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韩国”和“南朝鲜”有什么不同？

高天流云

大家到市场上买领带，常听小贩说：“正宗南韩丝的，买一条吧。”不过你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是看不到“南韩”这个词的，现在一律使用的是“韩国”。如果你去看大陆1992年以前的文章会发现，那时你是见不到“韩国”这个词的，当时对那个国家的称呼是“南朝鲜”。
不就是一个称呼嘛，换来换去干什么？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
“朝鲜”一词大约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公元1897年，朝鲜国王高宗将国号改为“大韩帝国”，这是“韩国”一词的起源。二战后朝鲜半岛分裂，其北方建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其南方出现了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它的前身是1919年韩国的爱国者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二战中该政府也作为同盟国一方对日宣战。说起来它的简称应当是“韩国”，可为什么以前大陆会称之为“南朝鲜”？
其实中共一开始对韩国的态度并不排斥，1944年7月4日中共《新华日报》发文称：“韩国临时政府是当前能够代表韩人的惟一的统一的政府；同盟国能够迅速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积极援助韩国光复军……这是打击日寇当前这种企图的必要措置。”韩国临时议政院第36次会议通过新宪章并选举新临时政府阁员后，《新华日报》发社论给予热烈祝贺：“韩国实现了民主团结，不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发展史上有光辉的意义，而且在世界的民主浪潮中，在东方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也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中共代表林祖涵、董必武还设宴招待当选阁员及各部长。1945年11月日本投降临时政府归国前夕，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欢送金九、金若山、洪震等政府成员，并祝愿他们回国后大有作为。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私交甚笃，例如《独立宣言书》起草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海公（申冀熙）。海公的儿子王河均（申河均）与郭沫若还是连襟。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特地安排还在上海的王河均夫妇在市政府机构工作。1950年已回到韩国的海公尚托周恩来劝王河均返回汉城助他竞选总统，周恩来嘱郭沫若动员王河均从父命回韩国，后为韩国议员；其妻、子则因朝战爆发一直留在上海。可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是将那个政权称为“韩国”的，并不曾把韩国看成伪政权的。
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卷入了冲突，为了师出有名，中国共产党指责大韩民国是美国的傀儡，并称金日成朝鲜是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样这场战争就可以说成是“内战”，美国的介入也就成了“侵略”。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再继续称“韩国”了，而是造了个新词“南朝鲜”，这就好比《春秋》以“王正月”开头一样，每说一次“南朝鲜”就等于暗中重复了一次“韩国不是合法政府”，与此配套，当时文献将韩国军队称为“伪军”，目的还是为自己的行为张目。要注意朝鲜是不能称为“北朝鲜”的，因为那就将之放在“南朝鲜”相同的地位上了，不能凸现其“正统性”。等到1992年中韩建交，当然就要承认人家作为国家的正当性，因此“南朝鲜”之类的文字游戏不能再玩了，“韩国”一词这才回到了大陆的公共语言中。
当然什么朝鲜、韩国之类的差别都是在汉语内部的，在西方的语言中这两个词是一样的，英语中都是“Korea”，相应地南北双方称为“south of Korea”、“north of Korea”，很多境外的华文媒体将之译为“南韩、北韩”，对此大陆媒体是绝对不会这样译的，因为那有暗示韩国是正统的嫌疑，这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不符，大陆将这两个词译为“韩国、朝鲜”，以凸现两国作为平等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这是原则问题，如果媒体上违反了属于“政治事故”。
对“Korea”的翻译延伸到了一些词组的翻译上，例如“the Korea war”，大陆一般译为“朝鲜战争”，但境外华文媒体很多将之译为“韩战”，从对这个词的翻译上可以约略看出译者对那场战争的态度。不过如果从翻译“信、达、雅”的要求，以及汉语特殊的文化环境来说，对于韩国及西方文献中“the Korea war”一词译为“韩战”更加确切，因为“朝鲜战争”一词在很大程度上蕴涵着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大陆的政治观点，以此来表达韩国及西方对那场战争的称呼是不恰当的。

沈阳老张

中韩建交，当然就要承认人家作为国家的正当性，因此“南朝鲜”之类的文字游戏不能再玩了，“韩国”一词这才回到了大陆的公共语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