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从忠勇诤议到太无聊的智囊团队

高天流云

　　在古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至高无上，皇帝对全国的人民土地财富的控制、管理权。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但在政府官职中，有监察皇帝的，这叫做谏官。“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置谏议大夫，掌议论，属光禄勋。无定员。”就其官职而言，便是专叫他追随皇帝，在皇帝近旁，专来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

魏征以能够犯颜直谏而闻名

　　唐太宗李世民一代明君以善于纳谏为后世赞颂，与他一道名垂千古的是太宗任命的谏议大夫魏征。无论是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还是《贞观政要》上，都有这君臣二人进谏、纳谏的精彩例子。

　　唐太宗鉴于兵源短缺而应宰相封德彝之请求下旨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入伍。当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抗旨拒不签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朕意已决，事与汝何干？”

　　魏征回道：“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更何况兵不贵多而贵精，毋须凑数。”

　　最终，唐太宗被迫下令停止征兵之事，而魏征得了一口金瓮的赏赐。皇上重金买谏、大臣进谏受赏，大大刺激了群臣，中书省的张蕴古便尝试着给太宗上了一道奏章，名为“大宝箴”，顾名思义自是箴言一类的，要旨是劝皇上节俭爱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太宗虽知自己没有“以天下奉一人”的坏毛病，还是很欣赏他的勇于劝谏，“赐以柬帛”。

　　一朝天子一朝臣，谏议大夫遇上明君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他们的舆论监督作用在此尽显无遗。唐代后来还增补了拾遗、补阙之类的官职，与谏议大夫一道，形成了皇上的智囊团。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这些官员，大都是挑选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阶位并不高，亦无大权，但人微言重，政府很重视他们的言论。

　　司马光《谏院题名记》如是评价这些谏官：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音：翠)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磨灭)。嘉佑八年，刻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只不过谏官的设置，其用意在纠绳天子，这一初衷在宋朝被改变了。谏官在宋制中，由皇帝所亲擢，不再由宰相所管，谏官变得处处与政府为难。

　　如司马光所言，谏官本就以“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自居，因为这一职位挑选的都是年轻有学有为有胆有识的人才担任，所以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要尽责讲话，奋不顾身。一旦他们因为什么言论给免职了，难保声望反而更高，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于是，一些谏官便有意无意的以“反对”为己任，总是保持异议。

　　据《临江西江孔氏族谱》载：翰林学士范缜举荐孔文仲至神宗皇帝赵顼面前对策，对朝纲国策侃侃九千余言，表达对王安石变法中“理财”、“训兵”之策的不同见解，因而罢官。赋闲中，潜心研究学问和著书立说，并积极参加欧阳修的文学改革运动。元祐元年(1086)复用为起居舍人，不久拜左谏议大夫，升礼部员外郎，旋因直奏“青苗”、“免役”诸法的利弊，元祐三年改任中书舍人，同知贡举。

　　不能就此揣测孔之升迁与“异议”有何关联，倒是可见勇于言论不同政见的确是当时风气。

　　此外，宋设置谏院，谏院下设鼓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之长；王安石变法之际，当时的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写一封长达3000余言的信给王安石，抨击新政，也就是著名的《与王介甫书》。政府存在不同声音，乃至成了新旧党争，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这种“异议”所造成的后果，不能不说这些是政制值得反思的地方。

　　已故国学大师钱穆就曾如此评价此时的谏官：

　　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他们尽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而且漫无统纪，只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单独发表意见。政府却不能老不理他们的意见。这一风气，也算是清议。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清议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是有擎肘。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了，闹得太意气，太无聊了，社会乃及政府中人，都讨厌他们，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相奸臣又从此出头了。

　　这仿佛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后来，明朝废除宰相废除谏议大夫，封建政治结构中相对独立于皇权和对皇权有某种制约作用的政治力量都被铲除或被置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政治体制内亦不具有任何可以有效防止君主滥用权力的制约机制，皇权干预、支配、控制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垄断性的政治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也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

沈阳老张

成为垄断性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