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英豪——匈奴传奇

沈阳老张

这是一个充满无畏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民族，这是一个狂野奔放而难以捉摸的帝国。这些
　　来自荒蛮草原和瀚海大漠的游牧者有着说不清的来历，道不明的去向。他们如席卷千山万水的沙尘暴一般骤然兴盛，将无尽的杀戮劫掠和金戈铁马用刀箭刻在史书之上；又像树叶草丛中凝结的露水般默然消逝，只留下千年的感慨叹息和英雄豪情在后人心头萦绕——这就是匈奴。如能穿越时间的阻隔，拂去历史的尘埃，何不随我一同面对他们延续千年的目光？
　　第一章 草原之子
　　
　　第一节 哪来的匈奴？
　　
　　1.华夏余脉，夏之苗裔？
　　
　　关于匈奴的话题，在中国绝不新鲜。介绍匈奴的书籍却寥寥无几，随手捡起一本书来看看，翻来覆去大概总是那几句话：“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段话首先将匈奴划到华夏族的范畴内，毕竟大伙都有同一祖先，于是暗中埋下了可以进行统战工作的伏笔。接着又指出淳维的子孙们是专营畜牧业的蛮族人士，明确将其与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划分开来。而且其祖先山戎、猃狁、荤粥都曾有侵扰中原祸害百姓的旧账，倒叙起来的话山戎侵扰过燕、齐；猃狁曾与周宣王姬静大打出手；而身为蚩尤余孽的荤粥更是胆敢抗衡伟大领袖轩辕黄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伙与其打交道时还是小心为上。这么有水平的话自然出自大家之手，作者便是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西汉时期，那时候东亚大陆上的两大强国：汉帝国与匈奴帝国正展开争夺霸权的长期争斗。在争霸过程中，汉与匈奴上演了绵延数百年的和亲与战争的戏码。汉对匈奴的态度正与司马迁的这段话相符，在又打又拉的过程中分化瓦解了不可一世的匈奴帝国。话说回来，虽然匈奴本身未必同意司马迁的论断，可惜他们本身没有发展出文字，后来又逐渐衰落消亡，自然更加无法占领舆论宣传阵地，使用笔杆子为自己摇旗呐喊。于是在以后的历史中，匈奴的“夏起源说”便被魏晋南北朝乃至于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的历史学家们一辈辈地加强巩固，逐渐发展出“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和“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等诸多注解。尤其是最后这条很有意思，利用匈奴特有的收继婚姻风俗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大体上是说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姒履癸被商汤流放而死后，他的儿子獯先是收编了自己的若干后妈，接着率部跑到北方草原上过起游牧的浪漫生活，从而形成了匈奴。
　　这种对匈奴起源的认识绵延两千余年，直到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时才有所纠正。王国维否定了匈奴起源自夏后氏的观点，但对于匈奴源自山戎、猃狁等古代蛮族的看法还是很赞同的。不仅如此，王国维还进一步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运用音韵考证认为商代的鬼方和西周初期的昆夷也都是匈奴的祖先。他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提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王国维的观点成为近现代匈奴研究的金科玉律，至今国内的大多数学派都沿袭了王国维的学说。
　　
　　虽然司马迁——王国维理论体系的名头甚大，但照样也有不买账的。例如现代学者蒙文通就不同意王国维的看法，他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文中，认为鬼方、畎夷、荤粥、猃狁并非匈奴，真正和匈奴同族的，应该是义渠。黄文弼也持有类似的见解，他在《论匈奴族之起源》一文中说：“余按鬼方、荤粥、混夷、猃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混为一族，遂今后世羌、胡不分也。”蒙文通的主要论据是羌人和匈奴之间存在着巨大服饰和发型审美差异，“被发左衽”的羌和“胡服椎结”的匈奴，就如同努尔哈赤的马褂辫子与朱由检的长衣扎髻一样，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民族。匈奴的前身，不是形成羌人的鬼方、猃狁等，而是林胡、楼烦、义渠，因为他们往往都被称为胡。春秋时，他们又被称为狄。同为现代学者的黄文弼也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中提出春秋的白狄（白翟、北狄）、战国的林胡、楼烦、义渠，就是后来的匈奴。他们二人都提到的义渠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商代前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义渠在商代一直同鬼方争夺生存空间，后来又不断蚕食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到了周文王姬昌末年，大臣姜尚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首领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二道贩子姬昌又将这些东西转献给商纣王子受辛。由此可见义渠同周人经常做生意，关系挺近乎。而鬼方就比较不上道，不懂得与周国和谐相处的好处，于是逐渐被周国军队驱逐到河套地区，义渠则趁机内迁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农业也开始出现。义渠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族。义渠族全民皆兵，遇到战争便倾族而出上战场。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为妻，这些风俗似乎都与匈奴相符。而义渠被秦所灭后，其残留后裔以匈奴的名号再兴似乎从时间上也说得过去。
　　在《史记》中有一段记载似乎可以印证这种猜测：公元前6世纪中叶，义渠在吞并了北地诸戎后，进一步向东南发展，目标正是秦国。公元前651年，义渠收留晋国人由余为使臣，派他出使秦国。由余被秦缪公诱降后助秦攻打义渠，“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公元前430年，养精蓄锐已久的义渠发大兵攻秦，迫使秦军退出渭河下游。公元前352年，秦出兵伐魏，一举攻占了魏西河郡和上郡。接着秦国乘义渠国内乱，又派兵一举平定义渠。公元前327年，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但在公元前318年，义渠乘中原诸国混战，又脱离秦国控制，联合东方五国伐秦。《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道：“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而《战国策•秦策》中也记载着义渠王在同一年“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两份史料相互印证，似乎可以证明《史记》中所说匈奴便是《战国策》中所说的义渠。无论是匈奴还是义渠，这次进攻最终还是被秦国瓦解。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幼小的秦昭王嬴稷即位后由母亲宣太后芈八子摄政。宣太后是个极为厉害的女人，她使出美人计诱惑义渠王于甘泉宫，还一口气为义渠王生下两个儿子！这下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甘心让秦国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渗透。时机成熟后，宣太后眼皮都不眨一下地杀了义渠王，接着灭掉义渠国。义渠族大部也融入秦人之中，逐渐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嬴稷母子灭掉义渠后又修筑长城“御胡”，在去除北方后顾之忧后便开始大举侵略关东六国，到嬴稷在位末期时秦国领土已经超过其余六国的总和，秦统一天下的趋势由此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上述两种匈奴起源的推测其实都是根据古代史料进行论证，可惜同样在古代史料中也充斥着与之相悖的记载。例如关于鬼方的军事组织结构和战争方式就与匈奴截然不同，周康王姬钊时期的小孟鼎上刻着大将孟王奉命讨伐鬼方的事迹。上面有“孚车十两”、“孚车百口百两”的记载，也就是说周军缴获了鬼方军队的战车若干，而使用战车绝非游牧民族的作风。此外戎、狄等民族在古籍中往往有徒步作战的记录，与匈奴的骑射差距甚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戎、狄等民族大多已经进入半定居的居住状态，尤其是义渠在与秦的长期战争中曾修筑城池要塞抵御秦军进犯，这绝非游牧民族的作风。《后汉书•西羌列传》中记载战国时期“义渠、大荔戎皆筑城数十”，而秦国在进攻中被迫频繁地进行消耗较大的攻城战。而义渠国与狄人分支鲜虞建立的中山国都仿效中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大量任用中原人士为官吏。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赒就曾三任中山国的相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确认先祖司马氏“相中山”。司马赒曾趁着邻国燕国内乱时“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得胜后“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这说明义渠国与后来的匈奴帝国在政治制度上毫无延续性可言，况且义渠人崇尚火葬，而匈奴则是土葬。《墨子•节葬》中记载义渠人“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死不焚也”，这种观念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
　　2.一锅混沌乱炖的“匈奴粥”
　　
　　既然匈奴起源于华夏后裔的假说有破绽，那么自然会有人提出新的猜测。反正假设错误的话也不会有匈奴人跳出来反驳，更加没有因为伤害了匈奴人民感情而引起民事诉讼官司的危险。于是史学界还有如下的假设存在：匈奴是外来户，他们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游牧者。不过此西方并不是欧美友人的意思，而是特指突厥种族。现代学者芩仲勉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中提出：“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而俄罗斯和蒙古学界则提出匈奴是秦汉之际在北方草原上新兴的游牧势力，与以往诸少数民族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于是诸多说法不一而足，谁也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压服其他假说。毕竟这是一个早已消失又没有文字的民族，连司马迁都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打好了预防针：“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的发展延续实在是难以严格考证的。
　　匈奴的起源，难道真是不解之谜么？当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只有孙悟空，匈奴人可没这么神通广大。14世纪的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特丁在《史集》中这样介绍蒙古民族的由来：“由于塔塔尔人非常伟大和受人尊敬，其他非塔塔尔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尔人的名字为世人所知......这些非塔塔尔人由于把自己列入塔塔尔人中，也觉得居于伟大和可敬的地位......各种非蒙古部落，均仰赖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洪福，才成了蒙古人。这些人原来都各自有自己的名字，但如今为了自我炫耀，他们都自称为蒙古人。”
　　也就是说蒙古塔塔尔部落兴起后被其吞并的其余草原各部落也都以蒙古人自居，例如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本是突厥分支，在被铁木真征服后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蒙古人”。这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他们对于种族和国家的概念并不如汉人那么敏感。当蒙古帝国崩溃后，这些部落也随之放弃了自己的蒙古身份。克烈和乃蛮与乌孙、钦察等部落再度组成了新的民族哈萨克。以此为样板将时间上溯千余年到匈奴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做类似的理解呢？
　　事实上中国古代史籍中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等都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而这些荤粥之类自己可不一定有清楚的民族意识，他们以部落为单位时聚时散，中原王朝实在难以区分这些人到底是咸粥、甜粥还是皮蛋瘦肉粥，所以一股脑地称为荤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上述民族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戎、狄等新的民族称谓，并且还有数以百计的分支存在。这些民族同样也不是空降到中国大地上的，他们必定是古代少数民族部落互相兼并融合后产生的“新”民族，虽然名字不同，但以部落氏族为中心活动的特点却保持不变。当这些聚散离合不定、盛衰兴旺难料的各氏族以较牢固的部落联盟的形式出现时，往往便被中原王朝视为出现了新的“粥品”，而匈奴也一定是以同样的形式在公元前4世纪诞生的。以草原民族的特性而言，匈奴不可能是单一氏族和部落的直系后裔，他们是不同部落联盟的产物。匈奴内部的各分支如屠各、宇文、独孤可以看作是构成匈奴帝国的不同种族部落，而那些贵族大姓氏如挛鞮、呼衍、兰等也可以看出昔日不同氏族的痕迹。更何况还有诸多的匈奴“别种”、“别部”存在，更是说明了匈奴起源的复杂程度。既然匈奴帝国是个类似多民族体系的国家，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匈奴”便是在这个民族兴盛时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实力的一部分，当这个部分兼并其他部落或与其他部落联盟后，匈奴这个名称也像日后的塔塔尔、蒙古一样被其他部落和氏族所接受，从而成为他们共同的名号。
　　这个关于匈奴起源的理论从上世纪初开始就有国内外学者提出，例如杨建新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中指出匈奴是以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基础，结合了鬼方、猃狁、荤粥和戎、狄乃至于一部分中原华夏族成分的部落联合体，后来在战国后期形成了新的匈奴族。乌恩结合考古学发现和史籍记载提出匈奴的确有西方突厥种族的血统，也有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成分，这种差异导致了后来南北匈奴的分裂分化。这种解释是以北方草原兴起论为基础，融合了其他推论的一种大杂烩式的解释。从效果上来看可谓是攻守兼备左右逢源，很好的解释了匈奴那神秘莫测的起源之谜，至少不会让读者的理解力乱成一锅粥……
匈奴种族——远古“联合国”
　　
　　匈奴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呢？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对匈奴相貌有特别的描述，似乎他们与汉人之间没有巨大的差异。虽然没有详尽的文字描述，幸而我们还有雕塑可供揣摩——在陕西兴平县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前有一尊1.4米高的“马踏匈奴”雕像，马腹下的匈奴人左手持弓，右手以短矛刺马胁。此人面阔多须，头大而后仰，高颧骨小眼睛，眼睑呈三角形，厚唇平鼻，低额大耳，这种相貌似有蒙古人种特征。前苏联学者杜门通过对在外蒙各地发掘出的38个匈奴头骨进行研究后，认为他们都属于蒙古人种北部亚洲西伯利亚类型。不过在外蒙古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中出土的刺绣像中的匈奴人则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巨大，上唇有浓密的胡须，并有蓝色的瞳孔，如此相貌又绝非蒙古人种。中国的王国维认为匈奴人“深目多须”，应该有典型的突厥人相貌。内蒙古鄂托克旗三段地汉墓中出土的土男俑则均为长颅高鼻深目，颇有欧罗巴人种特点。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出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过描述匈奴人摔跤的透雕铜饰，匈奴人高鼻长发，也具有鲜明的突厥种特征。在初唐史学家李延寿所撰的《北史•突厥传》中就明确指出：“突厥者……匈奴之别种也”。就目前的东亚考古学发现而言，匈奴相貌以蒙古人种居多，但也包括一些突厥或欧罗巴人种特征。
　　曾饱受匈奴入侵之苦的欧洲人对匈奴人的记载更多，如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记载道：“他们的肤色很黑，脸没有定形。应该是眼睛的地方长了两个黑洞，鼻子平扁，面上疤痕累累。”、“胸宽头大，眼很小，鼻梁扁平，皮肤稍黑。大体上看很接近蒙古圆头人种的特点。至于其皮肤，则由于草原上太阳的强烈辐射而变成了黑褐色。”；希腊人措西莫斯认为“他们看上去和猴子差不多”；斯道尼乌斯主教更是说：“匈奴人的新生儿也有一张令人恐怖的脸……他们的鼻子不允许超过脸的高度，为了长大后在作战时能戴上脸盔，不惜用带子裹住鼻孔以遏制其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亲生母亲才会给亲生的儿子破相。”，上述描述充斥着仇恨情绪，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半兽人部落。幸而有法国现代汉学家戴遂良后来给我们提供了一番中立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极其硕大的头，脸宽，颧骨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颌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在穿孔里戴着一个环子的长耳朵。除了在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一般是剃光的。眉毛是厚的，眼睛突出像杏仁一般，瞳仁是活泼的。”此外由于多食乳酪，匈奴人的颧骨下面有两团暗红的油光。
　　如此复杂多样的相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匈奴种族的复杂，不过在东西方史料中对于匈奴衣着、饮食和作战习惯的记载大致上是统一的。《史记》上说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古罗马史学家阿米亚诺斯描述“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畜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调的，穿上后便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为止。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
　　从上述记载来看，似乎匈奴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其实不然，匈奴的城镇和村庄定居点遗址与大量农具和手工艺品的出土表明匈奴也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例如在外贝加尔地区就有伊沃尔加城址、德日进河边的巴颜——乌德勒城址、希洛克河畔的格曼德尔图城址和七卡河边的都列尼村等大量城镇和村庄遗址，其中的城镇还拥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尤其在伊沃尔加城址中发现了大约7千平方米的住房和手工作坊。在游牧王国中出现农耕文明的痕迹并不奇怪，首先中原的华夏族就是匈奴起源时组成它的一份子，其次匈奴从中原掳掠到草原上的大量人口需要安置，不可能全部将他们变成牧奴。于是大量汉民族人口带来的农业也成为匈奴经济的一部分，在匈奴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汉式器具和房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俄罗斯哈卡斯自治共和国发掘出的中国式宫殿瓦当上刻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字样，更是令人对宫殿主人的身份浮想联翩。根据汉代史料中诸如“会连雨雪数日……谷稼不熟，单于恐”此类的话来看，农业在匈奴社会经济中还是占有相当大比重的。
　　匈奴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种游牧文化。

高天流云

一个充满无畏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