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出兵中国的第二项证明是一部当事人的回忆录。当事人是关键人物：美军当时在华行动陆军第二指挥威尔逊(James Harrison Wilson)将军,回忆录题为《老旗帜之下》(Under the Old Flag)。这本191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在“中国义和团战争”一章里叙述了作者出征前耳闻的有关战事，然后描述说“……接下来我就听说作战部长命令菲律宾的一只部队开赴大沽和天津，并通知谢费依(Adna R.Cheffee)将军任救援远征(relief expedition)的总指挥.”这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古巴独立战争的将军接著回忆说：“三个礼拜之后的7月22日，我接到阿迪奥坦特(Adjutant)将军的电报,通知我说一只更大的部队将被派出，如果需要，我将作为第二任指挥派往中国。”此外，仔细翻阅那一时期的美国政府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文件记录，可以间接看出美国介入在华救援行动的信息。塞耶(William Roscoe Thayer)1908年出版的关于约翰海的生平一书，对于美国出兵中国也有具体的记载。
庚子之祸的具体由来早在19世纪后半叶，在华外国传教士就不时遭到中国民间势力的攻击。不过这种攻击在1899年底之前从来没有演变成全国性的暴乱。义和团之乱起于山东。山东注定成爲庚子祸起之源是因爲，山东巡抚李秉衡对外来宗教文化引起的教民冲突不问是非，将义和团暴乱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基督教徒。他建议朝廷对义和团采取怀柔政策。他的纵容间接导致1897年两名德国教士被害。而德国竟以此爲藉口强占胶州湾，使得当地中外关系更加紧张。对于德国人对中国百姓态度的傲慢无理，德军在山东的横行霸道，甚至作爲第三者的美国外交使节都愤愤不平。1899年美国公使康格(Conger)就爲德军借鲁东日照县一起很小的教民冲突而拘留中国士绅，专门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希望美国政府关注(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 China, April 17, 1899)。
1899年3月年毓贤继任山东巡抚，继续支援义和团暴乱，赏拳民以银两，令其设厂教授兵勇拳艺。不仅如此，还在山东出告示将“义和拳”称号爲“义和团”，收归官方所属的团练。官方的支援加剧了拳民对各地教士与教民的攻击。而毓贤却上奏朝廷曰“绝未有酷虐教民之事”。朝廷纳取毓贤奏议，转而持更强烈的排外态度(T’an, The Bpxer catastrophe),致使1899年底乱拳迅猛向外省发展。(参见《康桥中国史，晚清篇》，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美国首先、多次提请清政府解决义和团问题受列强欺压要反抗本是极爲正常的民族情绪。但以暴民政治的形式危及到外国和本国生命财産，就从情绪变成了法律问题和违反协约的问题。1899年底，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国兴起了“一个叫做‘义和团’的秘密社团”，它以暴力攻击西方外国传教士和基督徒并“誓言驱逐外国人和灭绝基督徒”(Mr. Conger to Mr.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Peking, China, December 7, 1899)。那时美国就开始与中国政府联系，请求清政府关注并妥善解决。依据美国政府刊印的当时有关外交文件统计，仅在当年11月期间美国在华公使就至少于11日、16日、25日、26日四天内给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了七次通告(早前文章中的“四次”爲误-----特此更正)，报告在山东,天津各地针对天主教会、基督教会生命财産的杀戮和暴乱，敦促清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暴乱态势有增无已，12月，在华各外国公使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职务。毓贤爲此入京，竟说服朝廷守旧派支援义和团并获慈禧首肯。慈禧于此前的1899年2月在义大利对福建三门湾问题上,就实行强硬抵抗政策。奏效后，对外更是不问是非曲直，一律“不思媾和，亦不赖外交略矣”(谭春林，Chester C. T’an.The Boxer catastrophe,转引自《康桥中国史，晚清篇)。慈禧的强硬态度本来无可指责，但这位页赫那拉老太却欲利用义和团这样的不治之衆发泄国愤，以家政心态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将“态度情绪”与“政策策略”混爲一谈，全然没有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实乃中国之大不幸。到了1900年5月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保定府南部也发生了义和团攻击天主教会事件，义和团通过直隶向北发展。
法国传教士的见闻
5月18日，保定府附近，天主教村庄被毁灭。61名基督徒被杀，有些被活活烧死。北京以西40英里处一名中国牧师和一名中国教徒被杀，教堂被毁( Mr. 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 China, May , 14,17,18, 1900)。情况在法国人眼中更爲严重.5月19日著名的法国传教士樊国梁(Favier)给法国在华公使毕盛(Pichon)写了一封长信，表述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说：“被杀死的基督徒有70多名，……许多村庄被抢掠和烧毁，更大量村庄被废弃。2000多基督徒赤手空拳，无衣无食，四处逃窜。仅北京一地，就大约已有四百多名难民，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成千上万人将在近期赶来。我们将必须停止中学以及大学的课程；利用所有的医院做空房接待这些不幸的人们。在东部，抢掠和焚烧情况严重，每小时都有警报消息传来。北京已被四面包围，义和团日渐临近北京，唯一耽误他们行程的是他们对基督徒的烧杀抢掠。……宗教迫(和)害不是唯一的宗旨，真正的目的灭绝欧洲人……北京城里他们的同伙已经准备好攻击教堂并清除领事馆……。”这位主教最后请求法国在华公使：“派送至少40至50名海军来保护我们的人员和财産”(Bishop Favier to Mr. Pichon, French minister. Pekin. May 19, 1900)。如我在“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之四”一文中所陈述的，早在四月份之前，在华各外国公使已经三度联合照会清政府解决义和团问题。欧洲报纸以及美国报纸都大幅报道并继续关注数月来在中国连续发生并愈演愈烈的违反协约，滥杀宗教人士的消息。世界并不理解中国由来以久的仇外心理，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事论事的国际媒体不明白的是：究竟中国政府对义和团滥杀外国教士和中国教民究竟抱什麽态度？人们推测，“清政府如果不是这场大面积谋杀的唆使者，就是过于脆弱而没有能力平息这样的暴乱。”( 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g, China, May 21, 1900.此信收到日期是7月3日。下同)
各国第四次照会清廷解决义和团之乱5月20日，爲回应法国的请求，在华公使团主席召集各国公使开会。会议依据在京天主教主教的信件以及其他传教士的见闻，就当时各地遭受攻击的情况交换了资讯。由于情况十分严重，各公使纷纷建议主教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交信件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May 21, 1900)。
次日,在华外交使团主席葛洛干(Bernardo J, de Cologan)代表在华各外国公使馆就解决义和团暴乱问题联合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照会。如果不是当时情况混乱记录疏忽或者资料繁杂统计错误，除了美国在上一年底首次对清政府的数次照会，这应当是各公使就同样问题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的第四次照会。照会爲解决义和团在各地滥杀无辜的行径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The Diplomatic Body To the Tsungli Yamen. Pekin, May 21, 1900)
要求警卫进京，强调保卫公使馆的目的然而所有与清政府的正式沟通都无济于事：5月底，鲁、直隶两省北暴乱已经失控，北京地区周边村庄被毁或被弃，教堂焚毁，难民四处逃窜，而且眼看义和团逼近北京。各外国公使官纷纷与本国联系出兵保卫在京生命财産。1900年5月26日，康格发电给约翰海：“情况没有变化。如果必要，如果其他国家领兵进京，我是否可以与海军舰队司令一起安排公使馆的警卫？”康格提出要求的目的十分明确：保卫美国公使馆；康格提出要求的前提也十分明白：危机情况没有缓解、“必要”而且“其他国家领兵进京”。这应该说是一个国家在数度寻求和平解决方式无效后的正常反应(Telegram. Mr Conger to Mr. Hay. Pekin, May 26.1900)。
同日，代理国务卿希尔(Hill)的回复的全文是“如果公使馆需要安全保卫，就派送警卫作爲你的护卫(力量一事)与海军舰队司令协商。”美国政府的态度显然十分谨慎。虽然康格提出要求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在给警卫力量开放绿灯的同时，希尔还是再次强调那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公使馆需要安全保卫”(Telegram. Mr. Hill to Mr Conger.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May 26,1900)。事实上，早在5月上旬英国人在自己的租借地威海卫遭到当地民衆攻击之后，5月17日康格就给海军发过急电,报告“情况日益严峻，要求军舰速抵大沽”( Telegram. Mr. Conger to Admiral Kempff at Yokohama. Pekin,May 17,1900)。美国国会当时没有就此要求按照规则及时开会进行讨论，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更谈不上准备对华出兵。据美国海军部的历史文献记载,接下来从5月27日到31日，美国的56名船员和海军陆战队员抵达天津大沽港──这就是美国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的最早的行动。
美国却依然相信中国政府的诚意，康格28日电告海说“中国政府试图平息但是显然无法奏效。”(Telegram. Mr Conger to Mr. Hay. May 28.1900. p.132 and June 2, 1900)各公使馆已经一再调整对中国时局的策略。而美国的注意力却首先集中于中国基督徒被害事件上。经过两天的调查核实，确证9名妇孺被害消息无误。美国公使馆遂于29日将事件调查报告作爲备忘录呈交清政府总理衙门。30日，公使康格写信通告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愤怒地指出：仅仅由于这些妇女儿童归依美国宗教就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了。“我曾经最早并多次爲此警告您的圣上和阁下，坚持要求保护这些穷苦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中国政府并未立即派兵制止。而且很多情况下士兵行动迟缓，不仅没有逮捕凶手反而与义和团关系密切。”历经半年多与清政府官方的交往，康格终于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棘手局面，中国政府并非无能，而是纵容杀戮。康格言辞明确却仍然有所保留地指出，美国“不能够忽略中国政府部分官员公然无视中国在协约上所承担的义务的事实。因此，对于这项恐怖事件，中国政府不能逃脱其全部责任。”康格要求立即全面调查事件，逮捕并适当惩罚凶手，保护目前幸免遇难的中国教徒安全返回家园，并不再受到迫(和)害。康格最后要求清政府就处理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尽快通知他。最后，他这样结束这封令他十分焦虑而愤怒的外交信件：“我再次提供一个机会以便确保我对您的最高敬意。”(letter.Mr. Conger to the Tsungli Yamen. Legation of the Unites States, Pekin, China, May 30, 1900)
各国连续通告清廷派警卫进京
5月28日，收到9位妇女儿童被残害的消息之后，其他各国的反应首先是自己的安全。包括美国在内的德、英、奥、法、意、日、俄八国联合致信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告说八国决定爲立即送军事派遣队抵京召开会议。并要求清政府爲此安排火车运送派遣队到京。通告强调说：各国使节长时间以来一直呼吁解决义和团问题。这个问题的持续发展只能使中国当前的局势恶化。对此一要求，各国使节没有授权中国政府置之不理。(The Dean of the Diplomatic Crops to the Tsungli Yamen, Pekin, May 28,1900)次日，29日，总理衙门的回复重复过去的陈词滥调说，已经派清兵赴各地平息暴乱，同时将再度颁发御旨令有关地区恢复秩序。盗贼源起，没有枪械，故易于迅速平息。总理衙门请求三五日之后各国再做决定。(The Tsungli Yamen to the Dean of the Diplomatic Corips. Pekin, May29,1900)而事实上，自1890年代山东巡抚李秉衡对义和团的暗中暗中煽动到1899年继任巡抚毓贤公开庇护，朝廷对义和团的纵容乃至支援在民间已经不是什麽秘密。虽然由于裕禄和袁世凯的劝阻，朝廷没有收纳义和团拳民爲团练。但是慈禧已经召拳民入京，不仅奖励其首领，而且命内侍宫女习其武艺。此风一开，不少拳民还被亲贵、公王府召去卫护宫邸，清军官兵也入团习拳。
各国公使未必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清政府和总理衙门的信誉资源已经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丧尽。华各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回复，断定乃是一纸空文。“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就这样拉开了序幕:5月30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Claude MacDonald. 1852-1915)带领各国公使面见清政府总理衙门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廖寿恒和联袁五位大臣，恳切要求特许派送各国武装警卫人员到京保护外国公使馆并提供运送设备.窦纳乐爵士举例说明他们无法再依靠中国军队的保护(两个英国人在丰台遭受守护永定门的清兵袭击以及保护法国工程师的清兵在法国人离去后烧毁了他们的住房)。窦纳乐爵士强调,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应允这项合理要求，警卫将在没有准许的情况下抵达。衙门官员回应说要请示正在颐和圆的光绪皇帝，次日清晨才能做答。窦纳乐爵士指出，回答不能延迟，每一刻的延迟都导致更爲严重的后果。在俄国、法国、美国公使表示了对窦纳乐爵士意见的明确支援后，窦纳乐爵士再度强调指出，中国军人的行爲证明与盗贼并无二致，在如此的紧急情况下无法信靠。清政府官员表示当日下午就将此次会面内容上奏皇帝。焦虑失望而愤怒各国公使们在会议结束前再次告知，无论清政府是否奏准，他们都坚持引兵自救。(Memorandum of aninterview between the ministers of Grant Britain, Rissia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ssrs. Hsu Yung-i, Hs Ching-cheng, Yuan Chang, Liao shou-heng, and Lien Yuan, ministers of the Tsungli Yamen, on the 30th of May,1900.下同)会晤结束在31下午四时许。接下来三十个小时内焦虑等待中的各国公使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各国警卫抵京31日□晨，联合公使发出联合命令，紧急调遣警卫队进京担任公馆保卫任务。命令同时抄送清政府总督。31日□晨两点，公使馆得到通知说，命令已经送出。5月的最后一天夜间八点许，三百多名英国、俄国、法国、日本、义大利和美国的警卫人员(美国50名，俄国75名，英国75名，法国75名,义大利40名，日本25名)终于抵达北京。德国和澳大利亚的警卫则已经登途.(Mr. 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s States, Pekin, China,June 2, 1900)人都到了,清政府的回复才跚跚来迟。说是，如果外国公使坚持派军队进京，清政府将采取中立立场而不进行阻止。(The Tsungli Yamen to the Foreign Ministers. Pekin, June 1, 1900) 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领事馆的安全是所在国政府的责任。外国武装出兵实属违反规定。然而这一惯例并不适合八国警卫进京。因爲谁都知道，义和团报暴民正在周边滥杀无辜，并向北京接近。半年之久的和平交涉非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清军又和义和团私下联手。清政府政府违反协约在先，各国派警卫在后。及至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死于北京街头乱匪之下，就更无惯例可言了。再者，最初所谓军队进京，不过是些驻天津大沽港口的水兵。因爲情况紧急，远海来不及运送正规军，所以美国在内各国大都以水兵凑数，只求有武装人力进京自保。此外，八国从召开会议到决定派出安全警卫，从通知清政府到下达命令，所有过程不仅公开透明，而且通知到位。对义和团暴力心知肚明，算盘精细的清政府，当然知道事情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清政府没有理由向一百年后今天被误导的中国民衆这样，认爲八国武装入京，铁定是“对华侵略行爲”。
康格对于警卫到达的感觉是：在义和团烧杀抢掠的威胁中，北京极大地获得安定。然而他还是过于天真了。(Mr. Conger to Mr.Hay. Legation of Unites States, Pekin, china, June 2, 1900)事情并不向康格想象的这样简单，“八国联军”还必须对更严重的危机作出更严重的反应。康格本人面临乱局，身陷困境，感受日渐临近的危难，爲了保护在华公使和美国人及中国教民的安全，他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府还将有一场相当艰难的沟通。而美国政府爲了自己的理想和原则，还将作出更艰难的选择。
驻华公使开始了解到朝廷爲守旧派所掌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危险决非仅仅来自民间，也不是十数武装警卫可以应付的，由之更加忧虑北京外人的安全。6月初，英国公使致电天津舰队司令西摩(Seymour)求助。而各外国公使纷纷以照会或口头形式反复通告清政府：1,继续要求恢复秩序；2，再度通报将出兵保护本国公民；3，严重警告此举一旦失败或引起更严重后果，清政府负有全部责任(Telegram.Mr.Conger to Mr. Hay. Pekin, June 4,1900)。话已说得十分明白。各国公使开始真正意识到武力冲突的不可避免了。
康格试图创造清政府解决问题的条件美国公使康格似乎总算悟出问题出在清政府内部。6月4日，他给约翰.海写了长信,说“清政府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也许二者兼有之)对付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虽然朝廷下谕反对义和团，但他们秘密号召受命的爱国者和士兵不要与他们(义和团)开战。”康格终究不是一个中国政治家，他至多只能相信朝廷授命清兵不要和义和团正面冲突。诸如朝廷明谕“人(和)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不应视爲会匪”一类的上谕(1900年1月12日颁布，T‘an,The Boxer catastrophe)，以及拳民被召入宫廷，受奖、授拳、守卫宫邸一类的事情，就超出他的想象能力了。虽然如此，再迟钝的外交官也不能不开始怀疑统治集团解决义和团问题的诚意。他确实开始意识到这场暴乱能够旷日持久并愈演愈烈的原因在于朝廷内部的权利斗争,他告诉约翰.海：目前情况主要是由于清政府内部在义和团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削弱了控制力量而导致的。他说可靠消息来源证明，宫廷内派系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同样意识到义和团之乱的不可避免，康格作爲美国公使，他的反应跟其他各国公使不尽相同。他集中考虑的仍然是依靠中国政府自行解决问题。当然他不再消极地诉诸口头照会，而是希望增加外部压力。他在给约翰.海的电报把这个意思表述的非常清楚:“如果这个政府足够强大，各国当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迫使他们恢复秩序保护安全。”他爲此设想的非常具体：“事实上，也许唯一可以促成这个行爲的办法是，几个政府联合行动从而迫使他们(清政府)或者诉诸必要的兵力，或者承认他们缺少兵力。”他最后表示，“过去二十八小时发生的事情充分暗示采取如此行动是必要的”。(Telegram. Mr. Conger to Mr. Hay. Pekin, June 3 and 4, 1900，上同)
康格再度要求海军保护
上述电报发出之后，康格立即得到消息：通往北京的铁路电线已被切断。康格毕竟不可能把安全的赌注全部压在八字没有一撇的对清政府的外力作用上，而他也不可能不受其他公使的影响，尤其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围具体情况的严峻。他转身有又发了一封：“情况恶化。……我们可能被围困在北京。鉴于此，我请求----正如我的同事所做的那样----给海军司令下达指令，与大沽骑兵领队配合，采取措施，做好准备，保证最终抵达北京。”(Telegram. 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4, 1900) 从5月21日获知六十名天主教徒被害,康格就开始“希望并相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Telegram. Mr. Conger to Mr. Hay.Pekin, May 21,1900)但是情况只是越来越糟。而且对于美国既定的门户开放政策而言，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这个书生气十足的美国公使在那些日子里，每日要到公使馆的窗口向外焦虑地张望很多次！同时，他也在电报员身边往复多次并在打字器旁不停地敲字。然而他许多时候都是白忙活：从开始希望并相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的时候起，他的电报就被拦截，而他写的前述长篇分析清政府内部原因，陈述乱拳情况之严重根源的电报正是被拦截的多封电报之一.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是在三个多月之后的9月下旬才收到这封跚跚来迟的电报的。(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3, 1900.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2) 美国政府对于康格对海军的要求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政府关注的是列强的在华行动是否将蚕食中国领土和进一步瓜分中国利益，从而导致美国在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破産。不过这并不意味著美国拥有一个整日替中国著想的“中国总理大臣”，却对自己的安全反应迟钝。当政府官员从媒体上读到有关在华美国牧师的朋友的报道，代理国务卿海尔立即打电报问康格：“他们是否受到了足够的保护？”(Telegram. Mr. Hill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s, Washington, June 6,1900)但是联络的不通畅使美国多次失去具体了解北京危机的机会。
次日，康格再度给海发报，全文只有七个英文字：“More ships are badly needed at Taku(大沽急需更多船舰)。”(Telegram. Mr. Cinger to Mr Hay. Pekin, June 5 1900)康格的要求不是没有道理。当时各国爲了保证北京的安全，已经纷纷调遣战舰抵达抵达大沽。但是二十四艘战舰中,只有一艘是美国的.而逃到美国公使馆寻求保护的美国人一点不比别的使馆少。
国务卿海这次没有犹豫，次日复电，准许康格采取所有与海军配合的可行措施。但这位国务卿这次仍然没有忘记同时强调：这些措施应当是“切实可行的和慎重的”，而且仅仅是爲了“保护公使馆和美国的利益”(Telegram. 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6, 1900)(六)————“绝对不结盟”
充分意识到义和团失控问题根源在大清政府，七国已经先走一步调兵遣将了。而且由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再失信，朝廷内部最高决策人慈禧和光绪意见不和，各国决定进见光绪皇上，直接与之沟通，通告各国对事态发展的态度和将采取的行动。显然，各国的外交方式已经进一步升级了。身在其中的美国公使康格最不好拿捏。他管其他各国的公使叫自己的“同事”。同在中国爲外人，各自对本国政府负责。由于义和团乱拳的危机，各国公使无形中加强了相互的沟通和联系。无论他们的对华外交政策有多少不同，却同是受到威胁的一方，在维护本国公民及财産方面利益是一致的。然而美国政府不光顾及自己利益，同时要执行门户开放政策，要看住对俄、日、德、法、英这些对中国野心勃勃的国家。康格深知局势已经发展到十分严峻的地步，面对各国调兵遣将，他将采取什麽行动，站在什麽立场至关重大。所以，曾经多次和各国公使一起行动，会见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康格，这次破例发电报请示国务院他下一步的行动：“任何地区的情况都没有缓解。天津受到严重威胁，铁路又被切断了。中国政府仍然两面三刀见风使舵。如果外国公使团认爲有必要要求与皇上特殊会面，我是否应该参加？”(Telegram. 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7, 1900) 次日，忙乱焦虑的康格再往美国连发两封电报。头一封是就保定府传教士的安全问题，婉转地表示目前没有可能从北京抽调警卫力量前去执行保护任务。这封电报迟到三天(Telegram. 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8，1900.No.1.)。接著获知，更多的铁路线被破坏，而保护京津沿线铁路的清军已经撤兵。这意味著派送更多警卫力量到京的难度加大。他再度发电通报这一情况，并告知说，俄国、英国、日本军队将肩负保护铁路畅通的任务。同时提醒说美国舰船在大沽告缺。(Telegram 2. Mr.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8, 1900. No2.) 接下来，康格就收到了国务卿约翰海关于他是否可以参加七国要求皇上特别会见的指示：“独立行动，以保护美国那些切实的利益；如果确有必要，与其他国家代表进行进行合作。”(Telegram. Mr. 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une 8, 1900) 身在美国大洋彼岸的约翰.海觉得再也不能比这个回答更爲满意的回答了。原则已经十分明确，具体怎麽做应由具体办事人(和)权衡。但是什麽叫“确有必要？”究竟康格能否就要求皇上特别召见，参加在京外国公使团的联合行动？墙外刀光剑影，杀气逼近；墙内束手无策，等待援兵。北京公使馆内外每一天的日子都十分具体。具体办事人康格当然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和行爲方式了如指掌。正因此，他才意识到事关重大，才在各国突破常规的接触计划中，要求具体指示。康格一脑门子官司，不满意海的答复，当即给国务院又发了一封急电。这次他把问题提得十分清楚，而且要求作出具体的答复：“我的大部分同事提议要求拜见皇帝。这项要求获得支援并(将)向皇帝陈述，除非义和团战争立即被镇压、秩序恢复，外国将被迫自己采取措施直到它的结束。我应否加入？快回答。”(Telegram. Mr.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June 8, 1900. No.3) 海见电终于明白康格此时面对的局面非常相当严峻，他的回复不仅迅速、而且明确，同时极爲简短。只有一个字：“Yes.”( Telegram. Mr. 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June 9, 1900)这是中国庚子国难期间，往来频密，爲数衆多的美国有关外交电报文献中最短的一封。
然而，约翰.海做完他任命国务卿期间最简短的外交指示，觉得不放心。他拿著康格的电文仔细阅读，注意到康格在电文中已经使用了(并第一次使用了)义和团“战争”这个字眼。而且他对电文中外国将“被迫自己采取措施”结束战争的字句相当敏感。这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掌门人、美国大胡子，感到有必要重申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他说完“Yes”之后，次日又发了一封电报,对康格做了一番指示。这项指示确定了康格在京行动的原则界限，这就是不与任何其他国家结盟：“除了用心保护美国利益特别是美国公民和公使馆的利益，我们在华没有任何政策。你一定不能做任何事，致使我们将来行爲有违于你的通常指令。绝对不结盟。”(Telegram. Mr. 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une 10,1900) 美国的不结盟对于中国国难的来临而言并没有实际的用处。详细观察历史进程，发现那时起，对于阻止庚子国难而言，中国已经基本上把手里可以利用的棋子一个个放弃，把可以利用的时机一次次错过了。
首先是在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指示在华公使康格绝对不与在华列强结盟的那天，康格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信表示，由于迅猛发展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威胁在京的外国人生命，康格正式通知总理衙门和皇上，康格必须保留使用各种必要手段的权利，以便保证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Mr Conger to the Tsungli Yamen.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June 8, 1900)。
总理衙门的数名大臣半年来与各国公使交往频密，对事态发展的经过和外国公使的心路历程了如指掌，都是主剿反战派。他们不仅了解美国的一番苦心，而且深知一旦闹到各国真出兵，对于中国意味著什麽。但是无奈他们只能执行慈禧的指示而没有任何主动全权。面对日益紧张的中外关系和战争的危险，他们将满腹意见装回肚里，板著官僚面孔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回电给康格说：皇上上谕已经于6日8日再度颁发，局面即将渐渐控制。他们建议康格不应轻信周围的传言，而应当解除内心的焦虑。对于康格保留使用各种方式保护美国生命的权利，他们表示这将可能被认做是伤害两国友好关系的证明，中国政府将很难允许这样做( the Tsungli Yamen to Mr. Conger. Pekin, June 8, 1900)。
清廷撤换数名大臣
跟康格说这话的是大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五名官员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廖寿恒、联元。这应当是他们爲保护外患逼近的中国，所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草拟了这封外交文书的当日，这五位反战大臣就基本靠边站了。清政府认命了载漪、啓秀、溥兴、那桐四名主战反剿且不通外务的大臣接管他们的工作(Mr 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June11, 1900)。这是那天清廷里所发生的重要的事件。不仅如此，他们已经来日无多，不久，在清廷对外宣战的强硬政策中，他们就因倡言和议而拉到菜口斩首了(《康桥中国史，晚清篇》；《晚清七十年》唐德刚)。
“整个北京城处于骚乱和暴徒的谋反杀戮中”，美国公使康格报告说。虽然危在旦夕，康格报告北京情况，仍然一本正经地把笔触放在清政府的职能上：“看不到政府以任何方式限制暴乱的迹象。”(Mr Conger to the Tsungli Yamen.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June 8 and 12, 1900) 6月14日疯狂的义和团拳民包围了公使馆区。使馆区内警卫力量以障碍物拦截了邻近的街区。然而空间大，警卫少，使馆区内人员随时可能在涌入的暴民中丧生。联系中断，道路阻隔，使馆封锁，该逃来的都来了，该逃走的都走了。新上任的一、二、三、四名总理衙门大臣，康格已知“据云是更加抗外的”，更不大可能接受美国的劝告了。(Mr.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June15,1900)除了守住公使馆，保护好逃到公使馆内的七十名美国公民(其中五十一名是妇女和儿童)，等待援兵到来，康格基本无事可做了。使馆周边义和团拳民拼命向里冲击，警卫被迫还击，拳民死伤惨重。康格听著外面的枪声和呼喊，看著倒在使馆外面的拳民，他一面祈祷平安，一面明知无用地给美国政府发了一封电报汇报情况。这封电报一经发出，就不知去向。直到义和团暴乱解除的三个月之后才抵达美国。在电报中，康格喃喃自语般地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坚持到救援军的到来。”他同时爲被迫击毙冲击领事馆的拳民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只是简单地希望保护自己的安全，直到援兵到来。但是将近一百名拳民已经被使馆警卫击毙。如果要保持我们的安全感，更多的拳民将在这样的反击中死去”。(Mr.Conger to Mr. Hay. No. 392.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China, June 15 1900.下同) 这位性格非常美国化的康格竟仍然希望与清政府取得联系！而要将这样的希望付诸行动，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暴尸街头之后相当危险。不仅危险，而且注定徒劳。因爲次日发生的对义和团公使馆的围攻，正是在清军的参与和协同下进行的。不明就里的康格在13日义和团涌入北京的那一天，痛下决心，派手下切希尔(Cheshire)冒生命危险，悄然绕道清政府总理衙门，希望设法沟通，依靠清政府解决问题。令他失望而愤怒的是，那里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康格愤怒地指出：从那时起，就不再有任何迹象显示总理衙门的存在。“事实上，目前外国公使们认爲，总理衙门不存在。而且切实地说，不管什麽样的中国政府部门，都不存在”。虽然如此,美国政府尤其是约翰.海似乎总是怀疑情况是否真有这麽严重。他把著兵权，权衡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出兵后果，迟迟不肯从美国派兵。最后真正促成美国决心用兵实际上另有原因。
(九)美国正式调兵北京前后(上)
北京在暴民杀戮中成为孤城.联军两千人乘火车赶赴北京却被拦截和围困的消息再度震惊世界。当世界把眼睛投向中国的时候，义和团涌入北京烧杀抢掠的暴行(见本系列上篇),使得世界失却了和北京的联系。从6月10号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发电报明确指示康格,在义和团暴乱中,美国绝对不做任何有违美国历来在华行为和原则的事，绝对不于与列强结盟。然而在这之后的数日,约翰海没有收到康格的任何回电。康格在其后曾经发了数封陈述情况的电报,不过它们是在三个多月之后才抵达美国的。它们的价值只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成为史学家手中的历史见证，为一百年后仍然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解当时的情况,留下一个机会。世界各地也没有任何关于北京的实况报道。6月15日,约翰.海预感到情况不妙，往北京发电询问康格:“你需要更多军人吗？与海军指挥联系并回报”(Mr.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June 15,1900)。
孤城北京中的外国公使馆更是被层层包围,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5天以后,困守公使馆的各国公使再度召开会议，商议解决办法。德国公使提出,各公使馆代表联袂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虽然情况危机而且十分必要，但是有日本书记官残酷被杀、暴尸道旁的前车之鉴,为人身安全考虑,各国公使对德国公使提出的集体行动的建议表示拒绝。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坚持面见总理衙门官员而单独行动。他去联络的行动成为他生涯中做的最后一件事:他一去无返，他在自己乘坐在豪华大轿上被清军一枪打死。这是外国公使最后一次企图依靠清政府解决问题而诉诸联络沟通的结局。这个结局正式地、彻底地掐断了各国联合请求清政府解决义和团暴乱的念想。然而世界当时并不知道德国公使已经在北京大街上饮弹身亡。国际社会等待的是更坏的消息。而各当事国则断然拒绝再等待。
美国方面仍然没有北京的回音。约翰.海转而求助清政府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希望得到北京公使馆的任何消息，但是徒劳无功。消息中断将近一个月的时候,约翰.海通过义和团控制的电讯给清朝实权人物,两广总督李鸿章发密码电报，请他转交美国公使馆的康格。这位国务卿十分谨慎，他在密码电报中对康格平静而没有表情地说了三个英文字：Communicate tidings bearer(与信使联络。Mr. Hay to Mr.Conger,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Washington,July 11,1900)。但数日过去,仍然没有任何回音。其他各国对驻本国的中国公使的求助也同样没有结果。
围城之下,没有消息等于就是不祥之兆。国际社会开始流传义和团已将驻北京所有公使斩尽杀绝的传言。几个星期过去,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得到自己的公使馆的任何消息。人们开始确信那些不胫而走的传言是真的(“The life and Letters pf John Hay”by William Roscoe Thayer,1915)。
7月19日，美国总统麦金利(McKinley)任命柔克义(Rockhill)为美国驻华专员。约翰.海指示柔克义说，他将启程赴中国,并依照他所接受的口头指令行事(Mr. Hay to Mr.Rockhill. Department os United State,Washington,July 19,1900)。
确证“死而复生”的公使馆7月20日，绝望的约翰.海突然收到一封密码电报。电报是中国驻美公使转交的。电文是康格写给约翰海的:“一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被围困在英国公使馆,中国军队的枪击和炮弹声不断。只有迅速解救才能阻止大量屠杀。”电报落款日期是四天以前的7月16日。(“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by William Roscoe Thayer,1915.下同) 这封电报如同一个炸弹,激活了在绝望中归于平静的国务院。人们奔走相告说美国公使馆还存在,在北京的美国人还活着。但是最初的兴奋过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发出疑问：这封电报是真的原自康格之手吗？中国驻美大使转交的这封一个月以来的唯一一次消息,虽然是以密码形式递交到国务院的,但是难道义和团没有占领他们围困的公使馆吗？如果占领了，难道他们不会发现转移密码电报的工具吗？如果发现了,他们就没有可能以康格的名义起草这封电报并胁迫清政府转交吗？为什么这封电报只提及“中国军队的枪击和大炮声”而没有提及义和团？费尽猜疑之后，次日，约翰.海在干脆直截了当给康格发了一封密码电报,希望确证那封突然抵达的来电的真实性,确证康格及其公使馆到目前为止安然无恙.海在电文中说：“转交电报收到,真实性值得怀疑。请回复,告知你姐姐(或妹妹---引者)的名字。”义和团可能从密码本上学会密码翻译,但是不大可能知道康格家人的名字。约翰.海用这个办法证实了公使馆依旧安然于危难之中(Telegram.—Cipher. Sent through Chinese minister. Mr. 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 July 21,1900)。
攻打大沽炮台的背景由于两千义和团拳民准备攻击直隶总督守卫的大沽炮台，切断通往北京的大沽站铁路线，并在附近埋设爆破装置,各国联军于6月15日在停泊于大沽的俄国海军巡洋舰罗西亚号(Rossia)上召开会议。会议认为有必要守卫清政府军队控制中的大沽火车站，以保证北京与天津联络的畅通无阻。为此,联军决定联合采取保守的军事防卫措施("''From Taku to Tientsin'',China,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 Copyright 1900)。
美国拒绝参加攻打大沽6月17日，在交出大沽期限前的不到两小时前，清政府大沽守军首先向联军炮舰开火。停泊在大沽港的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海军七艘战舰进行反击(日本宣称其炮舰引擎故障,无法参战).战斗从午夜12时50分左右开始,持续到清晨5时45分结束.俄军200人,英德两军380人,日军300人从地面占领大沽炮台.美国,不仅在战斗之前就拒绝参加守卫天津大沽火车站的防卫军事行动，而且自始至终拒绝参战加攻打大沽炮台的军事行动。接管大沽港,保证联络畅通,保证解救军队顺利登陆,同样是美国解救自己公使馆生命财产的需要所在.美国为什么拒绝参战？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开战前,美国唯一的船舰"莫诺卡西号"(Monocacy)和日本故障炮舰一起,停泊在东沽岸边水域距俄国炮舰不远处。开战后，美国拒绝参战的船舰奉命停泊原域。炮火纷飞中各国炮舰纷纷开火还击.为此俄、法、英、德各国舰只均有伤亡(德国舰只中炮弹八颗，舰长被炸段了腿),美国舰只却无动于衷,美军为何这样"无情无义"，拒不伸出援手？(Report,United States Flagship Newark,Taku,China,June18,1900. by Louis Kempff,Rear Admiral U.S.N.；Report,United States Steamship Monocacy,Tong Ku,China,June 17,1900 by Wise,Commender of Monocacy and Rear Admirel U.S.N.引自"China,Ancient and Modern"by J. Martin Miller,1900) 不仅如此，当日军、俄军为守护大沽车站而在附近岸边安营扎寨时，为了避免战事中的枪炮危险，美国舰只"丢弃所有物件,上溯河口，在远离岸边两英里的避弯处重新停泊"，直至枪炮声稀落,遥见大沽炮台上空飘扬起了日本旗,确认战事结束,才返回原处(资料来源同上)。美国如何能够这样不顾"颜面"地临战"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