甘忍污名的大仁大德者。

“尽忠”不必“死节”

中国人其实一向更相信“尽人事，听天命”；“尽忠”又何必“死节”呢？比如，吕文焕守襄阳，与元军对抗五年，“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下，告急于朝，（权奸）贾似道不督列阃赴援”。待樊城陷落，元主谕文焕曰：“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其如数万生灵何？”文焕乃降。元主用以打动吕文焕的一是“数万生灵”毁存系其战降一念间；二是“势”，南宋小朝廷腐朽糜烂，奸佞当道，“天命”所弃，大势去矣。

钓鱼城守将王立们对朝政的黑暗，对赵宋王朝气数将尽难道没有感觉吗？肯定有。主修钓鱼城的余玠及第一任守将王坚，都是为朝中权奸所嫉为皇上所猜疑，受打压而含恨早逝。王立固守危城，恐怕主要不是为了尽忠赵宋王室，而是因为自己心志不肯屈人，是为了“江南”百姓不被蒙古铁骑蹂躏。待到南宋社稷倾覆，恭帝北迁，元兵扫荡江南，1278年的钓鱼城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加之以合州两年大旱，守城军民陷于饥馁，可谓“人事”已尽，只能听从“天命”了。
这样的一个王立，可算是勇气和仁德的双重英雄。我想，133年间的那些合州知州心底都会这样赞叹王立的。

华国英何独不以为然？是他观念陈腐僵化吗？也许。但更可能是时势使然。1892年的中国，中日甲午之战前夕的中国，列强环伺，风雨飘摇，民族主义兴起是很自然的；在忠君与爱国不分的旧式文人心中反感王立这样的人，也是很自然的。

无独有偶，比华国英更激烈地痛恨王立与陈大文的，还有当代文人郭沫若。1942年6月，郭专程参观钓鱼城，随即写成《钓鱼城访古·华国英撰重建忠义祠碑文》，中有诗云：“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一副恨不能食肉寝皮的“愤青”状。这既是时代语境使然，也是此公一贯的风格。上世纪60年代他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有“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的句子，连毛主席也觉得他对唐僧说得太过分。

然而，如今我们这个时代，是人本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或曰“忠义”）占上风呢？

忠义祠的楹柱上刻的还是华国英撰写的对联：“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贰心”，忠奸对立，爱憎分明。重修者是一仍旧贯，还是真的赞赏华知州的说法“正气凛然”？大约是后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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