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狗盗”与严酷刑罚 古代统治者力惩盗贼

沈阳老张

“贼”这种职业何时登上历史舞台，可谓去古已久，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关于他们的记载，《史记》中就记载了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鸡鸣狗盗的故事。对于盗贼，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一贯采用重刑。

　　偷在古代叫做“偷”、“窃”或者“盗”，不动武，不伤人；而强盗的行为则是“劫”、“略”、“抢”、“强”，不仅动武伤人，甚至还要命，小者三五成伙打家劫舍，大者呼啸山林攻城略地。所以，一般而言，后者才是古人口里的“贼”。  

　　一般而言，古之“盗”多为窃盗之人；古之“贼”，皆谓强盗。中国古代，用“贼”来称呼强盗是经常的和大量的；“盗”则不同，虽然有时它能够同时指称小偷与强盗两种人，但主要是指后者。古之“盗贼”只是偶尔才会指称盗与贼两种人。

　　在文献里，这类证据也很多。“盗”字，《说文解字》曰：“私利物也。”王筠《句读》：“私有所利于他人之物也。”可见，盗的本义是暗中窃取他人财物，表示一种偷窃行为。《荀子·修身》：“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为己力乎？”后盗由表示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引申为指称实施这种行为的人。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二《独孤及传》：“自此以往，东洎海，而南至番禺，西尽巴蜀，无鼠窃之盗，而兵不为解。”再看“贼”字，《说文解字》：“贼，败也。”“败”，徐锴《系传》：“败犹害也。”《左传》周公作誓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可见，贼的本义是一种破坏行为。

　　《后汉书·李固传》：“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讲到“诸窃盗”时，疏云：“窃盗人财，谓潜形隐面而取。”而强盗者，该卷“诸强盗”注云：“谓以威若力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疏云：“议曰，强盗取人财，注云‘谓以威若力’，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而劫掠取财者。”

　　总之，“古以盗小而贼大，今俗称强取曰盗，私偷曰贼，意适相反。”
   

　　 历代王朝，对贼也都从不手软。从中国封建法制发展史来看，严惩盗贼罪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一贯传统。《秦律》和《汉律》都把《盗》、《贼》列为前两篇，从秦简的片断规定中可以看出，窃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既包括私有土地，也包括牛、马、猪、羊、金钱、珠玉、衣服和王室玉器等。秦律严格维护法定的地界，不允许擅自移动，否则即以盗论。

　　《盐铁论》说“秦之法，盗马者死，盗牛者加”。为了保护私有权，秦律对于轻微的盗窃罪，也处以刑罚。如“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对于群盗处罚更为严厉，如“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承秦制。汉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对盗牛马者施加死刑，这虽然是为了包含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恢复社会元气，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律对盗窃罪处刑之重。

　　后世各个朝代之法律虽各有更张，多沿袭汉法，对于盗窃，都加以重罚。其中以北宋为尤。宋仁宗首创“窝藏重法”；宋英宗别立“盗贼”重法：宋神宗颁发《盗贼重法》，到了宋哲宗时“重法”更加严酷，但效果十分之差。由此，到了宋徽宗时期，开始征剿并用，矛盾才稍有扭转。不过，平心而论，宋朝打击的对象主要还是劫掠，而非窃盗。而且，还曾经减轻饥民盗窃之罪，“故饥民可悯而不可疾，可济而不可杀”。明代朱元璋重罚是出了名的，清朝对明律基本完全继承。整体而言，对于盗窃，处罚都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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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子金军

“鸡鸣狗盗”与严酷刑罚 古代统治者力惩盗贼，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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