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孔子与儒术”观

高天流云

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上足以看出司马迁在此上面的地位和成就。
在认真解读《史记》之后，我认为司马迁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反映在他对待孔子和儒术的态度上略见一斑。一些学者和专家认为司马迁先有黄老道家的思想，后来归入独尊儒术的，我的观点是，司马迁对孔子是尊重的，对儒术却持有“不肯定”的态度，或者说“不完全赞同”的思想的。

有一点必须明确，司马迁是在受了“宫刑”并担任中书令后《史记》基本成稿的，他的任务首先要为皇家写史，不是在今天所谓的“自由撰稿人”的位子上的。汉武帝对司马迁不会没有戒心，不可能没有控制，对文章不可能没有审查。只有汉武帝通过了，司马迁的文章才会传世。因为司马迁的写史是代帝王立言，不是自由写作，随心所欲，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只有和必须在领会汉武帝精神的前提下才可以尽情去发挥，在字里行间体现自己的思想。而司马迁正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时代，他不同于一般的文人知识分子，他的年龄、学识、性格、环境以及占有的史学资源都决定了他具有的独特人格，他不可能人云亦云，在读《史记》中对“孔子和儒术”的认识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作为思想家的伟大之处。

单从《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来看，对孔子与弟子以及儒家思想继承和传播者在《史记》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和笔墨，似乎昭示着司马迁写史的思想和态度。孔子在“贫且贱”的地位时，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后来即使遭到打击、排斥、嘲讽、围困、“累累若丧家之狗”仍能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和高昂的斗志。他对平民教育的贡献、对典籍的整理传播、对自己政治主张不懈宣传的顽强拼搏精神司马迁都是肯定和赞同的，对孔子的人格魅力是尊重的。“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整部《史记》中成了“至圣”的恐怕只有孔子一人，司马迁把他推上了圣人的地位，这大概是司马迁尊孔的缘由吧，估计这更多的是也为了迎合汉武帝的喜好的。

然而，由于思想上的成熟，对历史发展、社会问题的思考，司马迁不会因汉武帝对儒家的尊崇就轻而易举改变自己的主张，对儒术的时代局限性司马迁是客观分析的，他并没有急于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历史，让历史和实践去评判。司马迁认为儒家思想的禁锢对受教育者影响极大，不利于人的个性发展，《史记》中的英雄人物无一不是展示自身的个性特征，凡是读过《史记》的都会有切身的体会。在《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重点写了孔子弟子七十二贤者之一的子贡，历史上子贡的作为和成就我们没法去考究。但是我认为，在司马迁笔下的子贡的成功靠的是“骗术”而不是“儒术”，子贡游说一节，子贡“南见吴王”陈述自己见解后吴王“大说”；子贡使之越后，越王“大说”；子贡报吴王说越王“大恐”，理由陈述后吴王又“大说”；子贡去之晋国，没说几句话晋君就“大恐”，在这里还没有时间概念，“晋君”也是个模糊的字眼，与司马迁实事写史的风格迥然不同。司马迁几乎在描述子贡的行为能力时都突出了个“大”字，子贡个人的本事一下子跃然纸上，但是在《越王勾践世家》、《吴太伯世家》和《晋世家》都没有提到子贡的重要作用和政绩。在《鲁周公世家》却有这样一段话，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吴王的意思“我们是纹身的蛮夷之人，不值得用礼制来要求”，这一点和《仲尼弟子列传》的文字上出入很大，感觉似乎晦涩费解，其实前后内容对比后，发现有些显然抬高了子贡驾驭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司马迁评价仲尼弟子时说“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意思就是说有些史事并不可靠，认为杜撰的成份也不在少数，自己也只是根据史料取舍编撰罢了。

孔子地位的攀升也就预示着曾经占据主流文化代表的退缩，洋洋洒洒近万言的《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里叙述不足600字的老子的强烈反差，或多或少揭示出当时其中的历史现状。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后说他是“犹龙”，文字虽很简练，但意义十分重大，孔子作为司马迁笔下的具有“至圣”地位的人说老子是“大概就是龙”。龙是什么？龙才是中华民族崇拜的神啊。孔子说老子是神，那谁在司马迁心中更有地位不是一目了然吗？特别是在《老子韩非列传》的最后司马迁评价，“老子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则更能真正表露出司马迁的真实思想。

应该指出，对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思想的认识，司马迁给出了命题，“道不同不相为谋”，孰是孰非，正确与否，哪一个更符合更顺应时代的潮流和发展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是聪明和睿智的，他把对道家和儒家的认识问题留给了后人，让它成为一道为政者和思想家难以破解的哲学思考题......

沈阳老张

对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思想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