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弥留的日子

东哥

妻子弥留的日子

    1982年8月我从乐东中学调回黄流中学以后，我爱人陈关引的身体一直不很好。她原来在家，身体相当壮，能挑一百多斤的重担。和男人一样，可以上山砍回一牛车木柴。两年来她显得消瘦多了，人也没有以往那么精神焕发。我因为工作忙，少关心她，惹得她发了不少脾气。

    第二年起，她觉得左胸痛疼，还反射到背后。当时，黄流地区是英海盐场医院设备比较好。我带她去那里拍X光照片，结论是肋膜炎。注射大量的青霉素可以缓解，但过了一段时间又痛起来。

    我的岳母和爱人是比较相信鬼神的。他们怀疑有鬼作崇，请通阴阳的道公来看我们的住房。那人说：“我们的住宅下面有两个死人的遗骸，一个在两间房的隔壁下，一个在我们夫妇住的这一间的门口。”

    如果是私人的房子的话，就要请通阴阳的人指点，把遗骸迁走，要是有遗骸的话。因为是公家的房子，不能随便挖。道公说可以叫他们不要作祟。道公作法的时候，我也坐在那里看，当然不能让学生看见。那道公作法的过程，有一套仪式，做得也认真，蛮象那一回事。

    作鬼并没有什么结果，我爱人还是痛。但是，她还是信。对于鬼神之道，我是半信半疑，疑多信少。俗话说：“穷见鬼”。病久了，只能把命运寄托给鬼神。

    1984年6月我调到通什任海南自治州中学校长，她随我到通什后病情有所加剧。到一九八四年底，更是痛疼有加。那时正是为二十多位教师争取家属子女招工指标的时候。我有时挤出时间陪她去看病，有时就叫她自己去。

    有一次，我正在要带一位教师去找领导解决他家属的问题。她又叫我带她去拍X光片。我说：“你自己不识地方吗？”

    这句话刺伤了她的心，她不理我好几天，并说：“你真没良心，跟你到山崆岭凹里来（指到通什山区来），病了也得不到你的关心。只顾你的老师，顾你的学生，我跟你夫妻几十年，就不值得你照顾一下吗？”

    在自治州医院拍了几次全胸片，不知道是片拍得不好，还是医生看不出，说是“炎症”，建议：消炎。每天都到自治州医院注射高倍的青霉素。连续注射了七天，只见减轻，不见根治。过一段时间，又痛疼如旧。

    医生建议到解放军162医院检查。我估计，当时，医生已对她的病情有所怀疑，但是，不便说出来罢了。我校高一有一个学生，她父亲是162医院的副院长，有一个家长是放射科主任。

    我通过他们，带爱人去162医院拍X光片。这位放射科主任，临床经验比较丰富，他拍了几个X光片，有全胸片，还有断层片。诊断结果还是“炎症”。仍是建议做消炎治疗。

    一九八五年一月，我们举家返乡过春节。州经济发展公司给学校赠送一部日制丰田面包车，今年回家有小车接送，也是我们到通什后第一个春节，应该高兴才是。由于妻子的身体不好，给我的心理上投下了阴影。

    大年初二，按惯例，我们全家要到野外去戽鱼。在学校工作惯了，到田野去领略一下风光，也是一种享受。我家这个习惯是从一九七九年春节开始的。那一年，我们举家进城，住在县委大院里。爱人在抱由公社企业工作。

    春节期间，村里也没有什么活动。我们觉得躺在家里没有意思，大年初二，两个人到野外去玩。就是去地名叫“喉汪园”的地方。那块地原是我家的，合作化后归了公。人民公社时分给社员当自留地，我们家也有一块，那是我爱人耕作多年的地方。进城后就交给母亲在家耕种了。

    那里有一条水沟，是从沙地里挖成的沟，有清水从沙里渗进沟里，流进田边的井里，用以灌溉田地。每当雨季，沟里和田里都有水，那里就滋生了不少的鱼。旱季，那些鱼就躲回水沟里。乡亲们就去将一段一段堵起来，戽干抓鱼。我爱人从小就是这方面的能手。

    我爱人和我到水沟边看一看，她说：“有鱼，可惜没有东西来戽水。”我看到旁边有一块菜地，菜地里有一把烂锄头和一个破面盆。就马上去取来堵沟和戽水。

    那天收获颇丰，抓到一串野生鱼，有塘虱、大头军、泥鳅和黄蟮。自那年以后，我们每年的年初二，均到“东边田”那个地方去戽鱼。

    几个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病情，大年初二也闹着要去野外戽鱼。她不好违孩子的意愿，备好一把小铲，一个粪箕和一个脸盆就出发。

    从家里到“东边田”，要经过一个地名叫“七角沙”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将近一公里长的沙土路，可能是流水造成的，很不好走。

    以往，她不知道走过这条路多少趟，从不觉得累。今天走起来，懒懒散散的，好象很难迈开步的样子。只是跟前落后的这四个小孩，无忧无虑的嘻嘻哈哈声，支撑着她。

    可以看见“东边田”沟时，她的精神来了，我和她一段一段看那些水沟。我不会判断水里有没有鱼，可她就经验丰富了，很快定下两段沟。我的任务是堵两头的沟，很快，她就开始戽水了。

    今天抓到有四、五斤鱼，各种鱼都有。几个小孩玩水、抓鱼，一个个弄得象个小泥猴。看到几个开心的小孩，她笑了。

    抓到的鱼中，有一只约半斤重的黄蟮，原来就被人砍过一刀，伤口还没有长好。看到这只在劫难逃的黄鳝，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新的学期开始后，我觉得爱人的病情没有减轻，决定送她去广州检查身体。1985年3月初，我与在广州军区工作的表弟联系，让他到机场接我们。我和妻子从三亚坐飞机直达广州白云机场，表弟已在机场等候我们。

    表弟在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当干事，尚没有结婚。为了省钱，我们就住在他的房子里。他有一套厨具，就由我们自己买菜煮饭。

    第二天，我带着爱人到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找我的老同学邢诒刚。他在中山医学院毕业后，留在第二附属医院当医生。在他的帮助下，我爱人第二天就可以检查身体。主要是作气管镜和切片检查，一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结果。

    我原在广州读了五年书，虽然我平时很少上广州市，但繁华街道，如中山路、北京路等地方还是熟悉。那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带着爱人到那些地方看看，并在东山市场买菜。广州市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广州有人工养的水鱼，比较便宜，我们买几只来养着，每天杀一只。

    有一天，我们去东山公园，爱人对那一群群老人在那里打太极拳，很感兴趣。感叹地说：“人家这么老了，还是一双一对，多好啊！”

    因为体质太差，妻子常常做恶梦。有几个晚上，睡到半夜她就从梦中醒来，拼命抓住我，说：“有鬼要抓她。”那时，周围的人我们又不熟悉，我们两个抱在一起，哭了起来。我开灯后，赶忙到对面厨房拿来一把菜刀，把它放在草席下面，她才渐渐安定下来。

    我们在广州难熬的等待着医院的检查结果。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原来对爱人的病情，我已有预感。看到结果，我脑里一片空白，连续几分钟都回不过神来。

    意识到爱人也在身边，我才马上清醒过来。我爱人患的是肺Ca，并且是在肺门处。医生说不能动手术，我去找老同学邢诒刚，问他怎么办?他说，还是回本地作治疗。已经到了晚期，病情很不稳定。广州路途比较遥远，还是回本地治疗比较方便一点。

    爱人查问着她的病，我骗她说：“医生检查结果，是慢性肺炎，是一种需要长期疗养的病，最好回本地医治。”她不信我的话，叫我拿报告单给她看。我给了她看，幸好上面写的结论是拉丁文，她看不出来，只好相信我的话。说：“回去就回去吧，回去可以多和孩子在一起。”

    从她这句话来看，她可能已对自己的病有所怀疑。我爱人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很聪明灵活。很多东西，她可以猜得出来的。

    因为买不到飞机票，我们又在广州多呆了几天。我和她去照了两张彩色照片。当时彩色照片在中国还是刚刚引进，在海南一带还是比较少见。这两张相片，现在还保存下来。我和她都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形象虽然不大好，但是比较珍贵，这是她最后给我和孩子们留下来的照片。

    在从广州到三亚的飞机上，她精神更差，一路上，还是我抱着她，才顺利到达三亚。到三亚后，已是很难买到回通什的汽车票，我们只好拼命挤上一部客车，还是没有座位坐。我扶着她，一直回到通什。

    第二天，我就安排她住院了。在州医院里安排一个只有两个床位的小病房，她一个人住。这已经是1985年3月底的事情了。那时住院的医疗费，是由自治州公费医疗委员会负责的，比较保证，只要是医疗需要的药，都可以报销。

    在通什地区的干部职工，在医病的问题上，比较自觉。通什气候四季如春，干部职工比较文明。加上那时自治州政府比较重视干部职工的医疗保健。因此当时的医疗费比较充足。

    每个干部职工发给一本医疗证。有了病，凭医疗证就可以到州医院看病，除了付挂号费之外，其他都在医院记帐。这样的医疗条件，现在是作梦也不可能有了，我爱人终究没有因有公费医疗而挽回她的生命，但是在医疗服务方面，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了。

    她住的病房归内二科管辖，病区主任是是我同学的哥哥，病情需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除一些常见的人参等急救强身的药外，还半个月注射一次“白蛋白”，这种药是日本进口的，每瓶只有五十毫升，一瓶三百六十多元。每周注射一次至二次日本进口的氨基酸。还有每半月输一次血。其他比较贵的药，只要是需要都使用。

    她在州医院留医两个多月期间，我白天要去和她说话，看输液情况。晚上要到病房和她一起住。那时，家里除四个小孩外，还有岳母以及大舅子的女儿。她不读书后，就到通什来跟我，我为她在通什印刷厂找了一个临时工，并且还给她解决了户口粮食问题。

    那时候，我体力消耗相当利害，精神打击比较大。同时，我还上着高二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课，既要备课，改作业，还要布署学校的工作。

    因为我到州中不满一年，很多工作没有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都没有理顺。大至通什社会，州教育局，本校内部还有一些的反对派。

    我们中国人，正如鲁迅说的那样，他不是面对敌人，而是侧身站着，既要防备敌人的进攻，也要防备自己营垒内的暗箭。中国人内耗力是极大的，几十年的生涯，我的体会是：我们的事业不能快速前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内耗。

    我爱人留医期间，家里的亲戚、好友、乐东中学、黄流中学的同事，很多人都来看她。农村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一般都带小鸡仔来给她补营养，机关学校的一般带麦乳精、奶粉等。那时候，这样的东西，还算是比较贵重的东西了。

    我这位爱人，人际关系比较好。我当校长，她从不干预我的事情，也与人友好共处。因此，在她留医二个多月期间，来看望她的近五千人次。

    领导来看她的就比较少了。州一级的领导干部，只有管教育的林安彬副州长到医院看过她。当然，不少与我较好的处级干部也来看她。

    州宣传部副部长符桂森同志和爱人钟爱清同志，也到医院看望她。世界上的事情是那样凑巧，他们日后就成为我的亲家。我家的大儿子成了他们的三女婿。

    他去看望她的时候，我也在医院里。他告诉我，宣传部正缺一个年轻的副部长，希望我去争取。他说连他在内的几个部长都已超过五十岁，目前正物色一名年轻的副部长。爱人处在这样的情况，我还有什么心情去考虑当官的事呢?

    州教育局的副局长王理辉同志专程到医院看望，并鼓励我爱人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我那几个小孩都在读书，一放学以后，也不管吃饭，马上跑到医院来看妈妈。大女儿原在东方师范学校读书，我到州中的同时，也将她转到自治州师范学校。大儿子在州中读高一，二女儿在州一小读四年级，二儿子在州一小读一年级。

    当年的五月份，表妹赵玉焕来通什，到医院专门照顾我爱人。她有一定文化，对医院的一些事情比较了解。随着她的到来，做为专门服待病人，我的担子就轻了一点。

    上年纪的人总是有迷信思想，由于妻子的病情总是不减，岳母主张搞点迷信。久病乱投医，我也随她们，要怎么看就怎么看。反正，病照医，请鬼神的事，也不花几个钱。

    一九八四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妻子去佛罗村找一个道公看迷信。那种请鬼仪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先是烧起香了，过了一阵，道公打呵欠，越打越大声，然后入定。

    道公入定后，由我们提出查问情况，就是说，爱人的生病是谁在作祟。道公说是家里的姑母作祟。我们问是那一个姑母？那道公就不耐烦的连声叱骂：“你家有多少个姑母？”

    作为我父亲，只有一个妹，早几年逝世了。但是，我父亲还有两个堂妹，大的嫁到曾家，很早就逝世了。

    道公说是与父亲同胞的妹妹，她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在阴间生活不好，想问你要几套衣服，几千元以及一条头巾和一双鞋罢了。

    按照道公传达死人的意思，回家后，我们在晚上，在大门外将用纸做那些东西烧给她。我母亲很相信，以为真有其事，站在家大门口，叫着姑母的名说：“你想找吃，要去别处找。怎么找到自己的子孙头上。下次不准这样了，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当然，这次迷信活动并没有产生效果。

    在妻子住院期间，岳母和一位叫做阿芳姨的朋友也主持做了几次迷信活动。阿芳姨是琼山人，原在乐东县三平医院当护士。爱人到州党校工作后，她也调到自治州民族医院。

    她在一九八四年初，要让小孩转到州中来读书，和我们认识。这位阿姨人很热心，经常来看我爱人。一次，她请人来看我爱人。那人说，要与比她大的人结拜姐妹，就可以好。她比我爱人年纪大，主动当我爱人的姐姐，并给我爱人做了一套衣服。这套衣服，我没有让爱人带去，还存在一个红木箱子里。

    有一次，她听人说，某处有一个苗胞，善于看迷信。在她的提议下，我只好让司机开车到那个苗村去。当时去的人是我和爱人，还有阿芳姨。车不能开到那个苗村去，又是晚上，要过一条小溪，还是阿芳姨将我爱人背过去。

    那位女苗胞作“法”的时候，我和吉司机也在场。她举行了一些奇怪的仪式后，说是有人对我爱人放“禁”，还从我爱人的身上拿出一支铁钉来。因为是晚上，我也看不清楚，这支铁钉是从那里弄来的。

    所谓“禁”的问题，是海南黎苗族地区流行的一种“法”。说是有某种人，称“禁公”、“禁母”，对人施一种“法术”，如果没有人给你解“禁”，这人就会得病而死亡。等到这位女苗胞为我爱人解“禁”后，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很晚才回到通什。

    俗话说：“破屋又遭连夜雨”。五月中旬，我母亲去捡一些树枝时，发现脸部有异，幸好旁边有人扶着她，没有跌倒。回到家里躺下，就脸部歪斜，嘴巴说话比较困难。明显是患了中风病了。

    当时这幢房子就是我母亲一个人住着，大姐和三妹嫁在村里，距离不远。本来她们要送她去医院，她怎么样都不想去。只好请村里的医生给她打针吃药。幸好她的病情比较轻，用一般的药就可以控制下来了。

    我回到家看母亲时，她已经好一点，能讲话了，但发音还有点不清。看到我回来，她的眼泪就象泉水一样涌来。我也哭着跪在母亲的床前。时乖运蹇，一家两人患重病，让人如何受得了呢!

    五月底，听说乐东县城来了一名江湖医生，能医疑难杂症。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将爱人转到乐东医院留医，并请这位江湖医生看病。

    按照医院的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不过，对这种病人，医院放宽。我爱人除了吃那位江湖医生的药外，主要还是在医院补液，同时也注射“白蛋白”、“氨基酸”和输血。到乐东医院后，主要是赵玉焕照顾我爱人。

    那位江湖医生，是开诊所在县政府门前的那批商品房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前往就诊的人还是比较多。

    到一个新的地方，县委领导、我在县委的同事、教育局的同志和县中的同事都来看她，她觉得心情比较好，吃起这位江湖医生的药来，似乎有些效果。后来当然没有什么效果，这是不言自明的。

    我也多少懂得一点医药，这位江湖医生使用的都是常用药，但量很大。有时针剂用到十几种，丸剂还有十几种。很可怜我那亲爱的妻子，为了活命，要吞着一把一把的药丸。

    六月初，我叫黄流中学一位同事请一个人来，据说这个人会打“七证”。所谓“七证”就是根据几方面的情况，确定人的大难情况。不管是真还是假，这个人还是看得很认真，有时要用尺子量面部各种数据。他的结论是：“如果能过农历五、六月，就有希望。”意思就是说：妻子难度过农历五、六月。

    我这位可怜的妻子，忍耐力很强，在长达近四个月的时间内，从不叫痛，也从不发脾气。在乐东医院，是发过一次脾气。不知道是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她以为我“怨苦”。跟我赌气，不要我服侍她。我怎么样解释她都不听。

    还是请来了黄挺劝说，后来才慢慢消气了。黄挺的母亲，跟她的母亲是姐妹，他们是表姐弟，在乐东县运输公司工作。

    那可恶的Ca细胞，在吞啮着我妻子的生命，她越来越赢弱了。

    我知道，她的大限不远了。征得岳母和她哥哥的同意，借一个理由和她讲清楚，六月十二日，我们把她送回新坡村的家中。

    离开医院的那天，为了提神，还特别给她注射了“白蛋白”和“氢基酸”。进家门的时候，还搞了一个进门仪式，由三嫂背她进门。

    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一种心灵的反映，她回到家的当天，虽然瘦一点，但精神很好。乡亲们来看她，她坐起来跟大家有说有笑，并声称她没有病。并且还能自己吃饭。

    那时，我坐在旁边，恨不得她能站起来，跟我去走一走“七角沙”那条沙土路，去看看她耕种多年的自留地，去抓鱼……

    她回家的时候，正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只好让她睡在餐厅里，那里有两个门，空气对流，比较凉快。

    四个小孩也一起回到家里，三个大的睡在楼上，二儿子睡在走廊里的“稻架”上。我常常是伴在她身边，困了就睡在房里。

    其他这类病人，常常要痛得利害，她只有轻微的疼痛，每天下午，我们只请长青村一名“赤脚医生”来进行穴位注射。这位“赤脚医生”用的药也是极普通的药，就是胶性钙、维生素Bl2等，注射在手上“曲池穴”和脚上的“足三里”穴，同样起到镇痛的结果。

    回到家里，因为身体更赢弱，有时也闹鬼。睡到半夜就喊起来，说有死人来叫她跟她走。这时，岳母又起来骂那些“鬼”，说她孩子还小，不要来捣乱她。

    到后期，虚火上升，总觉得热，要几个人轮流扇风。原在乐东医院时，因为有电，使用电风扇。家乡那时还没有电，只能用草扇轮流扇风。那些用过的扇子，是用草编成的，如今还有几把放在那只四脚柜里。

    到了后期，那可恶的细胞已转移全身，她连大便都有困难。开始吃中药，还可以缓解，后来只能灌肠。第一次是请村里的土医生来作灌肠，后来我自己学会了，每天都由我来灌肠。

    农历五月廿六日，是我这位可怜人的生日，在她三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和孩子及亲戚，给她作寿，庆生日。想借此冲喜，希望能从死神那里将她拉回来。人定胜天，这是一个奋斗的目标，但是很多方面人还不能胜天。

    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五日（农历六月初八日）的晚上，我这位可怜的人头脑还十分清楚，临晨二时，我躺一下，睡意全无，就爬起来跟她说话。我们自小相伴，有说不尽的悄悄话，悄悄地说……

    我发现她在说话时，久不久就将眼睛闭起来。而且闭的间隔越来越小。我意识到，决别的时间到了。

    那时，在场的有她母亲、哥哥以及我大姐等许多人。我马上把几个小孩叫起来，和他们的母亲见上一面，做最后的决别。

    三个大孩子容易叫起来，二儿子当时还是八岁，叫他起来，还是睡得迷迷糊糊，我将他抱到他母亲身边。

    她两滴大大的泪珠从双眼里流出，缓缓地说：“谁都记挂自己的孩子，但现在挂也挂不来了。”说完这句话，她的眼睛又闭上了。按照本地的风俗，我们把她移进客厅里，并给她穿好衣服。这套衣服是西装式，记得是灰色的，是学校派人从通什送来的。

    一边给她穿衣，我一边声嘶力歇地叫着她的名字。她的眼皮好象要动一动，努力想睁开眼，再看看与她患难与共的丈夫。没有成功，她，她走了，不再看我一眼就走了。

    时间是临晨三时多。

    乐东县委、乐东中学、黄流中学、自治州教育局、州中均派领导参加了她的悼念活动。

    她，孤单地躺在流水沟。

    流水沟，没有水，也没有沟。据说，原来有一条沟，不断地有水从地下渗了来。现在，只要挖下几尺，水还是会渗出来，象我那绵绵不断的思念一样，渗出来。

    在那几十天为她守灵的日子，我天天都去陪伴她呼唤她。带着几个孩子在她坟地上种上树，希望我的陈关引能住得安逸。在坟周围种上鲜花，让我的妻子躺在万花丛中。

    在坟地上还留有一个空穴，那是我的归宿。人生无常，生命有限，有一席之地做为归宿，已是不尽的安慰。

    死者已矣!

    我还有沉重担子——社会的、家庭的担子。四个小孩，都在读书，大的读中师二年，老二读高一，老三读小学四年级，老四读小学一年级，才八岁，还得有人替他洗澡。

    母亲卧病在床。我担心因媳妇的逝世，刺激母亲，造成一家两丧的局面。我请医生在那几天做好急救准备。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底，临近开学，我带着几乎要趴下去的疲倦，几寸长的头发，凄凄惨惨地回到通什的宿舍。（节选自回忆录《从教生涯》）

小蜡嘴

深切感受到悲伤。

铁丹

坐下慢慢读,好感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