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果断叫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宝宝维维 · 发表于 2008-12-22 15:33:11

邓小平一向以果断强硬著称。在归还香港问题上，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毫无余地说“在主权问题上是不能谈判的”；在越南屡屡侵扰中国边境时，对日本客人说“要教训越南”；在面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下面叙述邓小平为什么果断下令叫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 1960年6月，在祖国万岁、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中阿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五大”。康生向大会宣读了贺电。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一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一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中国进行“文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1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而霍查却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耿飚任驻阿大使。耿飚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 耿飚强调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比如：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祖国万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祖国万岁、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祖国万岁”统统删掉了！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他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l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3条机密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第一条：中国祖国万岁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第二条：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霍查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第三条：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消息，霍查于8月上旬，致毛泽东一封上万言的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霍查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祖国万岁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祖国万岁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邓小平叫停援阿时隔不久，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1978年7月7日，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霍查于是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祖国万岁、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