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西安事变”

曾经.是我

在2004年6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解密的一万余件宋子文档案里，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写下的遗嘱。

　　距台北市八十公里的大溪，有一座占地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地下档案库，被人称为“大溪档案”。在蒋经国病逝之前，长期密封的一批国民党重要档案始终处于“保密”状态。其中仅蒋介石生前留下的亲笔信函、批示、文电、密札、蒋氏宗谱等文件就多达4万余件。

　　1991年以前，这些所谓“大溪档案”都封存在戒备森严的阳明书屋里。1991年秋起部分解密并对外开放。在这里就存有蒋介石的一份《遗嘱》原件。

　　(一)

　　现在公开发表的蒋介石《遗嘱》，写于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疾病已如近年台湾所公布的相关资料所言，其发病因起始于1971年阳明山的一场车祸。经过几年辗转病榻的折腾，蒋氏晚年又并发了心力衰竭等多种疾病。进入1975年春天，蒋介石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在神志清醒的短暂时日，蒋介石死前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要求从前的机要秘书秦孝仪来士林官邸为他整理遗嘱。1975年3月29日上午，秦孝仪坐在蒋介石身边执笔，由蒋口授，记录了一份《遗嘱》的草稿。后来它果然就成为蒋介石最后定稿并公布的《遗嘱》。秦孝仪记录的《遗嘱》是：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祖国万岁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

　　1975年4月4日深夜，蒋介石在台湾病故时，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子夜11时30分，蒋介石的心跳逐渐微弱，心电图上开始出现一条条不断波动的直线。当日的医疗小组所写的《病中日志》上曾有如下记载：“至夜里11时30分许，蒋公的双眼瞳孔已行放大，急救工作继续施行。期间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不得不应用电极直接插入心脏的做法，刺激心脏，但是仍然无力回天……”11点50分，从士林官邸的中正楼内，忽然传出一阵哭声。蒋介石逝去。士林官邸在深夜里马上紧急增调宪兵。大批奉调而至的台湾军警在士林通往市区和福山路口上严密布哨，与此同时台北市区也实施了从未有过的宵禁。不久，一辆辆高级轿车在大雨中鱼贯驶进官邸，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国民党“五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他们是按照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命令，前来这里为《蒋介石遗嘱》签字的。4月5日凌晨3时，正在播映电视节目的台湾各电视台，忽然在彩色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插播卡，电视台在播发蒋介石病逝的讣告之后，随即公布了《蒋介石遗嘱》。整个台北在漫天大雨中立刻陷入一片紧张。因为对于那些平时听惯了蒋介石“身体安康”的人们来说，蒋介石猝然因心脏病而亡的消息，无疑会引起意外的震惊。关于蒋介石这份由他口授，秦孝仪修改润饰多次的《遗嘱》，以及宋美龄并“五院院长”签字前后的情景，蒋经国在他《病中日记》里，曾作如下记载。他写道：4月4日：父亲于夜11时50分，病逝于士林官邸。儿痛不欲生。——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时分，父病情形，似无变化。惟觉得烦躁。六时许，稍事休息，八时半三探父病，时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脏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急救无效。——父亲深夜病逝后，遗容安祥，如在熟睡中。当时告知严‘副总统’，四院院长及其他要员和家人来士林官邸瞻仰遗容。极尽悲哀，余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当孝仪要我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蒋介石病逝之前，最有权威的史料记载。它可以排除有关蒋介石死因的种种毫无根据的猜测。从蒋经国的日记上，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生前虽然曾经患了前列腺肥大、肺炎、心脑血管动脉硬化、车祸所造成的肋骨创伤，便血等等多种疾病，可是，他最后却是因为心力衰竭而死。因为这篇《日记》的作者，是蒋介石生前最信任的儿子亲笔所写，所以它所记载的内容证实了这一点。

　　自从蒋逃台以来，数十年间无时不梦想着有一天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尽管这时的蒋介石已自知“大陆”是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而台湾国民党已成撼树之蚍蜉，但他仍然不忘发出这样的梦呓。除此之外，蒋介石几乎对自己身后的私人事宜没有作任何交待。蒋在临死前接见秦孝仪之后，就再也不见任何人了。患病期间除蒋经国可以随时出现在他病榻前之外，蒋介石再也没接见任何下属与旧部。这种独处一室的情况直至他最后撒手尘寰。

　　蒋介石死后，他的《遗嘱》公布在报纸上之时，台湾并没有像1988年1月其子蒋经国病逝时所发生的《遗嘱》风波。也没有发生政治上的动荡。虽然蒋介石在《遗嘱》中，对国民党继任人和自己的家庭后事没有作只言片语的交待，可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强人，早在他患病之前就对国民党的政治继任人，以及政治权力的交接，做出了一系列实际的安排。其中尤其对蒋经国继任一事，考虑得最为仔细和周到。蒋氏早在患病之前，就有意把严家淦这一过渡人物安排在“副总统”位置上，毋庸讳言，他在此十几年前即已为蒋经国的顺利接任创造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局面。所以蒋介石殁后，台湾政局基本是稳定的。这与1988年元月蒋经国病逝后的动荡几乎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1975年蒋介石公布的遗嘱，乃是蒋氏的第二次遗嘱。因为蒋早在三十年前就曾经留下过一次遗嘱了。

　　(二)

　　蒋介石的第一次遗嘱，据2004年6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解密的一万余件宋子文档案中首次披露，应该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禁在西安高桂滋公馆期间，曾经完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遗嘱，共三件。据美国解密的消息：宋子文于1936年12月21日即将从西安返回南京的前天晚上，他经张学良首肯，前往高桂滋公馆向蒋介石辞行。这时，蒋介石把他在幽禁期间背着张学良偷偷写成的《遗嘱》小心交付宋子文。这三份《遗嘱》均为毛笔所撰。一份是蒋氏致全体国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致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第三份是写给当时正在苏联西伯利亚流亡的亲生儿子蒋经国和在德国留学的次子蒋纬国的。蒋介石请求宋子文将其中写给全体国民的政治遗嘱，设法在南京和全国报纸上公开公布，其余两份则要求他转交给在南京的夫人和尚在苏联未归的儿子。蒋介石在致全体国民的信中，和他1975年死前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上的政治遗嘱有许多迥异之处。蒋介石这样写道：

　　余乃国父中山先生之忠诚信徒，自投身革命以来，无时不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胜利竭诚努力。然自三省陷敌以来，国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势无日不堪其忧，虽数次进剿，然皆因吾党吾军贯彻领袖意志不力致功败垂成。党纪不严，国法不张，领袖亦无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势力，阳奉阴违，皆欲趁此敌犯北疆之际谋私图利。或割据为政，或以收复失地为由妄图不轨。学生民众亦受邪党异说之煽惑，助纣为虐。余深感有负国父嘱托，现陷于叛军之手，致全党全国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际，余决心殉国，切希吾党吾民珍视团结，举国一心，以国父三民主义为矢志不渝之救国谋略，上下精诚，务期早日实现国民革命之伟业。剿除共匪，铲除叛乱，则余死于九泉而无憾也！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蒋介石于同日还在西安幽禁处亲笔写了第二个《遗嘱》，这是给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

　　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相隔一日，蒋介石又写了另一份私人遗嘱，亦即他写给当时正在国外留学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的。蒋氏这样写道：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从这三份遗嘱观之，蒋介石至少在12月20日之前，在西安已有准备死掉之心。当然，他最大的恐惧是已经愤怒已极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不可能在囚禁他以后又释放他。同时蒋介石也担心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来到西安以后，他的处境肯定会雪上加霜。所以蒋介石才决定写下这三份遗嘱，当然，蒋之所以给全体国民写公开信，而不是给当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信，其用意就在于此信一旦公开发表，势必要造成舆论与声势，借以压迫张学良、杨虎城和兵谏军队。宋子文在读阅蒋氏三份《遗嘱》后，深感事态严重，一时难以拿定主意，便询问蒋说：“此三信是否需要请汉卿(张学良)过目？”不知出于何种用意，当时与张学良坚决对峙的蒋介石，居然点头同意：“可以让张汉卿一人过目。”张学良阅罢蒋的三份遗嘱后，当即对宋子文表示，这样的《遗嘱》最好不要拿回南京去。一是公布出去会造成全国的混乱，同时也会被日本人利用，致使本来有望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变得更加复杂化。但是宋子文仍然担心西安可能发生的战事，会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对此，张学良当即作出郑重许诺：“如果西安果真发生战事，我将以人格担保，一定把这些《遗嘱》发表出去。可是现在你千万不能把这些遗嘱拿到南京去。因为蒋先生的安全完全有保障，他在我这里根本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宋子文只好作罢。

沈阳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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