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年代西方人眼中红色中国

沈阳老张 · 发表于 2009-10-7 05:45:41

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欧洲，逐渐到美国，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达到高峰。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表现在从经济发展到道德完善的许多方面：新中国巨大的物质成就、感动人的集体化运动、乐观向上的真正的民主精神、红色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以及种种符合人道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建设。那些受邀访问红色中国的记者、专家们，又像三十至四十年代去延安或边区的前辈们那样，坚信自己在中国发现了一个代表未来的“美好新世界”；在那些西方的“新中国迷”的眼里，毛***时代的中国有高尚纯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富于智慧与权威的领袖，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几乎成为现代的“道德理想国”。他们希望以中国为背景规划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他们的真正用意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利用中国形象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如意的现实。

一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美好的中国形象一夜之间转变成五十至六十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这种戏剧性突转再次发生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那个一度令人憎恶与恐惧的“红祸”的中国，摇身一变又成为昭示着未来进步希望或人类社会和谐理想的“美好新世界”或“道德理想国”。这种一再发生的两极间的转变令人惊讶，也让人深思。

十多年前美国反思所谓“丢失中国”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批判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化的中国形象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费正清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想入非非地怪诞化就是想入非非地理想化。十年以后，中国形象从美好到邪恶转为另一个极端，清醒的人发现，这一次又错了。大众传媒再次虚构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中国形象，影响了美国人民的心态与美国政府的决策。1964年，费利克斯·格林在《无知的帷幕》中说：美国正面临着失去记忆的危险。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它的历史，而历史意识的基础，是容不得错误的信息和情感用事的。

对我们来说，中国之所以难以理解，并不是因为中国遥远，而是因为一遇上中国问题，我们就容易偏激。我们很少能够不带任何主观情感色彩地讨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许多年前，任何不利于中国的说法，都不能被接受，只要谈中国，就必须以对中国表示友好为前提。今天，我们又必须只说中国的坏话。似乎中国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从我们与中国最初交往的时代起，美国对中国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不是无以复加的敬仰，就是彻头彻尾的疑虑，我们在两种极端间摇摆，禁不住地感情用事，从未能够真正客观……

格林认为，美国这种忽左忽右、偏激极端的态度，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美国的传教热情、市场神话，恩抚主义与普世正义***，曾经使他们对中国情有独钟，这种过分的热情与期望，导致三十至四十年代对中国形象的美化。蒋介石失败，毛***胜利，中国的剧烈变动以及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敌视，彻底打击了美国文化的自信与价值观念，于是过分的期望导致过分的失望，最终酿成某种极端化的仇恨与恐惧。格林指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现在与过去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费利克斯·格林在美国工作，持英国护照。作为英国记者，格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曾经三次访问中国。他发现他所见到的中国与美国传媒报道的中国形象完全不一样：

美国绝大多数人--大多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如果他们相信我们的传媒提供的中国消息，得出结论只有一个：中国落后，缺吃少穿，人民普遍的苦难，都是由祖国万岁造成的；中国的内战是一群坏蛋把好人赶走了；好人失败了，被迫流亡，支持这些善良的流亡者反抗残暴侵略性的暴君，是美国道义上的责任。这些暴君正迫使中国大众忍受了难以言传的屈辱与苦难。

最近几年里，我曾两度去中国（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又第三次到中国。见《北京后记》--原作者注），我相信美国传媒上勾画的那番景象，一点都不真实。西方其他国家与祖国万岁中国有较多接触的人，也不会接受美国的看法。我相信我们国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同样不会同意上述观点。然而，正是这种虚假的中国形象，左右着我们的行动。在很多重要领域里，我们的国家政策也建立在这种虚假的中国观念上。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1948年版本上提出的美国的中国观的四种类型，前三种明显是否定的，最后一种，所谓“社会研究”或者说“汉学”，是肯定的。他在十年以后的修订版中删去了这段话，或许认为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汉学研究，已经取代了前三种神话式的中国观。可事实证明，这十多年的美国的中国形象，同样是某种异想天开、感情用事的虚构，只是虚构的形象从好到坏罢了。这种虚构还不仅限于民间大众，根据费利克斯·格林的分析，美国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像阿尔索这样深孚众望的评论家，实际上也是在想当然地虚构中国。格林列举了过去十年间阿尔索有关中国的十多项重大评论与预测，发现全属于无中生有。

二

美国人沉浸在某种迫害式的狂想中。恩抚主义直接导致中国丢失论与麦卡锡主义，加上朝鲜战争与后来的越南战争，美国的中国经验非常沉痛。中国尽管在地理上非常遥远，而且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到中国，但在心理上，中国却非常迫近，似乎就是美国人身边的某种邪恶与危险。相对于西欧来说，美国的中国形象可能更邪恶也更真切。格林反复说明自己具有欧美双重背景（生长在英国，受教育在英国，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但住在美国，有一个美国的家庭，关心美国事务），他意识到欧洲与美国的不同背景，可能意味着中国观念与想象上的某种差异。他描述的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比如说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战争的黑白片式的场景，大概很少出现在西欧人的想象中。如果以同样的善恶冲突模式描绘西欧人想象中心目中的中国场景，可能是带有东方情调的优雅神秘的“满大人”与苏联肃反委员会委员之间的冲突。法国人、意大利人的中国在心理想象上的距离比美国人、英国人遥远也更自由。美国人的中国想象背景可能是一代人的经验，英国人是一个世纪的经验，而法国人与意大利人，可能就是将近一个千禧年的经验，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吉兰到中国，处处寻找那个带有东方城市的喧
嚣与人情味的传统中国，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到中国，她的感触与想象竟是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历史终点上的中国革命。

西欧之红色中国的形象，要比美国温和得多。美化红色中国的倾向，最早也出现在欧洲。吉兰说，新中国给他的最大感想一好一坏：坏是人所共识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强制，已使任何一个还想作为人而不是变成机器人的人，都感到窒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绩，从正面效益看完全可以为他所取得的惊人的物质成就而自豪”。尽管吉兰认为红色中国摧残人性扼杀个性，但他毕竟还是承认新中国的经济成就。他在1955年“看到”的中国形象，并不像同一年里沃克在他的学术畅销书《祖国万岁统治下的中国》中描述得那么黑暗，至少中国已经不挨饿了，真正的工业化时代开始了。1955年法国著名作家、女性主义者、萨特的终生情人西蒙·波伏娃也来到中国。她认为吉兰的“蚂蚁山”或“蓝蚂蚁”的说法既无新意又多偏见。

中国的物质成就并不是以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为代价的，恰恰相反，物质成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的基本保证。在波伏娃的笔下，红色中国最光明的形象，拖着两千多年漫长历史的身影出现了：“……新中国代表着历史上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人们一直苦苦梦想的人道，终于开始有可能变成现实。”革命打破了中国停滞的历史，“中国今天活生生的现实就是它的未来”。中国是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

波伏娃的《长征》，标志着西方重新美化中国形象的开端。她认为中国刚刚结束了它的革命的史诗时代，而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许多是马尔罗的《人的状况》留给她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进入了建设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红色中国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启了六亿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的庞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农村，波伏娃看到了集体化劳动最初的成就及其对社会经济与家庭伦理结构的影响，看到了妇女的解放。波伏娃说：“在这个领域（家庭与妇女--引者注），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国一方面表现出许多落后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先进之处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7〕中国在农业基础上开始了国家动员和控制的规模庞大的工业化运动，它不仅迅速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待遇。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吉兰等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就是以人道关怀为代价的，经济进步有益于国家无利于人民。当工厂与高楼竖起来的时候，精神的花园却被夷为平地。这种对中国思想专制的指责，是重新美化中国形象的最大障碍。波伏娃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她用很长的篇幅讨论红色中国的“文化”。她认为红色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才能够理解的“启蒙文化”。启蒙的意义是在民众中普及知识、破除迷信、建立新道德新观念。在波伏娃看来，中国祖国万岁政权更像是文化的革新者，而不是破坏者，祖国万岁在作家中的组织机构，也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只是要求作家们为启蒙大众写作。她预言：“终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中西之间将不再有截然不同之处，大家都将是世界文化的一分子。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中国也将屹立于未来，中国将在创造生机勃勃的未来的过程中自新……”

波伏娃在启蒙的中国看到启蒙的理想，同时她也在启蒙的理想中看出启蒙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最初的几年封闭之后，开始邀请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记者进入中国采访。这些人都带着自身文化的期待视野看待他们期待看到的。作为旅行者，他们或者期望自己能够发现一些“不同俗见”的新东西，或者希望证实自己已有的某种看法或某种猜测。他们的旅行与报道，不管出于上述哪一种动机--经常同时出于两种动机--都会改变当时在西方流行的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由这些旅行记者创造的新的红色中国形象，也多多少少都是他们期望中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可以证明他们的恐惧，而美好的中国形象，则可以证明他们的欲望，或者说是理想。他们谈论中国的时候，实际是谈论自身，谈论西方的社会问题与理想。波伏娃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解释红色中国的问题，但她真正关心的，仍是革命是否能够促成历史的进步、经济的繁荣与人的幸福，而红色中国似乎证明了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一直有待证明的这个问题。

三

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在西方几乎被乌托邦化了。尼尔伦夫妇1958年初在中国访问，正赶上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他们将自己的观感写成的著作，命名为《美好新世界》（Beautiful New World），语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的爱丽儿的赞叹：“啊，多么令人惊奇！这里有这么多的好人！人类多美好！啊，美好新世界……”

1932年A.赫胥黎（A. Huxley）的乌托邦小说书名也用了《美好新世界》。他们看到中国“经济稳定，生产增加，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工厂、桥梁、学校、住宅区、文化中心及康复医院竣工……”到处是成就，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他们被感动了，就像年轻的爱丽儿重回人间，年老的浮士德看到开拓自由与生活的民众那样，恍然间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他们坚信自己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那些最初受邀访问红色中国的记者、专家们，为自己的同胞对这个世界的无知和误解感到担忧。他们是从“乌托邦”回来的人，有使命告诉大家他们见识的一切，改变大家的观念并改造大家所在的现实。“这么多的好人”或“体格健壮、天真烂漫的中国青年”，不可能是西方人传说中的“蓝蚂蚁”。尼尔伦夫妇的解释是“中国所采用的最简单的经济运动形式便是厉行勤俭节约……中国经济的一体化也体现在人们统一的穿着。……这种统一化的目的在于设计、印染和衣料生产的经济性……统一着装在几年内不仅节省了大量经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意识和步调一致的素质。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下到厂长、手工艺人、普通工人、农民，无论男女，一律统一着装。所有中国人所关心的不是外表，而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中国的集体主义热情，似乎只有在最高尚的无私境界中才能理解，与专制奴役根本不同，红色中国没有传说中的暴政、奴役、混乱、贫困，也没有像西方人诬蔑的那样，破坏了社会结构与文化道德。传统中国崇尚家庭，这是令西方人敬慕的美德。新中国并没破坏这种美德，而是将此扩大化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秩序，似乎古代中国的家国理想在红色中国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实现了。尼尔伦夫妇说，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是土地和家庭，“解放后中国领导人希望将全国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大家”。这是特有的中国式的社会理想。红色中国试图在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之外，建立一种健康的大众的新文化。许多人都像西蒙·波伏娃那样，注意到中国的教育、科技、艺术、卫生事业，F.格林道：“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收入占如此之大的比例。1960年，有八十六点二亿元（相当于三十四点四八亿美元）被用于教育及卫生事业，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二点三，其中用于教育事业的资金是六十四亿元。1960年度的国家预算中，教育与卫生开支比军费开支多了百分之四十八，而这还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开支。由各地政府、公社和工厂开办的学校要比教育部多得多。”他们参观学校，从北京大学到山西偏远农村的公社小学，他们赞美教育的群众路线，劳动与生产相结合。有人也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会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但了解中国历史的李约瑟教授说：“在过去的中国，学者脱离劳动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情况像中国那样严重。而如今中国人决心克服它。由于过度的热情，也许在有些时候或有些地方做得有点出头，但这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

红色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让旅行者们吃惊。尼尔伦夫妇离去不久，巴黎大学的查尔斯·贝特海姆博士（Dr.Bettelheim）与法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一道来到中国。他说：“最重要的是，其他经济学家和我一致认为我们所到的国家正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前进。在此方面，它胜过其他任何国家取得的成就。”1958年9月，英国经济学专家就在一系列统计数字基础上提出预言：“以这样的增长速度，用不了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位工业强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同年10月，加拿大皇家银行总裁詹姆斯·摩尔(J.Moore)访问中国归来后激动地描绘：中国“工业增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全面实现了现代化，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伟大功绩及其巨大的影响力实在难以形容，那是一幅珍贵壮丽的景象。我所能说的就是：眼见为实，这的的确确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们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一个他们想要的政府，一个可以改善他们生活的政府，一个他们信赖的政府，一个永远无法替代的政府”。

F.格林的预测在他看来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所说的工业巩固期，而事实是，正如他所说的，“中国的工业巩固期正在来临”，因此在他看来，他的预测将是完全有理由实现的。如果说是乌托邦，那么它更大意义上也是一种未来的乌托邦。波伏娃说，最让她感动的是，中国生活在未来中。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看，是巨大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的乐观努力的精神、政府与民众意志的统一和谐，那才是美好未来的基础。

物质进步是人类社会幸福与自由的保证，而人民共同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与奉献的精神，更能加强人们对未来幸福与自由的信心。巨大的物质成就令人感动，然而，中国人民完成这种物质成就的勤劳、勇敢、公而忘私、乐而忘忧的精神，就更令人感动。西方传说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与公社化运动，是以血腥强暴的形式推行的，但旅行者们发现，没有哪位农民是被迫加入互助组、合作社或人民公社的，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仅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也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F.格林说：“十年之内中国农村经历了三次变革--土改、合作化及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国人相信，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已将世界上最不具凝聚力、最不具生产力的农业生产体制带到了世界上最巩固、最具发展潜力的生产体制的门口。”

四

继尼克松访华之后，1973年，曾经率领一支美国妇女代表团访华的美国著名演员、作家雪莉·麦克兰妮说：“中国因为遥远而神秘……尼克松访华成功回到美国的时候，就像当年马可·波罗从大汗的宫廷回到威尼斯，他不仅带回了关于那个遥远帝国的消息，也指明开通了通往那个帝国的道路。”。尼克松访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是，一、它创造了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条件并引起了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兴趣，二、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内久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推向高峰，中国从一个邪恶的红色帝国变成了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红色恐慌终于变成红色希望。莫舍尔在讨论尼克松访华对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时指出，尼克松访华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中国形象。“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的那些日子，恐怕并不像他自己夸大其辞的说法那样，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但这一周的确改变了美国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这种变化可以从两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中看出来。接受测验的人开列出一些他们想到的最适合中国人的形容词。在1966年的民意测验中，除了一个'勤劳'之外，接受测试者最常想到的四个词全是贬意的，如'无知'、'好战'、'狡诈'、'危险'。到尼克松访华结束时那次民意测验，受试者列出最常用的五个形容词却变成了'勤劳'、'智慧'、'灵巧'、'善于进取'、'讲求实际'。”

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不仅改变了冷战世界的格局，而且还改变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各行各业的西方人带着各种不同的幻想与信念进入中国。他们往往不仅是去某一个地方旅游，而是期待着在旅行中发现某种预想已久或难以确信的东西。“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前往中国旅行，不仅是一个地理历程，也是一个心理历程。他们坚信并且证明，他们在遥远的殊异的世界里，可以发现生活与自我的真实意义。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按照同一条线路同一种方式旅行，从广州到北京，从大寨到延安，参观工厂、人民公社、学校与医院，回到西方后，又以同一种方式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乐观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平等自由的社会、丰衣足食的生活。西方社会关注中国，前往中国，创造并传播美好的中国形象，似乎他们现在所谈论的中国，与几年前传说的那个邪恶、残暴、灾荒、混乱、野心勃勃、极富侵略性的红色帝国根本没有关系。美国的中国热不仅将已出现十年之久的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这个曾经最仇视中国的国家迅速推向高潮，而且还带动了欧洲国家的热情，赞美中国几乎成为一种时尚，犹如G.桑迪尼说的：“中国如今变成了一种世界时尚，一切都是那么确凿无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还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客，都争先恐后地赞美起毛***来，以此来重塑自己的政治生涯。”

改变了的中国形象从邪恶的地狱变成历史进步的天堂。旅行者像朝圣一样前往中国，读者像阅读福音一样阅读他们的游记，而那些曾经连篇累牍地刊载中国噩耗或诅咒中国的媒体，如今却若无其事地大唱中国赞歌。那几年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不管出自什么人的手，从金融巨头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ller）到演艺明星雪莉·麦克兰妮，不管写成什么体裁，从日记到新闻报道，都有人出版，有人阅读。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而是这些人的这些书重复讲述的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卫·洛克菲勒说：“……毛***领导下的中国社会革新，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壮举之一。”

演艺明星似乎比金融巨头更容易被感动，麦克兰妮说：“……中国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见到了一个民族，……在改变政治、经济和物质生活本质的同时，他们让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在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就没有人表现得自私、残忍、邪恶、贪婪。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充满集体荣誉感，彼此友爱、团结互助，他们热爱和平，富于人道主义情怀。”

红色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某种异国情调想象的美好的国家，甚至成为西方社会需要学习的具有严肃意义的榜样，一个“现实的乌托邦”。1973年，美国政治学者、后来成为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米歇尔·奥克森堡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书中收录了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如何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文章。在该书前言《向中国学习》中，奥克森堡说：“我们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学习，但情况最复杂也最值得学习的是中国。仅仅二十三年前，这个国家还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内战、通货膨胀、外国势力、阶段性的灾荒、无知、迷信。不出一代人的努力，这些发展的障碍问题，就大多解决了。国家获得了新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试验，诸如行政管理、教育、城市化模式、罪犯改造、公共卫生、企业管理、军民关系。这些试验都与我们紧密相关。”奥克森堡认为，中国革命对西方社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涉及西方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首先，西方人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完善的，而毛***则认为对立可以统一，一个社会既可以民主又可以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兼顾集体与个人，社会的和谐就产生于对立统一中。其次，西方认为社会的变革必须通过体制的运作，循序渐进地完成，而中国革命与毛***思想证明，社会发展与人类幸福，也可以通过非体制的激进的革命完成。再次，西方人认为现代国家权力是为人谋利益的重要保证，人不可能推翻国家政权，只能设法减少国家对个人的危害。但中国革命证明，人民尤其是穷人的武装革命，可以推翻国家政权，建立新秩序，保障和平与幸福。最后，西方人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一些制度与自然的灾难，这是进步的代价，难以避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恰恰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种种缺陷。中国经验是一种趋于完美的社会变革经验，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是重要的启示。“除此之外”，奥克森堡说，“远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昭示了一种乐观的信念，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建设完善的社会。这种精神将给美国以灵感，美国需要这种精神。中国人努力建设一个更完美、更正义的社会的事业，激励着所有的人”。总之，“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五

美国人推崇的革命，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太激进，因为构成美国文化主体的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小镇上的“乡愿”精神。法国人则不同了，革命经常成为一种民众***。这个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的故乡，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现在，新世纪里，却将中国当作他们学习的榜样。

1968年“五月风暴”，差点又酿成一场法国大革命。全国罢工，内战一触即发。“五月风暴”期间，巴黎的游行队伍里，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们，时有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他们称为“小红书”。但“革命”在戴高乐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如果说革命期间人们还没有真切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那么革命失败后这种意义就明显了。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惟一一次成功的、没有“变修”的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革命早已变修，斯大林不过是个红色沙皇。法国祖国万岁也变修了，“五月风暴”期间它反对暴动，认为应该走和平议会道路。只有中国，在毛***的领导下，不断革命，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法国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以《泰凯尔》（TEL QUEL）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歌颂中国革命与毛***的文章。他们的新中国崇拜的主要内容是：一、西方革命接连失败，中国革命彻底成功。中国代表的东方的革命，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镇压不了的，是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秩序永远的否定面，他者的旗帜。二、中国革命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铲除了社会等级造成的剥削与压迫，是西方革命向往已久、又似乎永远没有希望达到的乌托邦。三、苏联革命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失败，“五月风暴”原想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预言，现在事实似乎令人失望，革命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才成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失望使他们认为，“毛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哲学。四、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前卫的文学艺术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改造人的思想，准备了革命精神。“毛主义”恰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的武器。而且，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毛***本人就是一位诗人，诗人治国是西方自从柏拉图时代就有的古老理想。

法国“泰凯尔”圈子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推崇中国革命与“毛主义”，将中国当作最终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的绝对的“他者”。“泰凯尔”圈子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写了一本书《中国妇女》，论述中国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某种异国情调，中国体现着政治革命与前卫艺术的精神。只有那些真正主张革命，具有前卫艺术观念，并且对西方文明有丰富的知识与深刻感受的人，才能够理解中国。实际上“泰凯尔”圈子的理论家们，既有前卫艺术观念，又有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惟一欠缺的是“中国知识”。他们中只有克里斯蒂娃获得过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其他人的知识与经验背景，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实际上本来也不需要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或“毛主义”不过是他们表现自己的政治与艺术观念的一面旗帜，就像他们喜欢印在杂志封面上的汉字，这是一种装饰，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或想知道那几个汉字的意义。

西方文化将中国想象为乌托邦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推崇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危险的疯狂念头，最终在中国导致了“一切都是可能被破坏的”这一灾难性的疯狂现实。回顾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历程，有两种明显的“差距”令人惊奇。

一、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变化的“差距”如此之大，天堂地狱，时常让你很难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国家。十八世纪从孔教乌托邦演变成东方专制帝国，转变的幅度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二十世纪这种变化就更激烈更极端化，而且变化的时间也更短更急剧，从一个世纪到一代人。

二、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如此之大，使你时常难以相信他们谈论的就是那个现实的国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时中国的现实越糟，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越美好。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的确不是一个现实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想象中的作为“他者”的地域。这个地域不是由现实构筑的，而是由“故事”构筑的。所谓“故事”，强调的是其想象虚构性与某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性。他者想象中的中国存在于西方特定文化特定时代的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从新闻报道、游记、小说到学术著作、政府报告，这些文本的不同的修辞策略构筑出同一种中国形象，并不断重复加强，确认传播。表面上看，这种中国形象是反映性的，实质上却是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