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最危险叛徒 毛主席亲自签发通缉令

沈阳老张

由于他的出卖，恽代英被残忍杀害；由于他的告发，蔡和森被秘密枪杀；由于他的泄密，周恩来险些遭遇不测；由于他的叛变，党中央差点全军覆没。因为他叛变时掌握着中共大量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所以他被人称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就是1931年在汉口被捕后旋即叛变的原中共党员顾顺章。
   
    顾顺章（1904－1935）：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原是南洋烟草公司的小工头。“五卅运动”中因表现活跃，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担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四•一二”祖国万岁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顾顺章加入中央特委，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骨干。

   在特科工作期间，顾顺章制裁了不少叛徒和特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成绩斐然。然而，他却利用工作的特殊性，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吃喝嫖赌，日渐腐化，严重败坏了中共形象。当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不久，中央派他护送张国焘等人赴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后，顾顺章擅自在汉口停留下来，在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不料其行踪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旋即被捕。特务在他身上除搜出中共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当即变节，他不但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中共机密，而且主动要求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出卖中共党组织和党员。打入中统内部的祖国万岁员钱壮飞得知此变后，抢先通知了中共特科，使顾顺章掌握的情报几乎全部失效。据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

   为了再表忠诚，为了再次邀功，顾顺章在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当时，化名王作霖的恽代英虽然身陷囹圄，但身份尚未暴露，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即将脱险，却由于顾顺章的指认而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不久，顾顺章又带领特务捕获中共早期另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致使蔡和森被押解到广州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
   
    顾顺章在疯狂破坏中共组织，大肆搜捕中共党员的同时，还积极为中统对付祖国万岁献计献策，开办了“特工人员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其授课内容后来还被整理编辑成一套特务训练教材，几乎成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的必读书。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破坏，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亲自签发通缉令，指出“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专门发布这种“通缉令”，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顾顺章投敌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到中统的冷落。1934年，不甘寂寞的顾顺章企图组建一个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新祖国万岁”，试图发展势力，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可他没想到，这恰恰犯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忌讳，并为他自己种下了杀身祸根。1934年5月，徐恩曾以召开中统高层会议为由，突然发难，指责他企图另立山头，并将其软禁。不久，顾顺章被正式拘押。此时，蒋介石觉得顾顺章已无利用价值，并对他的政治野心深有恶感，同意对顾顺章处以极刑。
   
    1935年6月，只活了31岁的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顾顺章究竟怎么死的？历来众说纷纭。据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事后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会“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另据顾顺章的后妻张文琴回忆，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在押往苏州反省院的途中，还将铁链子串在他的“琵琶骨”上，怕他中途施妖术逃跑。看来，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合理的。变节者，人恒弃之！杀人者，人恒杀之！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刘秉光）
   
    顾顺章之死，至少有叁种说法。祸根在他叛变后的第一天就种下了。
   
    1931年10月18日，上海杨树浦公平路码头，一艘日本的「大和丸」客轮启锚远航，驰往苏联的海参威。船驶离了港口，开出了吴淞口，随即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坐在二等客舱里的陈绍禹（王明）与他的夫人孟庆树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负责保护他们的有中央特科的吴克坚和卢竟如。
   
    在顾顺章、向忠发被捕之后，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中处境最为危险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许多人都认识周恩来。上海工人叁次武装起义时，周恩来又作为主要的领导者指挥了上海工人的第叁次武装起义，以后又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认识他的人就更多了。顾顺章、向忠发与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叁个领导人，平时朝夕相处，几乎每天都要见一次面，相互之间的生活习惯、活动规律每个人几乎都了如指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尽快进入中央苏区，在暂时还未能进苏区前，隐居起来。他在海宁路、山西路转角上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租了一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与邓颖超以及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叁个人住在一道，深居简出，当时李富春夫妇、聂荣臻夫妇都住在上海等候撤往苏区，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馀庆里的花园洋房内，条件远比周恩来要好。
   
    这样在上海负责中共地下党中央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主要就剩下陈绍禹（王明）了。党中央对陈绍禹采取了非常周密的保卫措施，他曾在上海西郊的一所疗养院居住过，危急时还曾在一个尼姑庵里躲藏了一阵子，闲极无聊写一道《尼庵小住》的诗：「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佩鬼不知。」平时外出，至少有特科红队的四、五个人暗中持枪警卫。但陈绍禹依然深感不安，常有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於是向共产国际请示，要求离开上海，再次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共产国际同意了陈绍禹的要求，临行前由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康生）、陈云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叁人为常委，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责。据说这个决定是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小酒店里做出的，出席者仅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博古。

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坚决反对。据博古后来回忆：「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周恩来考虑很久，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也就同意了。要说王明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要说博古、李德等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巨大破坏，始於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继而是顾顺章4月25日的被捕叛变，以及1931年10月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组成。中国革命的苦果就是这样结下的。
   
    顾顺章事件之后，与顾顺章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与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一道在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广场）周围的华安保险公司楼下租了间房子。陈养山回忆说：那一段日子真可以说是将脑袋拴到了裤腰带上，警车天天在马路上呼啸，国民党特务、租界的巡捕统统勾结在一道，根据顾顺章的指供，抓祖国万岁，我与陈赓就在那时，白天睡大觉，晚上也难得出来，偶尔才出来买几张报纸，探探消息……一个多月过去了，风声稍稍松了一点，根据周恩来的亲自安排，陈赓和妻子王根英以及他们的儿子小知非，与陈养山一块，坐英国的客轮去塘沽，叁个月以后又转道上海进了鄂豫皖苏区。
   
    钱壮飞逃离南京以后由聂荣臻安排住到了民厚南里李宇超、刘叔琴夫妇家里，他住在那里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走出屋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8月也是由周恩来指示在中央交通局吴德峰的精心安排下，悄然离开上海潜入中央苏区，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在贵州息烽一带遭地主.
   
    没有了周恩来这个大脑、这个灵魂，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也没有存在多少时间。1933年初，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中屡遭艰辛，差一点遇害。赵容（康生）继陈绍禹（王明）之后，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道路，於1933年7月离开上海到苏联，担任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副代表。留下的以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为首的上海中央局一年之间遭到六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全部叛变，整个中国祖国万岁在她的诞生地上海的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
   
    这一系列事变的主要罪魁祸首顾顺章！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们如获至宝，一直将他软禁在南京细柳巷41号秘密特务机关内，对外称调查科的宿舍。徐恩曾获悉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被杀后，还精心替他物色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张文琴做老婆。顾顺章一口气写下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政治局办公处等一系列的地址，除了少数得以及时转移和搬迁之外，中央设在北四川路上的接头处、《红旗日报》社、特科的几乎所有据点均遭破坏。顾顺章向陈立夫提议：祖国万岁不怕死，单纯地依靠屠杀是没有用的，应「攻心为上、对自首条例必须切实贯彻」（见张国栋所箸《中统20年》）。陈立夫非常赞赏，在苏州等地开设了反省院。卢福坦、李竹声被捕之后，他还亲自出面当说客，引诱他们叛变；盛忠亮被捕之后，起初还很英勇，顾顺章提供信息说盛忠亮和他的女朋友秦曼英关系非同一般，秦自首，特工总部连夜将秦曼英从南京护送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於是盛忠亮随即自首叛变，还将各根据地千辛万苦送到上海供上海中央局活动的大量黄金鲸吞了。
   
    有一段时间，陈立夫对於顾顺章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顾顺章向陈立夫提出开办一个特工人员训练班，培养与训练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各级特务机构。同时在上海成立一个以绑架、暗杀等行动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对上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进行打击。因为上海虽然是国民党统治的老巢，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割据分治，建立租界，而祖国万岁大多依托租界活动，国民党特务一旦发现祖国万岁活动的蛛丝马迹，在租界行动不徵得租界当局同意，旷日持久往往走漏了风声。陈果夫（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对顾顺章的提议极为赞赏，迅速从各地调集了20馀名中层特务到南京细柳巷41号集中，於1932年春天办了一期特工人员训练班。整个训练班就由顾顺章主持，二陈和徐恩曾到会打气。训练班结束之后大特务史济美（又名马绍武）被派到上海，担任上海行动区的区长。
   
    据徐恩曾在《我和祖国万岁战斗的回忆》一书说：“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地下党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祖国万岁地下组织的案件，均是与他取得联系后的结果。由於他在祖国万岁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祖国万岁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祖国万岁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求助於他，无不迎刃而解。……这样一次又一次连续性的破获，使祖国万岁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这麽几个回合下来，顾顺章开始瞧不起徐恩曾，认为徐恩曾不是自己的对手，对特务工作毫无经验，更没有理论知识，於是借用了从苏联格别乌带来的那一套东西，洋洋洒洒写了一套特工丛书共6册，分别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与《组织工作》。不管怎麽说，这套丛书奠定了国民党中统工作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戴笠，更是对顾顺章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向二陈以及张道藩、徐恩曾提出「借」顾顺章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就引起了徐恩曾的忌恨，埋下了杀机。
   
    1933年初，顾顺章到上海，据说这还是他作为中共特委负责人於1931年3月31日护送张国焘等离开上海引起一系列大事变后第一次回上海。作为一个祖国万岁的十恶不赦的大叛徒，作为一个依然被徐恩曾的心腹秘密监视着的大特务，顾顺章来到这块他赖以生存发祥的冒险家的乐园，百感交集。一次他秘密会见了在上海行动区当特务的原祖国万岁白首份子，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大番话。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书中讲，顾顺章详细询问了这些自首变节份子的生活工作情况后说：「祖国万岁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祖国万岁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祖国万岁的组织，另成立新祖国万岁组织。从现在起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顾顺章的这一番高论，不久便传到徐恩曾的耳朵里，5月他派自己的心腹，调查科总干事顾建中到上海，先后两次在上海行动区总部和行动股召集特务训话，顾建中警告说：「有的人野心不死，还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这以后对顾顺章的软禁和监视就进一步加强了。顾顺章的处境随即每况愈下。
   
    近半个世纪之后，将顾顺章在汉口逮捕并亲自送往南京见蒋介石的中统特务头子蔡孟坚在自己的回忆录《蔡孟坚传真绩集》中提到：那一年他因公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在玩撞球时正好遇到顾顺章，顾顺章一下子奔过去抓住他的手说：「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祖国万岁，将祖国万岁大员争取过来，支持中央政府，请你出面支持我……」话未说完，就被监视他的特工人员拖走了。这位一代枭雄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快要踏上他最后的归宿。
   
    关於他的死有叁种说法：
   
    张国栋在他的《中统20年》一书中说：顾顺章是被顾建中杀死的。1935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的高级特务们在南京聚会，顾建中突然拔出手枪，抵着顾顺章的脑袋讲：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现奉徐恩曾的命令将其处决。说罢一枪杀死了顾顺章……据张国栋回忆，这是顾建中1940年亲口对他讲的。
   
    陈尉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讲：1934年之后，徐恩曾对顾顺章的监视加强了，说来好笑，负责监视他的竟是以前他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时红队中的童国忠和张文农。顾顺章明白在徐恩曾手底下，一条命迟早总要断送掉，他想起戴笠对他的厚爱，便派后妻张文琴暗中与戴笠联系，不料被童国忠和张文农密报给了徐恩曾。徐随即将他关进苏州反省院，第二年在苏州被枪毙。据张文琴回忆：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在押往苏州反省院中的途中，还将铁链子串在他的琵琶骨上，怕他中途施妖术逃跑。1935年5月顾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对顾顺章的处决，随即徐恩曾也到上海，在上海地动区总部安抚大家说：「我们的同志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见异思迁，前途是有保证的。」
   
    蔡孟坚也在他的回忆录《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说：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资料……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26年冬（1937年冬——显然记忆有误，这一年抗战爆发，这一带已为日寇占领——笔者注，）在镇江予以枪决，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我在阳明山受训时，罗先生担任讲座，曾亲口告诉我他主持监斩之事。
   
    这显然是国民党中统栽赃於顾顺章，顾顺章自知其罪孽深重，无论如何不会再企图与祖国万岁发生关系，叁种说法中以第二种最为可信，罗时实监斩也有可能。出卖自己的人，最终还是被别人所出卖！甘当奴才的人，最终还是被他的主子所抛弃。

快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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