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在上海病亡

孤飞鹤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于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亡。【《财经》网综合报道】
　　徐景贤，男，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8月参加工作，高中学历。1950年9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7月至8月在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8月至1964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市委文艺工作干事。1964年至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
　　1965年7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1967年2月至1970年3月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76年10月被逮捕，至1992年6月在上海市监狱服刑。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
　　徐景贤算得上“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
　　徐景贤晚年撰写有回忆录《十年一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披露了“文革”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财经》记者 辛文）
一位病逝的公民反遭歧视——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是"病亡"还是病逝？
   
     
11月8日，中国的记者节，这一天中国一些记者写稿件仍然是"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非红即黑"，说明中国一些记者对于法治、平等、自由和权利的概念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一天，大陆媒体透露，前上海市委书记、前中共中央委员、历史人物徐景贤在上海逝世，不过，大陆新闻媒体使用非常贬义的字眼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于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亡。
   
   
这家大陆媒体正是北京的《财经》杂志，11月8日，该刊网络版刊登《财经》记者辛文的报道直指"文革上海干将徐景贤病亡"。《财经》网综合报道这样写道：徐景贤算得上"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笔者注：其实是北京"四人帮"之外的某几位中央领导如叶剑英等控制的人通知的）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
   
   
曾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男，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8月参加工作，高中学历。1950年9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7月至8月在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8月至1964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市委文艺工作干事。1964年至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1965年7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1967年2月至1970年3月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势被得胜的一方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1976年10月被逮捕，至1992年6月在上海市监狱服刑。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

最早，发布"徐景贤病逝"消息的是新民网署名王洋的作者，他是全国第一个独家报道的。王文同样是贬低死者、歧视死者公民权，侮辱其名誉和人格。该报道全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于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亡。徐景贤，男，73岁，于1982年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徐景贤是当年的全国"红得反紫"的知名人物，晚年撰写回忆录《十年一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披露了"文革"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可这本书在大陆却不能出版和发行。"病亡"是什么概念？就是因病死亡，含贬义。

知道"国共两党"历史的人都会记得，蒋介石是"蒋匪"，蒋病故就叫"病死"。同样反之亦如此。再者，73岁的徐景贤，虽然于1982年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但到了1995年5月起就刑满释放，难道他还没有恢复公民身份吗？我想起了新华社的记者报道张春桥、姚文远之死仍然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犯"和"病死"的称谓，都说要"忘记过去"，可这个国家偏偏要"记仇到底"。中国媒体没有走出"文革"思维，而且在媚俗上又那么势利，还有什么资格谈媒体公信力？
   
   
中国是一个讲道德的民族，也羡慕西方人挂在嘴边的博爱理念，现在又谈起了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以及宪法上也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可事实上对于一个刑满释放后恢复公民权利和公民名誉的历史人物，却不把他当作公民看，更何况死后也没有获得公民权利，这难道不是对去世公民的一种死后歧视吗？我们可以在《圣经》马太福音中找到这样一段故事，耶稣谈到罪人时打了一个"迷失的羊"的比喻：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羊迷失了，他是守住这99只羊舍弃另一只羊，还是离开这99只羊去寻找另一只羊？当然是去寻找另一只羊，他为找到这只羊欢喜，因为这只羊最需要帮助。

现在我们生活中犯过罪的，堕落过的，就是这样一个"迷失的羔羊"，应该得到社会的关爱，或者平等的救助。当他重新回到这羊群之中，就与其他99只羊一样，应该享受你一切自由、平等的权利，同时也要履行尊敬他人、爱人如己的义务。只是在中国，耶稣的话很少有人认真听，而且政府又担心信耶稣的基督教及西方社会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遗憾的是，现在，"文革"都结束31年，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走出"文革"……
   
   
北京一位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秦全跃先生认为大陆媒体这样做"实在是文革还没有结束"。他说，徐景贤走了，媒体用了个病亡。如果当初他没有"四人帮"这段经历，用词会是啥呢？活着，中国人讲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了也一样，成者"逝世"败者"死亡"。


"文革"突然结束，在西方历史学家眼里被称为"遭遇了一场政变"。秦全跃先生说，他且不探讨徐景贤犯罪的性质和属性，因为"反革命罪"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一个服刑期满、刑满释放，并已恢复政冶权利的七十三岁公民和老人，为什么媒体就不能使用个"逝世"，"去世"，甚至中性一点的"病故"呢？像1957年的"反右"，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一个又一个徐景贤们的过错，那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也是世界性灾难的一部分。
   
   
所以说，对于一个和众多普通中国人一样享有公民权的徐景贤公民，又是一个老人，就是凭着公民间的关爱，凭着一个幼者对长者的尊重，执政党及其喉舌——各路媒体也应该说一声：别再歧视死者了，让公民徐老安息吧，愿他一路走好。

“四人帮”在上海地区的头号亲信，被上海人当年称作“徐老三”的原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于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死，终年73岁。
自1995年刑满释放以后，“徐老三”一直致力于研究文革史，写成回忆录《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交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出版，内中多处替自己粉饰，甚至不惜拉出亲爹来作证。其心情可以理解，其手段令人鄙夷，想起章诒和与聂绀弩的那番对话，也就是说人其实是不能改造的。感觉颇有道理。十几年的监狱下来，仍旧没有给徐景贤带来什么脱胎换骨的改变，一有机会，就“翻案”。

粱晓声回忆说，他最后看到徐景贤公开露面是在上海群众庆祝打倒四人帮的集会上，徐景贤披着军大衣出来，群众看到他，大骂：“徐老三，滚下去。”徐景贤倒是很“听话”，真的“滚下去”了，此后再无公开露面的机会了，因为审查、羁押乃至审判都在等候着他。
徐景贤本来可以走一条中学、大学的正常的道路，但是，他手中的笔杆子过于利欲薰心以致于错误得想回头做百姓都很难。粱晓声后来回忆说，在他所在的文革中的复旦大学中，“张姚（张春桥、姚文元）之路”非常具有诱惑力，可见，徐景贤尤其应该是这些人的先行者。
“徐老三”的回忆录用“十年一梦”比较贴切，他做了十年的“美梦”，换来的是十八年的牢狱和终生的批臭，这种教训想必他即便是无法改造，也该是痛彻心肺的。应该说，徐景贤的回忆录声情并茂，老迈的徐景贤仍有这样的文字面世，到底不同于吴法宪那些个赳赳武夫可比。而纵观已经出版的文革回忆录，以王力、陈伯达、徐景贤的犹能说明一些问题、背景。而他们当中即以文笔而论，徐景贤更“胜”一筹。

东哥

看看，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