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意思敷演成一大篇,就是八股

沈阳老张

　

　  明代,选家特别多,当时的人,以为是极盛了,没想到清代的选家比明代还多,没想到当代的选家比清代还多。且说清人编的文选,有两本声势最赫,一是康熙让徐乾学编的《古文渊鉴》,一是代表桐城派主张的《古文辞类纂》。但流传最广的,既不是官方教材,也不是文豪的选本,而是两个村塾编的《古文观止》。
　　吴楚材、吴调侯教书教得高兴,把课业编辑起来,竟成比肩《文选》《唐诗三百首》的畅销书。命名为观止,但从他们在《自序》里说的话看,二人并没有什么狂妄的念头。实际上,《古文观止》的流行,一大原因是选心的随和,连骈文也选了几篇,不像前后一些选本那么壁垒森严。
　　“古文”有多种意思,作为文体的古文,是唐代叫起来的。实际上,就是散文。以前的散文,只是实用的文体,六朝前后发生了文学的自觉性,那第一批为文章而文章的作者,写的是骈体文。骈文虽好,要经过艰苦的练习才写得出,谋生不暇的寒士们,哪有那种从容呢?唐代的古文运动,把写散文升为专门的技艺,文人自此多矣。且有不止于技艺的地方,按韩愈等人的说法,写古文,还有益世道人心呢。
　　既然古文就是散文,一种茹尔丹先生说了四十多年的、人人都能写一点的东西,为什么唐代有古文运动,宋代也有,明代有前后七子的复古,各自大张旗鼓,好像不如此则散文亡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争夺论坛的领导权。所以古文运动的第一件事是找对手,先前的对手是骈文,后来的对手是时文。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时文,或后来之八股文,正是唐宋古文的衍生品。要将一点点意思敷演成一大篇,中间的技巧,总结起来,就是八股。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著名的《师说》,几乎就是以此为题写成的八股文。
　　名文、名言是那种我们无力旁观的事。换个环境比较一下。孔子那句话,有理雅各的英译:
　　When　I　walk　along　with　two　others,they　may　serve　me　as　my　teachers.
　　韩愈《师说》里的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罗经国先生的英译是:
　　A　student　is　not　necessarily　inferior　to　his　teacher,nor　dose　a　teacher　necessarily　be　virtuous　and　talented　than　his　student.　
　　一比,原形就露出来了。韩愈的文章,大抵如此,但以他为代表的(狭义的)古文,修辞是非常出色的。今天的学生,当然最好能多读一点老祖宗的文章,但教师应当讲明唐宋古文的长短,该学的是古人的修辞本领,至于逻辑严密,那是古文所短,只能向别处训练。还以《师说》为例,“师”的定义混乱了好几次,在韩愈以为无所谓,今天的学生却不可不察。
　　古代的好文章,在史部、子部的多,在集部的少。修养好的文人,写起传记、政论之类,往往非常非常好,同一个人,要“做文章”,写一篇“古文”,公诸同好,传诸后世,就要苦心经营,描眉画眼起来——文章是应该经营的,可惜古文运动的趣味,和八股实在相去不远。
　　二吴选的是古文,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受时文的影响。《左传》本是事多话少的史书,《古文观止》从《左传》里选了三十多篇文章,算是推崇之极了,选的却几乎都是议论,这便有应试文字的影子在后面了。八股如酒,越醉越要喝,越要声称自己没喝酒。如当今的作文教学,若说骨子里仍是八股,教育部一千个不答应,人民教师一万个不答应,若说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古文观止》本是初学者很好的读本,它的毛病,是有一点八股气。八股并非一无是处,里边的组织技巧,有高明处。假如时下文章,缺少那种训练,我一定全力推荐《古文观止》,可惜,八股恰恰是今天过剩的东西。又《古文观止》的精神,是非礼勿视,比如它不选诸子书,因为庄墨荀韩这批人,不合正道,记了他们的主张,一不小心,流出到应试文章里,就要倒霉。而在今天,这就显得单调了。
　　古代文章,中学课本里有好多,质和量,对中学生来说都足够了。最好的办法是当作口耳记诵之学,大声念熟。千万不要想里边有什么微言大义。那是没有的。再进一步,更好的选本,代表一种经典风格的,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网罗众美的,有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特别是后者,比《古文观止》好得太多,可惜不那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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