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来，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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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
　　
　　缪风林说：自唐太宗以来，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一个人。
　　
　　左宗棠这个人，比较特殊一些，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个性不同，成功之路不同，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同。
　　
　　个性不同。同曾国藩、李鸿章比较而言，曾国藩很内敛，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林黛玉进贾府，生怕走错了路，说错了话，这和中国的专制体制和官场文化有关系，和曾国藩的个性谨慎也有关系。不仅如此，曾国藩时时反省，每天写日记，检讨自己的过失，并且相当细化，也相当烦琐，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理学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李鸿章的人格比曾国藩、左宗棠大大逊色，李鸿章的人生信条在年轻时写的言志诗便见一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虽然很有气魄，但是比较俗气，绝无大济天下苍生之雅量，也无民胞物与之胸襟，充其量一官吏耳！李鸿章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晚清政坛上少年得志、春风得意混迹四十多年，大大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确实不简单，也不容易。说明其人适应能力很强，城府较深。从中也说明了江浙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差异，湖湘文化追求精神，厚重内敛而富有张力，具有叛逆性的野性，适合于乱世。江浙文化追求物质，通权达变富有弹性，具有适应形势的柔性，适合于治世。左宗棠英雄气十足，何者为英雄？英者，智慧过人。雄者，胆魄过人。从他二十三那年的那首言志诗便可看出端倪“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破万卷书，神交古人。”这与李鸿章之志判若云泥。这首诗确实写得心雄万夫，大气磅礴。左宗棠以六十高龄，出兵新疆，抬着一副棺材，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慷慨悲歌之气概。左宗棠处贫贱而不易，处富贵而不淫，处威武而不屈，大丈夫也。不过，他的器度要逊于曾国藩，曾左二人，屡有冲突，左宗棠说曾国藩是伪道学，而曾国藩如海之有容，这是曾国藩比左宗棠所胜一筹之处。
　　
　　成功之路不同。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的科举之路，这是自隋唐以来千古读书人所走的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不第，干脆放弃这条“学而优则仕”之路，这是一条冒险之路。很长时间穷困潦倒，在他的岳父家入赘为食，这在传统中国是很羞耻的事情。左宗棠不再读那些烦琐无用、空谈心性的四书五经，不效仿那些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改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地理兵书。如果不是洪杨起事，英雄有用武之地，他也只好老死乡里。自古以来壮志难酬者如辛弃疾、岳飞、宗泽，辛弃疾也不是发出“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感慨吗？而岳飞虽满腔抱负只落得冤死风波亭的可怜下场。可见，英雄有幸者，有不幸者，命乎？运乎？不得而知。
　　
　　历史定位，历史贡献不同。历史上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毁誉参半，比如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誉之则为圣相，毁之则为元凶”。但是对于左宗棠的评价却大大不同，左宗棠力排众议，运筹帷幄，收复新疆，功在千秋，炳彪史册。
　　
　　傅斯年说“历史就是史料学”，我看此话偏颇，历史不只是史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更重要的是占有史料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以求得管中窥豹、洞烛幽微的“洞见”。
　　
　　我们分析晚清中兴三杰的人生之路，可以看出什么呢？
　　其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看，清朝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首先是清朝十三帝，基本没有无道昏君，荒淫无耻之君，整体素质是历代最高的，。避免了前朝历代诸如宦官、外戚、朋党、藩镇、外族之弊政，再一点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文治武功趋于极臻。
　　
　　其二：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国最鼎盛的王朝，却不可逆转的走向崩溃，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告诉我们：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难以抵抗新兴的资本主义。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虽然在民族战争中屡败屡战，但是其经济、军事、人才来说，依然是世界之大国，为什么连一个日本也战胜不了。俄国1861年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德意的统一，面对民族危机，诸国皆可以自救，为什么中国不能自救。
　　
　　英、法、美实行民主政体，而俄、日、德、意与中国一样，依然是专制政体，所以说，把一个民族的沉沦归结为体制，是一种偷懒，是一种敷衍。
　　
　　其实，梁启超和鲁迅早有结论，梁启超的“新民说”，即国家之兴亡在改造国民，而鲁迅的转变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象。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中国近代史屈辱、灾难之根源，归根结底是国民性、是文化。
　　一个民族的伟大，首先是文化的伟大，一个民族的委琐，首先是文化的委琐。
　　
　　今日中国之复兴，即依赖于文化。没有文化上的创新和包容，没有国民性的改造，中国的复兴，犹如痴人说梦，画饼充饥，望梅止渴。
　　
　　为什么中国与日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日本两度崛起？今日中日邦交有恶化的态势，不是中国给日本造成威胁，而是日本的再度崛起已经威胁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盛产汉奸的国度，也是一个愤青扎堆的国度。其实，也不奇怪，这只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看其对立，实质统一。
　　
　　突然想起来，左宗棠问曾国藩说，老九一生中有何得力处，曾国藩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而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正是中国历史文化最病态、最恐怖之处，一个政权依靠腐败和杀人才得以维系，以腐败来换取官员的支持，以杀人来震慑民心，难道有比这更可怕的吗？
　　
　　遥想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豪情万丈。
　　平叛全胜，植树成功，成为流传后世的佳话，后来有人写诗赞扬说：“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度玉关”。
　　
　　但是，也许，他在1885年死于福州任上时，可曾想到他的忧心如焚，他的披肝沥胆，他的勇冠三军，他的气贯长虹，他的浩然正气，他的两袖清风，可以挽救大清国的命运吗？可以挽救中国民族的命运吗？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宋末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杰，清末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杰，可是他们可以挽救他们所效忠的王朝的命运吗？
　　
　　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有人称其为“黄炎培定律”，也有人把它提高到与诸葛亮隆中对一样的地位，称其为“窑洞对”。
　　
　　可怕的黄炎培定律，可怕的窑洞对，亦复可怜的黄炎培定律，可怜的窑洞对。
　　
　　难道这就是历史悲剧行进的二律背反。

孤飞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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