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花
标题:
中日古代妻妾的名分与真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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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阳老张
时间:
2009-11-6 14:33
标题:
中日古代妻妾的名分与真假之争
有“日本政治的发现者”之称的荻生徂徕在江户年间写了一本名为《政谈》的书籍,评论者说这是“为推动幕府的政治改革而撰写的一部意见书”。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为中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译者龚颖在序言中说“《政谈》对于认识和研究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翻开书后看到“本书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字样时,我就有了别的想法,不说也罢。
从中看江户时代的思想?太累了。我倒是看中该书第四卷中的两个条目,一个是“关于妻妾之事”,一个是关于“关于私自藏妾之事”。因为时至今日,日本虽然是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法律上还是承认“内缘”之妻,实际上就“妾”的变种,或者说就是“*奶”。
荻生徂徕在“关于妻妾之事”中写道,“以妾为妻很不合适。”“娶妾为妻的情况大多是因为那个女子不听从安置,所以就只好提前许愿说要将其娶为正妻,以使其不离开自己。”他还建议制定一项“妾不可成为妻”的法规。显然,他非常注重的是妾的名分,注重对妾那种“许愿”的是否真实的表述。
荻生徂徕在“关于私自藏妾之事”中写道,“妾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当今世上,无论人们身份的高低,表面上都是一妻制,所以妾就成了不能公开的存在,这反倒生出各种坏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开始实行“一妻制”了,只不过是说一套,做一套。这里面依然存在一个名分问题、真假问题。
我看过中国清朝年间出版的一本《南吴旧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里面有一个鹦鹉学话的故事:明代隆庆年间进士冯时可养着一只鹦鹉,丫鬟们拍冯时可小妾的马屁,便教鹦鹉喊她“夫人”,小妾听了心花怒放,从此宝贝似的精心喂养这只鹦鹉。冯时可知道此事后,心中颇为不安。因为明代法律明文规定,妻妾错位是要判刑坐牢的。于是,冯时可训练鹦鹉改嘴,改称“姨娘”一类。小妾为此耿耿于怀,恼羞成怒,在一个落雪寒冬之日,把鹦鹉挂在庭院里,看着它活活冻死,才解了心头之恨。
这里面,实际上也谈的是一个名分问题,小妾想成为“夫人”,听假话时芳心大悦,听真话喊道“姨娘”时,怒不可遏。
这么说来,中日又有相同的历史。其实,在这一点上,可能世界历史都是共通的了。
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中国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惩罚“女汉奸”的有关资料及报道。或许是没有吧,我有时候也这样想。但是,我知道有些原“慰安妇”在中国的“文革”时代是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的,有的就被称为“汉奸”。这在旅日华人班忠义有关“慰安妇”的报告文学中可以看到。我也听一位退休老外交官说过,他就反对中国与日本讨论“慰安妇”赔偿问题,“向人家要祖辈卖身的钱,丢人!”
我在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科尔的《法国史》中看到了这样一段介绍二战后的文字:“对法国来说,一切都成为过去,只剩下呐喊和报复。约有9000名通敌者被匆匆忙忙处死。在多尔多涅河谷,恐怖活动盛行。‘横向勾结’——法国妇女和德国士兵之间的私通——被处以特别严厉的处罚:妇女被当众羞辱,她们通常会被剃光头发、剥掉衣服当街示众……”这是法国人对“法奸”的处罚,丝毫显示不出来法国化的“浪漫”,或者说一部法国浪漫史的背后也有重重血腥?
日本呢?我看到过这样一幅“老照片”,上面写着:“在横滨召集的‘B级’战犯审判中,一位日本护士被判处5年徒刑。她被证实参与了对一名美国空军战俘的活体解剖,这是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在九州帝国大学实施的数项暴行之一。”由此得知,二战结束后,日本也有女性“B级”战犯。当然,这种刑罚不是来自于日本政府,而是美国人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日本人的话说,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
那么,如果读一读美国人约翰·W·道尔写的《拥抱战败》,就可以看到日本这位“战败者”是怎样取媚“战胜者”的了。
科尔在该书第二部“超越绝望”第四章“战败的文化”中有这样的记述:日本战败特别是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以后,日本前首相曾经恳请警视总监“保卫日本的年轻姑娘”,日本大藏省也认为“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不算昂贵”,构想“征募少数女性作为保护日本良家妇女贞*的缓冲器”。结果,东京市中心的银座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告新日本女性书》,上面有些暧昧地写着:“作为国家战后处理紧急设施之一端,我们寻求新日本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还提到工作职位:“女性事务员,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下。提供住宿、服饰和伙食。”
绝大多数被广告吸引来参加面试的女性衣衫褴褛。在被告知将来实际的工作以后,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在剩下的女性中,有些人宣布与食宿有保障比起来,更吸引她们的是“为国”献身的召唤。毕竟,这其实就是她们一直所受到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教导。截至8月27日,东京共有1360名妇女被征募。他们很快就被称为R.A.A.,这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缩写。
数百名美国大兵很快抵达东京大森町的一处R.A.A.设施,那里聚集的少数姑娘是最缺乏经验的新手。既没有床、寝具,也没有单独的隔间,奸淫行为就在没有隐私的情形下随处发生,甚至是在走廊上。目击当时情景的日本人后来的证言都非常愤怒,说这是无耻的“动物的性交”,暴露了所谓美国文明的“本性”。据说,当时的警察署长都为此流泪哭泣。
书中还有一些描述,近似于“小黄段”,不录也罢。读着这些,我产生的感受是:当日本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具有侵略者身份的时候,它可以无情地摧残和糟蹋处于弱势地位、被侵略国家的女性;当日本处于弱势地位、具有战败者身份的时候,它可以把自己国家的女性送出去任战胜者无情地摧残和糟蹋。这种本来应该称为“日奸”的女性,在日本成为了“英雄”,她们敢在皇居前广场举行的就职仪式上宣读誓言:“我等敢大声直言,是为维护国体挺身而出。”
还是美国人有“觉悟”。美国占领日本数月之后,R.A.A.就被废止了。1946年1月,占领军当局命令全面禁止“公营”卖淫业,公开宣称它是非民主的,也是侵害妇女人权的。
但是,此事凸现出来的日本民族性,给一个中国人的刺激与冲击还是很大的。
清末民初的陈伯熙编过一本《上海轶事大观》。我手里这本是上海书店2000年6月作为“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出版的。其中有“东洋茶室”这样一个条目,我先把它抄录下来——
当光绪初年,外白渡桥有所谓三盛搂者,东洋茶室也。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圆趺不加束缚,高髻盘云,粉装替雪,亦觉别饶丰韵。入其中者纳资一二角,则春浮螺碧,板拍牙红,索笑调情,了无愠意,若输英蚨二翼,不难真个销魂。故少年寻芳者趋之若鹜,继遍设英、法各租界,迨后彼邦国力日臻强盛,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前度刘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
短短170多字,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看不太懂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中国进口了一部日本电影名叫《望乡》。家里照例搞到几张票子,可是家中父亲却反常了,不像以往那样放行,而是发出“禁足令”,说是里面的内容“不适合中学生看”。天啊,越是不适合中学生看的电影,中学生不越是要看嘛。眼睁睁地看着那几张票子在家作废了,我心里那个气呀,“敢怒不敢言”。于是,我这个中学生就开动脑筋想办法,现在已经忘了是通过什么办法很快搞到了一张票子,居然进入电影院了。当时,懵懵懂懂地并没有完全看明白,只知道这是一部反映日本JN在南洋遭遇的电影,只记住了那个曾经的JN“阿崎婆”,还有栗原小卷扮演的那个漂亮的女记者。说实话,“阿崎婆”的故事当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感觉,反而觉得父亲“多事”,“没有什么嘛!”而栗原小卷在相当一个时段里都是我的“梦中情人”,是我后来谈恋爱要找的“标本”。此话打住。
后来,在日本读了日语原版的《山打根第八号妓院》,才知道电影《望乡》就是据此改编的,才知道不仅仅是战争时期,早从日本江户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就有不少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的足迹北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有关日本JN在中国卖身的资料。
这次看到了。就是开篇抄录的那段文字。时间,大清王朝的“光绪初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年间。地点,上海外白渡桥。花小钱,芳龄16岁左右的日本JN可以给中国人吹拉弹唱,“索笑调情”,多花几个钱,这些日本JN可以给中国人“真个销魂”。中国上海的纨绔少年们当时“寻芳者趋之若鹜”。后来,日本渐渐强大起来了,“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于是这边的“五陵少年”们发出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颓废却也有深情的感慨。
据说,日本今天一万日元大票上的人物福泽谕吉说过这样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我要声明,我没有从福泽谕吉的原著上看到过这句话,那么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能够讲出这么没有廉耻的话吗?即使有想法,也不能说出来呀。我还是存疑的。
曾在上海做谍报工作的日本人高桥谦在《中国时事》一书里面有这样的描述:明治19年(1886年,光绪十一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皮肉生意,还带动了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概因为“国力日臻强盛”,日本政府一度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效果和影响并不理想。一则是海外JN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JN“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即使领事们带回国一些JN,这种废娼令也难见成效。
还有这样的故事。在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JN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经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海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问:“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回答:“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在大上海社会的最底层,谋求温饱尚是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翻阅 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类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
说到这里,我想给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导演们提一个建议:不要总拍摄类似“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戕害我中华民族的血淋淋往事,让中国人感到惨不忍睹,心里也堵得慌。可以适当拍一些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女性到海外、到中国从事皮肉生意题材的电影,一方面让中国人的知识层面更丰富一些,另一方面也加深认识我们领袖们的结论:“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作者:
王友朝
时间:
2009-11-6 14:36
学习了,谢谢,
作者:
木子金军
时间:
2009-11-6 21:41
中日古代妻妾的名分与真假之争
作者:
快乐人生
时间:
2009-11-6 21:43
感谢楼主分享.
作者:
京阿童木
时间:
2009-11-7 16:49
学习了,感谢总版主分享
作者:
早晨的阳光
时间:
2009-11-9 13:20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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