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不强 南宋亡国之“谜”

高天流云

决眦斜阳里。品江山、洛阳第一，金陵第二。休论六朝兴废梦，且说南浮之始。合就此、衣冠故址。底事轻抛形胜地，把笙歌、恋定西湖水。百年内，苟而已。纵然成败由天理。　　叹石城、潮落潮生，朝昏知几。可笑诸公俱铸错，回首金瓯瞥徙。漫涴了、紫云青史。老媚幽花栖断础，睇故宫、空拊英雄髀。身世蝶，侯王蚁。
　　宋人王奕填的《贺新郎》，道的是宋代的亡国恨，尤其“百年内，苟而已”，普遍被看作是两宋偕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南宋，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经济上的实力因为统治者对军人的不信任，并没有转化为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
　　宋室南渡后造就了当时最富裕的一个国家。宋在海洋上充分展露了自信和开放，开辟了不少经济特区用于对外开放，并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一，乃至将招商引资的先进个人选拔进干部队伍。如，为吸引外商，凡市舶纲首（有点像开发区的招商办和企业家领袖）能招诱舶货，抽解物货，累价及5万贯、十万贯的，可以补官。有一个泉州人蔡景芳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招98万多贯，就被授了“承信郎”。
　　问题在于，南宋这样一个经济上成就斐然的政权，为什么会“富而不强”？为什么经济上的实力没有转化为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这单纯地从“偏安”的偷懒心理来分析，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项羽当年见秦皇威仪，尚且有“大丈夫当如此”的慨叹，何况北中国是在先皇们手中丧失的宋室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南渡之后的历任宋帝及他们的文臣武将们，不是不想光复河山，而是心有余悸，投鼠忌器。这种余悸，确切地说，不是畏敌、而是惧内，不是来自当年的亡国梦魇、而是来自于对内部权力丧失的恐惧。这是宋室自赵匡胤时代就有的遗传基因，发展到后世子孙，就毫无悬念地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赵宋政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挥到极端，甚至到了“宁不攘外也要安内”的地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王朝，因此对枪杆子的防范也最为谨慎和周密，甚至不惜牺牲国防力量来维持这一传统，这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弱的国防军。朕自己枪杆子弱不要紧，大不了割地赔款，但在朕的一亩三分地中，别人就压根不能碰枪杆子，对外称臣当孙子，对内还是老子天下第一。“偏安”本身不是羸弱的原因，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偏安”不是外交政策（皇帝冲动之下也是狠打过几次北伐战争的，在辽和金两次“落井”的时候，宋室也适实地“下石”了，说明还是心怀中原的嘛），而是实质上的内政方针（“偏安”是最有效地防止祸起萧墙的方式）。岳飞之悲剧，某种程度就在不懂得（或没做好）“守缺”、“守拙”上。
　　南宋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成绩斐然，在经济的改革开放方面成就显着，但就是恪守着立国以来的祖宗规矩，对军队和军人严加防范。南宋时期最安全保险的“讲政治”，就是“不讲政治”，就是把发展经济、为自己搂钱当作最大政治，造成了以拜金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和睁眼说瞎话的“理学”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一起硬的局面。这样的一个畸形政经结构，堵塞了经济成就转化为综合国力的路径，经济与政治成了不相干的两张皮。一边是高压线般的必然触及防范军人的基本原则、甚至完全可能失败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国防体制改革等），一边是海外资本云集、万国货物云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现实生活，利害权衡之下，想不苟且都难！天下若非是朕的家天下，而成了天下人的天下，那天下再大再统一，对朕又有什么意义呢？
　　“把笙歌、恋定西湖水”，即使豪杰之士，这恐怕也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了，辛弃疾说“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这不仅仅是在感叹时光无情，更是感叹体制对人才的限制，最后也只能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可怜白发生！”。

韩宇

历史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