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天王演绎胜者为王

沈阳老张

  17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诸多政治军事力量的相互角逐，其中尤以林丹汗（注意有个汗，不是打羽毛球的林丹）（1604—1634在位）之察哈尔蒙古、皇太极（1627—1643在位）之后金（清）势力、闯王李自成（1627—1645年起义）之明末农民起义军、崇祯（1628—1644在位）之明朝势力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他们四人各霸一方，可谓四大天王。时间给予了四大天王几乎相同的历史时光，历史却赋予了四大天王不同的历史结局，这其中有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一、四大天王的形成

    明清相交之际的17世纪前半叶形成互相敌对的四大天王，与明初建国时的形势不无关系，与明朝末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和空前尖锐更是紧密相关。

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北方的边关，曾力图争取一种和好局面的出现，对蒙古族上层统治者进行政治上的拉拢，敕封其首领；蒙古族首领也派使往来于明蒙之间。经济上，蒙古主要是单一游牧经济，迫切需要与内地贸易以换得生活必需品，“日用之布帛锅釜不能不资中国以为用”；中原也需要交换蒙古马匹，内地商贩“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明与后金间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关系，明朝初年着意经营东北，政治上与女真的联系很密切，王台子孙世受封册，努尔哈赤也在受封之列；通过贸易实行对女真的“羁縻之策”，为了鼓励他们与明往来，明对女真“厚往薄来”，大行赏赐，有抚赏、回赐、加赏等名目，东北的人参、貂皮都依赖互市。但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四种势力形成来讲，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从明朝统治者来讲，他只想把蒙元势力赶到长城以北就以为万事大吉，而对于被迫迁徙塞北雄居大漠的蒙古族来讲是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元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实未始之耳”，“元人北归，屡谋兴复……终明之世，边防甚重”，始终未能很好的解决与蒙古族的关系问题。

1604年，蒙古末代可汗林丹汗继位，在其先祖经营的基础上，曾盛强一时，号令蒙古。但由于蒙古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其实力也大为削弱，恢复对全国统治的企图成为泡影。明宣宗以后，明蒙各据一方，对峙长达两个世纪。明朝为了防犯蒙古，修长城、设九边，除直接加强边防军事力量外，还利用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来牵制它的发展。洪武四年以后，着意经营辽东，以隔绝蒙古同朝鲜的联系。为此设立辽东都司，建立了许多卫所，开设互市，东北女真族中的建州女真伴随着这种密切交往在努尔哈赤时强大起来。起初辽东边臣边将几乎全力应付蒙古族的入侵，无暇东顾，努尔哈赤则趁机结交蒙古，吞并乌拉，打击叶赫，并从1618年正式伐明。他的后继者皇太极，逐渐占有辽东，成为对明朝政府具有强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明朝皇帝所始料不及的。

及至崇祯继位时，朝庭腐败，臣子间互相倾轧，边防废弛。正如右佥事杨鹤所言：“小民之元气、封疆之元气、士大夫之元气俱伤，犹如重病之人，‘百脉未调’，谈何统一?所以急者，培养元气耳。”明朝政府先是为防备蒙古面坐视后金强大；后为对付后金，不断增兵筹饷加派，农民无以为生，国内动乱出现；内乱的出现又进一步削弱了明对周边各政权的防御力量，形成了恶性循环。崇祯初年，赋税正额是320—330万两，九边之费在300万两余，每年的支出岁入差为280余万两，可说是三空四尽了。为了辽东之事，崇祯三年新加派165万两，加之旧有加派520万两，共计680万两，其中加在陕西省的数目多达263631两，而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丰年亩止收四五斗，……凶年则一斗二斗”，地方官贪酷，不知恤民，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又值连年灾荒，饥民铤而走险。正如给事中马懋才疏云：“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饱死鬼也。”所以农民起义最先在陕北爆发。崇祯初年，布防于边镇的军队多达10万之众。布防于三边的重兵固然对西迁的林丹汗南下入侵起到了扼制作用，但这支军队由于长期匮饷，大批士卒参加了农民起义军，他们有战斗经验，也更具组织性，他们参加农民军，大大增强了起义军的战斗力。由于许多边将和戍卒参加了起义军，使明朝北部边防又进一步削弱，二者互相作用，成为明朝政府无法克服的矛盾。

林丹汗的蒙古所占有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明和后金争夺中起着重要作用。假若明占有蒙古之地，则后金限于东北一隅，不会对明朝有太大的威胁；而后金若拥有蒙古之地，则取得了进攻北京的长城各口，直接对北京形成威胁；而林丹汗的蒙古若再度强大，又是后金进攻明的后顾之忧。所以蒙古势力的强大、弱小、倒向，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其它三方势力的发展。而后金的强大和发展又成为明末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的焦点。一方面它的强大，使三百年来一直雄据北方的蒙古受到来自侧翼东北方的威胁，后金向辽东地区的发展，不但影响了蒙古族的驻地，而且影响了蒙古与明在东北地区的互市，使蒙古族的经济生活大受其害。另一方面，由于后金采取了较高明的政治、民族政策，使蒙古各部逐步向后金靠拢，蒙古大汗的权威受到来自外族的挑战。同时，后金的强大又使明朝辽东防线更加吃紧。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以灭亡明王朝建立农民政权为战略目标，它与林丹汗之蒙古、皇太极之后金势力并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也无直接关系，但在军事上却形成了不谋而和的对明战争的一致性。

总之，每一方势力的成败，都关乎着其它三种势力，实际上这四大天王是互相敌对、互相影响的。明政权这支全国最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在蒙古、后金对明的战争抄掠中受到了削弱，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大规模的内乱使明朝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量日益无力。它的衰弱和对全国失去控制，促进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至于哪股势力能完成巩固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就得看角逐的情形了。

二、四大天王的比拼

    在四大天王的角逐中，因后金的建立、发展和强大使四大天王之间矛盾日趋尖锐。自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伐明时起，后金和明王朝便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中。但限于东北一隅的后金政权与握有全国政权的明王朝相比，力量悬殊毕竟太大了。而且“插汉(指察哈尔林丹汗部)贪汉赏而虎视，朝鲜以强弱为向背”。这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注意与自己辖区紧密相联的朝鲜和蒙古的关系。对于朝鲜，努尔哈赤表示愿意“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欢好，世世罔替”；对于蒙古部族则采取了“北婚蒙古，万里连兵”广为结好的政策，对其各部政治上礼遇，经济上优待，宗教上崇奉，使喀尔喀蒙古投奔后金的人数越来越多，既有一般民众又有蒙古王公、高僧喇嘛，几户至数人，一批至一部落，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实力。1626年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往攻宁远，结果大败而归，郁愤而死。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更雄心勃勃，把入主中原伐明作为总的战略目标。他认为“取燕京如伐大树，须从两旁砍削，大树自扑”。于是除了对内整顿巩固，加强自己的政权，发展东北经济，为伐明做政治准备外，对外则采取了“东降朝鲜，西收插汉”的重大战略转移。皇太极与林丹汗的冲突势在必然。

作为蒙古共主的林丹汗，历史当然地赋予了他统一蒙古各部，使自己民族统一、独立、发展的使命。面对新崛起的后金及明王朝的强大压力，林丹汗权衡利弊，首先利用明政府怕后金强盛的心理来取得明朝对自己的支持，发展蒙古势力。他从明王朝那里得到数以百万计的银两，发展与明的边贸互市，“往来于张家口，买马买货”；同时林丹汗又暗中联合后金“制明”以自强，1619年林丹汗投书努尔哈赤，言弥：“明，我二国之仇雠也。”林丹汗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趁火打劫，在明与后金的矛盾中巧妙周旋，求得生存、发展、强盛。林丹汗辉煌之时，曾拥有“蒙古八大营二十四部，士马强盛，横行漠南”。但是随着时势的发展，林丹汗之察哈尔蒙古逐渐衰弱，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内部的纷争。林丹汗统治下的漠南蒙古诸部，对后金的态度本来就有两种意见 一是争取明朝的支持同后金抗衡；一是希望归顺后盒．得到后金保护。内部意见不一，加上林丹汗对各部族欺压太大，使部众纷纷逃离自己，终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皇太极则以“满蒙一家”相号召，团结笼络各部。1626年后，他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拉拢并征服了察哈尔部外围的喀尔喀（巴林、孔鲁特、马岳特、乌齐叶特、弘吉刺特）和科尔沁部，使素来强大的察哈尔部力量大为削弱；1627年他又使察哈尔的奈曼、敖汉两部来降，这是察哈尔蒙古内部瓦解的开始。I628年皇太极亲征察哈林丹汗，占领其西喇木伦河流域，获人畜无数；l629年降其边户两千户；1632年5月再征，迫林丹汗西逃；1634年林丹汗病死；1635年灭其残部．俘获林丹汗之妻，得元朝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察哈尔蒙古败亡。

明至崇祯时，既不能平定蒙古，又眼见后金崛起而无对策，一旦林丹汗察哈尔蒙古倒向后金，京师就处于后金的兵锋之下，于是“明人思用西部插汉小王子(林丹汗)以敌大清”，实行款蒙古以制西夷的政策。萨尔浒之战后，明为了取得林丹汗支持，每年给银4万两，以后增加至10万两，1626年时增加到36万两，明蒙关系史上出现了短暂的联合。但这种联合，不过是二者出于维护各自利益而达成的暂时妥协，并不稳固。如：在赵城之战后的数年里，林丹汗经常乘明之危拥兵至宣府胁赏，要求补付拖欠的例赏，结果获年例81000两。当然明王朝对林丹汗的态度也是如此，1632年林丹汗西逃黄河时，明朝政府因怕皇太极的进攻，竟将逃入沙河堡的察哈尔部众320余人献给皇太极；对察哈尔部流落塞外的部众，如临大敌，崇祯谕示宣大总督、边塞官员等说：“插部暂来忽去，情形叵测，着该镇确侦密备，勿得少弛”；1633年6月，明宁夏总兵马世龙在枣园堡杀察部1400级；8月，明三边总督洪承畴在延绥杀察部400级。在明的屠戮下，察哈尔部失去一切外援，只有投降后金。

林丹汗的败亡，宣告了明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失败。满蒙骑兵从此联为一体，所向披靡。此时的明王朝，不仅东北部有清军压境，内部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1627年陕甘农民揭竿而起，崇祯先后派杨嗣昌、曹文绍、陈奇瑜、洪承畴等名将，想将起义军剿灭于未发展之时，几易统帅，均未成功。相反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却得到了各地农民的迅速响应，席卷大半个中国。1635年荥阳大会后，各路义军团结作战，势不可挡，当年就攻占凤阳，焚毁了明朝开国皇帝的祖坟；1641年起义军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更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占领洛阳，杀福王朱常洵；1642年占襄阳，建立起政权；1643年攻占西安，立国号“大顺”；1644年占太原、大同、居庸关、昌平，进围北京。崇祯在辽东边关事急时，调兵东向，对付清军；农民军日炽，又调兵“剿贼”，东挡西战，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在1644年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崇祯皇帝自缢煤山。

李自成入京后，全国局势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一方面明朝军队还在继续与农民军对抗，即使在农民军控制的地区，地主阶级的力量也相当雄厚，处心积虑的待机复辟；另一方面，东北的清军正准备向关内进攻。还有明朝总兵吴三桂盘踞山海关。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如何镇压地主反抗，如何阻止清军入关，就成了李自成之农民政权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应付不了当时复杂的局势，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下节节败退，给后金(清)入主中原以良好的机会。吴三桂降清使明朝的关宁精锐与清八旗劲旅形成军事上的联合，清有效地利用了“吊民伐罪”的政治旗号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于死地。清以替汉族地主阶级“报君父之仇”为名，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又依靠其强大的势不可挡的满蒙八旗兵，夺取了全国政权，统一了全国。

三、四大天王成败原由

    就四种势力本身来讲，他们当时都在局部地区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为最后全国统一做出了历史贡献。但十七世纪中叶明清相交之际的中国历史走向统一，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林丹汗以重振蒙古大汗的权威、恢复祖先的霸业为志，着手进行武力统一。1627年进攻土默特部，占领归化城，迫使博硕克图汗逃至鄂尔多斯，从他手中得到元代传国玉玺；进而攻击鄂尔多斯部，将其“济农”的封号废去；又迫使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吧嗄、阿马哈纳等部逃往漠北。这样林丹汗控制了“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的广大地区，蒙古各部“皆受插要约，威行河套以西”，极盛时可调动的兵力多达1O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17年的发展中，其势力最盛时，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淮河、长江及川北一带，控制人口在100万以上，其中精兵不下10万；农民军在自己辖区内部分地缓和了明末土地过度集中的现象，为统一以后地方政权巩固做出了贡献。明朝政府作为一个控有全国之地的中央政权，在崇祯时拥有的人口在1.3亿至1.4亿之间；用于辽东的精兵有15.3万多，在京营兵十几万，各州县兵还有几十万；这个政权虽人才济济，却眼看大厦将倾，而无力回天。皇太极为首的后金(清)势力统一东北，旁征蒙古，“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为生之俗原鲁特部，以及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蒙古大元及朝鲜国，悉入版图”，所控人口80万，兵力满、蒙、汉八旗1013400人，在各具实力的四种势力的角逐中获得了胜利，统一了全国，这其中有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作为历史的必然，主要表现在：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看，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中原先进的经济对周边少数民族颇具吸引力，先进的思想文化又影响着它们。至蒙古族开创元朝，以少数民族统一全国，使得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相互渗透，互相包容，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都可以说，中原和周边少数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与统一主流相适应的是形成了各民族统一的思想观念，这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观念，也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历史和思想的渊源关系。蒙古和后金(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都曾以入主中原、统治全国为目标，他们把中国称为自己的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民族凝聚力，促使中原与周边各民族走向统一。而走向统一的过程历尽了曲折，既有战争又有和平，经过了战争——和平——战争，在战争中完成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作为历史的偶然现象，主要表现在：

首先，以林丹汗、李自成、崇祯、皇太极为首的四大天王所代表的四种势力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

    林丹汗所代表的蒙古处在封建社会没落阶段。自元朝灭亡之后，退居长城以北的蒙古并未将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带回，仍过着游牧生活，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使蒙古社会发展陷于极端脆弱而缓慢的发展状态，游牧分散性又使蒙古难于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中央政权，即或一时统一。 也是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的，极不稳固。蒙古共主的大汗，失去了中原经济的雄厚实力，各封建主不再依靠大汗的经济支援，于是汗权衰徽，各封建主为了自身生存，互相争战不已。事实上，到林丹汗这位蒙古第35任可汗时，蒙古共主实则察哈尔万户领主而已。明王朝到万历十年，从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已呈下降趋势。几乎在与崇祯登极的同时，李自成起兵陕北，皇太极夺得汗位，这无疑是明政权的内忧外患。崇祯皇帝力图有所作为，但正如李自成讨明檄文所言：“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公忠而绝少；贿通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朝不虑夕，崇祯又有何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虽一度攻占北京，逼死了崇祯，农民起义发展到了顶峰。但农民战争的规律性决定 此时农民起义的弊病纷纷暴露：一是从平均主义通向封建主义是一切旧式农民战争难以逃脱的天数，因此在大顺政权建立后，其地区对农民征收税赋，依明旧制，并没能真正做到“均田免粮”，这使得它与民众间的距离疏远了；二是骄傲腐败现象产生。刚进城的起义军领袖忙于“据甲第及富民宅”，“杀其主，有其妻”，李自成几乎天天在宫中大摆宴席，将崇祯的宫女当成战利品分给各位将领，对辽东的清兵，残明的关宁精锐，却没有长久之策；三是李白成农民起义特有的“流寇主义”特点，决定了继续实行追赃助饷政策，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少派，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辩即丧”。追赃助饷已失策，且在北京进一步扩大化，严重削弱了大顺政权的广泛性，当清兵与吴三桂之关宁精锐相联合，大顺农民军败北，此后一溃再溃，终于被消灭。皇太极继承汗位之时，后金社会正处于封建制上升时划，后金政权以其它三种势力所不能比的朝气和活力，先统一了满族备部，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封建化，从文化到风俗逐渐汉化，这是满族封建势力和汉族封建地主合作的基础。由于凝聚了满汉各族，加之军事上的八旗劲旅的英勇作战，最终完成了统一 。

其次，四大天王的个人品质、天赋、气质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战略目标、策略手段不同，作为四种势力的领袖人物，个人的素质对历史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皇太极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自幼随父汗南冲西突，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初登汗位时，他“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且“国用不舒，仓禀空虚”。为此他进行了政治改革，逐渐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进行经济改革，编庄为民，分屯别居；文化上，重视儒家文化。设学校，开科取仕。这一系列改革，为清入关打下了内部基础。军事上，调兵西向，统一蒙古，并开始制造大炮，加强攻城能力，为入主中原做好了外部和军事的准备。皇太极以得天下为其豪情壮志，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在德者居之”。1639年给崇祯信中也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用，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表明了取代明为天下帝王的胸怀。于是他在政治改革时尽量借鉴明代典章制度，参汉酌金，“务使去囚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随着势力的增大，开始宣称：“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之理乎? 自古及今，期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这种远大的目标，使皇太极为了达到目的，不断调整统治政策，至其去世的骑候，清得天下已成必然之势。

相比之下，林丹汗从小养尊处优，统治缺乏策略，也无大志向，虽设有左右两翼总管、八大营固山额真、管旗大臣贝勒等官职，但基本上还是封建游牧制的松散部落联盟，缺乏统一的组织力；甚至对察哈尔本部也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西人封贡》云：“虏憨插汉儿昏于酒色，皆叔腊毛太主兵，亦耄不能自强。憨之幸臣贵英洽，其部曲朗素，尤桀骜自重，不与诸名王狎。”对统治下的蒙古各部欺压太甚，统一过程中单纯依靠军事征服，与皇太极宣传的“满蒙一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1626年攻打喀尔喀扎鲁特部，1627年攻打土默特部，1630年攻打阿噜科尔沁、伊苏忒、四子部，这样的讨伐攻掠政策，孤立了自己。经济上，林丹汗1625年失去了兴安岭以东的地区，他与各部间的火并，使牧业、农业大受损失；1627、1628明政府两年没付给抚赏金，“两年不领，资用竭矣，兼以巢穴未定，半怀携贰，东西驰驱，劳顿已盛，驻牧处草根皆空，马瘦如柴，暴骨成莽”。没有经济后盾是林丹汗败亡的又一原因。加之林丹汗深居大漠，眼界狭小，以统一察哈尔蒙古为自满，只想偏居一隅，甚至在统一鄂尔多斯之后，即认为“得金印如顺义王，……不亦快乐”，自然无希望有统一全国之功。

在宫中激烈争夺环境下长大的崇祯帝，养成了多疑的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上求治颇急，召对君臣多不称旨，每加诮诘。”对重臣名将多疑而不用，甚至杀戮。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中这样评价崇祯之用人：“崇祯置相如奕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十七年中刑部尚书十七人罪死，罢、狱、戍十人；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边关重将，袁崇焕被杀，兄弟妻子流放，孙承宗满门抄斩，其他被贬被杀者无算。但却宠信身边的宦官，崇祯继位的第四年，太监又开始监视边兵边将，朝中总理钱粮。大臣忙于党争，贪污腐化，对人民则敲骨吸髓，最后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败亡。

李自成出身农民，自小的生活环境以及驿卒生活，锻炼了他的坚毅果敢性格，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带领义军与政府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攻城占地，势力空前，一度建立政权称皇帝，对属下也能做到知人善任。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在起义发展到最高峰时，没能制定适合形势的政策、策略，没能约束自己的军队，而且李自成也仅以得明的天下为目标，甚至还想“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这决定了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不可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再有更大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趋势决定了统一的再度出现，虽历经曲折，终于由清完成统一，它的统一对历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不仅创造了空前稳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基础，这也是清最突出的贡献。

快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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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天外

谢谢总版主分享,辛苦了学习了   

木子金军

四大天王演绎胜者为王，时间给予了四大天王几乎相同的历史时光，历史却赋予了四大天王不同的历史结局，这其中有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