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27年反目成仇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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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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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但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长期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很显然，就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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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马林在爪哇获得了 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的期望。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尤其让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运动之外。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并开除；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党人的支持，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断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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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开始了。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调查。中共党员们似乎忘了，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并不是日后的共产党员们，而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梁启超自1900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不足为奇。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会丧失党的独立性。”（转引自《中共党员大辞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性质有更理性的认识。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俄国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有过一段涉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质谈话，兹将当年的谈话纪录原文照录于下：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季氏在之前的谈话中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其实恰恰与国民党人的自我定位相当吻合，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正如蒋介石在1929年公开所说：“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关于国民党的性质，可详见《转型中国·1925》）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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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说道：“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国民党竟然“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显然是许多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国民党“二大”上，即有国民党人提出：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必须得到其所在地党部的同意。这一提议遭到了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激烈抵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均有充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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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维经斯基还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26年8月31日，国民党人顾孟余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广州就此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原文照录于此：

谢尔盖（即维经斯基，笔者注）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即顾孟余，笔者注）：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1）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2）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中共内部的报告材料证实了维经斯基、谭平山和顾孟余们的描述是准确的。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竟然占据了17个之多，占百分之八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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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鲍罗廷当时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可复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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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 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03》中有一篇总结马日事变前因后果的文章，其中一条“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关于夏斗寅的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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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国民党方面，先是“西山会议派”分裂出去，其主张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稍后，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共产党员：

“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中共的利益（早些时候蒋要求他退出中共也遭到了拒绝），他反驳道：“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民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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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国民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民党，而是指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向青《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党史研究资料·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