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由盛转衰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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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不已，而南唐据有富饶的江淮，政局稳定，国富民丰，成为诸邦中的强国。但元宗李璟即位后，在枢密使主张下，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前代积聚的财富迅速挥霍一空，南唐从此一步步走向衰亡。通过考察李璟一朝枢密使的活动，或许能提供认识南唐衰亡的另一视角。　　

一、枢密使侵损时政的表现及其后果

　　南唐开国之主李璟精明务实，在位期间实行息兵安民政策，辑睦邻境，发展农桑，在位数年，兵不妄兴，“江淮间连年丰乐，兵食盈溢”。“不但经济长足发展，富庶甲于天下，而且疆域广阔，“东暨衢、矜，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伪之地，最为强盛。”李璟临终告诫元宗“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余万，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但是随着元宗即位，昔日集结在东宫的一批文士如冯延巳兄弟、查文徽、陈觉等上台占据了要职，他们觉得自己根基尚浅，希图开疆拓土以树立威望。在大臣一片开疆拓土的呼声中，元宗很快把先帝嘱托抛之脑后，“自以唐子孙，慨然有定中原复旧都之意”，用兵闽楚，削弱了自身实力。　　元宗即位的第二年(938)，闽国(王审知建立)内乱，兄弟争权夺位，自相残杀，枢密副使查文徽认为是天赐良机，建议出兵闽国，大将何敬洙久经战阵，坚持“闽地僻陋，不足劳大兵”，于是元宗任命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审察边关能否出兵。文徽锐于成功，并未对双方形势认真考察，“至上饶复命，盛言必克”。元宗决定由查文徽、边镐率兵伐闽。查文徽虽好言兵，但并不善作战，又临阵怯懦，“行次盖竹，遇建州兵至，又闻泉、漳、汀州皆归延政，恐惧，退保建阳”，军队败挫。次年在何敬洙的协助下，双方夹击，才大败建州军，夺取建州，汀州、漳州、泉州随之纷纷归降南唐。南唐军初入闽，“建人苦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争伐木开道以迎之”。但主帅查文徽并未乘机安抚人心，反而“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复生叛心。但元宗却知而不问，对查文徽升官加爵，“由是文徽益自用”。

　　建州之捷大大刺激了南唐的进取心，诸臣想乘胜再取福州。宋齐斤声言以枢密使陈觉为宣谕使，召李宏义(屯福州)入朝，“可不劳寸刃，尽得闽地。元宗意方向觉，遂遣之”。由几条史料可以看清这一事件的过程。“(陈觉)既至，宏义倨甚，觉气折，不敢言。归至剑州，耻于无功，遂遣使矫诏召宏义，自称权知福州事，擅兴汀、建、抚、信州兵及戍卒，命冯延鲁将之，攻福州。败绩，众溃而归，死者万计，亡失金帛戈甲之类无算。”

　　“觉矫命发兵攻福州，(枢密使魏)岑方安抚漳、泉，闻觉举事，恐其专有功，亦擅发兵会觉。元宗以势不可中止，遂以岑为东南面应援使，与冯延鲁、王崇文及觉四面进攻，彼此争功，进退不相应。而岑尤躁幸，辄自焚营垒，纵兵入城，为福人所歼。会吴越(援宏义)兵至，延鲁与战败，诸军皆溃。”

6　　“陈觉、冯延鲁、魏岑攻福州李宏义，围之，败吴越援兵，福州援绝危蹙，且拔矣，而觉、延鲁、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接应，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陈)觉奏请(王)建封济师，建封率五千人会之，破福州版寨，入东武门。而建封亦与诸将争功，遽敛兵先退，宏义乘之，军复败，遂溃而归。”

　　“(保大五年)三月乙亥，吴越救福州兵白海道至，我师与之战，败绩，诸营皆溃。东南守将刘洪进请俟吴越兵去而取城，留从效不欲城平，王建封忿陈觉等专恣，遂烧营而遁。

　　枢密使陈觉、魏岑无诏旨而擅发兵，军法本当处死，在作战中又彼此贪功，互不接应。南唐本来可以一鼓作气攻下福州，但诸将各为私利，各自为战，使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泡影。“唐兵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却使吴越顺利占领了福州。留从效也乘机袭据泉州，逐出南唐戍兵。“帝(元宗)不能制，加从效检校太傅。”，以笼络从效。对闽、楚的战争，总体看是得不偿失的，名义上吞并了闽、楚，但实际上又陷入新的割据状态。“闽土判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复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成为南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与吴越交战于福州城下时，江州观察使杜昌业“阅簿籍，抚案叹曰：‘未数年，而所耗者半，其能久乎!’”闽、楚内乱对于南唐本来是绝好的吞并机会，如果成功，不但尽收闽、楚之地，也使吴越陷于三面环敌的危险境地，但主管军事的枢密使彼此争功，贻误战机，占领的城池也得而复失，徒然削弱了自身实力。从此，机会再未眷顾南唐，一旦面临新崛起的后周，守备尚且不暇，更遑论实现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了。《钓矶立谈》曾痛斥陈觉等人说：“陈觉不俟诏旨进讨福州，冯延鲁贪功亟谋犄角，及戎律大挠，舆尸不归，……及见后主归命，家国湮覆，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闽之役。然则虽断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　　陈觉等人擅自兴兵，无功而返，擅兵，按军法就当处死，元宗盛怒之下，也决心治陈觉、冯延鲁擅兵之罪。御史中丞江文蔚、知制诰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也上疏极论其罪：“觉、延鲁罪不容诛，但齐丘、延巳为之陈请，故陛下赦之。擅兴者不罪，则疆场有生事者矣；丧师者获存，则行陈无效死者矣。请行显戮以重军威”。由于其党与宋齐丘、冯延巳上表力救，最终罪魁祸首陈觉、魏岑、冯延鲁仅仅流贬，但不久陈觉、魏岑又蒙起用，复任枢密使，而弹劾他们的御史中丞江文蔚、韩熙载却先后受到宋齐丘等的排挤被贬官外任。如此颠倒黑白，致使南唐国政日益紊乱。欧阳修说：“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此势之然也……”。　穷兵黩武使得南唐国库空虚，这时江淮又连续三年大旱，蝗灾、疾疫流行，淮南饥民为了求生，纷纷渡过淮河前往后周求食，出现与李璟时期的北民南流截然相反的局势。然而，南唐政府无视人民的生死，派军队阻止饥民渡淮，军民之间发生冲突。后周太祖郭威下令“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赈济灾民。但是，南唐政府却截留来自后周境内的粮食，筑仓屯积，以供给军队。“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

(二)收受赂遗，嫉贤妒能

　　经过闽、楚之战，南唐前代积聚的财富消耗一空，元宗也认识到进取的艰难，开始考虑休兵息民。“或曰：‘愿陛下十数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帝曰：‘将终身不用，何十数年之有!”然而此时的息兵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空想，兴起于中原的后周国势蒸蒸日上，已经把先取淮南纳入统一的战略部署。保大末周世宗亲征，拉开了统一的序幕，用兵海隅已经使南唐元气大伤，显然难当其锐，而身为枢密使的魏岑、陈觉举荐大将但凭私意，致使战争失利，加速了南唐的崩溃。

    后周南侵，元宗急忙调兵遣将，以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将兵二万趋寿州(今安徽寿县)，皇甫晖为应援使，姚凤为应援都监，将兵三万屯定远。刘彦贞虽为名将之子，但“素骄贵，无才略，不习兵，所历藩镇，专为贪暴，积财巨亿，以赂权要，由是魏岑等争誉之，以为治民如龚、黄(龚遂、黄霸，汉之良吏)，用兵如韩、彭(韩信、彭越，汉之良将)，故周师至，唐主首用之”。周兵退保正阳，刘彦贞以为敌怯，贸然追击，周兵回戈反击，“大破之，斩彦贞，生擒咸师朗等，斩首万馀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馀万”。双方初次大规模的交锋，以南唐全军覆没而告终，后周由此打开了南下江淮的门户。正阳之败不能说不与错用刘彦贞为将有关系，但追根究底是魏岑、陈觉等人纳贿行私，交口称赞彦贞为“一面长城”，蒙蔽了元宗，为兵败埋下了伏笔，史书称其为：“淮南丧地千里，其败实自彦贞始”。

        周兵围困寿州，元宗以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景达将兵拒周，枢密副使陈觉为监军使，援助寿州。寿州是南唐在淮河上的防御枢纽，双方在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坚固的城防加上名将刘仁赡的善守，周兵久攻不下。“齐王景达军于濠州，遥为寿州声援，军政皆出于陈觉，景达署纸尾而已。拥兵五万，无决战意，将吏畏觉，无敢言者。”将领朱元善抚士卒，深得士心，淮南之战中诸将皆败退，唯独朱元克复舒、和、蕲州，被擢拔为淮南北面行营应援都监，与边镐、许文缜栅紫金山，将兵数万，援助寿州。值此千钧一发之刻，监军使陈觉与大将朱元矛盾激化，导致朱元叛降。对此，《资治通鉴》、《十国春秋》及马令《南唐书》记载大致相同“唐朱元恃功，颇违元帅节度；陈觉与元有隙，屡表元反覆，不可将兵，唐主以武昌节度使杨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觉以齐王景达之命，召元至濠州计事，将夺其兵。元闻之，愤怒，欲自杀，门下客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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