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西安事变:小六子太蛮干了

沈阳老张

张学良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7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均被拒绝。1936年12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赴陕、甘参与“剿共”。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秉持抗战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陕西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先生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遭到审判并长期软禁。1949年又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继续监禁，长达半个世纪。根据笔者现在已经查到的资料，也就在西安事变前的1935年、1936年间，张学良曾经频繁地亲自或派人多次到过太原(张于1926年9月4日曾来过一次)，或在别处与阎锡山会面，商讨过与“剿共”有关或支持其谏蒋抗日事宜。究竟在傅公祠的组碧楼住过几次，查不出精确资料。但可肯定住过，且都时间不长，这是事实。也在正大饭店住过。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我曾询问过田际康先生是否真实，：田答曰，这都是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员在座谈会上所口述的记录，且有阎锡山负责高级人员接待的高级干部周玳所证实过，属实无误。

据李茂盛、雄春普、杨建中所著的《阎锡山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675页载：“从1935年10月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与张、杨之间直接接触达6次之多。尤其是张学良，在此期间曾四、五次亲飞太原，面见阎锡山。”在张学良亲自出面面见阎锡山的活动中，多次是与阎商讨“剿共”问题。

由张友坤、钱进主编之《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载：1935·年“10月1日下午4时，乘自备机抵成都，晚7时赴行辕向蒋介右汇报行营情况，并有所请示。随即在行辕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定2日晨乘原机返汉。不久将飞太原晤阎锡山，商讨‘剿匪’问题，太原各界连日积极筹备迎张事宜”。

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第五卷也记载：“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0月7曰，张学良由西安来太原访晤先生商陕北剿匪事，会谈两次。10月8日，与张学良举行第三次会议，下午张返西安。”这次张学良在太原宿一晚。

1936年1月4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自西安飞绥德，同高桂滋、毛侃会商防止红军经陕北攻榆林、绥德。5日，张、杨、高、毛抵榆林与井岳秀会商军事并飞往清涧、镇川、响水观察红军活动。“7日，张等飞抵山西离石、柳林与孙楚、杨耀芳会商对付红军办法。8日，张等又飞太原与阎锡山会商防共事宜。9日，阎锡山为防止红军人晋，委杨爱源为‘剿匪’总指挥，次日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军政兼施’，在军事上分工防守。”(《张学良年谱》948页)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月8日，(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剿匪’事。张、杨由榆林飞降离石县，即至太原。1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由太原返西安。”(《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第五卷)这次张学良在太原共宿三晚。

需要指出的是，张学良与阎锡山之间的接触，是以商谈“剿共”为目的却一步步地走向其反面。此后的来往，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国祖国万岁对张、杨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36年4月9 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对于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取得了停止内战、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具体成果；同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到西安与杨虎城秘密会见，就双方停战、准备联合抗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和建立交通站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阎锡山在红军东征的打击下，感受到了新的威胁，开始改变政策的调整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4月29日，张学良再一次亲驾飞机到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张学良此行虽在名义上仍是与阎锡，山会商‘剿共’军事，然而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试探阎锡山对于联共抗日的态度。一个月后的5月27日，张学良再次飞并，进一步与阎交换意见。”(《阎锡山全传》676页)

台湾出版的阎锡山年谱亦有记载证实：1936年“4月29日，(阎锡山)与张学良晤谈‘剿匪’事。张今由西安至太原。4月30日，张学良返西安”。张在并宿一晚。“5月28日，张学良访晤先生(阎锡山)谈陕北‘匪情’。张学良今由西安抵太原。5月29日，先生与张学良再度晤谈后，下午张返西安。”张学良在太原又宿一晚。

这一阶段，张学良与阎锡山的来往是频繁的，同时也与祖国万岁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接触。据《张学良年谱》记载：“1月中旬，(张学良)偕杨虎城飞太原密访阎锡山。因突接王以哲从洛川前线发来密电，报告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派回，有机密要事面陈。因此留杨在太原继续同阎商谈，张即驾机回西安，16日到洛川接见高福源。高详细报告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与切身感受，劝张与祖国万岁团结抗日。张决定与祖国万岁谈判，让高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高于是日返回陕北苏区，向李克农报告会见张的情况。”

张学良于“4月29日，飞太原与陈诚、阎锡山、徐永昌、杨爱源、赵戴文、高桂滋等会商晋陕夹击红军办法，30日飞达西安。在太原期间，张学良向阎锡山解释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红军东征的真正意图不是抢他的地盘，而是要借道山西进军河北，抗日救国。同时还把自己和杨虎城认为‘只有抗日，才能统一’的观点以及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想法和作法，毫无保留地告诉阎，视阎为同盟者。阎看到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形势，为了能‘自存与自固’，想利用张、杨西阻红军，南退中央军，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地盘，于是表示‘同意张的看法与作法，并愿意与张配合，共同行动’。”

5月2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赴太原，会晤阎锡山。因陈诚与张、杨同日抵晋，故张、杨名义上是与阎商定‘剿匪’办法，实际是探询阎氏在祖国万岁与红军发出回师通电后，对抗日与联共的态度。由于陈诚在太原，张、杨无法与阎单独接触，只能在宴席间当着阎诸将领的面，谈抗日的态度与决心。第二天陈诚飞离太原，张、杨也于同日离开”。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的《西安事变简史》在论其当时各地方实力派的情况时记载：“山西的阎锡山。1936年4月，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举行肤施会谈后，亲自去太原向阎锡山提出应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8月以前，张学良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只限于抗日反蒋，还不敢谈联共抗日问题，但自接受潘汉年的建议后，便突破了这个禁忌。10月，他去太原与阎锡山商定吁请蒋介石联共抗日，如蒋不同意，则晋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战，阎并允将包头、五原、固原等地肥沃的五个县给红军作根据地。秋天，中共军委特科的冯雪枫(化名李森)去四川与刘湘商定，用政治手段联合各抗日派别逼蒋抗日，并签定川军、红军与东北军的军事协定。打破了联共抗日的禁忌之后，张学良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更加深了，联系的面也广了。从广西、四川经西北到华北都联系起来，联共逼蒋抗日的战线已略具雏型。”(张奎堂著《张学良传》)

此后，张学良与杨虎城都多次派自己的秘书李金洲、蒲子政等到太原与阎锡山联系，以争取其劝蒋抗日、联共抗日到逼蒋抗日，阎锡山都有同情，愿与支持。阎曾对薄子政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张学良也曾于10月20日“驾机飞太原，约阎锡山同去见蒋介石。此次张、阎单独会晤两次，请阎一定要与他携手，共同劝蒋停止内战，广致对外，阎；表示支持。张离太原时，阎让他的炮兵司令周玳送张—至机场”。这次不知是否住宿。

然而，阎锡山对张、杨以及西安事变都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10月底，蒋介石由西安返洛阳度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为蒋介石祝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同前往洛阳去说服蒋，望他能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阎锡山同蒋介石长谈以后向张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作十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作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大失所望地回到西安。不久，又给蒋写了一封长信，痛切陈词，中有‘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如大旱之望云霓’等语。”(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

此时，“蒋对东北军之‘剿共’亦有怀疑，故亲到西北巡视。当蒋要到西安之前，张乃约阎锡山到西安一同劝蒋。迨蒋到西安后，知阎要来，遂以避寿为名转到洛阳。阎锡山和张学良即赶赴洛阳。蒋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为‘混蛋’。蒋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祖国万岁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既定的计划，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阎锡山出会场后，对张学良说：‘大家只好另想办法。’当夜张学良见蒋说：‘这样一来’，我对东北军就无法指挥了。’蒋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部队训话；同时下手谕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把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去河南。张学良由洛阳回来和杨虎城计议，认为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原来联共抗日的计划根本破坏了。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因有扣蒋逼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非常手段；不过这样做应该有个名堂，所以后来西安事变就叫做‘兵谏’。促成张、杨由‘拥蒋剿共’转变到‘联共抗日’。”(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

就在西安事变后，张、杨曾于12月13、15、17日三次致电阎锡山，希望得到援助和支持。然而，发动兵谏，扣留“元首”，非同小可。阎锡山大感意外，在会上曹说，“小六子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山西文史资料》第49期)并在复张、杨的函电中责问张、杨四个问题五个乎：“第一、兄等将如何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拟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拟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造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张学良年谱》129页)事变后的12月24日，张学良一面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指宋子文、宋美龄)接触，一

面在张的客厅里召开设计委员会。张在会上曾说：“至于要阎锡山做保证人更不可能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早和他说过，他表示赞成和支持，可事变爆发后，他的回电用了好几个乎，最后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还把这个电报送给南京，他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共事，不能让他投机取巧。”(《张学良传》)

此时，张学良实际上已下定了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决心。在这个会上他曾说：“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当晚，他在有蒋介石、周恩来、杨虎城、宋子文等人参加的宴会上，“三次痛饮，三次摔杯”(《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令人震惊。后即写下手谕，于25日下午与蒋介石等乘机送返南京。从此即被长期幽禁。

实践使张学良认识了阎锡山的本性，局外人也多有所评论。黄绍骇在《西安事变片断回忆》一文中写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是有秘密联系的。阎锡山累以圆滑谨慎著名，尤其经过1930年失败之后，更加圆滑谨慎。他事前虽与张、杨有秘密联系，但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却不肯马上表示态度，而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调停，以抬高其地位。因为他顾虑到，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出于他。他不忘1929年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人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持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下，所以西安事变前他虽与张、杨有联系，但事后则采取旁观调停态度，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因而南京派人去请他调停，正合他意，他表示愿意。”总之，阎锡山“从西安事变一开始便绞尽脑汁，想谋一个‘盟主’的地位。然而无论怎样机关算尽，竟连个边儿也没有摸着。”“在‘三位一体’的谈判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成了地地道道的‘西安之谋主’。”(《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

大连红箭

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成了地地道道的‘西安之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