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平定朝鲜内乱身当晚清重臣的岁月

老葫芦 · 发表于 2010-5-18 09:10:58

　光绪甲申年(1884年)，日本公使支持朝鲜开化党发动叛乱，颠覆政权、捕禁国王、屠杀朝臣。在间不容发的危迫时刻，袁世凯果断率兵入宫，打败了日军和叛军，迅速平定了叛乱。

　　平叛后，多方面的人物各怀成见私利，一齐攻击袁世凯。搞得他在朝鲜无法立足，只好借故逃回。是非功过，当事者心如明镜。

　　清廷派去查办其事的钦差大臣吴大澂，查实情况后向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李鸿章得悉实情也“咨嗟叹服”。

　　查办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使袁世凯“名望重中外”。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事关系是宗法制度的上下有秩关系，人们所做之事或所建之功也要求秩列关系。下级小人物做事立功若不合身份、超出有秩关系，往往不被认可。就如主人的笼中之鸟，只要在笼中，歌唱得好听就能博得主人高兴、赞赏。如果鸟儿越出笼子，跳到树上唱歌，歌声会比在笼中还好听，但主人就会恼怒，可能会遭到枪弹射击。

　　诸葛亮所以被人颂扬，是因为他明知刘备的儿子阿斗是个毫无作为的浑小子，仍是赤心耿耿为之打天下；而曹操身为汉朝的丞相，却丢开汉室，自图大业，便留下千古骂名。曾国藩创办湘军为清廷卖命，天天盼着攻下金陵。而一旦金陵被攻破，他又吓得日夜难眠，怕功高盖主，超出清廷的宗法秩列，丢掉身家性命。他赶忙遣散湘军，自解兵权，要求回家种田，清政府才没有搞垮他，让他做一个无将无兵的行政长官，犹如清政府笼中之鸟，清政府才开始重新赞扬。在金陵城破之初，曾氏兄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连他的弟子和被他提拔起来的督抚大员也一齐攻击他，准备合力消灭他。

　　一个仅为五品虚衔的袁世凯，未经在朝鲜的一、二品大员吴兆有、张光前同意，更未经清政府批准，就擅自率兵闯入朝鲜王宫与日本兵和叛军作战，从而平息了变乱，又立下了不该他立的国际级别的大功劳。该立功者没立寸功，人们如何不攻击袁世凯这个越级而擅自立功的多事者呢？如果袁世凯不关心朝鲜王宫中叛乱之事，听任日本人和叛乱者所为，坐等清政府发来命令，听从吴兆有等人的坐失战机，即使日本人得逞，即使中国失去朝鲜的一切，也怪罪不到袁世凯头上去。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高个子先倒霉，矮个子后倒霉，至少袁世凯后倒霉，这就是中国人不负责任的逻辑。可惜袁世凯未按这个逻辑办，未按封建的秩序办，所以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人们常说的“野心家”，目无王法尊长的捣乱分子。

　　也怪袁世凯太爱动脑筋。壬午兵变后朝鲜政局，不要说吴兆有、张光前等四肢发达者未能察知，连李鸿章专事外交的大员也麻木不仁。以袁世凯的睿智、勤奋、对国家大事的负责任、对职守的忠诚，他早已料定会有日本人挑动朝鲜内乱发生的那一天。

　　就在甲申变乱发生的前夕，未雨绸缪，袁世凯洞察变乱将发，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禀报了朝鲜的政局动向。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要，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外，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疑，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不入。日夕焦灼，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允必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竹添进一郎带兵换防，日内必到。薛斐尔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0~3301页。

　　这是甲申变乱前的21天，即1884年11月12日，袁世凯向李鸿章的禀报。袁世凯这篇禀文的文字极为简练，不失优美。他洞若观火，仅以数百字，就把朝鲜、日本的关系和政局发展趋势透彻地表述，给主持中国大局的李鸿章示之以警。

　　原来，自壬午兵变之后日本未甘心他们在朝鲜的暂时失机，而进一步寻找机会，扶植亲日派，颠覆亲华政权、为将来侵占朝鲜创造条件。在日本的离间、扶植下，朝鲜出现了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党魁的开化派。掌握政权的被称为事大派，代表人物是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是亲华派。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要集中力量应付法国的侵略，把吴长庆及庆军三营调防离朝。又因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接连失败，使朝鲜政治格局骤然发生变化。国王李熙倒向日本一边，王室成员包括原来亲华的事大派部分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人认为清廷在中法战争中失败，无暇兼顾朝鲜，便抓紧活动，发动政变，推翻亲华政权，颠覆朝鲜。

　　日本人的阴谋被袁世凯洞悉，山雨欲来，袁世凯向李鸿章禀报当时紧急的政情。日本人幕后指挥，国王为亲日派包围，不再听从劝告，严重的祸患临近，不久将发生大事变。禀文最后直言：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郞率换防日军在*天内到达汉城，美国驻朝公使薛斐尔(也积极策划朝鲜独立)已在朝鲜，预示着朝鲜马上要发生大事变了。

　　李鸿章看到了袁世凯的禀函，命令他“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况随时报告”。正因为有李鸿章的亲自指示，袁世凯才通知吴兆有、张光前等随时行动。袁世凯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函禀李鸿章与庆军统带和清朝驻朝外交官商办外交、军事事务，他有其权力，并非过格行为。但是，吴兆有等人的官衔远高袁世凯，他们见袁世凯的行动过于积极，不合礼法、秩序，心里已生忌嫌，不愿意配合行动了。

　　袁世凯严肃紧张地备战，“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士兵，一如战时”。袁本人更是日夜监视敌人动向，各方面的情报都较及时而准确金玉均：《甲申日记》，见《中日战争》二，第467页。。

　　尽管袁世凯日夜监视，而政变在王宫的秘密发生，还是让他一时未知。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晚上六时，开化派首领之一、任邮政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邀请政府官员和各国驻朝使节赴庆祝宴。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SW司穆麟德出席，日使竹添托病未出席。

　　席间，厅外突然失火，宾客纷纷离席察看。埋伏在四周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把亲华派大臣闵泳翊乱刀砍倒。放火、杀人的叛乱分子大呼清军作乱。金玉均等迅速冲进王宫，迫令国王写出“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把国王、闵妃软禁于景佑宫。然而假诏传新华大臣入宫，进去一个杀死一个，先后被杀的大臣有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等人，几乎把宫中亲华重臣杀光。随后，以国王谕旨形式组成新政府，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人物皆为政府要员。将新政府中枢名单函告各国公使。

　　6日上午，又颁布了新的政治纲领。美、英等国公使皆入宫晋谒国王和新政府中枢，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政变当晚，袁世凯未知内情。陈树棠告知日使竹添和开化派杀人的情况，袁率兵赶往邮局，已空无一人；袁又达宫门，则宫门已闭。

　　5日上午，开化派公布了新的政府名单。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商量对策。吴、张及陈树棠都表示等待中国的命令，遂向李鸿章发函，由军舰送往旅顺，再由旅顺电告李鸿章。

　　6日，汉城全城震动。幸免于难的亲华官员向清廷驻朝将领“痛苦乞师”。而吴兆有等人仍整日坐待。袁世凯则一直强调事态紧急，不能待命后再行动。他联络了自己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向新军发放军饷、约集新军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准备入宫护卫国王《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4页。。行动前，他致书日使竹添，质问何以杀害大臣*人，并告知将率队入宫，保护国王［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等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第3页。。但未见竹添的回音。

　　袁世凯向吴、张等表示：事态严重，应朝鲜大臣请求，师出有名，应立即入宫戡乱，并声明：“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担，决不牵累诸位。”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吴、张等见袁世凯一人承提责任，才勉强同意。袁当即约定：会合朝鲜新军左、右营，分三路入宫。袁自率庆军庆字营及新军左、右营为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27页。。

　　庆字营和朝鲜新军皆是袁世凯训练，所以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很快进入景佑宫，与敌军展开数轮激战；又有袁世凯曾教练的韩兵数百人倒戈，合力打击日军和叛军，竹添败逃日本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叛臣随日军逃跑，受到朝鲜民众的一路追打，十分狼狈。

　　整个战斗历经一个时辰，清军大获全胜。

　　当夜，清军获悉被劫持的国王下落，洪英植等阻拦救护，被平乱军队杀死。

　　次日上午，国王被护送至袁世凯军营，原政府官员金允植、金弘集赶来。经商定，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

　　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宣布变乱被剿平。日使竹添则*使馆，率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叛乱骨干逃往仁川。

　　变乱被袁世凯迅速平定后，国王李熙邀他住在国王的偏殿，朝夕会晤。各部大臣环于袁世凯左右，听从指挥。袁“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衣不解带，目罕睫”，旬日间头发斑白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此时，清政府正愁于中法战争的节节失败；李鸿章因海防失败、台湾被法军封锁、越南北部的清军接连失地，被整得焦头烂额。因此，当李鸿章接到朝鲜事变消息，迟至平乱后的第九天才密令“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清政府更拒绝援军，并派吴大澂前来朝鲜“熟审机宜，悉心办理”，主要任务是“剖析中倭误会”，“免生衅端”《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53~354页。。清廷的“密旨”送达朝鲜，甲申变乱已平息半月有余了。

　　如果坐等清廷指示，日本人策划的政变就早已成功了。

　　然而，袁世凯迅速平定这次变乱，其结果却是被追查“谁先挑起事端的责任”，变成了被追查的罪人。按吴大澂的计划，是想“诛世凯以谢日人”。时因中法战争紧急，清廷生怕得罪日本，生怕日本借中法战事进攻中国的东北。故而杀一个袁世凯，“以谢日人”胡思毅：《大盗窃国记》。

　　但是，当吴大澂行至山海关，忽接到李鸿章发来电报一通，告诉他袁世凯有一份万余言的事变始末报告书，令他去马山索取一阅《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69页。。原来，袁世凯已把事变始末电告李鸿章，并说马山浦有更为详尽的报告书，并有充分证据可供阅览。李鸿章的电报虽未说明袁世凯报告书的内容，但电报的口气，已对袁世凯进行了赞赏，吴大澂当然就打消了“诛世凯以谢日人”的计划。

　　当袁世凯在汉城参见吴大澂等人时，有一段对话，已见吴大澂看到李鸿章的电报，又在马山浦取阅了袁世凯的详细报告书，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袁世凯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即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会予以谴责？”

　　吴大澂说：“必会严厉谴责。”

　　袁世凯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

　　吴大澂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吴兆有、张光前满以为钦差大臣一到朝鲜，袁世凯准要倒霉。因此，早准备好了口实，把袁世凯一案告倒。岂料，吴大澂前来后根本不查“启衅”的缘由责任，而把袁世凯当成了功臣，对吴、张的态度却极为轻视怠慢。吴、张等人非常恼火，从而引发了袁世凯与庆军将领，包括长期做吴长庆幕僚的张謇的根本性矛盾冲突。吴、张等人抛开平叛主题，另找袁世凯的平日缺陷，罗织其“罪名”，向钦差大臣告发他，并在仕林中文泛宣传、诬陷他，给袁世凯造成许多难以挽回的名誉损失。他们罗织的种种“罪名”、“恶习”，多是“欲加之罪”。

　　其一，挪用军饷。

　　甲申变乱的过程过中，受保护的朝鲜亲华官员被乱党杀死一大批。事后经袁世凯与营务处吴、张等人会商，以清军军饷给死者家属发了抚恤金。然而，吴、张等合谋诬告是袁世凯擅自挪用。不仅向吴大澂告黑状，还直告到李鸿章那里。当袁世凯要求报销这些款子时，李鸿章拿出吴、张的“黑状”，诬告是袁世凯“以银买给韩人之心”，并责令袁以私款赔补。袁世凯百口莫辩，只好请假赶回老家，“售卖家产进行补偿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02页。。此事不仅是吴、张等人恶毒诬陷袁世凯，也是清廷、北洋对他的极大不公平。他不避艰险平息变乱，即使是他主张挪用军饷抚恤韩国官员家属，也是完全应该做的。朝鲜是中国藩属，中国向有保护之责，有困难时中国也向来帮助解决。在平乱非常时期，向死者家属抚恤，正显得中国给予保护的立场和态度，是完全应该的，是不应该让袁世凯变卖家产赔偿的。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不给他报销恤金，袁世凯尚不明白其中奥妙。他并非朝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他完全可以不承认是自己挪用，横赖是吴、张的责任。事情出来了，他的叔叔袁保龄，时在旅顺任水陆军防务总办，给他写信，指出：“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同上书，第99页。袁保龄比袁世凯更知官场恶习，袁世凯当时毕竟才是20多岁的青年人。李鸿章虽已深知是吴、张等人告袁的恶状，但吴、张毕竟又是李鸿章的淮系大将。壬午兵变后，袁世凯在朝鲜锋芒毕露，大刀阔斧整顿淮军纪律，并杀了违反军纪的淮军官兵，淮军“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吴长庆)”，淮军众将就已侧目于袁。此后，袁世凯接管淮军一营，一再显示个人锋芒，使淮军大将吴、张等人非常难堪。因此，李鸿章明知就里，仍护着自己的旧部，也给袁世凯一定的惩处，为淮系大将挽回一点面子。

　　其二，冒名钦差。

　　这是张謇的揭发，实际上也是淮军将领吴兆有跟张謇说的。

　　袁世凯的行文发函，落款确有“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但在“钦差北洋大臣”后面总空一格，在自己的职务前有“奏派”二字，这个格式是无可挑剔的。“钦差”是北洋大臣的重要头衔，而袁的职务是由北洋大臣奏派产生的。可见，钦差是指北洋大臣，袁只是个“营务处会办”。这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美国大使馆译员”，谁也不会说那个译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幼儿就明白的知识。

　　袁世凯与外国使节的留影

　　尤其在国外做官办事，面对的是各国使节等国际代表，袁世凯的确身膺其职，必须用这个大落款。如果不用前面的大帽子，那才是极其错的。如果是一个国内某单位的译员，自然不必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帽子，在国外若不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冠语，只剩驻美国大使馆译员，怎么认定该译员的身份呢？如果袁世凯不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就得加上“大清国派”。那么，把“钦差北洋大臣往哪里摆”？那他袁世凯不就是皇帝直接派来的，那才是真正的“钦差”了。袁世凯确是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来朝鲜，他的官衔北洋大臣无权赐给，只能是北洋大臣向皇帝上奏，名义上仍是皇帝通过北洋大臣上奏委派这个官职去朝鲜办事的。这有什么错呢？

　　还应该指出，清政府和朝鲜的关系原是宗属关系，地位不平等，不能直接派出使臣，而到朝鲜后面对的却是和清廷平等的各国公使，这就让代表清廷的袁世凯、陈树棠(名义商务委员)、吴兆有(名义营务处总办)等做事十分难堪。

　　本来陈树棠是个大使衔，但只有“商务委员”名称，日本使臣明知就里，而故意刁难他，“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李鸿章全集》，第十七卷，第3349页。

　　就连吴大澂已有“钦差”头衔，而无“全权”官样，日本派“全权大使”井上馨赴朝后，和吴大澂明明同等官衔。就少了“全权”二字，连私人拜访都被井上馨拒之门外。日韩交涉会议，牵扯中国的内容，井上馨也拒绝吴大澂参加，吴大澂硬闯会场，井上馨则宣布休会，根本不予理睬同上书，第2800页。。

　　所以，袁世凯的官职不高，代表的是大中国，落款前面冠个吓人的大帽子，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朝鲜的左宝贵也曾不得已用了“钦差”字样，曾被言官弹劾。左宝贵是真用了“钦差”头衔，而袁世凯用的是由“钦差”奉派而来的，自不能同日而语。

　　其中原因，吴兆有等人心知肚明；李鸿章曾有专文谈了中国驻朝官员的难堪和不得已。张謇作为大手笔的多年幕僚更是明晰此故，而在袁世凯立了大功后，众人忌嫌之时，他又曾是袁世凯的老师，也跟着起哄攻击自己的学生，也真正太小气了。

　　其三，“事事任性，妄自尊大”。

　　这条罪状也是淮军驻朝将领一致认为的，张謇曾写信责备袁世凯，点出这条罪状。信中说：既然你是一个小小的五品“司马”，是吴兆有的帮手，做起事来应听从吴兆有的。但是，你却总是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朝鲜国王处处皆言“袁会办”而吴兆有“总办”反而被忽略。“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张謇给袁世凯信函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00页。

　　张謇信中所谈，说来说去还是袁世凯官职微小，不该越级办事，更不该越级立功。造成了朝鲜王公大臣只知有一个五品的“袁司马”，不知有一品的大员吴兆有，造成了淮军大将寒心愤涕。

　　这个结果的造成，前文已经论及。甲申变乱突然发生，袁世凯一直等着吴兆有等人拿主意。但吴兆有等人的主意是坐等清政府下发命令，根据命令行事。事实已证明，如果等到命令，得半个月以后。那么，朝鲜发生的政变早已成功，中国对朝鲜的历史关系早已改变，朝鲜政权早已为日本控制了。

　　袁世凯是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立主入宫戡乱，也是得到吴兆有等勉强同意了的。但是真正行动起来，吴、张两营却几乎未能配合作战，戡乱之役实是袁世凯一人率庆字营和朝鲜新军完成的。

　　据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目击战事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郞所著《袁世凯》种种历史见证，都已言明吴兆有、张光前实未参加戡乱，而是躲在高墙下，未敢发一枪、进一步。

　　事实是，吴、张、袁议定入宫戡乱，袁即率军入宫，与敌人几番枪战后，才看到吴兆有由两名士兵搀扶着狼狈地走着。吴见到袁世凯后，即“跌足号哭”。袁问其故，吴哭着说：“士兵入宫一闻枪声，便逃跑溃散了。”袁笑着说：“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你赶快回营吧？不要乱我军心！”随即指挥军队与敌继续激战。

　　整个战斗过程更未见张光前率部前来，袁世凯很担心，派人查看，原来他率领的军队全躲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

　　这些情况，是《容庵弟子记》的描述。

　　而甲申变乱在日本记者佐藤的笔下，也是袁世凯先给竹添书信，“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见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等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第12页。

　　佐藤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写作的，“书甫入，我会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是要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但是，他的记述对袁世凯的表现，应较沈祖宪《容庵弟子记》更客观真实。在佐藤的笔下，也只见到袁世凯的戡乱作战，未见有吴兆有、张光前的行动。

　　袁世凯的戡乱作为，震动了日人、各国公使和朝鲜王及官吏。戡乱之后，韩王李熙是被袁世凯接到自己的营中，吴、张畏敌不敢参与战事，自然无颜与闻。此后，朝鲜王和官吏依靠袁世凯“内筹抚治，外辑邦交”。

　　整个戡乱过程如此。张謇责备袁世凯“事事任性，妄自尊大”，不是跟着吴兆有做事，而是“威福在我，凌蔑一切”。又说韩王来函，处处提的是“袁会办”，仅仅顺便提带吴兆有，等等。

　　吴兆有、张光前如此畏敌，那般狼狈，让袁世凯如何跟着他们去应付甲申变乱？韩王信中不提吴兆有，只写“袁会办”。吴兆有等人见死不救，自己吓得狼狈不堪，自己说士兵闻警，吓得逃散。让韩王如何去写他们的表现？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淮军的暮气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已不堪闻问。吴长庆在*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成为淮军名将。但当他死后，随时间推演，他的部队也日益*、老化了。甲午战争中，张光前、黄仕林统兵驻扎旅顺口，日寇杀来他们也是一枪未放，尽数逃走，造成旅顺一地人民几乎被日军杀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时。张光前前往道贺，谈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访庆军的创始人刘秉璋，被刘拒之门外。李鸿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而李鸿章却仍留张光前做两广防营统领刘体仁：《异辞录》，第130页。(刘体仁是刘秉璋之子)。。

　　想当年曾国藩攻下金陵，大功告成却变得四面楚歌。他首先令功劳最大的九弟曾国荃开缺回籍，写了几首饱含怒愤和伤感的诗送给九弟，有句曰：“十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如今袁世凯在朝鲜立了大功，结果却是“外国人全部以流言诋毁他，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尉庭愤懑不已”金允植：《云养集？送慰庭归河南》卷三。。为偿还抚恤韩官家属挪用的饷项，适逢嗣母牛氏生病，以此为借口，“抽身而退”。

　　然而，李鸿章了解实情后，对之大加赞赏，以为袁某20几岁青年，在那般紧急之时，能不避嫌疑，不计自身后果，果断率军入宫戡乱。“在军事上，甚至在外交上作详尽周密的布署，发号适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汤优祥：《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第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认定袁的才干、度量、能力，在复杂的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是难得的军事外交“奇才”。

　　袁世凯当时大功不争，委屈不诉，尤其“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汤优祥：《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他在功过是非搅和之际，全身而退，更让人钦佩。当李鸿章与井上馨会谈时，井上馨提出惩办“肇事者”袁世凯，李氏也坚予回护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第28页。。

　　虽然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未领寸功，且获祸回籍。但是，他的出色表现，实令他腾誉中外。钦差吴大澂表面上查办了他挪用军饷以恤韩官家属等项“欲加之罪”。而对他却钦佩安慰，连连称赞，同他一道同船返津，向李鸿章当面称袁为“当世奇才”。在入京向皇帝复命时，更是“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各望重中外”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